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征
文征

　　　　　　　　　　一、拓荒者的心声
　　　　　　　　　　 ——关于《永不放下枪》的片断回忆
　　　　　　　　　　　　　　 徐先国
　　“永不放下枪”写于1958年3月间，最早发表在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距今已整整30年。
　　物换星移，沧桑巨变。当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还常常提起那首18行、不足150个字的短诗，时而有人吟诵几句，时而有人哼几声歌，抒发老一代拓荒者的耿耿情怀。
　　那首短诗的产生，来自一位将军和一位诗人那里，诗中语言多出自转复官兵之口，是当年十万大军远征北大荒的共同心声。作者作为这支队伍中的普通一兵，为战友们的忠诚和勇敢，为一代风流作诗明志，实乃借他人之情，抒个人拳拳之心，是不足挂齿的。
　　　　　　　　　　　　　　　　　　　　　　 郭老献诗壮行
　　那年3月，号称十万转复官兵的垦荒队伍已经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的首脑机关、军事院校和有关部队的军营中相继组成，开始向传说中的古时“充军”之地一一北大荒进发。有些登上军用列车，行进在漫长的铁路线上；有些正打点行装，待命出发；有些则已经开进完达山南北和三江平原，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踏查跋涉，开辟道路……
　　我所在的一所军校一一原信阳步兵学校，经过学习、动员、打通思想、个人申请、领导批准，被确定下来的480多名学员、教官和机关干部也都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即刻登程北上。
　　正是在这样一幅覆盖数千公里的画卷前，《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诗人郭沫若的诗篇：“向地球开战”，为这幅历史的画卷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郭老在“向地球开战”的题记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士，有不少同志将赴全国各地参加国营农牧场的生产工作，作此诗以壮行色。”诗中写道：“现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换阵地，向地球开战……你们才真不愧是不断的革命家：”这些话感人至深，不只是表达了诗人的美好祝愿和赞誉，更揭示了十万大军解甲归田的真正含意，道出了我们那些转复官兵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推波助澜，鼓了士气，壮了军威。在我的笔记本上曾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景和感受……
　　　　　　　　　　　　　　　　　　 3月30日
　　这几天兴奋极了：倒不是忙忙碌碌地收拾行装(除大量书籍需要归整处理外，哪有多少东西可供收拾)，告别亲友(还有多少话再需细说)，而是让郭老的那首诗搅动了我们的心。大家奔走相告，传抄，朗诵，没完没了地交谈。
　　是的，儿女就要离开“妈妈”了，不免有些心酸。但大家盼望干一番新的事业，急需打出一面新的旗帜，诸如“上山下乡，大办农业”、“到最难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口号，都感到不够劲，不过瘾，不足以填补战士内心的“空白”。唯独“向地球开战”对大家的胃口，使大家感到充实，感到气魄、豪爽，还带点战士的傻气和傲气。
　　大家还盼望去边疆安家立业，规划“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这种不久前曾被批判为“战斗意志衰退”的思想，数日之内将变成垦荒者们共同的追求。因为“向地球开战”需要扎根边疆，需要干一辈子，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我们面临着历史的大转折、大考验。
　　向地球开战一一象战鼓、象礼炮、象至高无上的军令!军令如山倒，是战士，别忧愁，莫动摇，莫回头，挺起胸膛朝前走……
　　后来知道，郭老写那首诗确实与一位将军有关，是受当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之托而写的。一天，将军兴致勃勃地向诗人介绍了中央军委关于动员十万转复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精神和有关组织安置等方面的情况，请诗人献出大作，以壮军威。并风趣地说，这是他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对诗人的请求，郭老欣然应允，并于 3月23日写出了“向地球开战”。诗人“完成任务”后，还履行了“交稿手续”一一专为将军朗读一遍，征得意见后方交《人民日报》发表。这段轶闻趣事是当年7月下旬将军召我到宝泉岭农场会见时提到的。将军还对作者说：你写的“永不放下枪”，郭老看了也很喜欢，他说如今的年轻战士觉悟高，有文化，还有诗才，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的另两则笔记记录了当时写“永不放下枪”的有关情况。
　　　　　　　　　　　　　　　　3月31日
　　今天参加座谈会，听思想汇报。
　　训练部教官X X X发言：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我打心眼里高兴，感激不尽。我虽然从小参军，经历过几十次大小战斗的考验，受到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但由于嘴贱，在整风学习中犯了言论错误。这次批准我去北大荒锻炼，是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我的最大关怀。为了报答组织，为了改正错误，更为了争一口气，看谁是孬种，谁是好汉。我想好了，一颗红心交给党，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政治教员X X X发言：到北大荒去，我一百个愿意。原先背家庭出身包袱，只想到知识分子要长期改造，脱胎换骨，思想不够开朗。看了郭老的《向地球开战》，心里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豁然开朗。为什么只想到改造自己，而想不到要改造大自然，要为国为民创造财富呢?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这次行动的深刻含意，是坚持不断革命呢?因此，我保证做到以下五点……
