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韩乃寅与北大荒小说的第三次繁荣


　　　　　　　　　　　　 第四节 韩乃寅与北大荒小说的第三次繁荣
　　韩乃寅作为北大荒文学第三次繁荣的领军人物，以其 《远离太阳的地方》、 《城府》、《岁月》等文学作品及《爱在冰雪纷飞时》、《高天厚土》、《破天荒》等影视作品，不仅丰富了北大荒文学宝库，还使北大荒文学由封闭、僵化，走向开放、变革，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
　　　　　　　　　　 一、韩乃寅长篇小说“知青三部曲”及其他
　　韩乃寅（1947—），山东省章丘县人。自幼爱好文艺，在小学读书时便开始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读初中时，曾在《鸡西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红色的接力棒》。1968年在鸡西市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下乡到山河农场。分配在场宣传科任通讯干事，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章200 余篇。1977年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课余开始文学创作，在《少年文艺》、《北方文学》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多篇。1981年底毕业后分配至鸡西市文联任《雪花》杂志编辑。1982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年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儿童文学讲习班，因其儿童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少年儿童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之后任鸡西市委办公室秘书、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市委秘书长、鸡冠区委书记、鸡西市委常委兼虎林市委书记。现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黑龙江省驻地作家，兼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90年出版长篇小说《天荒》，继后完成《苦雪》、《泪祭》两部长篇，总题名为《远离太阳的地方》，因为是描写‘知青’题材系列的，又号称“知青三部曲”。其中《天荒》被评为东北地区首届文学大奖一等奖。
　　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展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壮阔画卷全景式长篇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问世》的消息，称“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小说评论》等报刊分别发表评论。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在反映‘知青’生活完整性、广阔性上，在目前国内的‘知青’作品中还没有第二部作品与其媲美。”“所以称为全景式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不仅反映了较完整的‘知青’生活，还把生活的触角伸向了城市的知青家庭、社会的党政部门，既是一部属于知青生活的作品，更是一部属于社会的作品。”
　　《远离太阳的地方》以流畅的纪实手法， 展现了“文革”时期现实生活的荒诞。 小说从“文革”后期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写起，在广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上，以痛定思痛的激情反思历史，写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特殊文化现象，它导演了一场时代大悲剧，而直接受害者之一是知识青年。新时期的“知青”作品，成为“伤痕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批判“文革”的极左政治路线方面，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可惜这种批评并未深入下去，相反，一场席卷神州的十年浩劫，似乎逐渐被人遗忘，一个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宝贵青春为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仿佛变成了一首人生的田园诗。韩乃寅《远离太阳的地方》无疑是持续对“文革”否定和批判的一篇力作。
