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垦荒队的回忆

　
　　　　　　　　　　　　　　　　　　 庞伸志
　　1955年以前的萝北县，被人们称做“北大荒”的“北大荒”，那时，全县七十五万公顷的土地上只是沿着黑龙江岸和鹤萝古道有廿多个不大的村落居住着一万六千多人。在森林和荒原的空隙中耕种着六千多公顷土地。当时有一句谚语说的很形象，在萝北相隔“六十里地是邻居，三十里地是南北炕”，县城刚从肇兴迁到凤翔镇，县委和县政府住在日伪时期修建的“兵营”中，全县连一条像样路也没有，真可谓是边远荒凉的地方。我有幸参预组织青年自愿垦荒队这项工作，现就有关垦荒队的组织过程和到达萝北垦区之后的情况作一回忆。
　　　　　　　　　　　　　　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组织过程
　　组织青年自愿到边疆参加艰苦的开发建设事业，这不是由于那几个人的倡议和主张，而是时代的产物。1955年，正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当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也掀起了高潮。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无比高涨，尤其是青年人都想立志报国。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向青年人发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做为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的核心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是理所当然地走在了最前列。当时的团中央在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向党中央提出了要组织城市青年到边疆垦荒的建议和具体的方案，(这个方案，由团中央办公厅转给原来组织的萝北青年垦区工委一份)。这个方案经过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和批准后，团中央着手组织垦荒队。首先由北京团市委组织市郊基层团干部：杨华、庞淑英、李连成、张生、李秉恒等五人发起倡议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垦荒。然后天津、哈尔滨、河北、山东等省市团组织积极响应。为了加强对青年垦荒队的领导，除派得力干部带队外，团中央还从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团委抽调了宋三洪等五人组成萝北县青年垦区工作委员会。经费除各地团组织发动青年支援的外，还由内务部拨了专款支援这一事业。
　　北京市团委组织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杨华、代队干部陈启彬)于1955年8月30日到达萝北县在原团结乡西边荒原安家，住进由当地群众帮助建起来的两栋拉哈辫草房中。买来廿多匹马，黑龙江团省委还从农村抽五名生产能手指导垦荒队开荒。这就点起了开垦边疆的篝火。在垦荒队从首都出发时，团中央领导接见了垦荒队，还在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胡耀邦同志还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作家瞿希贤还为垦荒队谱写了“垦荒队员之歌”，并亲自到车站演奏送行。从垦荒队出发到达萝北等活动首都各大报都发了消息和专题报导。
　　在北京团市委组织垦荒队出发后，天津、河北和黑龙江、山东等省市团委也根据团中央的指示着手组织垦荒队。天津市团委组织的第一支垦荒队(队长范素兰，代队干部刘秉义)60人；哈尔滨团市委组织的第一支垦荒队(队长梅树生，代队干部吕希孟)80余人；河北省委组织的第一支垦荒队100余人(队长王殿臣，代队干部宋三洪、贾连常、庞伸志)在北京队之后继续到达萝北。根据团中央的指示，于1955年11月12日在原团结村西边青年垦荒队营地举行了全体垦荒队员第一次大集会。会上宣布成立了萝北县青年垦荒工作委员会。并宣布宋三洪任垦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刘秉义负责党委的工作，贾连荣负责团的工作，庞伸志任垦荒秘书，同时把北京、天津、河北等三个队混合编为四个大队。由杨华、李秉恒、范素兰、杜俊起、刘天勤、刘恩弟等分别任正副队长。哈尔滨和佳木斯两个垦荒队距离较远未参加这个大会，也没有合编。垦荒队合编后即投入了紧张的伐木运木工作。
　　原团中央派出了办公厅主任黄天祥和胡耀邦同志的秘书黎燕来垦区帮助工作了一段，在垦区成立后相继回北京了。
　　根据胡耀邦同志对垦区第一个冬天的任务是伐木、砍柴、安全过冬，做好准备，迎接春耕的指示，1955年冬季主要是组织队员上山伐木，往各点运木料。自从北京垦荒队出发以来，各种报纸电台刊物上不断发表垦荒队的消息，来垦区采访的，体验生活的记者、作家络绛不绝，最多时有40多名。如原新华社东北分社的社长方青、原中央青年报的副刊主编舒学恩、作家谷峪等。
