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电影
第一节 开发时期的垦区电影事业


　　　　　　　　　　 　　第一节 开发时期的垦区电影事业
　　北大荒电影艺术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电影纪录片和电影故事片。从发展过程来看，先是电影纪录片起步，然后进入摄制电影故事片阶段。
　　由于北大荒的开发和国营农场的诞生，它的艰苦创业和英雄业绩以及高扬着的北大荒精神，吸引了全国电影界的注目，纷纷派摄制组前来拍摄。这时拍摄的大部分是电影纪录片，反映某个农场的侧面，或开荒建场，或麦收秋收，反映转业官兵的无私奉献，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以及农业机械生产的壮观场景。这些影片大部分是以《新闻简报》的形式公映，在全国公映后，获得全国广大观众的好评，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北大荒电影摄制组的创立及活动
　　1958年春，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其中有一批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转业军官。当年6 月，牡丹江农垦局宣传处筹建了北大荒电影摄制组，组长由王玉琦担任，他是原总政排演场主任，军衔大尉。成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转业的周居方、魏铎、张剑辉和朱彩斌，以及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录音员肖枫和摄影员董云波。
　　7月20 日，在宣传处副处长郑亢行的指导下，由转业军官、原总政文化部创作员林予制订了拍摄电影纪录片的计划。当时片名叫《跃进中的密山垦区》，共分5辑，计划 2 000尺胶片。第一辑《麦香千里迎丰收》、《兴凯湖的渔歌》，第二辑《千里沃野变良田》、《牧场春醒》，第三辑《激流之歌》、《完达山上伐木场》，第四辑《金色的田野》、《铁牛奔流》，第五辑《风雪田野》、《活跃的山林》。这是垦区第一部自己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系列，反映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豪情壮志，以及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业绩。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仅有1台总政给的16NN 电影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人员少、经验缺乏，在实际拍摄中，计划有所调整。第一部纪录片《麦收》，由林予担任编剧，周居方、魏铎深入五九七农场拍摄。片中有文工团到田间向广大转业官兵进行慰问演出的场面。林予写了歌词，秦西炫谱曲。该片后期制作是送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进行，片成后卖给国家，以《新闻简报》形式公映，片酬 8 000元，全国发行，获得好评。新闻制片厂从此负责供应胶片，摄制组就继续拍摄，先后摄制了《垦荒姑娘》、《完达山伐木》、《牧场丰收》、《大马哈鱼丰收》、《冰上捕鱼》、《狩猎》、《垦荒战士迎亲人》等8 部纪录片。其中《冰上捕鱼》、《狩猎》向国外发行。
　　《垦荒姑娘》是由郑亢行亲自写的脚本，直到摄制组人员调齐了，他才放手让导演王玉琦带领人马去八五九农场进行拍摄。到了1960年初，摄影机增加了1台，摄制组发展为2个小组，分别去乌苏里江和完达山拍摄《冰上捕鱼》和《伐木》。拍摄《伐木》时，摄制组人员冒着零下40℃的严寒进行拍摄，雪橇从山上拖着圆木沿着冰道飞驰下滑，常有脱轨的事，一般放爬犁时不允许人靠近。周居方为了跟拍下滑的真实场面，不顾生命危险，将镜头紧紧对准下驰的爬犁，爬犁脱轨了，差一点撞上了他。在牡丹江农垦局创建电影摄制组的同时，合江农垦局也筹建了电影摄制工作，由宣传处郎国胤负责，并拟定了拍摄计划。使用捷克造16毫米电影摄影机，曾先后到笔架山农场拍摄果园，到萝北农场拍摄建场1 周年。此外，还拍摄了友谊农场机务标兵郝焕文，以及农场夏锄、麦收、秋收等场面。这些纪录片的后期制作是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和体育学院进行的。但是都未公开发行，仅留作资料。
　　　　　　　　　　　　 二、王玉琦与垦区初创时期的电影
　　随着十万转业官兵向荒原进军，相继诞生了以“北大荒”命名的文艺团体，“北大荒电影摄制组”也随之成立。领头人是王玉琦。
　　王玉琦（1926—2006），河北省安国人，14岁就参加了革命，活跃在太行山区的抗日前线。当时，鬼子频繁扫荡，条件十分艰苦， 组织上见他年纪小， 又得了重病，就用小毛驴送他回家，留在村里担任青救会工作，组织和参加各种抗日活动。1947年，王玉琦又圆了参军的梦，参加了晋察冀三纵队，当了一名文艺战士。不久，担任了总政文工团话剧团的分队长；后来，组织上调他到总政排演场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当时，人民大会堂还未修建，坐落在新街口的总政排演场是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的，除供总政各文艺团体排练和演出外，成了中央军委召开重要会议和接待国家领导人、外宾观看文艺演出的重要场地了。王玉琦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既要顺利完成文艺演出任务，又要保证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的安全，有时场外的小轿车多达100多辆，他忙而有序，干得出色， 得到了周总理的好评。 正当他立志要大干一番事业时，党中央发出了“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令，他毅然决然地响应了号召，告别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了北大荒。 他同总政文化部的 100 多名转业军官一起分配到八五○农场六分场新建队劳动，3 个临时搭建的大马架挤住着从解放军文艺社、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报社转业来的文化人，其中有林予、符宗涛、杨昉等。当时，他担任排长，起早贪黑带领大伙踏查荒地，烧荒打堑……就在这时，牡丹江农垦局筹备成立电影摄制组，一纸调令，让他当组长，筹建北大荒有史以来第一个电影摄制组。从此，他挑起了这项陌生而又崭新的事业重担。
