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革”时期北大荒小说的创作


　　　　　　　　　　　　 第二节 “文革”时期北大荒小说的创作
　　“文革”中，全国文学园地万木萧疏，百花凋零，唯有垦区文坛仍有少数作者在默默耕耘。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垦区，其中有不少原在学校中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将校园文学和北大荒的乡土文学相结合，产生一种特有的“知青”文学。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产建设兵团仍积极提倡和组织小说创作。尽管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文学创作上的模式化束缚，仍出版了《屯垦新篇》、《闪光的试卷》、《边疆的主人》等短篇小说集，涌现出一批“知青”作家，如张抗抗、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韩乃寅、陈可雄、孟久成、宋学孟、刘进元等。这些作品从总体上看虽然显得稚嫩、粗糙，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和他们在边疆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文革”中，原有的一批由部队转业来的作家，均被下放劳动，纷纷辍笔，唯有郑加真在“文革”前写成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1975年杭州女知识青年张抗抗初露锋芒，创作出版另一部长篇小说《分界线》。
　　不难看出，上述在“文革”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不管它写的什么题材，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倾向，有共同的结构框架，共同的主题，甚至人物的思想及其性格也大体基本相似，我们把这些按照当时流行的口号创作的小说称之为“统一的文学”。也就是说，是在“样板戏”经验规范下写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突出一号人物的“三突出”模式的产物，是“四人帮”欣赏的政治小说的样板。
　　早在“文革”前，文艺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直向着左的方向倾斜，直到发展到紧贴政治运动，忽视艺术规律，直白图解某些政治条文，文艺创作与文艺范围问题的探讨都全部政治化。这些思维的惯性和创作情绪， 早已深入到人骨髓， 一直主宰着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林予以《雁飞塞北》，率先完成了这种创作情结的转移，更加鼓励着一批开始在黑土地上创业的作家们，把眼光投向黑土地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在审美意象上，他们对壮美品格的追求，恰与黑土地上的改天换地壮举相得益彰；而共同的习性又使他们总不免要把黑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视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革”中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从客观上鼓舞了这批作家的创作倾向。同时，这种倾向的愈加强烈，恰恰适合了“文革”的时代需求。然而，这批小说一旦将笔触深入到黑土地真实的生活中去，其中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生活规律，本身就与“文革”中千篇一律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单一视角构成了矛盾。这批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作品无法回避这些矛盾，于是，“文革”小说才呈现出一道奇异景观：一方面，这些小说仍然摆脱不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总体思路；另一方面，在小说的具体情节的结构、人物的刻画中又做着试图走出这一“文革”模式的艺术探寻。
　　作为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许多人都是在一种十分痛苦和矛盾中走过来的。尽管有人在当时没有自觉认识到，过后仍然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小说的最终消亡，如同“文革”本身的最终消亡一样，其动力来自于“文革”本身。而黑土“文革”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提供了这一动力的。总之，对历史负责的文学史，无法回避这种文学的非常现象，有必要从个人、时代、历史三重角度中找出符合历史规律的正确答案。
　　　　　　　　　　一、郑加真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及其他
　　1972年5月，“文革”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江畔朝阳》在上海正式面世了。小说描写了1963年夏，地处黑龙江畔的国营农场朝阳生产队围绕着麦收展开的一场激烈矛盾和斗争。“作者以酣畅的文笔着力塑造了朝阳生产队政治指导员陈华，生产队长张全保以及农场党委书记于岗、场长戴联等人物形象。”从官方立场上看，这是“文革”的一件大事，因此评论风起。1972年7月7日，《人民日报》以《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为题，发表吴士余的评论文章，指出这部作品“从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出现的多种矛盾，生动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性和复杂性”。1973 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花中文的评论文章《朝着太阳朝着党》，文章在叙述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时说：“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段，表现英雄人物扎根的土壤和力量的源泉，使英雄性格的发展有一条可信的脉络。”从民间立场讲，由于当时的出版业受“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出版的新书不多，加上小说在当时看来题材新颖，生活气息浓厚，作品中反映广大农场职工发扬不畏艰苦的北大荒精神是真实可信而且颇为感人的，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欢迎，小说一版再版，发行了近百万册，日本还将此书翻译成日文，改名为《北大荒赞歌》在日本出版。