　　其次，以严酷的事实描写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律令下，无辜的少男少女备受的人生摧残。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荒诞的岁月，在小兴安岭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一群知识青年，从入农场举行的“欢迎晚会”开始，当初那种一路慷慨激昂、如火如荼的理想就被无情地拍卖了，紧接着就是不准恋爱的“入场教育”，栽“扎根树”接受改造。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造与反改造的历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响当当”、最革命的王大楞及其一伙“杂牌军”，他们仗着时代给予贫下中农这个名词的荣耀，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任意搞“大搜查”，私设公堂，对敢于对他们“起刺儿”的“知青”，进行“整治”陷害，关牛棚。如《天荒》第37章，可以看到那个“恐怖的学习班”，李晋等“知青”险些被他们拷打致死。《苦雪》的第3 章，为了要过一个统一的“革命化春节”，不准“知青”回家过年，有母病回家探亲者当作逃犯追捕。这哪里是什么“再教育”，是愚昧和专制对文明和良知的扼杀。
　　这部系列长篇小说，构架宏伟，卷帙浩繁，包容了多彩的人生和壮美的生活图景，表现了“文革”时期种种畸形的社会大观。从《天荒》到《苦雪》到《泪祭》，作家努力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复苏了我们的记忆，让噩梦和痛苦成为过去，让子孙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曾有这一段破天荒的故事发生。
　　小说中的王大楞、王肃代表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典型。他们俩狼狈为奸，是一对封建专制的主子与奴才。在“知青”所在的那个劳改农场里，王大楞得势于王肃的提拔，才升任了副科级的劳改支队长，王大楞则因此不忘报恩和效忠，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主管一个地方的太上皇。小说对王大楞的刻画，用了一种本色白描的手法，从穿着肖像看，外表朴素粗鲁，没有丝毫修饰，“给人的第一印象：亲切”。然而，在骨子里却是功于心计，权欲熏心，心狠手辣。他有句口头禅：“我说了算！”摆出他利用权势的威风。此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伪装。从他管教犯人开始就学会了一种工作方法：“早起晚睡中间补。”早晨上班时，到各个作业点上兜一圈，“傍晚收工时，再去点个卯”，中午吃饭，下午睡好。给人的印象是：风尘仆仆，十分操劳。据此，他多次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典型，上报省里，推荐中央。在“文革”极“左”思潮下，凭着他出身好的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谁是大老粗谁最穷，谁就最最忠于毛主席，谁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谁就享有对知识分子实施改造和再教育的特权。王大楞这个混蛋逻辑是从哪里来的？是时代的潮流赋予他一种自大和自尊，一种以出身、以左派自居的狂妄。他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残害无辜，“法都被王大楞一伙就着良心吃了”，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路线的保护，是现代迷信造就出来的一个“神人”，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形象。
　　《远离太阳的地方》描写了“知青”们接受“再教育”的全过程，这场违反社会和自然规律的乌托邦运动，是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宝贵青春为代价的，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
　　作家立足于今天，以“过来人醒悟，含着苦笑，向读者讲述往时的荒唐”。因为“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上的破天荒，不需要任何虚构和夸张，只要如实地写下来，就会叫人忍俊不禁。作者是很会讲故事的，娓娓动听，如实道来的大故事里含小故事，一环紧扣一环，读来毫不费力。小说的喜剧构思来源于荒诞的历史依据，虽然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经历坎坷，从精神到肉体均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然而，小说的基调是明快的，没有一种压抑沉沦之感。这是因为作家对时代悲剧的超越，以喜剧的手法写悲剧，使小说呈现一种悲喜结合的风格。比如，“知青”张晓红，举着“红宝书”下井救牛犊，成为“活学活用”的典型。他有向上爬的政治野心，大搞形式主义的假积极。他在三连抓“活学活用”典型，“知青”宿舍各个地方贴上“忠”字，吃馒头上也印上“忠”字，使农场成为“忠海洋”。“在早午晚的‘三敬三祝’中，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忠’字馒头，就能使忠心更‘忠’。”他烧起的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意在邀功讨赏、出风头，请王肃和各连队领导来参观，梦想时来运转，做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谁知马广地、丁悦纯一伙“知青”，故意给他脸上抹灰，他们被炕上的臭虫咬得不能入睡，抓住臭虫往粉墙上摁，摁出“臭虫之乡”四个大字，与张晓红墙上布置的大红“忠”字，赫然并列，使张晓红煞费苦心的一场闹剧成为丑剧。这些喜剧手法的运用，生动地表现了“知青”们的斗争艺术，他们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发泄对丑恶事物的愤怒，有时用犀利的语言反讽，一语揭破假正经的画皮，悲剧喜剧揉和在一起，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由许志英、丁帆主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一书，用大块文章对《远离太阳的地方》三部曲进行了评介：