　　王玉琦走马上任，摄制组采取“边组建、边调人、边拍摄”和“自编、自导、自拍”的方针。在宣传处副处长郑亢行的大力扶持下，他先后调来曾一起下放劳动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魏铎，技术监制周居方、朱彩斌（曾参加过电影《冰山上来客》的摄制）、张剑辉，以及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董云波、录音员肖枫。
　　第一部纪录片《麦收》，由林予担任编剧，魏铎、周居方深入五九七农场拍摄。片中有文工团到田间向转业官兵慰问演出的场面。该片后期制作是送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进行，片成后以《新闻简报》形式公映，获得好评。从此，王玉琦和摄制组小伙子们信心大增，如法炮制，由新影负责供应胶片，他们分组下场拍摄，然后到制片厂进行后期制作，片成后全国放映。
　　《垦荒姑娘》是郑亢行写的脚本，由王玉琦带领周居方、魏铎等人去八五九农场拍摄。下场拍摄要扛着十五六斤重的摄影机，爬山涉水，十分艰苦。遇上严冬，翻毛大衣也被寒风打透，旧机器老出故障，需精心保养。拍《冰上捕鱼》时，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下网时间很长，就用棉大衣包着摄影机，等拉网时就趴冰开拍。拍《伐木》时，雪橇从山上拖着圆木沿着冰道飞驰而下。为了拍摄原木下滑的真实场面，不顾生命危险，紧紧对准飞驰而下的爬犁，爬犁脱轨了，差一点撞到他们。
　　短短两年多时间，王玉琦带领摄制组先后摄制了《完达山伐木》、《牧场丰收》、《大马哈鱼丰收》、《冰上捕鱼》、《狩猎》、《垦荒战士迎亲人》、《垦荒姑娘》等纪录片。其中《冰上捕鱼》、 《狩猎》向国外发行。 这几部纪录片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年十万转业官兵“向荒原进军”的宏大气魄，处处闪烁着广大转业官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一幅幅画面，一尺尺胶片，深深地凝聚着这批北大荒电影事业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
　　1960年，由于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经费紧缺，胶片来源中断。王玉琦曾专门去北影、新影求援，未果，只好停拍。1961年摄制组被迫解散，人员开始外调，王玉琦调哈尔滨，先后在省艺校、省京剧团工作，魏铎调广东电影制片厂，张剑辉调湖北电影制片厂，只留下周居方、朱彩斌、董云波3人，与停刊后的《北大荒文艺》编辑部人员合并，成立了“北大荒文艺组”。
　　　　　　　　　　　　　　三、大型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
　　《英雄战胜北大荒》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伟大历史事件的大型彩色纪录片。
　　影片的拍摄得到了文化部、总政治部的关怀，派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人员来垦区拍摄。影片的摄制者与牡丹江垦区的领导干部、作家一起反复研究，确定了既要反映整个垦区的情况，介绍开垦 1 500万亩荒地的宏伟布局，同时，以一个农场作为中心，点面结合，集中表现十万官兵开发荒原的英勇气概和巨大成果。电影剧本由八一制片厂谷芬撰写。共分7 个组成部份，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北大荒人战天斗地的情景和沸腾的生活面貌，描绘了丰富绚丽、豪迈壮阔的自然景色。影片涉及范围很广，从勘测到收获，从通过沼泽地到和暴风雪搏斗……特别是首都车站欢送转业军人的动人场景，以及飞奔的火车驰过祖国大地，和转业官兵们徒步进军荒原的激动场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影片在全国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大众电影》记者为此采访了王震部长，王震首先肯定了这部影片的巨大成就，指出：“这部纪录片体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现实，是有困难的，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人们如何一一战胜了困难……北大荒的人们，是以创造性的英勇劳动，获得了光荣成果，他们既正视困难，又有战胜困难的毅力和决心。”
　　《英雄战胜北大荒》这部光辉的大型纪录片不仅开创了北大荒电影史的先河，而且成为北大荒人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影片气势宏伟，构思、剪裁紧凑，但是有些段落较散乱，缺少一条明确的主线串连起来。正如当时八五二农场转业军官座谈会评价的：“看了影片，十分兴奋，使人得到鼓舞，给人们留下这么多幅生动的图面……由于没有集中几个典型事例反映出转业复员官兵劳动生产中的顽强性，因此，给人的感觉还不够有力量。”尽管有这些不如人意之处，但是，整个影片还是以巨大的时代感和历史真实性，闪烁着不灭的艺术光芒。