　　五营学员X X X(上甘岭战役中的功臣)：到北大荒去是我自愿的。我负过伤，三等残废，留部队不合适，但种地行，不妨碍。只要一声令下，照样雄纠纠，气昂昂，打起背包就出发。
　　　　　　　　　　　　　　　　 4月1日
　　昨天白天，参加了两个座谈会和一个小时的汇报会。战友们真挚、坦白的发言，深深感染着我。他们留恋部队，舍不得离开这个大家庭，不少战友苦练本领，曾做过“将军梦”，他们对部队的依恋之情，犹如儿女依恋妈妈。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要离开“她”，不为个人所谋，却为“妈妈”着想。他们把自己全然放在一边，甚至不顾种种委屈，“腹中天地阔，自有渡人船”。
　　通过座谈会知道，那位学员营的大尉营长也去北大荒，是出人所料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批准他离队的，凭他的声誉，也将给我们这支即将离队的“杂牌军”增添几分光彩，因为他曾被华东军区授予过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他是黑龙江人氏，开朗豪爽，英气十足，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并且指名道姓地冲我说：你是搞宣传工作的，能不能代表我们即将离队的全体同志起草一份决心书，表表雄心壮志，表表英雄本色?!郭老讲向地球开战，我们说，英雄解甲重上战场……
　　晚间，校园变得十分宁静，我翻开笔记本，一边看记录，一边写了决心书，以备欢送会上发言用。但余兴未尽，接着又写了一首短诗“永不放下枪”，方觉满足，了却了似未了却的心愿。
　　本该休息了，还是睡不踏实，不知何故?似醒似梦中，白天的所见所闻还在眼前，欣喜中似有不快，激动中似有忧虑，眼前好象有一个不吉祥的影子……
　　当时我是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又是被编进这所军校赴北大荒指挥部的临时工作人员。由于工作之便，我从一位首长那里看到一份关于如何做好离队干部工作的“内部材料”，那上边提纲挈领地写着“为了巩固整风反右斗争的成果……”一个足以渗透中枢神经的信号，怎不叫人忧虑?!
　　另外，通过座谈会还了解到，被批准转业的80余名机关干部中，绝大多数都是出于人所共知的政治因素，是所谓有着不同程度的“错误”的。都是些什么“错误”呢?一一右派言论的错误，家庭出身的错误，海外关系的错误，个人历史虽然清楚但并不“清白”的错误等等。许多经过军校严格训练的，既有才华又有专长的20几岁的知识分子连、排干部，皆因上述“错误”而被“光荣”批准，成为机关中响应伟大号召“上山下乡”的“带头人”。也是后来知道，不仅军事院校机关如此，就连“三总部”(总参、总政、总后)以及海军空军机关送北大荒的“散兵散将”们，也多属此类情况。由于历史的误会，北大荒在接收大批成建制集体转业的骨干部队(如七个预备师)的同时，又增添了一批又一批的零星“财富”，使北大荒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更加红火兴旺了。
　　上面摘抄笔记中的“不吉祥的影子”便是当时作为一名战士的复杂心态的反映。一是反右斗争刚刚过去，前车之鉴，心里话岂能直书?二是为维护战友们的尊严，又怎忍心明说?!出于这，写笔记的次日晨，我将“永不放下枪”抄成大字报贴到走廊上“亮相”，为即将离队的战友们，也为我本人壮壮胆、鼓鼓劲。
　　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也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令远征北大荒／用拿枪的手把起锄头／强迫土地交出食粮／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让子弹穿透的疤伤／在黑土地上泛红发光／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
　　当天，在战友们“叫好”的鼓舞下，作者又在诗的前边加了几句：“感谢郭老称赞／我们去向地球开战／举起科学技术大旗／冲过艰难战胜自然”。然后抄寄《人民日报》了。
　　几天后，我们便整装出发了。离别的那天，机关百余人到火车站相送，没有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也没有响亮的口号声，只有默默地道别和祝福：“多保重，多保重：”当我们登上北上的列车，当火车发出一阵阵呼号的时候，离队的战士多以笑脸惜别，送别的战友却热泪盈眶……
　　　　　　　　　　　　　　　　　　 北京来信
　　“永不放下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我们已经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被人们形容为“三十里路对面炕，六十里路是邻居”的边陲小县一一黑龙江畔的萝北县。
　　按上级布署，以萝北县境内的鸭蛋河为界，河北新建预一师农场，河南新建预七师农场。我们军校的400多人分别编入预七师农场的四个分场之中。我们政治部仅有的四名干部和机关部分军官、连队部分学员约60多人编入一分场二大队，除一名原来的连长担任副小队长以外，其余全部参加劳动。
　　二大队建在四方山下，是哈尔滨垦荒队遗弃的一个开荒点，有一间破草房，当过马圈。记得我们5月18日进点的那天也是晌午，放下背包就清除马粪，修理门窗，砍来柞树支起床铺，晚饭前基本收拾就绪，有了一个新的“家”。有趣的是我们还写了一幅对联贴在门口一一“昔日马圈今日乐当家园”，“茫茫荒原明日喜变良田”，横批是：“人畜兴旺”。算是自己动手，揭开了艰苦创业的序幕。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王震同志《千万人的心声一一给徐先国同志的一封信》和诗人郭小川《关于‘永不放下枪’》的评介文章时，我们已经打响战斗，开始了开荒播种，伐木备料，修路搭桥。恰在这时，北京来信，怎不给我和我的垦荒战友们带来巨大的鼓舞!