　　“在本章的最后还有一部作品值得一提，那就是韩乃寅的《远离太阳的地方》（以下简称《太阳》）。它长达 1 593页约127 万字，而且在《中国‘知青’梦》之前就相当翔实。可是它并未引起多少影响，这很可能与它既明显属于主流‘知青’叙述但又未过分渲染‘青春无悔’的激情有关：因为对主流‘知青’叙述的直接继承使它不可能像《黄金时代》那样别开新路，而不刻意去煽情又与老三届热的主导气氛不十分合拍，这样就很难显出特色来。但是平心而论，《太阳》三部曲还是有一定特色的。首先，它是迄今为止全景式描写兵团‘知青’生活的篇幅最长的文学作品。也许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 它比不上《雪城》、 《年轮》，没将笔触伸向‘知青’一代人的童年和返城后的生活，但是却对‘知青’运动实际展开的十年间的每一阶段的状况都做了细致而逐层的展示：表现了‘知青’刚到农场时的兴奋、新奇和随之而来的沉重与艰辛；描写了男女‘知青’爱情生活的神秘、紧张、痛苦、纯洁和幸福；暴露了封建军阀式的对‘知青’的迫害，也歌颂了农场职工的纯朴和肖副连长对‘知青’的满腔热忱；既记载了‘知青’生活的众多小事，又再现了打群架的混乱和大返城风波的扣人心弦……这一切与‘知青’运动史有着时间、过程和内容的基本对应性。当然，《太阳》对‘知青’运动描写的全景性并不仅止于此，还在于它对‘知青’经历的群体性展示上。不错，以往的主流‘知青’文学叙述，虽然也尝试将‘知青’作为群体来书写的，但在具体表现时，笔墨往往集中于一两个主要人物身上，具体情节也是围绕着他们来进行集中性地编制，与‘知青’群体生活的半合半分的散漫性相去较远。而《太阳》却有所不同，它既注意了笔墨的收束，将叙述的焦点始终对着小兴安农场三连的一群‘知青’，比较集中地塑造了几位‘知青’、团厂干部、农场职工的形象，但是并没有去刻意营造支配情节和其他形象的绝对中心化的人物。作品虽有主次人物之分，但他们却不是红花绿叶的关系，而更接近于生活的原像：每一个‘知青’虽然生活于一种半军事化的集体里，但却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故事，彼此间可互照却不可替代。与此一致，直接充实并支撑起全作的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故事，它们既环环相扣，又各成情趣，汇聚成一幅比较完整的‘知青’运动兵团史长卷图。”
　　《太阳》三部曲的创作焦点是放在对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反思上的，这构成了全书的核心。作品一开始的楔子就以对王大楞所树的三块石碑的历史追溯，渲染出了紧张的待专政气氛，拉开了围绕着‘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矛盾和命运冲突的序幕。而后面各章则以王大楞等压制‘知青’自由恋爱和‘知青’们勇敢地去追求爱的甜蜜作为基本情节张力，展开‘教育’与‘被教育’、机智勇敢与暴虐、知识与愚昧、真诚与虚伪、困惑与执着等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关系。不错，以文学的形式反思‘知青’运动、反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提法，韩乃寅并不是第一人，他之前至少已有孔捷生《大林莽》和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但是那两部作品相对来说是在封闭的天地里（‘大林莽’和骆驼圈）来进行这种思考的，而且反思的注意力也只是落在‘知青’单方面，忽略了‘被教育者’对‘教育者’所产生的客观影响。而《太阳》则把这种思考同对‘知青’生活的具体描述和展示结合起来，让后者作为前者的载体，使得历史具象的再现与理性思维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有意识地表现不同的团场干部和职工与不同的‘知青’在‘文革’所安排的不无荒谬性的‘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中所发生的互动影响。这样的用心，虽未使得《太阳》对‘知青’运动的反思产生根本性的突破，但却比以往主流‘知青’叙述来得更具体、实在、复杂。”
　　与上述两方面相一致，《太阳》还具有外表平朴、内里气蕴凝聚的叙述风格。整套三部曲刚开始时到处散布着未经打磨的原始‘石块’，慢慢地它们就逐渐汇聚在一起，整体缓缓移动，像是一道无声的泥石流脉，朴素、浩荡、沉稳而凝重。这种叙述效果的产生，既是基于将具体的‘知青’生活的展示同对‘知青’运动的理性思维相结合的总体构意，也与作者对主流‘知青’叙述的吸收改造和对古典章回小说的借鉴密不可分。”
　　所以或可说，《太阳》三部曲汇聚了以往主流‘知青’叙述的诸多特点，在相当程度上融生活原生态和哲理反思于一体，具有拙朴而不俗的艺术韵味。”
