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兵团时期的生产与管理十四团的组建在消除派性，安定社会秩序，巩固边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管理不善，在生产上却从，1969年到1974年连续六年亏损，金额达1，021.7万元，给国家增加了负担。主要原因如下：
1.批判、否定原农场
兵团成立后仍未摆脱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思想，认为原农场推行了一条见物不见人、突出生产、突出技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场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继续重点批判“五条”、“十六”条，否定农场管理的成功经验，废弛合理的规章制度。“五条”、“十六条”以及其它一些积十余年建场经验而制定的基本原则被视为“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突出生产、技术，不突出政治”，农场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认为要把原农场推行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规章制度等等彻底砸烂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大破”了原农场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正确的指导思想、宝贵的生产和经营管理经验，而“大立”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继承和发扬我军的革命传统，坚决地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着重从政治上建军的方针和原则”。这些当时的建团指导思想没有一句明确提到生产和经营管理，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建团初期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兵团是部队建制，有供给制思想一一有了就花，没有就要；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所以在计划和财务管理上，超购、超建、超支、超编观象日趋严重。全团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2.照搬大寨经验
1970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十四团组织五十多名连以上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之后立即掀起学大寨热潮。有的做法是照搬大寨山区生产的经验，与机械化大农业生产不适应。例如，玉米大豆套种搬到兵团，大面积推广种植却发挥不了机械的优势，而且当时玉米的经济价值低，北部连队气温低玉米常常长不成熟，一些连队不愿种植。为了片面追求产量，实现“三年上纲要”、“五年过黄河”，强行在全团推广十三连双株玉米学大寨试点经验，虽然产量有所增加，但占用了大量人力。全团“男女老幼齐参战，早晚看不见，地里两顿饭”，一年到头累没少受，罪没少遭，结果并没有提高相应的经济效益。
再如，为了学大寨，建设“旱涝保收田”，于1970年盲目动工修建都鲁河跃进水库(在十三连)，挖土方40多万方，因不讲科学，不搞勘察设计草率施工，水库漏水严重，并危及住宅区和公路交通，只好全部报废，损失19万元。
3.“三自居”与“瞎指挥”
现役军人来团后有的人以下掌权者、改造者、领导者,自居的“三自居”思想，工作靠行政命令，轻视排斥原农场干部，造成“黄棉袄”与“黑棉袄”之分，使原农场干部的丰富管理经验不能充分发挥。个别人对自己要求不严，降低了现役军人的威信，也给工作带来影响。
由于现役军人刚来时多数不懂生产，特别是不掌握机械化大农业生产规律，在生产中出现一些凭小农经验或“想当然”的瞎指挥。1973年的麦播因春涝一直播到5月28日(本地小麦高产期在4月5日至15日)，结果在5月10日以后播的小麦只有半粒，5月17日以后播的无粒，当年小麦亩产仅59斤。全团有2，000余垧小麦绝产，损失达64.8万元。小麦不熟就指挥统一割晒；为了防止玉米掉棒就在青棒时便提前收割造成大量减产。在指挥生产中有时习惯于军事指挥的方式“统一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人的因素第一，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等等做法，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
以上几方面尽管兵团各级领导逐渐有所察觉，有所改进，但在1973年10月李先念副总理批评以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总的形势正如李先念副总理所批评的“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李先念副总理的批评对兵团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触动极大，十四团党委决心带领全团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奋起甩掉“王小二”的帽子。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如下措施：
1.经营管理重新受到重视