　　王震同志在信中写道：“读了你的诗《永不放下枪》，我深深感动了。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都会同你合唱。”“看样子，你是到北大荒去了。希望你和你的周围的同志们，如同你的诗中所描绘的那样英勇、豪迈，‘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郭小川写道：“5月7日的晚上我到一位将军家里去做客。一见面，将军就告诉我：‘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一首好诗’。我拿过报纸看了两遍，觉得确实不错……这几句诗真的把将军感动了，‘也道出了象我这样的老战士的心声’……后四行意境更高，不但使有过亲身体验的老战士动心，就连我这没有负过伤的，不老不少的战士，感情上也很激奋。”
　　将军和诗人还认为，这首诗是北大荒战士们的声音，应当谱成歌曲大家唱。并说为了歌唱时在情绪上更加和谐更加欢乐些，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吟诵起来，当即拟出了一个修改方案，建议将诗中“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让子弹穿透的疤伤，在黑土地上泛红发光，”改成这样：
　　“让胜利光荣的军装，
　　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
　　让坚强有力的臂膀，
　　在黑土地上焕发红光。”
　　郭小川最后还写道：“为了这首诗，我们用了几小时的时间，但我们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现在想来，当时使我们感到愉快的，首先还不是这首诗，而是这些人……”
　　是的，北京来信，不只是为了那首短诗，或诗的作者，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拓荒者们和他们正在开创的北大荒事业。正因这样，当战友们看过报纸以后，都感到很亲切，很激动，觉得我们的将军和诗人虽然远在北京，却同垦荒战士们一样，也在辛勤地耕耘，耕耘着拓荒事业、拓荒文化和拓荒者的心。
　　那些天，在开荒点上，在伐木工地和基建工地上，人们时常谈论着北京来信，憧憬美好的未来，而把当时异常艰苦的生活生产条件撇在脑后，把克服困难当做一种乐趣。此间，垦荒战士们没等作曲家们的精品问世，已经按照将军和诗人修改过的“永不放下枪”，开始自编自唱了。不久，这首短诗被作为大型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的主题歌歌词出现在银幕上，总政文工团和空政文工团代表总参、总政来北大荒慰问时，又各自谱曲搬上舞台，并在各新建点上教唱，先后有时乐蒙、李伟、丁家歧、潘少泉、姜春阳和芦艺等的作品登在报刊上，共十余种唱法流传在北大荒垦区的各个角落。
　　那些天，战友们学唱歌，谈北京来信，还建议我趁此“机会”立即写回信，把我们大队的干劲和好人好事汇报出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大家的委托。我听见了他们“怦怦”跳动的心声，更懂得此时此地他们怀念部队，怀念家乡，怀念战友和亲人们的真切情感。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在一盏油灯前，在一群蚊子和飞蛾的“伴奏”中写了回信，第二天便寄《人民日报》转王震同志收。
　　半月左右收到《人民日报》来信，随信转来王震同志写给我的亲笔信。由于特殊的原因，这封信除身边几位战友看过外，还鲜为人知。信是用毛笔写的，16开信纸，共三页，抄录如下：
　　徐先国同志：
　　人民日报第八版编辑田钟洛同志转来你给我的信，我很高兴很仔细地读过它，田钟洛同志认为你的信写的很好，他征求我的意见，想摘要发表，我同意发表，摘去你对我称赞的那儿节，至于如何摘去那些，那是编辑的事。
　　我很爱你和你们那一队的同志们，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龙江畔的垦区插一面红旗，然后一队又一队都插起红旗，胜利的光荣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
　　我6月20日从北京到黑龙江省来，经过密山，我打算在虎林县八五O农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那儿劳动一个星期，然后将走遍垦区和许多同志见面，大约在七月中旬来到萝北县，那时我要在你们的红旗队和同志们一起共同劳动一天，畅谈一夕。(我相信预七师农场党委能给你们以“红旗队”的称号)请你转告同志们，争取“红旗队”的称号。同志，我要联系一些先进人物，如你来信所说的军官炊事员，拖拉机驾驶，读农业技术书籍的未来的夜大学毕业的农学家们，(愿你努力，作一个农业工人的诗歌作者)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应有的学习方法和态度。我将经常保持同你的联系，但是不在报纸上公开通讯，你业余写作什么也不要写我的名字。这一点是我以部长名义给你的命令。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你的同志　　王震
