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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否定“原农场”生产建设受影响

第四章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期 (1969年—1976年)

第二节 否定“原农场”生产建设受影响


兵团组建初期,对国营农场作了这样的分析:“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国营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过去,很多农场都推行了一条见物不见人,突出生产。突出技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设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基于这种思想。九团组建后,对原农场推行的“五条”、“十六条”和多年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进行了批判。给生产建设带来了恶果。
  现役干部“三自居”农场干部受压抑
  九团组建后,多数现役干部发扬了部队的光荣传统,主动团结原农场的非现役干部,密切联系农场广大职工,艰苦朴素,雷厉风行,有较强烈的事业心,有一种把农场搞好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股以上干部都是现役军人,他们不熟悉生产,不掌握国营农场经济发展规律,不会管理企业;部分现役干部有“三自居”思想!瞧不起原农场的非现役干部和群众;少数现役干部工作作风官僚主义、态度粗暴生硬、强迫命令,骄傲自满、独断专行、以权谋私、大吃大喝、脱离群众;大大降低了现役干部的声誉,在广大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现役干部和技术人员虽然有多年管理农场的经验,熟悉生产业务,懂得技术,但都身居副职或参谋千事的职务,处于说了不算的无权地位。而且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还经常受到批判。所以精神不舒畅,情绪受压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基层干部调动频繁,有后顾之忧,工作只顾眼前没有长远打算;而新提的知识青年干部业务生疏,加上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流毒影响,严重的影响了兵团的生产建设。
  规章制度全面废驰
  由于“五条”、“十六条”被彻底否定,原农场通过多年生产实践逐步建立起来妁,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全面废驰。“精神万能”“制度无用”的思潮充斥一时。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领先,大批判开路,政治不但统帅一切,而且代替一切,空对空。在干部和业务人员中存在着“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经济险上加险”的思想。干部对生产管理混乱局面无计可施,束手无策。对落后层只能靠开会批判,对先进也只有给些精神鼓励。班子软、散、懒。基层干部有些怨气,他们说:“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还吃八大碗(即接受群众的‘批评’)”:“两眼一睁,忙到息灯”;“上挤下压,回家挨骂”,“技术丢了,身体垮了、人缘臭了,也快下台了”。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出现了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混乱局面。这种经营管理的倒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各种非生产人员的编制扩大,管理费用增加;第二、计划和财务管理职能削弱,(超建、超耕、超支、超编的“四超”现象严重;第三、经济核算观念薄弱,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第四,基本统计不实不全,成为经济管理的严重障碍。
  瞎指挥生产“一刀切”
  九团组建后,由于主管干部都是现役军官,他们不熟悉农业生产的特点。缺乏指挥农业机械化大生产的经验,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生产搞上去,但却事与愿违,他们不顾各单位的具体条件和特点,不承认多因素的差别,一切强调统一,搞一刀切,生产程序,劳动方式、甚至一些生产和工作的细节也统一划好框框,定出时间,然后由上至下地下达命令,层层检查进行“三催”,工作,即催种、催管、催收,比如:哪天必须播玉米,哪天必须割晒,哪天必须麦收报捷等等,都作硬性规定,违背了就大会批、小会点、开现场会、通报、甚至处分。在生产组织上,经常搞“大会战”,这样做结果,虽然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表面上好像抓得很紧,其实是压抑了基层领导,技术人员和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养成了不动脑筋,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听上级命令,助长了形式主义,奴隶主义和弄虚作假的作风,为了抢进度,受表扬,不挨批,有些干部欺上瞒下,未完成任务就报捷,麦收先进连的奖状都领回家,地里的麦子还有很多未收回,而实事求是的老实干部却经常受批评,经常被当成落后典型讽刺挖苦,时时有受处分的危险,没有“安全感”。
  由于“瞎指挥”和“一刀切”不符合农场生产的客观实际,违背自然规律,所以必然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证明,瞎指挥和一刀切给生产带来许多危害,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盲目照搬大寨经验
  兵团时期,九团在全国和兵团形势影响下,组织连以上各级干部分批去大寨,红旗渠、涝洲等地参观,在当时的各种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远学大寨售近学涝洲”。在全场树立学大寨典型,当时突出的是15连,经常组织参观,传经送宝等活动,重点装备机械,优先供应化肥,减少机车人员,树立“人少地多学大寨”的典型,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强调要学习大寨的干劲,提出每天劳动的时间要“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并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一年一个新套套”等口号,强调“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先治坡,后治窝”等等。并盲目照搬大寨工分,割“资本主义尾巴”。过左的提出要几年上纲要,几年过黄河,几年过长江并开大会在台上互相比赛叫号。
  陈永贵等人到垦区视察以后,提出要变冬闲为冬忙,提出黑龙江不许”猫冬”,九团随着兵团整个形势,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突出抓水和肥,冬季大搞水利施工,下硬指标,各单位必须完成多少土方,全团干部,职工,顶风冒雪,挖沟修渠打井筑坝,在肥料上,为增加有机肥,大挖“草炭土”。其实都是草皮子,这些行动,主观上虽然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作到旱涝保收,尽快改变九团面貌。也取得一定成绩,为以后生产打下一定基础。但由于忽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脱离客观实际条件,加上政策的不断变化,虽然干部职工出了许多汗,费了很多脑筋,付出很大代价,但结果收效不大,很少受益。后来由于工程失修,水渠坍塌,水井淤积,机泵管带大部损坏丢失,房屋设备闲置,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劳民伤财。所谓的“草炭土”由于是“草皮子”,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腐熟就运到地里,结果不但毫无肥效,有些地号还造成草荒,被迫重新翻地,大家管“草炭土”叫“操蛋土”。 当时群众说:“不怕大干,就怕白干”。
  学涝洲的“一掩双株把粪坐水种”、“玉米横穿带”、“大豆满垅灌”等,也都因为不适合农场机械生产特点,未收到明显效果,没有推广开。
  由于盲目照搬大寨经验,表面上一时虽然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收效甚微,没有积累出一套科学的、相对稳定的、比较持久的增产收益经验。“典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