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六、想起了那时侯
　　　　　　　　　　　　　　　　　　　　 杨德健
　　电视机里正在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壮士一去不言愁……”激越、高昂、雄壮的歌声令我想起了那时候……
　　1958年4月，我们500余名信阳步校的官兵，带着部队党委的期望，满怀信心地开赴新的战场一一北大荒。
　　这里，北纬47度，东经131度，北临黑龙江，地处小兴安岭的余脉，南濒松花江。这块神奇的土地往昔只是在报纸上、广播里略有所闻，今天已身临其境了。
　　一切从零开始。面对着一片荒凉，转业官兵迅速投入了新的战斗，就像当年酣战在朝鲜战场。是的，我们：这批队伍里，就有黄继光一个班的战友周海斌、罗志邦，有罗盛教一个连的蒋阳初，有邱少云一个营的汤德树；有机智多谋的战场指挥官，有精通战略战术的军校教官，有不畏牺牲、冲锋在前、英勇善战的青年战士。我们当年都20多岁，血气方刚，带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带着军人的无私奉献，向地球开战，征服北大荒。当时由信阳步校和预七师官兵混合组建预七师农场，下设四个分场，我被分配到三分场生产股，担负着踏荒、垦殖、建点的工作。
　　刚过完“五一”劳动节，我们就开始了踏荒、堪察工作。兵分几路，各自东西。我和生产股顾股长进行南片的踏荒工作。一大早，我们两人吃了-早饭，各自拎着个柞树棒子(以防野兽的侵害)钻进了茫茫荒野之中。我们穿行于蒿草、荆棘丛中，忽而是一片柞树林子，过了柞树林，又是一个榛柴岗子，不时惊起野鸡群从草中窜出，嗄嗄地叫着，腾空飞去。在一片榛柴岗子的边缘，顾股长忽然以军人的警觉叫住我：“注意前方，有情况：”在这荒无人烟、野狼出没“六十里地是邻居，三十里地对面炕”的荒野之中，我也确实被他惶恐的表情吓了一跳。顺着他的手看去，我们前方五米远的地方，趴伏着两个毛绒绒的小动物，我说：“是狼!”顾股长摇了摇头，“不，好象狗：”不管是狼是狗，一下子分不清，但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柞木棒，准备随时迎击这两个来犯之敌。但这两个小动物并没有侵害我们的意图，只是瞪着狡黠的小眼睛，龇着牙，咧着嘴，互相不安地哼哼着，表现出随时想逃又不敢冒然逃去的神态。这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顾股长说：“回避：我掩护，你先撤：”我不由地笑了，顾股长只是出于军人的习惯术语，真是江山易改，军性难移。我俩同时绕开了这两个不速之客。又不时回头观望，警惕着那两个似狼非狗的小动物会随时偷袭我们……
　　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已是饥肠响如鼓了。然而眼下的处境又使我们陷入一片塔头墩子当中，苦苦不能自拔。塔头墩子是北大荒的奇景一绝，它们一个个星罗棋布，参差不齐地排列着，颇似人体上身状。千年的草根盘根错节，组成它那浑圆的身躯，头上长了小叶樟，好像披着一头金发的外国女郎，高者一米五以上，低者半米左右，我们穿行在这些“金发女郎”之中。脚下是冰，也有雪，还有正午时分才刚刚融化的雪水。鞋子灌进了雪水，裤子湿到了膝盖，冰凉刺骨，头上却是大汗淋漓，热气腾腾。顾股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小杨，情况很不妙，我们已经陷进了魔沼，”魔沼，我们早有所闻，是个进得去而出不来的鬼窟，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感到魔沼有多么可怕，只是坷坷绊绊地走了大半天，水米没沾牙，饥渴难熬：我说：“我们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可吃什么，吃草根，草根还冻在地下，吃树叶，树还没发芽。我们需要当机立断，是返回驻地，还是继续堪察?顾股长好象没有我饿的厉害，他掏出笔记本，草草计算一下，胸有成竹地说：“今天，我们走过的地方，可开垦出1，000公顷良田!”1，000公顷，这与我们老家相比，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该要打下多少粮食啊!?
　　我爬上一个较高的塔头墩子，远远望去，辽阔无边的荒原，无法计算多少公顷，这只是我们一个上午的战果。
　　顾股长说：“这里应该离天津庄很近了，我们应该直奔天津庄。”
　　赶到天津庄，庄主席杜俊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杜主席，20多岁，中等身材，墩实健壮，操着一口天津话，急忙吩咐食堂为我们赶做饭菜，以解肠胃之苦。那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和几张牛舌头形的玉米面锅贴饼子。也许是过于饥渴的缘故，我们狼吞虎咽，记不清喝了几碗羊肉汤，啃了几张锅贴饼子。只觉得那是世界上少有的美味佳肴，至今回想起来，还馋涎欲滴。啊!那又鲜又膻的羊肉汤啊，那喷香扑鼻的锅贴饼子!
　　顺便谈起我们路上遇到的两个小动物，杜俊起一拍大腿：“妈呀，干吗不拣回来，那是两只是猱头啊!”