　　　　　　　　　　　　　　　　　　　　　　　　　　　　　　 六月十八日夜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亲手开荒播种的大豆，已经长到筷子般高了，正起早贪黑铲地，要争取当年丰收，开门红。劳动间隙几位战友听说北京回了信就围住我，要“先睹为快”。他们把信拿去传看以后，又是一番议论，特别对王震同志信中说要到北大荒来最感兴趣，都盼望能见到这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将军。在这以前我们曾听过不少关于将军“过五关斩六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因为我们预七师农场有位上校场长刘海，早在1940年就是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营营长，是王震同志的老部下，故事多从他那儿传来。我们还听说过王震同志喜交“文人”朋友，爱护知识分子，关心那些因错划右派而下放到北大荒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们的种种故事。出于这，大家想入非非，推测此次将军北大荒之行，是否也会带几位诗人、作家，带几个有趣的故事来呢?大家甚至推测(实际是盼望)我们所喜爱的诗人郭小川可能跟来。事实证明，当时的推测错了，诗人并没有跟随将军来。但事实又证明，大家的盼望没有错，诗人1962年走访了垦区，并且写出了人们至今难忘的史诗般的篇章《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1964年，诗人之子郭小林被送来北大荒，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农场，并且写出了“我爱北大荒”等许多受欢迎的好诗，表达了“后来人”的真挚情感，成为老北大荒人的亲密伙伴。
　　写了这些，似乎不属于这篇回忆的范围了。只因那时我们创业心切，把一切理解我们；尊重我们，支持我们献身北大荒的同志，都看成是我们的伙伴，看成是我们的良师益友。那时不理解我们的，埋汰我们的，把我们视为“发配”“改造”对象者不乏其人，包括在我们英雄的拓荒者队伍中间，在一些领导者的眼睛中。
　　靠回忆终究不如当年的笔记真切，摘抄1958年7月18日记下的一段往事：
　　昨天上午，正要去上工，接通知去分场谈话。正好把前两天收到的王部长写来的亲笔信带上，好作汇报，因为信中提到了“红旗队”一事。
　　到分场等侯足两个小时，方见X场长。没有任何客套，问明姓名后便将一张新来的报纸推到我的面前。这是七月七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刊登了我写的那封信的摘要，题目叫《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给王震部长的一封回信》。
　　当时我很高兴，并且立即联想到，给我出主意写回信的那些同志看见，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整个生产大队都会高兴的。没等我细看，X场长便问：
　　“写这个请示领导没有?”
　　我答：“没有。那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
　　“什么?以个人名义?要知道，这是党报呀，而且你是写给一位领导人物的，怎么能随随便便呢?”
　　我看气氛有点不对头，连忙问：“出了什么事?如果信里有哪些写错了，请领导指出来。”
　　“问题不在这，不在你写的对与不对，而是……”
　　当时我死心眼，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信里写的都是大家的干劲，并没有丝毫地表现我个人，而且汇报了我们二大队的好人好事……”
　　X场长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讲的那几个好人好事呀，我了解过了，都是你们军校机关的，明说了吧，不是反右中有错误的，就是家庭出身有问题，你也不是一般的人，能上党报吗?虽然重在政治表现，可也不能当典型呀：上头要了解情况，我们咋交待?”
　　感谢领导的坦率。我这个“执迷不误”的人总算开窍了。赶紧把已经拿在手中的王部长写给我的那封更为“典型”的亲笔信，重新装进了衣兜里。
　　X场长后来好象还讲了点什么道理，非常严肃地指示我：“你们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劳动锻炼，好好改造，不要整天凑在一起出花花点子，你回去传达我的意思，我这是好意。另外，你今后写什么都要交组织审查，最好不要乱登报，免得惹麻烦，免得造成不良影响……”
　　我无言以答。我又看见了那个不吉祥的影子……
　　拓荒者的心声是饱含血泪的：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
　　记此篇，鸣警钟。
　　戒! 戒! 戒!
　　还是继续我们的回忆吧。摘抄7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我写给王震同志的那封回信的主要内容：
　　将军、部长同志，顺便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
　　北大荒真富……只要勤劳，伸手就有收获。
　　现在，向荒地进军、向困难进军的战斗已经全面打响了：冒着风雨，不怕日晒，藐视一切困难，一部分人投入了抢耕抢种；一部分人开始了修路；一部分人上山伐木，建造房屋；为了减少国家开支和解决自身困难，为了给国家和农场增加财富，还组织了打猎队上山打猎，打鱼队下河捕鱼，家属妇女们也和大家一样，拉犁、撒种、割草……我们正浩浩荡荡地战斗在广阔无垠的荒原上面。