　　《远离太阳的地方》这部小说被著名作家肖亦农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爱在冰雪纷飞时》。制片人肖伟大称有幸之词：“这部作品的原著、改编、导演是三位一色的当年‘知青’，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紧紧贴近“知青”当年的生活，紧紧扣着与“知青”这个字眼有关的千万家庭和亿万人的心弦。”
　　电视连续剧《爱在冰雪纷飞时》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轰动，全国有29个省市有线电视台播映，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黑龙江日报》相继发表了评论。
　　　　　　　 　二、《岁月》、《城府》及韩乃寅长篇小说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韩乃寅又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岁月》与《城府》，这两部作品构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北大荒开发和建设的历史画卷。前者写当年开发北大荒的英雄们“无私奉献”的英雄业绩，后者描绘现代官场各色人物的穷形毕相。两相对照，《岁月》是一曲北大荒精神的颂歌，而《城府》则是表现官场与民间的隔阂和疏离，是一曲警世与醒世的力作。
　　《岁月》于2001年7 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由作者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破天荒》。作者以史实为依据构筑小说骨架，以复转官兵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选偶”的情节安排，表现了一种移民文化的形态特征，描绘了50年前复转官兵沿着洪荒古道进入北大荒开发建设以及后来者前赴后继的壮阔画面，塑造了贾述生、高大喜、姜苗苗等一群富有浪漫主义人生理想和英雄主义人生情怀的人物形象。他们忠诚勇敢，却时常迷茫，他们委屈不幸却并不颓唐。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劳动态度和生活方式，与荒蛮凄美的天光地气构成了北大荒精神的瑰丽景致。作者擅长在史实的基础生发情节和虚构故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上，轻松搭起一座桥梁，使人物来去自由，展现了北大荒的变迁与一批批北大荒新移民的“黑土情结”，从而传达出黑土地的淳厚魅力。应该说，《岁月》是一曲激越优美的英雄主义情歌。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自古以来，不少史书上就记载过这片属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蛮荒之地，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了在这里开发建设是如何如何地艰难，同时，也记载了古代多少帝王将相和外来侵略者的多少次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古代文人墨客把这里的冬天描写得那么令人毛骨悚然：‘赤手则指僵，裸头则耳断’，‘时见雏鹰跌落于林下，孤狼陈尸于河谷’，现代著名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歌》中写道：‘不有天神下界，匠星临凡，天精地力，鬼斧神工，何能稍改其面庞？’还有许许多多更加淋漓尽致的记载。如今，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不仅是‘稍改其面庞’，而是使昔日的北大荒面目皆非。如果称北大荒为龙江一大骄傲，就是共和国旗帜下的北大荒三代人的共同骄傲。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人都很关心北大荒的开发建设，还是在解放前夕的1947年，毛泽东同志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篇著作中，就发出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进军号令，十万复转官兵开进北大荒后，他又亲笔挥毫问候北大荒人。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也分别于1983年和2000年视察北大荒，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都作了重要指示。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程中，相继共有2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关心和支持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经过三代北大荒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创造出北大荒今日的恢弘与壮丽。目前，已开发耕地 3 100多万亩，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农垦企业，并伴生了100 多个初具规模的小城镇，年生产粮食达180 亿斤，可供京津沪渝和陆海空三军一年的用粮，成为共和国最大的粮仓，为确保国家的粮食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回想北大荒三代人的战斗历程，这北大荒精神也是燃烧的精神。”
