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

1.文化大革命中各群众团体的形成
　　1966年8月18日，由萝北县委工作组指派，萝北一中部分学生来场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点火大会，会上有十几个机关科室领导干部被叫到台上“亮相”。青年农场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农场只有两个群众造反团体，两大观点。一个是以全场的大部分老退伍军人为骨干力量的“工农兵联合总部”(人员占全场的80％)，另一个是以电业所等单位为骨干力量的“第一司令部”。“一司”成立三四个月之后，内部在打倒与保护党委书记朱文熹问题上发生分歧，大部分人退出，分别成立了“人民战争造反团”、“五、二八指挥部”、“第三司令部”三个团体，加上原先的两个，青年农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成立五个群众团体。
　　随着五个群众团体的形成，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时期。批判的矛头由基层一般干部转向农场主要领导干部，由贴大字报发展到揪斗“当权派”。党委领导受到严重冲击，各级组织机构瘫痪，夺权、派仗不断升级，全场上下处于混乱状态。
　　2.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事件
　　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较大的冲突事件，可以概括为“两夺”、“三抢”。
　　“两夺”就是两次夺权。第一次在1967年9月，“联合总部”到机关夺了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同年10月初，“一司”组织一部分人，乘机关午休之机抢走部分科室的公章，“联合总部”得知后，立即围住机关，抢回公章，形成第二次夺权。
　　“三抢”，一次是抢党委书记朱文熹，另外两次是抢广播站。1967年6月28日，“人民战争”、“三司”、“五.二八”三个造反团组织近200人，步行到当时的七队，要把党委书记朱文熹抢到场部召开批斗大会，由于“一司”的保护而未抢成。1967年8月，“人民战争”100多人乘“联合总部”没有防备占领了广播站，“联合总部”立即组织200多人于当天又将广播站夺回。1967年9月，“一司”十几个人冲进广播站抢走扩音器、电子管等器材，“联合总部”又组织约一二百人抄了“一司”，抢走三四个广播喇叭。在“两夺”、“三抢”的冲突中未出现严重后果。
　　3.实行军管，实现大联合
　　1968年春，由合江军分区派出军管小组进驻农场，实行军管。组织各群众团体头头多次协商谈判，开展大联合工作，于三月份达成协议，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军管小组在工作中执行了不揪出走资派不罢休的极左路线。
　　同年4月4日，正式成立了青年农场革命委员会，各生产队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在农场“革委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工代会”。
　　1966至1968年，农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全场有46名领导干部、73名“牛鬼蛇神”被揪斗或游街。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广大职工群众的思想禁锢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极左思潮之下，努力在“大批判”、“忠字舞”、“三敬三祝”等政治活动中表现自己是“革命的”，生怕自己被“上纲上线”，整天提心吊胆。一个边疆农场的学校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耽误了一代青少年的宝贵年华。在生产上由于年景好，大多数转业官兵、垦荒队员出于他们的事业心和组织纪律性的良好素养，对迫害干部、破坏生产行径是深恶痛绝的，他们虽然也卷入了运动，但仍然坚持生产，并在各派团体之间形成了看谁“促生产”搞得好的形势，使得1966至1968年三年的农业生产取得建场以来最好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三年将是特大丰收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隐患是深重的、多方面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等原因，短期内尚没有完全表现出来。革委会成立后，表面上的派仗停止了，内部的派性斗争更为复杂化。革委会忠实执行了“深挖三特一叛”和“斗、批、改”的极左路线，有组织有领导地对部分领导干部进行批斗，几十名干部被集中到木材厂，住处不够现搭帐篷，后来又集中到干校，被批斗的领导干部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