　　“猱头，天哪，那就是猱头：”猱头学名东北貉，珍贵毛皮动物，堪称一宝。遇到人，不伤人，只会束手就擒。所以杜主席说“你们本可以拣回来就是”。啥，我们初来乍到，哪里晓得，真叫人后悔莫及。
　　天津庄建庄三年来，虽然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但垦荒队员的生活还是极为艰苦的。他们把大量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上，继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购买各种农耕机具，队员们已经三年没挣工资了。有的队员因没有八分钱购买邮票，苦于无法和家中通信。家中来信和组组上联系，问是不是蹲监狱了?这不是笑话，这是真事。这时候想起，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是不是太傻呢?不，他们一点不傻，他们只是一个心眼的为了开发北大荒，为祖国多打粮!从来没想到自己要发多少财!
　　五月中旬，分场领导决定，各大队按计划分别进驻各自的垦荒点搭马架、支帐篷，建点开荒。一大队进驻“道旁”(现砖瓦厂处)，二大队进驻都鲁河前屯(现十三队)，三大队进驻天津庄 (现十六队)，同时组建机耕队，由机务股股长王树洪负责(原是步校坦克教员)，同三大队一起进驻天津庄。
　　在天津庄的支援下，我们抢种了五垧多地的茄子、黄瓜、豆角、西红柿、西葫芦等夏菜，还准备种点土豆。我从萝北县买了 2，000斤土豆种，但无法运到天津庄。想来想去，先把土豆种运到都鲁河，在都鲁河借到一条小木船，我们三个人，把种子装到木船上，顺都鲁河渠划到天津庄。由于船身小，2，000斤土豆，再加上三个人的重量，使得船沿吃水只剩下不足十厘米了，在稳水中顺流而下，还算安全，待划到新民屯(现十五队)的一个急转弯处，我手中掌握方向的木杆一下插到稀泥中，苦于拔不出来，使劲挣脱，船身一晃，船仓灌满了水，十多袋土豆种子全部翻进水渠中……
　　渠水尽管不深，但有的地方齐腰，有的地方没脖子，我们三个“旱鸭子”首先把船摆正靠稳。土豆用麻袋装着，已沉到水底，反正冲不跑，让它先泡一会吧。我们三个“落汤鸡”浑身透湿，又急又冻，说话直打哆嗦。北大荒的春天，乍暖还寒，河水刚融化，那都是兴安岭流淌下来的雪水呀：我说：我们不能久停，越停越受冻，我们要抢时间，争主动，赶紧打捞种子装船。仗着我们三人年轻火力壮，硬是从刺骨的水中捞出了种子，重新装船，待运到天津庄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机务队的机械是由各兄弟农场支援来的老式机车，苏联产的德特一一54。机车还免强能开到驻地，农机具就无法托运了，机耕队将大犁、重耙、轻耙、播种机等全部分解，用肩扛、人背，取近道，穿过十多里的沼泽地，八个人整整背了一个星期，才全部运到目的地。其中军校学员张玉修、刘大鹏，大家称他俩是大力士，当年在战场上，他们能扛机枪、背火炮，如今那坚强有力的臂膀又背起一二百斤重的犁片、耙具，顶着蠓虫、蚊蝇的围攻，身上、腿上叮咬起层层红包，双脚在泥水里踏着坚实而又沉重的脚步，中途不敢停歇，一口气就是十多里。这就是北大荒人的剽悍，这就是北大荒人的无私奉献!
　　刘大鹏，是个有文化的小伙子，会唱歌，爱作诗，不知是他自己的创作还是学来的一首歌，至今我还记得几句，这首歌既有信天游的风格，又有东北民歌的通俗，再加上他那纯真的感情，那浑厚高昂的男中音，几度都把我们陶醉了。
　　我不说北大荒多么可爱，北大荒的云彩比别处的都白：我不说北大荒多么美好，北大荒的绿草比别处的都娇；我不说北大荒多么富饶，无边的麦海能掀起金浪涛涛；只记得上面几句，今天想起更觉得深沉、可爱。遗憾的是，刘大鹏，这位坚强乐观的战士如今已经长眠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把宝贵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北大荒。
　　分场部重新进行了战略布署，因眼下已是六月中旬，需要边开荒边种地。我们播了20多垧地的谷子，5垧多地的萝卜、白菜。播大豆已经来不及了，便种了40垧地的荞麦，机务队继续开垦荒地。
　　为加强生产股的技术力量，由凤鸣乡调来王永富(原乡农业技术员)，宝泉岭农场调来朱惠臣(后任农场生产科副科长)，沈阳农学院分配来大学生马福林(后在农机校任教)，我们以天津庄为轴心，东至十五庄(现五队)，西至都鲁河，南至老龙岗(与二分场分界线)，北邻北京庄后屯(现六队)，在这大片的荒野上踏荒规划，开荒的机车迅猛推进，到年底，我们开出了大片荒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种的萝卜、白菜都在三四斤重以上。特别是40垧地荞麦更是一片金黄，可惜的是一场早霜全部打蔫了，空喜一场：
　　北大荒的春天来得晚，冬天却来得早。严重的威胁使房建任务都只完成一半，特别是分场部，都住在帆布帐篷里。机务队被抽调回来抢运木料。汽车、马车一齐上阵。11月份抢盖起办公室、食堂、宿舍等7栋房子，共1，200平方米，我们迎着漫天雪花搬进新居，为来年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0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个时候，回忆起那一段艰难历程，心里总会激起一股难以抑制的自豪感。因为我们这批军垦战士，没有辜负党中央及部队领导的期望，我们征服了北大荒，我们是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