　　《岁月》出版后，引起了文艺界领导和一些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全国文联副主席高占祥，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著名作家刘白羽、孟伟哉等都以欣喜之笔为这部长篇小说撰写评论。同时，也得到了北大荒的作家们和广大读者的认可，这是北大荒长篇小说创作（“知青”文学例外）沉寂30多年来，继《雁飞塞北》、《大甸风云》、《江畔朝阳》之后，北大荒文坛又一新的收获。
　　正如全国文联副主席高占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所说：“作品不仅叫人重新见识和认识既荒蛮又神奇的北大荒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也让人敬慕和敬佩北大荒开发建设中三代人博大胸怀的昂扬壮美，更让人感悟到了‘北大荒精神’博大能量的浓重永恒。”著名作家孟伟哉足迹曾踏及过北大荒，他在《农垦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我读韩乃寅长篇小说〈岁月〉》的评论中写到：“我喜欢作品中的一系列人物，喜欢作品中恢弘壮美的环境，喜欢作品中那种壮美的精神情操。”著名评论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万华曾在北大荒战斗过，他在一篇评论中说：“历史和孕育其中的精神是由一个个具体生命的血肉融化而成，北大荒精神就是由一个个北大荒人的生命跋涉熔铸而成。《岁月》正是以冰天雪地荒原野林中一个个生命的闪光，包括生命消亡中的永恒，激情洋溢地呈现了北大荒精神的人生真谛。”与评论家们的感受相对应，生活在北大荒的一些读者说，读到转业兵席皮牺牲和“知青”返城后，北大荒的第二代毅然离开大学、中专、高中课堂，“顾全大局”地填补上了“知青”甩下的岗位等场景，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让人欣喜之处还在于作者作为垦区一名领导，当然也是作家，是带着一份庄严的责任感，带着一蝶引来万蝶飞的理念进行创作的。作者业余时间笔耕不辍，意在起到带头叩响繁荣新世纪北大荒文学艺术之门。韩乃寅这一目的达到了，并以自己丰硕的创作成果成为北大荒文坛的领军人。
　　《城府》是韩乃寅第一部描写现实官场生活的长篇小说，于2001 年1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它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并荣获第五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以边陲某市新任市委书记罗冬青和市长计德嘉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塑造了中下层领导干部形象，反映了党内“以人为本”与“以官为本”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反映了社会改革的艰巨性。主人公罗冬青受过党的高等教育，有过县委书记的经历，他雄心勃勃来到元宝市，还没坐上市委书记的办公椅，就在街上挨了公安局副局长尤熠光等人的一顿胖揍。故事由此引出种种矛盾纠葛，在这些矛盾中，着力塑造罗冬青的阳光性格和计德嘉的阴暗性格，由此揭开了这个边陲城市一片虚假繁荣、民怨载道的真实面貌。这里大搞形象工程，虚报政绩；这里拉帮结伙，坑害忠良，坑害百姓；这里有纯真高尚，也有老谋深算，有英雄气概，也有小人伎俩，读来令人激情澎湃，又不免倒抽一口冷气。更富有深意的是故事以正面人物罗冬青失利而告终，预示着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2004年11月，《城府》获全国首届反腐倡廉文学奖，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高天厚土》。电视剧本《高天厚土》，2002 年5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韩乃寅根据自己长篇小说《城府》改编，由省委宣传部、西安电影制片厂、黑龙江垦区冰城文化影视公司联合拍摄的电影《高天厚土》，荣获黑龙江省第四届文艺精品工程奖一等奖。后被国家广电总局定为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的重要优秀影片之一，并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
　　同时，韩乃寅重要长篇巨著《岁月》（上下），计80余万字，荣获第六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后由深圳先科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并拍摄成26集电视连续剧《破天荒》，荣获黑龙江省第四届精品工程奖三等奖，被中央电视台看好，列为重点剧目， 由中央电视台8套节目黄金强档播出。《破天荒》电视剧本，2004年4 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破天荒》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承载着北大荒这块土地时经50余载、历经三代人沉甸甸的“移民”足迹和热腾腾的“创业身影”。从“向地球开战”，到“向市场开发”的神圣使命，从“安营扎寨”到“建设家园”的岁月峥嵘，从心灵无奈的生命形态到无怨无悔的生命价值，从魅力无穷的“黑土情结”到热血铸就的“大荒魂魄”，既构成了北大荒的开发是共和国的骄傲这一庄重而又深沉的历史命题，又烘托起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和弘扬的民族志气、品格和精神力量。