　　我们生产大队里有连长、政治指导员、排长、参谋、助理员、教员、军校学员以及士兵；有工农出身的同志，也有知识分子。他们干着各种不同的工作，生长在各个地方，但北大荒把他们连起来了。他们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一样地拿起了锄头。因为革命工作需要，两个以前并没有做过饭的军官当了炊事员；一个学习开拖拉机的军官只化了两天的功夫就登上了拖拉机司机台；更多的军官放下了“条令”，买来了农业技术书籍，要使自己又红又专。在我们这里，克服困难简直成了一种乐趣。一个少尉助理员在回答别人问他为什么愿意离开暖和的南方，并且放弃获得爱情的机会来到北大荒的时候说：“因为北大荒最富，也因为北大荒最艰苦。”北大荒的生活多彩、艰苦，非常难得，我们都自豪地感到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过去为人民流血打天下，今天又为人民去流汗建设社会主……我们决心让北大荒早日变成北大仓，让北大荒和我们一样充满朝气、歌声四起。
　　这封信刊登在第八版的右上角，加了花边，编辑还加上了气比天高的英雄好汉”为题的编后语。转抄如下：
　　读了徐先国同志从北大荒给王震部长的来信(摘要)，我们深深地被感动。这原因，不是由于北大荒的艰苦环境，而是那些人，那些志比天高的英雄好汉。
　　从没有做过饭的去当炊事员；放下了“条令”去买农业技术书；放弃获得爱情的机会从南方去到遥远的北大荒……徐先国同志所写的，只是建设北大荒的英雄们中的几个人，然而，这岂不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吗?在北大荒，在新疆，在一切边疆的垦区，成千上万的开拓者在那里日夜劳动，他们以自己高度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冲天干劲，同严寒、冰霜作斗争，同野兽作斗争，要把荒凉的边疆建设成祖国的谷仓。
　　……
　　拓荒人怀念过去，并不只是因为，在他们开拓创业的道路上，常常遇到风雨暴雪和丛丛荆棘，同时也常常会有璀璨的阳光和绚丽的鲜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由于报刊的媒介作用，我们得到了众多的理解和支持，并且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吸引了广大的有志青年。当时许多军垦农场都曾收到过全国各地青年要求参加垦荒的来信，作者本人曾收到这类来信30多封，多数是中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和文学艺术爱好者。因为那首短诗“永不放下枪”曾被分别编进黑龙江、湖北等省1958年9月出版的初中三、高中一年级语文补充教材。一些中学生正是学了那篇课文以后给作者来信的。只可惜那些热情洋溢的、充满人生向往的来信，毁于人所共知的那个疯狂的年代，但一代青年们的火热火热的心，曾给当年的开拓者们带来过无限的欣慰和力量。
　　　　　　　　　　　　　　　　　　 会见王震同志
　　7月下旬，王震同志到宝泉岭农场视察工作期间，召我前去谈话。我到那里住了两天，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宝泉岭农场回原单位以后，断断续续地补记了几则会见前后的情况和感受，整理抄录如下：
　　　　　　　　　　　　　　　　　　　　 (一)
　　7月19日下午，生产大队紧急动员，组织“防汛抢险突击队”，支援萝北县肇兴公社修堤筑坝。会后我当即报名并被光荣批准。20日凌晨乘车出发，行驶110多里于5点左右“飞”到工地。
　　黑龙江水正在暴涨。江中飘着十多米长的红松原木，还有房架以及家具等，不知是我们这边的还是“老大哥”那边的。任务十分紧急，大家以当年；中锋陷阵的姿态投入战斗，加高加固一条年久失修的土堤坝。我们虽然已经脱了军装，但还在继续“拥政爱民”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一种特殊的骄傲和神圣的感觉。
　　下午5时许，分场一位叫不出姓名的副场长到工地找我，在新修的堤坝上见面后，他递给我一封信并作交待：“总场部上午接上级电话，王震部长要找你谈话，部长现在在宝泉岭农场，要你今天就去。”我打开信看了两遍，内容与副场长交待的大致相同，只是信里强调了“务必今天赶到”!当我抬头想要请示今天怎样赶到时，他已离我而去，奔那辆送来晚饭的牛车去了。
　　从工地到宝泉岭农场少说也有160多里，太阳已偏西，又无来往汽车，怎样才能在今天赶到呢?
　　但我似乎毫无犹豫，将手中的铁锹递给班长后抬腿就出发。几位战友赶上前来塞给我两张大饼和一个装着半壶水的军用水壶，忘了是谁又将一件雨衣递给了我，并嘱我一路小心，嘱我代表大家向王部长问候：战士的品格和心愿如此纯洁、高尚，而那些传达部长命令、延误时间(上午八点多接电话，下午五点多才通知我)的“官们”呢?对比之下，我的眼睛潮湿了。
　　我边吃大饼边赶路。心里计算着：用急行军速度，每小时走14里，第二天拂晓前总可以赶到宝泉岭的。大约走了五六里路，太阳落山的时候，到达公社所在地肇兴镇。只见公社门口挂着防汛指挥部的牌子，灵机一动，拿着信走进去。一位副总指挥(后来知道是
　　萝北县一位副县长接待我，当我说明情况后，副县长立即表示派摩托车送我。不料司机不在，派人去找。没等找到司机，门外下起了瓢泼大雨……车也无法走了，人也无法走了，真乃天不助我也。
　　顿时感到腰酸背疼，肩膀上火辣辣的，粘糊糊的，我乏极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位副县长把我从一个条凳上叫醒，唤我上车。在一片黑暗中我被扶上一辆大卡车的司机台。副县长告诉我，车上有半麻袋香瓜，又脆又甜，请王部长尝鲜，并感谢军垦战士对地方的无私援助。开车后我方知晓，这辆载重五吨的汽车，只载了我一个人，不觉徨惑不安：
　　风雨交加。道路坑坑洼洼，汽车颠颠簸簸，时常把我抛向“空中”，或抛进司机怀里。但我乏极了，任其抛来抛去，因我正在执行一道也许不该由我执行的特殊的命令。
