第二节 毛主席给养猪业的一封信


　　　　　　　　　　　　 第二节 毛主席给养猪业的一封信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过去，百废待兴。在发展农牧业生产中，社会上出现了所谓“农牧矛盾”、“人畜矛盾”的说法，说养猪需要种饲料地，“与农争地”，养猪要吃粮，影响粮食上交；人吃粮，猪吃粮，“人畜争粮”……
　　毛主席早在1959年就发表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登载在1959年12月8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2929期）。
　　毛主席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着重阐述了农、林、牧三者关系。
　　在信中毛主席提到，“有人建议， 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 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士强调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成了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相互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文章指出，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又指出，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转引自1962年3月20日《人民日报》）
　　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转引自1960年第五期《新华半月刊》之《大牲畜要有一个大发展》）
　　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我们历来强调发展农业要同发展畜牧业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大的一个客观规律，也是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转引自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能轻牧”）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猪多肉多，人吃肉多了吃粮食就少了，人畜就不争粮了。
　　这篇历史性的文章发表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展养猪有了理论的依据，全国出现了一股养猪高潮。北大荒的农牧场，也毫不例外积极发展养猪业。1960 年生猪存栏227 870头，到1966年发展到306 372头，增长了34%，到1972年发展到570 372头，增长了1.5倍。当时是叫做“口号贴到墙上，指标记在心上，工作落到行动上”。在生产队的猪舍墙上，到处用白灰写上大标语口号“猪为六畜之首，大养其猪”、“猪多、粪多、粮多”、“养猪积肥，粮食高产”等大标语。
　　六七十年代，北大荒是黑土地，土质肥沃，白籽下地，没有肥也可以打粮，但种了几年之后，土地肥力逐渐下降，需要施肥。有的农场开始搞压绿肥以提高土壤肥力，有的搞堆肥。但是千百年来祖传的经验证明，施有机肥是最好的选择。当时没有化肥厂无化肥可施。借着毛主席的养猪一封信，在垦区掀起养猪积肥高潮。
　　这封信影响极其深远，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兵团时期，兵团很重视，规定要实现一人一猪指标。并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把一人一猪指标纳入评选学大寨先进单位条件之一，完不成的不能被评为学大寨先进单位。兵团副政委浦更生同志指示司令部农业处，安排一个团一个团的到兵团汇报养猪情况。
　　“贯彻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已有多年办国营农场的经验教训。搞单一农业经营，已不适合经济建设的需要。早在1954年12月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克服单一经济的倾向，以便合理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但是由于缺乏多种经营的思想意识，多种经营没有发展起来，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养殖业被忽略。
　　1958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明确指出国营农场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1961年12月，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地区国营农场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营农场的经营方针是“以粮为纲，农牧并举，多种经营”。