　　韩乃寅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主要以儿童文学创作为主，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密林虎啸》、《血溅蟒猊峰》，中篇小说有 《断线的风筝》、 《箭娃》、《丢了名字的孩子》、《海峡飞来的信鸽》、《会跑的冰帆村》等。2003 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乃寅小说集》共7 部，由《天荒》、《苦雪》、《泪祭》、《岁月》、《迎风》、 《高天厚土》、《回声》组成。中篇小说《密林虎啸》，荣获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三等奖。2005年韩乃寅被省作家协会和省文学院评为优秀作家。成就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黑龙江文学通史》等。
　　　　　　　　　　　　　 　三、韩乃寅小说的美学特征
　　北大荒文学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历经风雨，不断发展壮大，历经半个多世纪，已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如果把韩乃寅创作的文学作品，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和全国文学创作总体格局中加以横向比较分析就不难看出，韩乃寅作品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有着北大荒文学独异的美学特征。
　　开拓意识与创业精神是北大荒小说的灵魂。这一灵魂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就是北大荒的小说作家们都集中笔墨、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既体现了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心理气质的创业者艺术形象。如林予在《雁飞塞北》中所塑造的王开富和李破靴子，可以说是老一代拓荒者的艺术形象。他们在黑暗的旧中国，为了寻求生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凭着勤劳的双手，以惊人的顽强生命力开荒种田、下河捕鱼……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才在雁窝岛站住了脚，从而使这个原始荒岛有了生命的喧闹、最早的炊烟。作品所刻画的张兴华、罗海民、任光明等人物则是新一代拓荒者的代表。他们与王开富、李破靴子有所不同，他们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生路，而是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开发荒原、建设边疆，“向地球地开战”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的。在这里，他们继承了老一代拓荒者的顽强拼搏精神，发扬了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革命传统，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向地球宣战、向荒原要粮，用热血和汗水谱写着自己的历史，表现了一种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这种开拓意识与创业精神在韩乃寅的作品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如长篇小说《岁月》中所描写的拓荒者形象，则从另一侧面表现了北大荒人的创业精神。像《岁月》中的贾述生、高大喜、方春等及其子女们，如嘉嘉、小颖和连喜等，尤其是作品中李开夫的形象塑造。可谓这一意识和精神的绝伦之笔。由于李开夫曾有过被国民党抓壮丁的历史阴影，不仅在生活婚姻上差点被判死刑，有幸在贾述生的放松政策下获取了爱的自由和家庭的存在。历史对他是无情的，岁月对他却是公平的，正是这样一个背负沉重精神枷锁的垦荒老兵，在迎来新时期曙光的时候坚韧地站了起来，不仅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民营企业家，也由一个国民党的壮丁成为共产党的先锋战士。所不同的是，韩乃寅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不只是回到了历史的激情中，而是走出历史，将小说构思聚集于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拓荒者的生命形态的交汇点，在两者的契合、冲撞中呈现英雄业绩，也沉积人生的思考，既让人看到了个体的生活激情如何燃烧成一种恒久的家园激情，也让人感受到个体的生命激情在共和国曲折历程投射的历史阴影中难免经受的血雨腥风，成功地找到了黑土地文化以心灵求索的叙事方式。歌颂了上世纪50年代10万转业官兵、60年代50余万“知青”、80年代8 万大学生三代“移民”将北大荒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农垦企业的丰功伟业，显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深度和人性光彩。那就是北大荒三代人英雄主义的气概、理想主义的追求和现实主义的苏醒。这是韩乃寅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