　　然而，这只是当面故事，实际上，《江畔朝阳》根本不是一部“文革”时期的小说。作者自20世纪60年代初便为创作这部小说积累素材，先后发表《新队长到来之后》、《马车排长》、《同行》等短篇小说。负责牡丹江垦区农场史的编写工作后，郑加真萌发了用史诗性作品展现垦区风貌的念头，并创作了中篇纪实文学《战斗在北大荒》（与肖沉合作）。为了完成心愿，郑加真先后在青年农场、八五○农场蹲点，挂职体验生活，最终酝酿创作了名为《黑龙江畔》的长篇小说。小说被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接纳，已经打出清样准备出版，因“文革”兴起而没有能够最后付梓问世。“文革”中，“四人帮”为了突现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授意其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按照指定的题材，组织“三结合”（领导、作家和群众相结合）创作组，出版了几本所谓的“长篇小说”，没想到却不被民众认可，大受冷落。无奈，才采纳了老编辑们的主张，把因“文革”兴起而没有能最后出版的几部小说清样找出来，看看是否可以修改后重新出版，其中就有郑加真的《黑龙江畔》。
　　可惜，历史已经无法还原《黑龙江畔》的原貌了。据当时该书责任编辑回忆，出版社提出了对原作进行“伤筋动骨”的改写意见，“以及如何以阶级、阶级斗争主线贯穿全书的设想”，“就在这种高温天气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须年年讲、月讲、天天讲的气氛下，《黑龙江畔》前后修改了3 遍，作者增写了大量篇幅，增加了许多情节，加浓了阶级斗争的气氛，作品主题也偏向了路线斗争的主线，字数也从原来25万字增加到47万字，最后才算得到出版社当权者的首肯。”由此可知，所谓以路线斗争为主线，并非小说的原貌。回忆文章还特别指出，郑加真在对《江畔朝阳》作最后修订时，竟然将被出版社当权人物认可的稿子，其中的一二百条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删得只剩下一二十条。“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那个‘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里，删去那么多‘最高指示’很容易遭人误解而被‘上纲上线’。”可见，郑加真对“文革”中一些已经大众化了的做法也并不认同。
　　然而，小说这一背后发生的故事最耐人寻味处，还不在于怎样廓清“文革”强加给《江畔朝阳》的负面影响，恰恰在于小说被“文革”的风行者们认为经修改后可以通过，也就是说，《黑龙江畔》与《江畔朝阳》应该共有的主体结构：以主人公陈华同农场副场长戴联的三次斗争为主线，是同时被“文革”前与“文革”中的所谓文艺创作原则所认可的。所谓抗洪救灾与去搞副业赚钱的矛盾设置，“机械化决定”论与“以革命化统帅机械化”观念冲突的文艺创作模式，甚至可以追溯到《雁飞塞北》中那对先盖房还是先创业开荒的矛盾冲突设置上。文化大革命所强加给《江畔朝阳》的，只是将这些冲突想法强加上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式。
　　《黑龙江畔》的被认可和改写，也说明新中国17年文学创作，并非同“文革”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文革”的基因，早已通过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浸润，萌生在了许多中国人灵魂深处。于是，从《黑龙江畔》到《江畔朝阳》才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江畔朝阳》违背历史真实的结构与情节设置，才能为已经形成心理同构的百万读者所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讲，作者多次称《江畔朝阳》是一块“废砖”，便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也包括对产生“文革”根源的政治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反思。
　　郑加真（1929—），浙江省温州人。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51年1月抗美援朝参军，历任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军委空军司令部见习参谋、参谋。1958 年3月，随军转业北大荒，历任农工、宣传干事，《北大荒文艺》编辑、领导小组组长，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干事，兵团五师四十九团七连副连长，五师宣传科、九三局宣传处干事，省农场总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总局史志办主任、《黑龙江农垦史（党史）资料》主编、复刊后的《北大荒文艺》主编、北大荒文联常务副主席、北大荒作协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曾出席全国第五届文代会。曾获省劳动模范，省优秀创作群体带头人等称号。1991年11月晋编审职称。1993年11月退休。同年，被聘为省作协专业作家（至1999年结束）。名列《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黑龙江当代名人辞典》、《中国世纪专家》等多种辞书。《黑龙江文学通史》中有作家作品介绍。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
