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兵团时期(1968-1975年)

　　　
　　早在1965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屯垦戎边。1966年3月，由沈阳军区所属部队的转业官兵，组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建一师和二师，共辖9个团、24个营、94个生产连队。当时，进入今天宝泉岭垦区的有其中一个团(即通常说的萝北团)，下属6个营、12个连队，分别编入了江滨、军川、名山、延军、青年、宝泉岭农场，各两个连队。
　　1967年秋，沈阳军区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协商，重新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纳入部队序列。1968年6月18日，由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批准签发了《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即通常说的“六·一八”批示。196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兵团机关设在佳木斯市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在地。
　　1968年8月25日，正式宣告二师成立。至此，宝泉岭垦区正式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区域，编入了部队的序列，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当时，师部设在萝北县。1968年11月，二师师部由萝北县搬迁至宝泉岭。原东北农垦总局宝泉岭农业机械化学校教学大楼为师部机关所在地(1969年4月，农机校被解散)。二师下属10个团，即八团(原二九○农场)、九团(原绥滨农场)、十团(原江滨农场)、十一团(原军川农场)、十二团(原名山农场)，十三团(原延兴农场)、十四团(原青年农场)、十五团(原宝泉岭农场)、十六团(原伏尔基河农场)、十七团(原汤原农场)。依兰农场为十七团的独立营。原黑龙江省蜿延河渔场为二师独立一营(1970年4月划归八团领导)。原东北农垦总局医院、即汤原医院，编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医院，归二师领导。原由兵团直属的独立一团(原嘉荫农场)、独立二团(原铁力农场)于1970年1月划归二师领导。十七团于1970年9月，由汤原县搬迁至蒲鸭河地区辟建新场，原有土地、房屋及部分职工，移交给了兵团直属的六十三团。同时，把原依兰农场划归六十三团领导。
　　1972年初，黑龙江省成立了国营农场管理局。8月，在佳木斯市设立了派出机构——合江分局。合江分局下属农场有香兰、莲江口、鹤立河、梧桐河、笔架山、合江良种场共6个农场(1976年兵团改制时，兵团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同时撤消，以上6个农场，除笔架山农场外，其余5个农场，均划归宝泉岭管局领导)。
　　兵团二师组建后，原由政府主管的文教、政法、金融、财政、商业、外贸、税收等，都一并归由二师管理。这样，二师就成了党政军民四权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相对独立的社会与经济体系的半军事化组织。
　　组建兵团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处在高潮的时候。各农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竞相争当革命“左”派，力图掌握农场的一切权力，互相攻击，从对方组织中揪人、批斗，甚至发展到全场性的大型武斗。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通过组建兵团，迅速扭转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分裂对立的形势，促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对增进团结，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生产建设上，一方面积极扩大耕地面积，使各团(场)有了新的发展，并新建了十七团(现普阳农场)；另一方面，为适应生产发展与人口增长的需要，扩大了房建面积，修筑了道路，架设了各团(场)与二师师部的长途电话通讯网。与此同时，文教卫生等事业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但是，兵团二师的组建，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建成的，不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二师组建伊始，就全盘否定所谓“旧农场”。各农场原有领导干部与机关工作人员，以至一些生产队的干部，多数被下放劳动。二师师部、各团团部，从首长到机关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统由现役军人担任。副职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与各生产连队的干部，除保留了一少部分原有农场干部之外，主要从城市知识青年中选拔。各农场原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规章制度，被全面地废除了；批判了原农场所谓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否定多劳多得，普遍实行了等级工资月薪制；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职工家属园田地，限制职工家庭副业生产；盲目照搬大寨经经，大肆宣场“革命化打败机械化，小镰刀战胜康拜因(收割机)”，任意贬低农业机械的作用。此外，瞎指挥、说大话、假话、空话、套话的风气日益盛行。再加上大量地接受城市知识青年，基本上无限制地吸收投亲靠友到农场来的农村劳动力，对职工子女实行包下来就业的政策等，使职工人数急剧增长。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与经营成果每况愈下。广大干部(包括多数现役干部)与职工，对组建兵团二师以后的问题，多次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在行动上进行过抵制。但是，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势态的发展。加上自1968年以来连续的自然灾害，使农垦事业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1968年至1973年，国家对二师的投资累计达7784.5万元。以1973年与1968年相比，农用拖拉机增加了50％，耕地面积增加了40.3％(粮豆面积增加15.2％)。但粮豆总产量却减少77.9％。从经营成果上看，除1968年在农场原有基础上盈利1091.1万元之外，从1969年到1973年，连续五年亏损，累计亏损额达到了10634.2万元。1973年当年亏损4359.2万元，是历史上亏损的最高记录。
　　1973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兵团粮豆产量与上交粮豆大量减少的原因是：自然灾害严重，指挥不力，机具不配套与施肥不足。10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印发了这个报告，分送给了国务院总理与各业务组。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在这份报告上写了批语：“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明年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常此下去的”。同时指出：“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道理，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们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引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黑龙江省农场经济研究所、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合编《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
　　1973年冬，中央决定生产建设兵团原由沈阳军区领导改为黑龙江省领导，把应由政府主管的金融、税收等，都交还给了地方府。在建设商品粮基地方面，国家给予重点支持。二师及各团，先后分别召开了各种会议。有的召开党代会，有的召开干部或职工代表会，如实地传达了国务院与各级领导对兵团的批评，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检查，并把会议精神，传达到了生产连队。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总结了经验教训。以此为起点，把经营管理工作提上了重要日程，加强了干部培训，改进了生产管理、定额管理、劳动管理、机务管理、计划与财务管理、经济核算、增产节约以及各行各业的增产措施等等。重视了科技人员的作用与科学种田。大力发展了工业，调整了部份产业结构，并对个别单位进行了整顿，放宽了职工家庭副业生产的政策。所有这些，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使二师的生产建设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1975年是二师的最好时期，比组建二师以来较好的1968年，各方面都有了明显地发展与提高。
　　　　　　　　　　 兵团二师1968与1975年主要情况对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