　　粗犷豪放、凝重浑朴的写实总体基调是北大荒小说多样化的个体风格。这与北大荒的自然风貌、人文地理以及北大荒人的独特生活道路和历史命运有着密切关系。北大荒所特有的纵横交错的群山、广袤富饶的田野、寒风凛冽的气候与这一区域内多层次的人群所具有的那种粗犷、豪迈、奔放、慷慨、重义的性格相一致。它不仅体现在偏重于反映重大题材的一些写实风格的作家创作中，而且在一些偏重于主观抒发、致力于描绘乡俗风情的哲理风格、乡土风格的作家创作中也有所表现。从国内外文学创作总体格局来看，北大荒文学既不同于“荷花淀派”的清新典雅，也有别于西部小说的“雄风壮美”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正是因为有“粗犷豪放、凝重浑朴”总体基调的统摄。
　　然而，这一总体基调又不是抽象的孤立存在，它是由多样化的个体风格体现出来的。总体基调可以说是统摄多样化个体风格的共性内涵；多样化的个体风格则是总体基调的具体体现。北大荒小说创作之所以显得丰富多彩，正是因为存在着多样化的个体风格。
　　在韩乃寅重要作品中，无论是展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壮阔画卷全景式的长篇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或是写当年开发北大荒英雄们“无私奉献”英雄业绩的《岁月》，还是呈现北大荒时经50余载垦荒岁月、“知青”岁月、改革岁月创业身影的长篇巨著《破天荒》，都没有游离北大荒小说“粗犷豪放、凝重浑朴”的写实总体基调，而是在这个总体基调上尽展自己的个体风格。
　　首先，从题材选取和艺术处理来看：韩乃寅重要作品大都选取拓荒生活题材（《城府》除外），反映拓荒生活中的波涛细浪。在他的笔下既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和叱咤风云式的人物，又往往注重从平凡人物、平凡场景中反映时代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更多的是把笔触落在典型人物的家庭和情感纠葛上。他极其注意发掘典型人物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变化，通过对细节的描写和叙述生动的故事来展示时代前进的步伐。如《岁月》是在北大荒“选偶”情节中展开的。一方面，戏谑的“选偶”故事自始至终呈现出关东传统中那种杂融天地、人神、主客的炽热、执着的人格精神（它源自东北历史悠久的日神崇拜积淀）跟共和国创业追求的契合。从卧冰尝雪的朝鲜战场带回的顽强斗志和北大荒的荒蛮凄美水乳交融，共同烘托起共和国开发所需的强韧精神。既使得小说里种种“选偶”充盈着“野性”情趣，也把这一切显现成北大荒特有的家园意识。黑土地的丰腴肥美，使移民流徙中的漂泊心理产生稳定感、亲切感；黑土地的辽阔苍莽，又使拓荒者在落地生根中的追求视野充满活力，并在共和国建设的神圣使命中转化为“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这一切在小说丰满的细节、鲜活的人物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其次，从人物塑造和艺术描写上来看：由于选取题材和处理题材的角度不同，是形成韩乃寅独特艺术风格的原因之一，而在人物塑造和艺术描写上的另辟蹊径，是形成韩乃寅小说个体风格的主要原因。在韩乃寅作品中不乏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个性的革命者、创业者的艺术形象。像《岁月》中的贾述生、高大喜、姜苗苗等，这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无不闪耀着顽强拼搏、开拓奋进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真正体现韩乃寅人物塑造艺术个性和特征的，并不是他善于从正面切入，而是不直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浓墨叙述细节来勾勒人物的鲜明个性。如写入“知青三部曲”的近百个鲜活生动的众多人物形象，构成了文学画廊的“知青”群雕。首先是小说中的“知青”有的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有的来自乌金市城矿混居的本土，他们所受的教育、年龄大体相仿，命运又把他们推到了同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作家要从他们的众多“大同”中，刻画他们个性的不同，这有相当的难度。李晋、郑风华是贯穿小说的中心人物，作者从他们身上展现了“知青”们所共同经历的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理想到幻灭，以及灵魂遭受巨大折磨的轨迹，但具体到每个人物身上，又各具特色。比如马广在只上了六年学，人称“冒牌知青”。他开朗、活泼、讲义气、够朋友，他的最大特点是好打抱不平。他嫉妒王明明对白玉兰的纠缠，同他斗智斗勇，“尿债要用尿来还”，作弄得王明明有苦说不出。奚大龙又是“知青”中忠于职守、默默奉献的另一类型，他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烈士。他喜欢北国的冰雪，文质彬彬，风雪迷漫的“三九”天为保护羊群与野狼搏斗时牺牲。