　　上世纪60年代在垦区进入一个发展时期时，郑加真受拓荒者火热斗争生活的感染，写出了《小鬼送肥》、《马车排长》、《同行》等短篇小说。1962年发表在《北方文学》5 月号上的《新队长到来之后》，是其具有代表性的力作。小说通过一个机务队中的女拖拉机手李淑英和孙勇之间的爱情上的风波以及新队长于杰和副队长赵天德之间领导思想作风上的斗争相互有机地组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随着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彼此交织的关系，刻画出机务队中各种人物的鲜明个性。《北方文学》曾以《写人的本领》为题，高度评价了这个短篇，指出：“作者能够从人物的相互关系中，用对比、反衬、互相烘托、互相补充的手法，使各个人物面貌显得更加清晰、丰满而有深度，犹如从不同光源射出的不同色调的光线，互相交错，互相辉映，使整个画面的色调更为绚丽多彩。”进入70年代以后，作者还曾创作发表了《风雪路上》、《妻子》、《一个老顾问的自述》、《高高的天线》、《小河弯弯》、《我的告别演说》等短篇小说，并于1989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高高的天线》。短篇小说《高高的天线》和《小河弯弯》，是郑加真这一时期的两篇精美佳作。前者反映的是呼唤人才、尊重人格的问题。小说通过对朱文仲30多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理想追求，最后终于敢于“挺起腰板、大声说话，行使主人权利”的描写，表现了精神强大和人格独立是人的成熟标志，反映了在社会生活中人才是最可宝贵的。后者则表现了随着社会的变革人的心灵的变化。小说中的吕小明面对农场的改革，充满施展自己才能、热切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并满怀豪情地投入改革实践。这两篇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这时作家的审美视角已逐渐摆脱了以往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而转向了对人自身价值的关注。在表现手法上，虽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也借鉴了现代小说的新手法、新技巧，注重了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揭示，从而使作品获得了较高层次的审美品格和审美价值。
　　郑加真以写小说见长，但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却是散文。他在叙述当时创作情景时说：“有一次劳动，我脚受伤，躺在一窝棚里休息，当时灵感顿生，顾不得疲劳，拿起钢笔找到一块纸头，写出了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就是发表在1958年7月号《新观察》上的《向地球开战》。
　　1960年，郑加真第二篇散文《我们最先见到太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965年《人民文学》1 月号发表他另一篇散文《北大荒人》。1981年我国著名女作家丁玲重返北大荒，由郑加真陪同访问。对此行他感受颇深。事后即创作了散文《丁玲与北大荒》。在这篇散文中，他以散文特有的语言，写出了丁玲对北大荒这块她曾经带着心灵上的创伤生活了多年的土地的深厚感情。在此文结束时作者用珍重的祈望写到：“愿丁玲手里的火把，举得更高，燃烧得更亮更旺更美吧！”
　　而后，郑加真又写了《西双版纳的节日》、《黑土地上的“小太阳”》等散文作品。郑加真的散文风格和他的小说一样，朴实无华，清淡素雅，往往以亲身的经历，生活的感受来扣动读者的心弦。
　　　　　　　　　　　　二、张抗抗与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
　　1975年9月，鹤立河农场杭州女知识青年张抗抗， 依据自身对农场生活的感受，创作了长篇小说《分界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在“文革”期间继《江畔朝阳》后，又一部反映北大荒生活的作品。
　　《分界线》写的是1973年春，北大荒伏蛟河农场遭受涝灾，尤以东大洼受害最为严重。小说围绕对东大洼这块土地的“保与扔”的问题作为主线，展开了“兴办农场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耿常炯为代表的农场革命青年，坚决要把农场办成既是生产粮食的基地，又是“造就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他同农场职工一起，艰苦奋斗，战胜涝灾、洪水等自然灾害，使农场获得了大丰收。作者在《分界线》中，多侧面地塑造了知识青年耿常炯的形象。他刻苦学习，勇于挑重担，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作品还生动地刻画了技术员郑景丹，指导员李青山，东北籍知识青年牛鲁江等一批朝气蓬勃，性格鲜明的青年群体。这部小说反映了70年代初期特殊的历史氛围，语言也较生动，并写出了北大荒壮丽迷人的景色，抓住了北大荒景色特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文学才华。
　　《分界线》的创作，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思想的模糊，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指导构思作品，把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纳入“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套套中。以活生生的现象和人物形象去解释政治概念，导致了创作的错误走向。 《分界线》具有着“文革”小说所具备的多种特点。 故事都是从一个自然事件开始。《江畔朝阳》是如何面对丰收，《分界线》则设置了一场位于北大荒蛟河农场五分场的涝灾，尤以东大洼受害最重。小说以对东大洼的保与扔的问题作为主线，展开了办场中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小说有意将耿常炯塑造成农场革命“知青”的代表，为其设置了一系列豪言壮语，让其带领广大农场知识青年，一同与工作组长霍丽顽固推行的所谓错误路线做斗争，最终揪出了把持着机耕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战胜了涝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终于获得了大丰收。