　　当司机叫醒我时，天色大亮，已是21日上午六点钟了。我因脚趾被砸伤，下车时竟摔倒在地上。司机扶我起来，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向他道谢。司机长久地不松手，并且深情地对我说：“徐同志，见了王部长，就说有一个老司机向他敬礼：这个老司机曾经跑遍了中原大地和长江南北，还到过朝鲜清川江一带，运送过炮弹和给养，如今他来到北大荒，只剩下一桩心事，该成个家了，该把他的70岁的老娘从关里接来啦，可是……”老司机很动感情，话虽幽默，却很实在，还带点战士的忧伤。可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除了连连点头表示同情以外，我什么也没说。更加遗憾的是，分手时我竟忘了问他的姓名(还忘了带上那位副县长托我送给王部长品尝的香瓜)，留下了深深的内疚和丝丝惦念。每当我走在大路上，碰见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时，我都要向司机台张望，寻找那张黝黑的、疲惫消瘦的脸……
　　　　　　　　　　　　　　　　　　(二)
　　这里正在召开合江农垦局所属八个农场参加的生活现场会议，据说生产大队以上的负责干部大部分都来参加了，上午请王部长作报告。农垦局刘副局长听说我已赶到，便安排我先到会场去听报告。
　　王部长坐在台上讲话，声音不太高却很洪亮，我想他唱男中音一定好听。他有时站起来讲，穿一身灰布衣裳，象个瘦老头，显不出人们常说的那种“英雄形象”。报告的前半部我没听着，后边讲了“五边方针”，建点安家以及住房、吃饭等问题，特别强调了每月伙食费标准六元钱，不足部分由食堂种菜、养猪补贴……总之，所讲内容都是大家盼望解决的问题，都是大家心上的事。
　　听完报告以后，刘副局长立即领我到王部长的住处去报到。我仍然抱着那件雨衣，不仅满身泥土，肩膀上还留有血污，一切都无法顾忌了。
　　见面后，王部长同我握手，他的手很有劲，然后上下打量我一番，象“战友重逢”似地说：“嗬：怎么搞成这样?果真是受到了泥土的奖赏：”他示意刘副局长和我坐下，他则躺到床上，显得很疲倦。
　　我回答说：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接到通知，从防汛工地上直接赶来，坐了一夜车，没来得及……”
　　“那边水大吗?淹地没有?”
　　我答：“水涨的很快，但没有淹庄稼。”“那很好。听说是地方的地?”
　　我答：是肇兴人民公社的，我们是去支援的。”
　　“很好，很好，我军的优良传统不能丢掉，军民团结，要发扬光大：”王部长接着简要地问了几句生产队的情况，我趁机讲了那半麻袋香瓜的事，他听后开怀大笑。最后他让我留下参加会议，要我先休整休整，明天再仔细谈。
　　　　　　　　　　　　　　　　　　　　 (三)
　　21日上午是会议讨论，听说王部长听汇报。下午，在王部长提议下，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义务劳动，一部分人积肥，一部分人植树。我打听到王部长要去参加植树，也就“跟踪”而去，到植树那个组去了。
　　约一点多种，来到办公室门前，在路旁跟一部分场长挖树坑，把新拉来的两人多高的落叶松一棵一棵地按树坑放好。
　　王部长是坐小车来的。他穿件白衬衣，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然后又回转身从车里拿出一个包来，这个包是他的那件灰布上衣包着的灰灰菜，不慎掉一棵野菜在地上，他赶紧弯腰拣了起来。原来，大家午休的时候，王部长看了农场的环境和附近的菜地、苗圃，采了这些灰灰菜。他双手抱着野菜，对我们围在身边的同志说：“这菜好吃啊，毛主席、朱总司令长征时就吃过这种菜，这菜曾经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创造了奇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革命菜’……随后递给一位同志，并且嘱咐晚上做了尝尝。
　　开始栽树了，王部长拿起铁锹，走到办公室门前东边的第一个树坑跟前填土，快填满土时，他又仔细检查一下树干正不正，并且说：“扶正了，树一扎根就长的溜直，要是稍稍歪点，等扎根以后就再也正不过来了。”填满土以后，他又浇水，浇完水又添些碎土，还找来几根青树枝盖在新土上，活计做得十分熟练，非常过细。
　　栽完了这棵树，王部长感慨地说：“前不久，我在北京接到新疆一个同志给我写的信，说我在他们那里栽的树已经长得很高了，结果子啦。”他擦一把汗，接着说：“你们回去以后除了种些美化环境的树木以外，也要多种果树才好，那时候谁来到你们农场，就都不想离开了：”身边的农场场长们都连连点头。
　　　　　　　　　　　　　　　　　　(四)
　　王部长放下铁锹，朝四处张望，并且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答应“到”，走到他面前。他一边念着“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一边朝东走去，在一片树荫下席地而坐，跟我交谈起来。
　　王部长问：“听说你们大队干得不错，你看当前转业官兵中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有哪些心愿?”
　　我回答道：“同志们让我向您问候。大家的希望是早些安顿下来，盖好房子，好越冬，目前伙食太差，您在大会上已经讲过了；大家还希望不同单位来的同志齐心一些，团结一些；年岁大些的盼望早点成家，可这里找对象太难，见不着姑娘。”
　　“你结婚了吗?”王部长问。
　　“没有。”
　　“有对象吗?”
　　“没有。”
　　“过去也没谈过?”