丁悦纯的机警、乐观，农场家属子弟钱光华的忠厚朴实，还有众多漂亮、多情、心灵美的女“知青”，如姜婷婷、竺阿妹、梁英、韩秋梅、奚春娣等，个个纯情可爱，栩栩如生。表现了作家在描写人物上娴熟的技巧。其中有几个主要人物尤其令人过目难忘。比如，李晋这位诗人的儿子，他似乎比其他青年更有心计，更成熟。下乡不几天，他组织“恋爱问题讨论会”，这是向封建专制主义者发射的第一枪，显示了他杰出的组织才能。李晋确实是一位懂得斗争艺术的人，他常常在苦中作乐，让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了一场喜剧。比如王大楞“敲山震虎”，用批斗所谓的“反革命”来威慑青年，李晋模仿丁向东发言时的嗑巴窘相，用“踢倒现行反革命”的可笑举动，引出全会场的哄堂大笑，让主持会场的王大楞出丑。王大楞极“左”的形式主义，每天“三敬三祝”，他骂“知青”出工时举着的毛主席像牌和语录板倾里歪斜，“像他妈的出大殡似的”。李晋抓住把柄，反戈一击，指出“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恐怖的学习班里，他为了保护别人，承受非人的拷打，从不低头屈服。小说对李晋形象的塑造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立体感。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视角和手法，也使韩乃寅的写实风格呈现出另一种粗犷豪放、凝重浑朴的色彩。
　　第三，以“边缘姿态”抒写“主旋律”是韩乃寅小说的主要特征：以往的北大荒小说作家大都善于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在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斗争的矛盾漩涡里揭示人物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并善于从正面切入，直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用粗笔浓墨来勾勒人物的鲜明个性，从而揭示主题。如林予的《雁飞塞北》、钟涛的《大甸风云》和郑加真的《江畔朝阳》等。而韩乃寅的作品并不刻意去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也不急于进入“中心”话语，只是在真实留摄历史氛围中孕育、生发出北大荒人的悲欢离合，写出的却是真正属于共和国历史的旋律。韩乃寅《岁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以“边缘”的姿态来写“主旋律”。
　　北大荒地处僻远，一向较少被正统伦理文化直接束缚：在那凛冽奇寒的暴风雪、神秘莫测的沼泽地中陶冶出来的强悍民风和边民生活形态构成一种粗犷雄强的人文生态。《岁月》不仅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边民”生活资源的优势，而且找到了如前所述的“边缘”叙事方式。虽然《岁月》的背景也有从“反右”到改革开放的政治脉动，但小说始终在用北大荒的“边缘”姿态对时代的中心话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关东土著文化、移民文化的奇妙交织中完成了北大荒人“让全国老百姓每个人吃上20斤北大荒粮食”的时代心愿。所以《岁月》留下的，不只是激情的燃烧，更是人性的光彩，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味，也是现实的一种源泉。
　　另外，通过爱情来刻画人物也是韩乃寅小说审美个性的另一方面。如《远离太阳的地方》，作家把握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特点：一是美丽的谎言点燃了整整一代人的热情，他们怀着热情幼稚的幻想去试图改造对象时最终反被对象所吞噬；二是青春与爱情与“不准恋爱”的恶劣环境发生冲突，于是人性中最纯洁的而不可抑制的爱的冲击波，无疑是荒野般心灵世界燃起的一堆“篝火”。薛文芹、钱光华在“捉奸”闹剧中，最终导致悲壮的爱的结合，催人泪下，同时给人以欣慰和鼓舞。薛文芹本是一位文静、美丽、有理想、有抱负的弱女子，她敢于去爱一个“劳改子弟”，是她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和心灵美的表现。被无辜“捉奸”之后，她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全被“他们给败坏了”，她为了好好地活着决心和他们斗，秘密地为自己主办了婚礼。这是一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光辉形象，在她身上体现了聪明而勇敢的斗争性格。这些在特殊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爱情，也是构成北大荒小说美学特征的因素。
　　韩乃寅北大荒小说美学的形成，除这些客观因素外，也与作家的独特生活道路、心理气质、美学修养和审美情趣等主观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作家自己是垦区的高层领导者，本身就是北大荒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对北大荒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感，使他的创作始终站在共和国命运的大背景上体察着北大荒人的生存境遇、情感世界和悲欢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