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军川之路


　　　　　　　　　　　　　　　　　 谭树禄
　　1959年，刚诞生一年多的军川农场便获得农业大丰收，平均每个农业工人生产粮豆148 万斤。为此，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电召农场领导进京汇报经验，《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报道。从此，“富军川”的美名传遍了全国。
　　军川人没有辱没党和人民赋予的美名，建场40年来，有37年盈利。到1997年末，累计盈利6059.6万元，其中1997年盈利765 万元，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9 亿元，提前3 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因为有这样一种雄厚的基础，军川人活得十分潇洒，从农场场部下生产队、上分局，许多人都是“打的”去，十几二十几块钱跑一趟，他们竟认为不算贵，因此养活了100 多辆出租车。有亲朋好友来，或者是自己不愿意在家忙活，那就到饭店里去吃一顿，花个百八十块钱，依然认为不算贵，因此，支撑了场部60多家小饭店。场部新建商品楼，一套卖价七八万，想不到方案一推出，旋即被人全买走，撂下的话是：“不算贵”，因而推进了住房商品化。每逢“18”大集，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商贩都来做生意，说这儿的销售势头好，有钱赚。……
　　据有关部门统计，军川农场的人均消费资金在宝泉岭分局各农场中排在前列，1993年为1016元，本年预计可达到2900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职工收入逐年增加，1993年人均1328元，1997年增长至4494元。而且这钱不是在农场账上，是在职工自己的钱袋里。到目前，职工储蓄存款已达11500 万元，人均5959元。
　　“富军川”之名，名副其实。
　　军川是怎样富起来的呢？问军川人，他们会津津乐道：我们军川这名字就体现出来了，复转军人开垦的一马平川。这一马平川的土地，不仅黑油油、平展展，而且同在这三江平原上，海拔却比两边的农场高出5 ～10米，积温也略高一些。
　　“哦，是占了地利的光”。
　　“不，地理优势虽然存在，但不是决定因素。”有人会纠正说：“是我们军川人努力奋斗干出来的。”
　　　　　　　　　　　　　　　　　　　　一
　　先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
　　有兄弟俩，在父亲去世后，他们将父亲的训铭“勤俭”二字，各分得一个，各过各的日子去了。哥哥分得一个“勤”字，每天勤勤恳恳地劳动，收获颇丰，但同时又被挥霍掉了，结果总是过穷日子。弟弟分得一个俭字，为守训诫，他守着分得的财产十分节俭，可无源财产总是有限，因此也总是过穷日子。后经人指点，哥俩将“勤俭”两个字合在一起，人也合为一家，一面勤勤恳恳劳作，一面节俭朴素地过日子，生活越来越富裕。
　　军川农场的奋斗之路，就如故事中的哥俩之路，他们一方面抓经营，努力发展生产，增加效益，一方面抓管理，堵漏节本，积累财富。
　　军川农场的经济支住主要是农业，农业占全场整个经济的90％。这说来有些单一，但一直在农业上摸爬滚打的农业副场长张习维向记者展示出这样一幅“发展图”：
　　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这里实行传统式耕作，采用农家普通种子，引进苏式机械，虽然那时在国内也很引人注目，但总体来看粮食单产不高，平均每公顷小麦只产1.5 到2 吨，大豆1吨，玉米2.5 吨。
　　到了80年代，开始推广新技术，注意施肥，更新机械，机械与人工灭草结合，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主要作物小麦每公顷平均达到2 至2.3 吨，玉米4 至5 吨，大豆1.5 吨。这个时候，草荒仍是难解决的灾害。有一年，人们指着一大片大豆地大叫“军川大地红烂漫”，那红梗、粉花的蓼吊子草长满一地，高高挺立在庄稼之上，看上去红艳艳的一片。
　　90年代，尤其近几年，军川农场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全面推广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农机，调整种植结构压麦稳豆上玉米、水稻和甜菜，喷药、施肥实行航化作业，小麦公顷产量平均2.5 到2.8 吨，今年平均亩产500 多斤，创了历史最高纪录。玉米6.5 吨，大豆1.6 吨，甜菜15到18吨，尤其高产高效作物水稻，平均公顷产量7.5 吨。粮食总产也随之逐年增加，1996年10万多吨，1997年12.394万吨，今年虽遭灾但预测可与去年持平或略高。
　　　　　　　　　　　　　　　　　　　　二
　　军川农场水稻生产过程起伏跌宕，一波三折。