　　还有一个日本青年根据《人民中国》杂志上的消息画了一幅反映垦荒队生活的连环画，大约有一丈多长，还有印尼万隆市长的侄女董娣娣(华侨)也来垦区参加垦荒队。
　　1956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同志还给垦荒队来信，一是转达毛主席向他打听垦荒队的生活怎样，二是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两套“毛选”送给垦荒队学习。黑龙江省召开了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垦区去了25名代表。在这个会上研究了垦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经过请示团中央，胡耀邦同志主张搞集体性质。1956年4月，北京、天津、河北的第二批队员到达，哈尔滨市也不断来新队员。
　　为了照顾到地区的差别，1956年5月4日，垦区的4个大队又重新以省市为单位组织成立了北京(300人)、天津(300人)、河北(650人)，哈尔滨(500人)等四个集体农庄，杨华为北京庄主席，陈启彬为支部书记，贾连荣为河北农庄主席，我任支部书记，范素兰任天津庄主席，王春甫任支部书记，梅树生任哈尔滨农庄主席，吕希孟任支部书记。
　　这时又从山东动员了近千名青年建立了十一庄、十二庄、十五庄，佳木斯农庄并入宝泉岭农场莲花分场。
　　1956年6月胡耀邦同志来垦区视察工作，先后到了北京庄、天津庄、哈尔滨庄、河北庄和山东文登县青年组成的21庄。同年7月，垦区和县合并，到此垦区结束了。
　　　　　　　　　　　　　　　　合作化时代的垦荒队
　　1956年初，萝北全县实现了合作化，夏季又重新划了乡，北京庄、河北庄由于选建设地点不当，北京庄从山上搬到山下，河北庄由于人多，从一庄分出一部分人到三庄，一部分人到凤翔东建庄。后因一庄总开不出地来，全部队员都分在二庄和三庄，这样，天津庄和十一、十二庄划在朝阳乡，河北的两个庄是统一的划在凤鸣乡，北京庄、哈尔滨庄也划在凤鸣乡，1958年合作化时，河北二庄划在凤翔镇，从此两庄分开。
　　这时候垦荒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由于集体所有制，新建点没经验，基础差，收入很少，队员们劳动一年主要用于开荒、建房等基本建设，分到个人的很少。二是队员们刚到荒原时的热情经过严峻的实践考验逐渐冷了下来，不少人就离开了农庄，农庄本身也深感广大青年人在一起不会生产，不会生活，损失浪费很大，要想巩固必须吸收一部分真正的农民，各庄都不断从家乡和黑龙江各县吸收了不少农村青壮年劳力，政府对农庄的政策也视同合作社一样，执行的都是左的一套，年年整风，大辨论，批资本主义，既困难，又不安定，农庄的日子很不好过。
　　　　　　　　　　　　　　　　 农庄和农场合并
　　195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第一师、第七师两千多个干部、战士和家属，成建制的集体转业到萝北县建立农场，他们到萝北就依靠这些新建的农庄和部分老村为依托，开始开荒生产，到10月1日，全县成立了一个大人民公社，这时共产风已起，全部集体财产都统一使用了。农庄和农场合并在一起了，到1959年3月，给垦荒队和参加农场的社员们按每个劳力(职工)平均31.5 元的低工资定了级，开始了农业工人的生活。至此，垦荒队的名字基本上就没有单独存在的意义了。
　　　　　　　　　　　　党和政府对垦荒队的关怀支援和帮助
　　垦荒队一成立，党和政府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最主要的是：
　　①垦荒队的生产资料：一人半匹马、一间房和开荒经费由内务部从移民经费中拨给。
　　②共青团北京市委、团河北省委、团山东省委、团黑龙江省委、团天津市委、团哈尔滨市委都发动青年自愿支援，一般都在十万元左右。哈尔滨最多，约廿七万元。
　　③各省市委都多次派人来慰问并从物资上给以支援。
　　④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对垦荒队极为关怀，他于1956年6月，曾亲自到萝北垦区视察，亲自帮助垦荒队解决困难，1956年春节还给垦荒队寄信慰问并赠送毛选，1956年7月他从垦区回到北京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了垦荒队的工作，并把河北庄送给毛主席的一百个野鸟蛋送给了毛主席，中央办公厅还给河北庄来信说：“毛主席收到了你们送的礼物，很高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1974年他刚刚获得人身自由之后就关心垦荒队员的生活，亲自给我寄信打听在低工资调整时，是否给垦荒队员们调了级，还表示垦荒队这段历史应计算工龄。这对当时垦荒队的调级问题起了很大作用，1978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财贸会时，还把我叫到他家，让我向他汇报萝北的情况，希望我们把边疆建设的更好。(注：收录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