　　小说本意力图多侧面地塑造知识青年耿常炯的形象。小说中耿常炯刻苦学习，勇于挑重担，在生活劳动的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能力。结果，违反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地设置了一系列并不存在的矛盾冲突，破坏了小说的第一要素真实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工作组长霍丽，其所谓错误的根源就是从这种虚拟的矛盾中回到了现实里，霍丽在蛟河农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从来闭口不谈旭峰农场大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体会，不谈旭峰农场狠批林贼的“变相劳改”论，依靠知识青年打翻身仗的经验体会，却一味片面地强调旭峰农场的多种经营、盈余利润，修正了旭峰农场的经验。在蛟河农场遭受涝灾的情况下，以摘亏损帽为幌子，把受到过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又改头换面拿出来兜售。
　　问题的要害在于，正是这种虚构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却引发了真正的近乎于宗教狂热的斗争情结。作为这一情结的代表人物，就不仅要把外在的每件言论行为都放在这斗争的天平上去衡量，自己也早就摈弃了七情六欲，成为斗争的工具。结果，小说中耿常炯那些本应展现出英雄主义精神的场景，如抗洪抢险，如他的那封要“做农场的主人，把根子深深地扎在边疆”的公开信，却最终都被写成了又一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真正从文革中诞生的“知青”文学与延续至“文革” 中的垦区文学的分野。 《分界线》是中国“知青”文学中第一部由“知青”亲笔写成的长篇，它对张抗抗小说创作的影响，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能显现出来，甚至在张抗抗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中，还充满着对这种简单地划归分界线思想情结的反思与清算。
　　真正能代表张抗抗文学创作分界线的，是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小说发表于1979年《收获》杂志第3期上，标志着张抗抗文学创作的又一个新起点。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抗抗由农场来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读书。在两年的学习期间，使她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冷静地思考了自己前段走过的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多年沉寂的文坛，开始露出了新绿，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人们对十年浩劫带来的精神创伤的深思，也使她从苦闷中觉醒。她说：“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真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
　　《爱的权利》是张抗抗面对现实和人生进行思考的第一个成果。小说的故事不复杂。一个音乐知识分子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毁灭，只剩下舒贝和舒莫姐弟两人。舒贝跟父母一同饱经了人生的忧患，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她还牢记父亲的遗训，不要爱知识分子。当一位大学生李欣闯进她的生活中来以后，她虽然渴望着爱情，但终于把爱情“挂上铁锚”沉入海底，而弟弟，追随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入了“异教徒”的行列，理直气壮地去爱他自己的事业，报考了音乐学院，当姐姐用父亲的遗言阻挡他入学时，他痛苦地喊出：“谁也没有权利不要我爱！”今天看来，小说提出这样的“爱的呓语”，似乎觉得可笑，然而在那个“无爱”的暴虐年代，恢复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真诚地去爱自己所爱的一切，这是思想解放的春风使人性复苏的最初标志。舒贝终究无法抵御新生活的召唤，去爱了一个知识分子，抛却昔日创伤的余痛，走上新生。在塑造舒贝这个形象时，作者说，她倾注了“心中全部被新时代唤醒的爱”，并且让主人公以震撼心灵的呼声喊出：“人们，我爱你们……”张抗抗文学道路上弃旧图新的“分界线”就是这样怀着对新生活不可遏止的激情开始的。她热爱我们的时代，带着青年人新的喜悦和躁动不安的情绪去审视生活，对于被“四人帮”残酷践踏的人性美进行热情的呼唤和讴歌。
　　向生活索取“爱的权利”，是张抗抗小说在一段时期内的基本主题。继《爱的权利》之后，她发表了小说《悠远的钟声》、《夏》、《淡淡的晨雾》、《牡丹园》、《去处》和《白罂粟》。这一组作品有一脉相承的主题，仿佛是一部爱的交响乐变奏。其中《白罂粟》在呼唤“人性”、“人道”，揭露灭绝人性的“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潮、传统习惯势力方面，有独到之处。
　　张抗抗（1950—），女，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69年9月到北大荒，曾任农工、报道员。1977年考入省艺术学校，毕业后调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著作甚丰，主要有《张抗抗自选集》五卷，短篇小说《夏》、《爱的权利》、《红罂粟》、《白罂粟》、《流行病》、《空白》、《睡神在太阳岛》；中篇小说《北极光》、《淡淡的晨雾》、《残忍》、《第四世界》、《沙暴》；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等。此外，还有散文集多种。
　　　　　　　　　　　　　　 三、独领风骚的“知青小说”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垦区的小说作家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极其亢奋的喜悦之情，冲破了极左文艺路线的精神枷锁，坚持垦区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满怀豪情地掀起了北大荒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创作新热潮。作者均为原在垦区生活的知识青年，现已成为作家。其中有梁晓声著的《今夜有暴风雪》，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地开了》、《歌与梦》，肖复兴的《远方的雪》，宋学孟的《马汉王外传》，刘进元的《五色融合的大地》，陈可雄的《杜鹃啼归》等。这些作品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中产生的知识青年群落的生活和斗争。写出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喜与忧、苦与乐，形成一种具有现代特色的“知青小说”。