　　1971年，这个农场首次开始种水稻，原因是“看别人种了产量不错，自己也想试巴一下”。结果，许多地里根本没结出粒来。到1982年，不服气的军川人又辟出稻田。这回，他们请来会种稻的朝鲜族人作示范，但由于实行的是“大把扬”，“戏法不灵”，平均亩产才几百斤，全部亏损。
　　1988年，他们紧跟全垦区水稻生产的步伐，继续大上水稻，到1989年，一下子达到1060多公顷，虽已发现并着手解决井水冷凉影响水稻生长等问题，推广一些新技术，但是，由于种稻人掌握种植技术差，水稻产量仍很低。1989年，平均亩产300 多公斤，少数人获微利，大多数仍亏损。赔钱的地谁肯种？到1991年，全场水稻又下降到了最低点，面积只剩300 公顷。
　　但从1992年起，这个场水稻产量效益竟一路飞升，1992～1994年平均亩产430 公斤，亩平均盈利166.63元；1994～1996年，平均亩产475 公斤，亩盈利246.67元；1997年水稻亩产平均500公斤，亩盈利250 元以上。这其中的奥秘是农场引用一个能人，他带起了全场水稻的发展。
　　此人名叫李耕田。
　　李耕田是桦川县创业乡稻农，这位1972年高中毕业回家务农的有志青年，以原有的文化程度加刻苦钻研精神，进行了20年的生产实践，掌握了一套种稻理论和技术，他自己种的水稻每公顷产量高达8 吨。1992年初，他通过熟人推荐来到农场，农场安排他搞技术指导，一个队一个队地搞技术培训。由于他讲课深入浅出，操作性强，种稻职工一听就明白。
　　从这一年开始，农场种稻技术一步到位，全部实行旱育稀植和插秧。李耕田的工作得到水稻专家徐一戎的称道。如今，李耕田已被农场提拔为水稻办主任，全面指导水稻生产。
　　有了优秀的技术人员，有了配套的水利设施，有了各项优惠政策，军川农场的水稻生产长了翅膀一样的飞速发展。1994年水稻面积占粮豆总播面积的8.2 ％，1995年为11.9％，1996年为12.1％，1997年达21％。今年，全场水稻面积8000公顷，占粮豆总面积的28％，有4 个生产队的水稻面积超过总面积的50％，最高为70％。总产量更是不断增加，1997年，水稻产量已占总产量的30％强。今年，在遭受旱涝虫灾情况下，更显水稻的高产稳产特性，保守数字，总产可达6 万多吨，将占总产量的一半。
　　　　　　　　　　　　　　　　　　　　三
　　构成军川农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水利、农机和科技。农场对这三者投入最大，因而改善生产条件所获效果也最佳。
　　以水利建设为例。“富军川”之富得自于土地资源的优势，细分析，这优势也不过是相对而言，这里的土地并不是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更何况，还有许多土地是涝洼地。
　　旱涝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三年经营亏损就是这样造成的。灾中以水患为最，水患又常是内涝外洪夹击。灾害是天对人的挑战，抗灾是人对天的还击。于是，水利建设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在二十四队，涝灾是长期赶不走的幽灵，10年中总有六七年大涝，每年都有小涝。全队1000公顷耕地中有300 公顷易涝地。队长徐威对面积为80公顷的7 号地最挠头，因为太涝，职工们都不愿承种。徐队长也知道，收不收没有保证，谁肯冒然行事呢？去年5 月，农场投入38万元，扩旧渠，开新渠，水路畅通，当年就见了效。1994年的降水与去年基本相同，那一年大豆每公顷只收了几百公斤，而去年收了两吨。这一修渠，又让队长挠头了，听说明年这块地要改种水田，有的职工现在就与队长打招呼，要承包一块。队长怕要地的人多，不够分的。
　　在二十六队，队长程方志为水利建设使他们又“得”了102公顷耕地而高兴。这个队自1981年大涝灾之后，就有300 公顷耕地一连撂荒了14年。说起来叫人哭笑不得，涝地里大豆没收回几粒，顺垄沟抓鱼可“满载而归”。1994年，农场投入60多万元开渠顺水，一切全变了模样。如今这块地大雨过后积水两天就可排光，照样好收成。原来只能在水中孤岛上种田的地块，都水退陆出，耕地连片，作业费也降了15％。
　　说水利不能不说莲花泡涝区治理。这里讲的是盲目进军全军覆灭，科学进军东山再起的故事。莲花泡涝区中除耕地外，还有可垦荒地7000公顷。1979年，农场投资几百万元，在这里开荒、修路、建房，成立了三十九队。然而1981年一场大涝，三十九队平地行了船。直到1996年再度开发，采取以治水为主的综合开发，投入560 万元建起强排站，排内水经军普渠入松花江，“解放”了2000多公顷耕地，涝区终于成了有好条件的农业开发区。
　　　　　　　　　　　　　　　　　　　　四
　　今年，军川农场党委特别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即《场处级领导对非国有经济单位和专业户进行包扶活动工作方案》。文件规定，农场党政副职以上领导干部从今年起，每人包扶一个单位或一个专业户，各科队级单位的党政主管干部也要参照此方案，每人扶持一个专业示范户，以带动本单位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方案中有整体推进的目标和保证措施，还有场领导与包扶对子名单。