　　“在部队时有那么点意思，因为要来北大荒，只好‘忍痛割爱’了。”
　　“没关系，大姑娘会有的。你回去跟同志们说，我可以动员一批大姑娘来。不过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各人自己也要想办法。”王部长停顿一会儿，伸出手指数着说：“吃菜问题，住房问题，看病问题，家属问题，找对象问题，还有，学习技术问题，团结问题……万事开头难哪：不过，很快都会解决的，徐先国，你相信吗?”
　　我回答：“我相信。”
　　接着王部长讲了国家急需粮食，讲了大批农业机械就要运到，讲了农场的发展远景等等，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人才，可有些人总是翘尾巴，不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行的。特别嘱我两点：一是指出我目前还属中右，还不是左派，要我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当一名真正的左派；二是嘱我经常给他写信，一定要认真地向他反映情况，反映战士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王部长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他站起身来，连声说“好呀、好呀：”并且立即招呼预七师农场一位副场长过来，向他交待：“徐先国同志要求开拖拉机，我非常赞成，请你们安排一下。”
　　回生产队的第三天，在豆地里遇见分场党委书记，我便上前询问开拖拉机一事，他没有开口，只是摇摇头，显出很为难的样子。待他走后，副小队长对我说：你就别做梦娶媳妇了，上机车也得挑骨干……。
　　啊，真是的，我又忘了那个甩不掉的“影子”。
　　　　　　　　　　　　　　　　　　　　 (五)
　　此次会见，对我来说无疑是难以忘怀的。
　　此次“幸会”，还给关心我的战友们带来慰藉和鼓舞，同时也给一些“优越者”和“高明者”带来不安和妒嫉。讥讽和嘲笑象苍蝇一样跟着我，这是为什么!?
　　我心中好象树起一块碑。这碑，洁净，明亮，象一面镜子，它能照见人，也能照见鬼。但首先照见的，是我自己一一一个货真价实的拓荒者。
　　这碑，促人自省，促人愤发，促人求实，去寻找艰辛的生活道路。
　　　　　　　　　　　　　　　　　　　　　　　　 (1958年建军节深夜追记)
　　　　　　　　　　　　　　　　 没有完成的任务
　　第二年——1959年5月的一天，王震同志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上将、曾泽生中将到北大荒的萝北垦区视察工作厂又一次召我前去会见。记得接到通知时，午饭已过，生产队又无便车，只得步行。路过分场场部时，见门口停着两辆小车，有心进去求援，但心里打怵，未敢登门，还是继续“操练”，朝总场场部所在地一一萝北县凤翔镇进发。
　　当时边走边想，到北大荒整整一年了，该向部长汇报些什么呢?汇报我虽然没有当上拖拉机手，可也学会了拉长锯伐木，拧拉哈辫盖房，以及播种、铲地、使大芟刀小镰刀等许多农活?汇报“五四”青年节40周年之际，受到团中央、团省委表彰?对这些个人的“豆腐帐”当时全未放在心上，而反复考虑的、感到十分为难的是，怎样完成部长当面交待过的任务一一认真反映战士的要求和心愿。
　　因自1958年8月以后无笔记查对，无法再现当时战友们的真实心境，但对当时为什么感到“十分为难”，尚可从记忆的长河中寻到一些沉淀之“物”。
　　——数九寒天，修水利，深翻地，抡大镐，刨冻土，红旗招展，革命加拚命。战士们刚破土动工，干部们就赶忙向上级“报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捷报”日：人定胜天。超英赶美。大跃进-了，放了“卫星”。到处都插红旗，拔“白旗”，惊心动魄：笔者曾提到的那位著名二级战斗英雄，那位为我写短诗“永不放下枪”出题目的大尉营长，就因为常常抵制领导上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竟被拔了“白旗”，战友们看见这些，他们寒心了，他们当初火热的心愿开始变为冰冷的“心怨”了。
　　——二大队当年丰收，还盖起来四栋草房，还收获了十多万斤土豆和大青萝卜这是战士们辛勤劳动的成果，理所当然地受到尊敬，当年12月25日被评为“红旗生产队”，实现了王部长也是战士们的心愿。但由于管理不善，领导儿戏，十多万斤大萝卜全部冻坏，进口大马力拖拉机也因机件严重损坏而“趴窝”，走到哪个生产队都能见到这种“趴窝”的机车。种种“败家”行为无人过问，却有许多干部向上级领赏，步步升迁。
　　一干部“走马灯”似的更换。不少领导者在台上讲话振振有词，动员大家安心边疆建设，背地里却“革命加拚命”地四处活动调离农场……在“农工”们心中划上了一个又一个问号。
　　——战友们辛苦一年，住的还是透风的屋，冬天睡觉还要戴上大皮帽子，吃的还是窝窝头，咸菜疙瘩，外加冻萝卜汤2大家不怕出力气，就怕“白忙活”，无效劳动，看不到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他们的心愿有如白雪一般明净……
　　面对上述情况，该不该向部长反映?在当时高举“三面红旗”的大好形势下，在“捷报”接着“捷报”的频频锣鼓声中，该怎样反映?
　　当时边走边想，怎不为难?