1970年，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克服盲目性和主观片面性”，“要注意分清革命纪律、合理的规章制度与修正主义‘管、卡、压、罚’等界线”。“要贯彻‘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批判广种薄收，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错误思想”，“要严格执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度，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建军、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十四团下发了1971年厉行节约的措施和全团农业科学研究任务安排及加强经济管理的措施，并且系统地制定了“十四团机务工作管理意见”，还在1971年生产建设计划中强调：“制定财务收支计划、生产计划”，“迅速扭转亏损”。1973年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有关开支标准”、“机务工作措施”和“康拜因检修措施”，下发了“做好麦种选留工作”及“加强化肥保管”的通知。以上规定和措施在李先念副总理批评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全面贯彻落实，在农业、农机、财务、物资等方面开始形成了系统的规章制度。原农场一些好的管理制度和经验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2.重视启用原农场干部
为弥补现役军人和新提拔的干部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不足，扭转亏损局面，1973年开始重视启用原农场干部。正式使用科级干部13名，对下放的16名连队干部全部解放使用，对21名下放劳动的一般干部也作了安置。历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开始受到重视。
3.重视科学种田，发挥机械作用
从1971年起对科学种田又有了具体的规划和要求。1973年3月，将十四连一部分和工程三连合并，成立科研连。科研连的主要任务是“以种子田为重点，对现有大田用的优良品种进行选种、提纯、复壮，去杂去劣”。务农业连队都建立了科研班，分别承担良种繁育等项科研任务，团以科研连为基础开展科研工作。与此同时在全团开展了“以沙改土，以肥改土，以土改土”的土壤改良工作。改良白浆土以七连、九连为主，改良黄沙土以三连、十四连、十六连、十七连为主。土壤改良，十六连花费气力多，受益也较为明显。
因当时化肥进口受到封锁，团党委号召全团大造“争气肥”。家家户户把鸡、鸭肥，厕所肥刨出来送到积肥点或地里，在水城子、鸭蛋河、都鲁河挖河泥，挖草炭，制造混合颗粒肥、土尿素等用以解决肥料的不足。
此外还抓了深松、轮作等工作。
在机务工作方面由于逐步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有了具体明确的管理措施，配齐了各级机务管理人员，大多数机务工人都是从知识青年中选拔的，经过培训考核，形成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机械的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4.改革工资形式，恢复园田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砸烂”了“两结合”工资制，十四团成立后实行等级工资制，这种“铁饭碗”、“大锅饭”工资形式的弊端突出表现于出勤率普遍降低，为此又在1972年实行“月薪日计”，出勤率表面上是提高了，但又出现“出勤不出力”现象。1973年4月13日，团党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下发了“农牧连队工资改革制度试点试行办法”，在十二连、十六连进行“超任务按比例分配”试点，试点之后在全团23个农牧连队全面推开，这种“按纯收益分等积累，按大寨评工记分”的办法，有和“两结合”工资相似之处，使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初步结合起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评分时“要看表现”，有“政治工分”，加上农业生产劳动复杂多变，评分标准难以掌握。后来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左”的思想影响下，评工记分被认为是“工分挂帅”便开始流于形式。
1969年兵团成立后，取消了职工家庭副业，老职工的生活十分困难。1972年团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重新制定了职工家庭自留地政策，按家庭人口计算，三人以下分给四分自留地，四口人以上分给六分地，由连队自行调配。自留地所种的菜类不准出卖，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的职工家属每户可养两头肥猪，由国家统一收购。自留地的恢复，解决了职工吃菜问题，仅此一项，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可节省支出100元，比调一级工资还多。此外还弥补了口粮的不足，解决了部分家禽、家畜的饲料，对提高职工家庭生活水平和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1969年开始组织职工家属委员会(通称家属大学校)，到1970年全团有29个家属委员会，每个家属划给两亩地，由连队一名连干部兼管他们的集体生产并组织他们参加连队季节性生产劳动。家属委员会的成立，使广大职工家属走出家门，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也为职工家庭增加了收入。到1972年全团组织起来的妇女共1，685名，年产粮豆255吨、蔬菜153.8吨，总收入514，855元，留下公积金、公益金，平均每个妇女每天劳动所得1.13元，职工家属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家属委员会办得好的有机关家属委员会、三连家属委员会。
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上述措施，十四团的生产与经营管理到1975年有了明显好转，开始转亏为盈。当年经营盈利113.3万元。1975年粮豆播种面积112，424亩，平均亩产215斤，上交粮豆20，038.3吨，商品率为63.1％，每个农业工人生产粮豆6，626.5公斤，创造产值1，970元。上交肥猪911头，工副业产值346.6万元，是十四团成立七年来生产形势最好的一年，为以后农场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0年与1976年生产发展情况对比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