　　这一行动，无疑是在农场经济发展的天平上又添了一个重砝码。这和10年前的情形是多么的不同，那时，曾有一位场级领导认为，庭院经济不能使农场增加效益，农场不投资，不投管理力量。
　　10年的认识急转弯，10年的变化天地翻。10年间，以1994年以来重视程度最高，发展最快，效果最好。为了给庭院经济产品销售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场所，1995年，这里建起600 平方米的广益商行，去年又改造贸易市场建起贸易中心，开办每月一日的大集。农场先后推出42项优惠政策，投入400 多万元，扶持非公有经济，吸纳土地分离和企业下岗职工4500人，占职工总数的一半。专兼职从事庭院经济的户数已占农场总户数的90％以上，1997年，非公有经济产值已占农场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达7613万元，纯利3806万元，户均6828元，人均2276元，近于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五
　　有句俗语讲得好：治家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搂钱耙子，一手抓装钱匣子。不怕耙子掉了齿儿，就怕匣子掉了底儿。抓经营，发展各项生产，以获取更大的效益，是抓搂钱耙子之术，而抓管理，堵塞漏洞，节约支出，就能守好装钱匣子。军川农场紧抱装钱匣子的手臂与挥动搂钱耙子的手臂是一样的有力。
　　军川农场审批财务的那支笔紧紧攥在场长白和龙的手里。这位场长尤其抠，手尤其紧。他把经费包干砍块给各部门各单位，但在各部门各单位要使用这些经费时还得由场长批一把。包干的经费超支后，超支部分都由责任人自己掏腰包。按规定，农场财务科只能处理1000元以下的款项。场长常为几块钱与属下掰扯半天：“这钱挣得不容易，花起来不能浪费。更何况我们还不富裕。”白和龙总是这样说。
　　一系列财务等管理措施出台，一丝不苟地执行。生产队一级重新按土地核定管理人员，一下子就精减了128 人，这等于减少开支128 万元。由于场领导和各科室的用车、招待费都实行包干，仅招待费一项1996年就比1994年减少了105 万元，1997年以来则保持在年20万元左右。
　　农场以俭促廉的管理措施，曾使机关干部叫了一回苦。农场规定，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会计、副科级以上干部不许“下饭店”；农场机关干部下队检查等，不许在生产队就餐。驻队干部则一律吃工作餐。因为有这些戒令，去年末和今年上半年，农场搞了两次工作大检查，所有下队干部都自带火腿肠、快餐面等；因为这些戒令，5 名违规干部有4 人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做了检查，一人调离了原岗位。
　　农场机关干部们带了头，生产队的干部们紧跟上。十五队队长、总局劳模杜继全把本队经费砍块包干到各项、个人，一切安排十分细致，因此他们的经费从没有突破过。十三队队长、宝泉岭分局“十佳青年”张来平家住10公里以外的场部，每天骑摩托车上班，中午在住本队的副队长家搭伙。队干部几乎就没有用公款下过饭店。这两个队从没在有关规定之外向职工再收一分钱，而把每年经费结余代职工交了农用电费、队管费、药费、运输费等计4 万多元。这两个队都是小康队。
　　　　　　　　　　　　　　　　　　　　六
　　应当提及的是，农场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积极卸去贷款重负。每年几百万元的贷款利息曾经是他们资金紧张的原因之一。然而到1995年，累计114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全部还清，到1998年长期贷款也比上年减少了259 万元，农场的资产负债率从81％下降到70.1％。这举动无疑是给自己打下了一个资金宽松的基础。
　　军川不是土财主，当他们真的有了钱的时候，仍要体现自己的富裕。近两年，农场拨出自有资金上千万元，用在社会福利和改善环境上，先后建成一座3000多平方米的小学教学楼，一个商贸中心，修筑了东西南北共1000多米长的水泥路面，改造了一个变电所等。如今，站在军川农场场部，昔日抗联密营的旧址上，可以看到这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地方，今朝正展现出一幅走向富裕的新貌。
　　但军川人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富足程度，他们说，要建成真正意义的“富军川”，还须付出艰苦的努力。目前，他们已把对富裕的热望和信心写在职代会通过的2010年的远景目标里，写在努力开放开发的改革里，写在继续快速发展经济、开展文明建设的行动里。
　　军川，富裕的军川在前头。
　　　　　　　　　　　　　　　　　　　　　　　　 (原载1998年9月29日《农垦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