　　1964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大会议的报告（即“十六条”）》，强调目前国营农场必须摆脱过去搬用苏联单一经营的做法。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改变落后面貌，解放生产力，办中国式的国营农场。在上述各种会议精神和思想指导下，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北大荒的农场在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积极发展畜牧业。改变过去养殖业数量少，规模小的缺腿局面。农场纷纷开展办起农牧结合的生产队。1964年东北农垦总局王正林局长，指派生产处（当时生产处包括农业、农机、畜牧、科委）3 人由副处长赵伯带队到友谊农场搞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友谊农场是一个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共有10个分场，其中一至五分场是1955年苏联援建的全民所有制分场，生产队是单一农业生产。六至十分场是由人民公社划归过来的，多数为集体所有制，生产队中有种植业，也有少数的养殖业，但规模不大。经调查了解到机械化生产队不搞养殖业，一是认识上有问题，二是嫌麻烦。后来总局投资让生产队盖畜舍，养猪或其他畜禽，搞农牧结合。生产队把土杂粮及次粮用作饲料养猪，增加产值。养畜积肥，培肥地力，真正实现农牧并举。
　　友谊农场下发文件，要求每个农业队都要建一个养猪队，每个队要有一个积肥班，每个畜牧队都有积肥场，规定饲养员有积肥任务。
　　养殖业上的生产责任制——“包、定、奖”国营农场从1961年以后，逐步推行以“包、定、奖”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就是国家对农牧场实行定规模、定人员、定设备、定投资、定物资消耗等；反过来农牧场对国家实行包产量、包利润、包成本、包工资等。国家对农牧场职工按照包的条件实行利润分成和超产分成。
　　各农牧场根据这种生产责任制，依据本场的养殖对象、生产条件、饲养管理水平制定本场实施办法。友谊农场制定了“三包一奖四固定”承包奖励办法，三包是包成活、包增重、包积肥，一奖是超额奖励，四固定是定人员、定猪群、定饲料、定工具。
　　泰来农场从1962年开始实行的“三包一奖”，即包产量、包成本、包利润，超额奖励的办法。绿色草原牧场从1963年开始实行“基本工资，交仔分成”，具体制定了“四包、四定、超产分成，上死下治”的大包干管理办法。办法的内容是，四包为包成本、产品、产值、利润，四定为劳力、畜力、工具、畜群，超产分成。大包干实行后，劳动效率显著提高，人人爱畜如子，责任心大大增强，畜牧业生产面貌大大改观。和平牧场实行“五包一定包干奖惩”办法。香坊农场奶牛队则实行联产计酬的办法，每个饲养员承包12 头产奶母牛，每挤出一斤奶给8分钱，其他调料工、辅助工按比例计酬。这种责任制出台得到了广大畜牧工作者的欢迎。改变了过去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的分配方法，体现了多劳多得，贡献多得到多的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使农场畜牧生产水平大幅度得到提高，产品上交量比以前成倍的增长，经营成果显著提高，改过去亏损为盈利，农场多收，个人多得，实现双赢。
　　省农场总局成立后，新的总局领导人亲自下基层做调查研究。总结了八五三农场一分场二连，宝泉岭农场二十七连，二九○农场四十八连等一些连队的经验，提出了“种千墒地，交千头猪，积万吨肥”，粮食过“黄河”，大豆上“纲要”。
　　千垧地是指一个比较标准的生产队的耕地面积，饲养千头猪，每头猪积有机肥10吨，做到每亩地一年施有机肥10吨。
　　1976年2月，总局成立后第一个会议是畜牧工作会。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林池参加会议，提出要推广这个经验。要求各管局、农牧场要做出发展养猪的具体规划，达到全垦区当年建成50个千头猪生产队，1977年达到400个，1978年达到1 000个，其余所有生产队到1978年都要实现一人一猪，平均每亩机肥5吨。
　　推广这项措施，促使垦区养猪业大发展。1976年生猪存栏89万头，到1977年末存栏达到105.5万头，增长了18%。
　　经过一年的努力，有29个生产队达到了这个指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千头猪队的典型经验难于普遍推广。其原因：一是资金问题。由农牧业生产队发展公养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搞畜牧业基本建设，包括猪舍、改善畜牧生产条件，各种设备等，当时国家不能大量投入资金，各农牧场、生产队一时尚难于筹措这样一笔专项资金；有的单位即使有了一定量的投资，也由于条件、技术、管理、人员水平等原因不能在两三年内使养猪获得大发展。二是政策问题。1978 年以前， 农场上交给国家的肥猪不给饲料粮（就是饲料粮不计入商品粮），这样一来，养猪越多，消耗粮食就越多，造成粮食商品率越低，交售粮食加价奖就越少，农场不愿意多养猪；三是由于畜产品与粮食比价不够合理。养猪以粮食作原料，一般1斤肉需4斤粮，进行第二次转换，再加上设备折旧、人工费等，成本较高，经营起来难于盈利；四是，1979年后，四川猪肉大量调入黑龙江省，一度造成垦区肥猪压圈；五是，农业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农场失去了对有机肥的依赖，养猪积肥的劲头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