　　率先涌现的是青年作家张抗抗创作的《爱的权利》，梁晓声创作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韩乃寅创作的长篇“知青”小说三部曲等。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思想光辉的作品，以极大的义愤揭露、批判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和极“左”思潮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造成的严重创伤。
　　从新时期文学的视角出发，“知青”小说被理解为发轫于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都以反思的态度来对待已经流逝的那段“知青”生活。然而，历史不应忘记，这种深刻的反思，正是源自他曾全身心奉献与热情捍卫讴歌过的理想信仰与价值体系。
　　梁晓声，1968年从哈尔滨市下乡到锦河农场。电影《今夜有暴风雪》是他以当年的农场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著有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多部，其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先后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雪城》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年轮》播出后，产生很大的反响。
　　梁晓声是著名作家，1983年他在黑龙江省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举成名而走上全国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创作了《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雪域》等一系列反映北大荒知识青年生活题材的小说。
　　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仅是梁晓声的成名作，同时也为北大荒的“知青”小说创作树立了榜样。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某兵团战士——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开发“满盖荒原”英雄献身的故事。它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在于作家以独特、真切的情感体验，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了在那是非颠倒、荒唐可笑的年代，一批单纯、真诚、善良的知识青年，为了集体荣誉、为了证明自身价值，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自己给自己提出的开发满盖荒原的任务，最后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热情讴歌了一代知识青年的那种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而英勇牺牲的奉献精神。这种景象，这种情景都是北大荒所独有的。
　　谢中天，1968年，他从城市到嫩江边的龙镇农场参加生产劳动，以后在“引嫩工程指挥部”编辑生产小报。1974年在北安农管局宣传部工作。1979年到总局建筑总公司工作。1985年调入黑龙江省《退休生活》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现任《退休生活》主编。长期的基层工作使谢中天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自1977年以来创作发表了20余篇短篇小说。其中的《麦子熟了的时候》、《高桂花的心事》、《申强变法》、《复燃的火花》、《中途》、《寻》、《周都督的罗曼史》、《明朗的月光》、《夜战宝泉岭》、《一个离婚女人的信》、《落差》、《滔滔东流水》等。谢中天的短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题材多样。作者善于从复杂纷纭的生活素材中选择、加工、提高和创造，因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亲切而生动。
　　此外，还有李龙云、邹静之、贾宏图、蒋巍、何志云、余晓惠等“知青”作家都写有北大荒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中产生的知识青年群落的生活和斗争。写出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喜与忧、苦与乐，形成一种具有现代特色的“知青小说”，成为了新时期“知青”文学的热身赛和反思的动力。而对知识青年的这段经历评价，作家坚持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方面站在时代高度反思过去，彻底否定了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另一方面真实地再现那段荒谬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真诚的“知青”精神区别开来，在批判是非颠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热情地赞扬了知识青年的那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敢于献身的英雄主义品格。这种是非分明的评价，可以说对以后创作“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科学的参照。其次是初现了粗犷豪放、雄浑壮美的北大荒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