　　　　　　　　　　　 　四、著名演员李景波、徐立在北大荒
　　李景波（1913—1981），山东人，1958年，从北京下放到北大荒。1933年，李景波考入中旅剧团，开始了演艺生涯。他与著名演员陶金等随团演出进步话剧《雷雨》、《日出》、《阿Q正传》等。解放前，演出话剧 3 000多场。解放后，他转入电影界，先后在《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怒海轻骑》、 《虎穴追踪》等影片中扮演各类反面人物， 力戒脸谱化和类型化，着力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颇得观众的好评。《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和《新局长到来之前》的牛科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的艺术实践达到了新的高度。
　　正是《新局长到来之前》公演的1957年，李景波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他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无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专门奉迎上级的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然而，他却成了现实生活中“向党进攻的反面人物”，被迫离开心爱的银幕生涯，于1958年下放到了八五○农场偏远的一个名叫“五间房”的“右派队”。
　　在北大荒，无论是下地割麦，或是上山伐木，李景波都是个“活跃分子”，插空讲个小笑话，模仿某人的动作。他具有卓别林式的表演才能，当众能表演出10多种不同脸部表情来，给苦涩的流人生涯增添了一丝亮色。1959年，李景波调到农垦局文工团，他同吴祖光一起帮着排练节目，参加话剧《夜闯完达山》和范国栋执笔的《北大荒人》的创作，为创建北大荒的文化艺术事业和培养垦区艺术人才，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定居哈尔滨的李景波终于洗清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
　　徐立（1918—1960），原名徐树本，江苏省常熟人，定居上海。“8·13” 事变，上海沦陷，19岁的徐立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出队和青岛剧社，后参加地下党夏衍、丁玲领导的“上海剧艺社”。他多才多艺，在话剧《夜上海》、《上海屋檐下》、《家》、《北京人》等剧中演男主角；在《明末遗恨》、《梁红玉》中则演反派人物，人称一绝。后转入电影界，主演《桃李争春》，在《春》、《秋》中演觉新。抗战胜利后，与妻子梅真随剧团赴天津、北京等地演出，然而，国统区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进步话剧屡遭扼制。1947 年， 徐立不得已去香港，拍摄了《清宫秘史》等电影。他参加了香港电影界进步人士组织的读书会，热切盼望大陆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冬，徐立夫妇从香港回到上海。1951年，总政话剧团来上海招兵，他俩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此期间，徐立主演了《曙光照耀在莫斯科》、《雾重庆》等剧，并在《万水千山》中担任助理导演。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生性耿直的徐立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鉴于他在演艺界的成就，又是党的培养对象，没有戴右派帽子，就随同十万官兵转业北大荒。这样，夫妻俩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八五○农场五分场一队安家落户。
　　在农场，徐立分到养鸭组，饲养从北京引进的鸭雏。他侥幸躲过了1957年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却没有躲过1958年北大荒掀起的全国绝无仅有的第二次反右运动。联系徐立在部队鸣放的所谓“右派言论”，批判他劳动时说的顺口溜，说是“污七八糟北大荒影子多，散布悲观情绪，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对他向领导提出的关于“鸭舍太简陋，四面透风，要尽快改善，防止鸭雏死亡”和“建议派人教我养鸭技术”等，说是“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下放政策……”徐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四分场“右派队”去了。
　　1960年冬，右派队上山伐木，虚弱的徐立也不例外地上山。正是腊月严冬，徐立因心力衰竭而病倒在工棚里。当时，难友沈默君（电影《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编剧）弄来一碗黑熊肉，端到徐立嘴边，徐立没吃上一口就咽了气。
　　徐立死后，农场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的阴影仍笼罩着这四口之家，刚成年的大儿子还被剥夺了参军的权力。梅真为丈夫洗刷不白之冤而奔走。她写信给牡丹江农垦局党委，请求复查。1963年，在周总理和王震将军的关心下，徐立的“右派”复查有了结果：属于错划，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