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初到“北大荒”

王志德
　　1959年6月，我们从山东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告别了生育我们的故乡——沂蒙山区，来到“北大荒”。我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年龄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四岁。从关里到关外，一切都觉得不习惯，一切又觉得那样新鲜。
　　到农场后，心还没安定下来就赶上麦收。当时收割机少，农场动员全力以赴，人手一把镰刀。说心里话，干割麦子这活对我们这些长在农村的人来讲没啥问题，大家挥刀上阵冲向麦海。可是进入实际，问题就来了。北大荒的麦收季节，天气时晴时阴变化无常。衣服一天被雨淋湿几次，脚都泡胀了。早晨上班小咬扑脸向你袭来，咬的你满脸麻木痛。中午“瞎虻”围着你嗡嗡叫，得机会就叮你一口，气得你用巴掌打自己。傍晚，成群的蚊子不要命地咬人，身上裸露的部分起满了小疙瘩。这些害人的东西，准时“三班倒”，让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条件真是艰苦。可是，当我们望着那无边的麦海，心里就踏实了，在我们山东老家，这种宏伟的场面是看不到的。凭着我们的双手，大伙儿整整奋战了九十多天，才把小麦全部割倒。可是“脱壳”直到第二年春节才完成。
　　收完小麦，利用“冬闲”转入基建备料。每天清晨，天还不太亮，队长就带着我们进林子去采伐。天气寒冷，你想偷会懒，马上冻的你忍受不了，逼着你猛干来暖和。午饭时点上一堆火，各自把带的馒头从腰间解下来，馒头成了硬邦邦的冻疙瘩，放在火上烤，烤化一层剥一层吃，又冷又热，又脆又香，胜过山珍海味。渴了就地抓把雪吃，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现在吃的是面包片夹白糖哟。”太阳落山后，队长把那条军用武装带勒了一勒，发出收工的命令。随即扛起一根大檩条走出林子。我们也学着队长的样子，有扛椽子的，有扛檩条的，也有的两个人抬一根柁，一个跟着一个往回走。远路无轻载，别看一根碗口般粗的木料不起眼，走个二、三里，汗水就浸湿了衣服。衣服、毛发结了霜花，一个个小伙子成了白胡子“老头”。我们每天带回来的木料几十马车也拉不完。
　　把基建料备足后，自己动手盖马架和简易房，这种房屋，遇到雨天，外边大下，里边小下，外边不下，里边滴嗒。冬天睡觉，还得带着皮帽子，生活条件差，待遇也低。但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干部都是转业军官，他们把部队爱兵的光荣传统带到农场。我们第一位指导员叫杨德培，是个南京人。他婚后只有半年，就参加了八路军，为人民南征北战。1958年又响应党的号召来北大荒。他从参军出来，长期与爱人分居两地，儿子都长到十四岁，父子没见过几次面。他把对亲人的爱，倾注到我们身上。小工病了，他带着卫生员到铺前看病，然后，亲自端上香喷喷的面条。晚上到宿舍查夜，谁的被子蹬了给你盖好。春天棉胶鞋白天湿了，晚上他给你烤干。家里来信有了问题，也帮你参谋或解决疑难。其他干部与工人也亲密无间。场长、队长的家里用四根木棍支着一块板当桌子。坐的是锯园木剩下的木头墩，没有一点特殊。有了这样的干部，生活虽然艰苦，但大伙心里都热呼呼的。只要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每天都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