　　25里路，不在话下，走了不到两小时，已经来到凤翔镇的街口。正在这时，只见十几辆小车从镇里开出来，一溜烟儿从我眼前驶去，王部长陪同客人们离开萝北朝佳木斯方向走了。
　　如释重负。我圆满地完成了一项没有完成的任务。
　　晚间，忘了来回走50里路的疲劳，就着油灯写信，说明当日执行命令情况，寄佳木斯市合江农垦局转王震同志收，表达一名战士严格的组织观念和应有的礼节。
　　不到十天便接回信，是用铅笔写的，看出来写得仓促，原文如下：
　　徐先国同志：
　　我到萝北时，电话约你来谈了，我走的太快了，你没赶上，你的信读过，谢谢你。
　　转业军官战士们，大部分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指引的艰巨光荣和胜利的道路前进，也有一些你让他伸左脚，他总习惯出右腿，一连人的步伐总不是完全整齐的，要想整齐步伐一致就得苦练。在革命的正义战争中和在劳动生产建设的斗争中，新的时代性格一一共产主义的风格、志气、道德观，才会活生生地成长起来。我也一样，在这一代志气昂扬，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广大青年中，呼吸新鲜空气，就觉得年青轻了。同时老一辈共产党人坚定地忠心耿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有责任向接班人做工作。
　　请你向你们队的干部和同志们致意，祝同志们进步——体质和气质都健康：愿大家都能成为现代化农业战线上熟练的战士和农业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员。
　　你们队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以及同志们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请给我来信。
　　 致
　　共产主义的礼
　　　　　　　　　　　　　　　　　　　　　　　　　　　　　　　　　　 王震
　　　　　　　　　　　　　　　　　　　　　　　　　　　　六月廿六日于回佳市回京时刻
　　王老来信促人思考，令人难忘。他时刻惦记着北大荒，惦记着农场的发展和普通战士的成长和心愿。据笔者所知，他从1956年由铁道兵司令员改任农垦部部长后，到1959年的四年间，曾到北大荒八次，每次少则半月，多时一两个月，踏荒，选点，制订规划，下厨房，与垦荒战士共同劳动，促膝谈心，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这段回忆不得不违抗1958年王老信中给我的“命令”，第一次公开了他不叫公开的有关信件和有关情况，但我想，时隔30年，一名垦荒战士虔诚的心愿大概是可以得到理解和原谅的。
　　我虽然当年没能完成“任务”，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战士的心愿与将军的心愿应该是永远相通的。
　　敬礼!老将军!一代拓荒者们怀念您!
　　　　　　　　　　　　　　　　　　　　　　 摘自《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
　　　　　　　　　　　　　　　　　　　　1988年第三期第26页和1989年第一辑第9页
　　　　　　　　　　　　　　 二、在堤坝决口的时刻
　　　　　　　　　　　　　　　　　　 尚登志
　　7月28日上午9点钟，向阳农场防讯指挥部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三队护堤员告急：位于该队二号地北头的鸭蛋河大坝决口了，暴涨的河水，朝6，000亩金灿灿的麦田呼啸而去……
　　接到这个消息，场防汛指挥部马上从临近四个单位抽调500多人抢运木桩、草袋、大绳等抗洪物资。场长顾士阁和副场长杨华随即赶到现场。正在十七队检查工作的党委书记董林生也掉转车头，疾。速驶向三队。根据灾情，三位领导果断决定：打木桩，堵草袋，坚决保住麦田。
　　各路抗洪大军行动起来了。有的运木桩，有的装草袋，人们只有一个念头，再苦再累，也要尽快把大坝的决口堵住。
　　由于水深流急，不等草袋子沉下去，就被冲跑了。怎么办?“先打木桩，再堵草袋。”这是场长顾士阁的声音。水下打桩，难度大，有危险。人们只听扑通一声，场粮食科新党员王顺国跳进了激流里。接着，三队机务技术员胡为然又在水里向决口对面运过去两捆草袋子。为了摸清情况，现场便于指挥，董林生也纵身跳下水去。瞬间，他被翻滚的洪水冲出30多米远；然后又逆流登上大坝。这时，决口对面都能在浅水里钉木桩、放草袋了，新坝在逐步向前延伸。正当大坝还差四米就要合拢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口子越来越小，水流越来越急，中间八根四米长的桩子，没等放到水里就被冲走了。情况十分紧急。这时，工程队党支部书记季燕明带领的10名民兵和场电影队的李行之同志立刻跳进水里。他们一手抓住安全绳，一手抱住木桩子，船上的三队共产党员李四顺，工程队鲜族工人李希龙，挥动大锤，猛力固定着木桩。不料，木桩又出现了斜度，李希龙连忙把木锤交给转业军人王占荣，自己用两个肩膀同时顶着两根倾斜的木桩。
　　天渐渐黑了。党委书记董林生和20多名职工仍然浸泡在水里。他们嘴唇冻紫了，身子发抖了，上岸喝口酒又下去。直到晚间10点多钟，董林生同志才最后一个从水里上来，他一共在水中战斗了10个小时。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艰苦奋战，大坝终于合拢了。洪水挡住了。6，000亩麦田里的240万斤粮食保住了。人们看到得救的小麦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
　　　　　　　　　　　　　　　　　　　　 摘自1983年8月19日《合江日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