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打坑道
1970年初，炮团组建后，立即投入构筑战备坑道任务。全团三个营，分别在三个地区的位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交通隘口修筑战备坑道。一营在伊春的威岭，二营在三岔河，三营在佳木斯的猴石山。全团分散近三百华里，给领导、指挥、供应带来很大困难，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和艰苦性。
我们是三月初上山，到十一月入冬后陆续完成任务返回营房，先后共经八个多月的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战备方针是否正确，深挖洞是否需要，我们这些兵团的战士与干部在艰苦劳动中表现的赤诚爱国之心和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堪为称颂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城市青年，入世之初便接受那样深刻的教育，严格和艰苦的锻炼，对我们的思想、性格烙印之深，超过十多年的学校与家庭教育，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难忘的扉页。
当我们怀着即将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兴奋心情从各个农业团应征来到值班炮团，还没有来得及把理想变成现实，就奉命分赴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中构筑坑道。当时我们的思想很单纯也很直率，认定了构筑坑道是为了抵御外敌侵略，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挖坑道是我们兵团战士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并不费多大劲动员，一个个都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向峰峦叠嶂、草莽苍苍的荒山野岭进发了。
北国的三月，还是冰雪未消，寒风呼号。大家经过一两天的崎岖山路，艰难跋涉之后都到达了各自的工地。工地都是在高山之巅，悬崖之下，荆棘丛生，林木茂盛，远距村屯，人迹罕至。到达后立即动手砍木割草，盖窝棚、搭马架，安营扎寨，开始了与顽石比坚硬的坑道作业。
打坑道，对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来说真是破天荒头一遭。从城市乍到山野还挺新鲜，可是一干起来却倍尝其中的艰难困苦了。首先是抡锤掌钎，大铁锤轻的12磅，中号的16磅，一班抡下来，浑身酸软，两臂疼痛。好在当时还很年轻，累了睡一觉也就恢复过来了。最为困难的是开始几天锤子打不准，老打冒了，不是砸在扶钎人的手上，就是打在腿上，轻则皮破血流，重则伤筋折骨，吓得好多人都不敢扶钎子。当时带队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老农场的基层干部或职工，大都会开山炸石，他们便跟班作业，手把手地向战士们传授技术。战士们由于完成任务心切，都能勤学苦练，积极钻研，当班时认真练，下班后也在山坡上砸木桩练，没多久便掌握了要领，挥锤自如了。小伙子们干活总是好比赛，看谁抡得多，最多的一气能打二百多锤。
掘进中，有时碰上岩石断层，大量的沙土、乱石，甚至有大石块松动塌方。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不仅增添麻烦，而且容易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可是掘进不能停止，各连分成三班倒又没有多余的劳力，只好加班加点到一、二十里以外的森林中砍伐树木，小的一人扛，大的两人抬，运回来作支架，继续作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我们当时的劳动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不仅克服了劳动的疲惫，生活的艰苦，而且每当发生险情，都是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抢在前面。如排哑炮是坑道作业中最为危险的，但每次都必须干部指定，才能阻止大家的争抢，免除事故。在人们的思想里都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在坑道作业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真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坑道作业虽然是啃硬石头的艰苦劳动，但也有令人最为兴奋的时刻。当一条坑道为加速进度，从两头同时掘进，将近会通时，相互听得见打锤声。这时所有的作业人员，都鸦雀无声，集中精力，静听着对方从岩石传来的由微弱到清晰的大锤砸钎子的敲击声。声音愈响亮，人们的神情越兴奋。直到岩石被穿透，两条坑道在大山和顽石的腹心中贯通时，当班作业的两班战士，不顾满脸汗污，满身灰尘，冒着刺鼻呛嗓的硝烟在黑暗潮湿的洞内搂抱着、跳跃着、呼喊着、嬉笑着，甚至有的涌出了兴奋的泪花。没有鞭炮、二提脚，也没有礼花、彩球用以庆祝这胜利的喜悦，颇有心计的战士，迅即跑出洞外，操起炸药包，擦着火柴，点燃导火索，扔向悬崖下的山谷，顿时粗黑的烟柱，从山谷中冉冉升起，越过山巅，直上云端。震撼山岳的巨响，在盘旋重叠的山谷中撞击回荡。这正是兵团战士祝贺喜庆的最好的礼花与鞭炮。
战士们在作业中，不仅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会找窍门，想办法克服困难。 当一条坑道从两头同时开口掘进时，中间隔着大山，有几十米或一百多米的岩石阻隔，听不见，看不着，又没有测量人员，也没有测量仪器，在选定开口位置和保持正确掘进方向上是很为难的。但是我们这些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兵团战士竟以自制标杆，三点一线，目测的方法测量的相当准确，误差不超过二十公分。有时，我们的一些馊主意也是幼稚可笑的。如安装雷管，本来每个班都发有专用钳子，可是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保管工具都不上心，随用随丢，不几天就丢得不见影子了。于是在捏合雷管时，就用牙咬。这样干是违反规程的，容易出事故，闹不好，雷管爆炸，重则丧生，轻者也能将下巴炸个豁口。可是小伙子们急于干活，哪管那一套，怎么顺手就怎么干。当被领导发现纠正，并再给补发，但不两天又丢没了，仍然是用牙咬。
钻山打洞，啃硬石头，固然很艰辛劳累，但坑道穿通进行被覆时，则又是另一番困难和艰苦的滋味。每一条坑道需用的钢筋、水泥、沙子、模板、支架等少则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器具、材料，都是战士们肩扛背驮，从山下运上山顶，甚至几十吨的施工用水也是一桶一桶用人背上去的。距离少在五、六里，多在十来华里。参加运输的战士，每人拄着一根粗壮的木棍，弯着腰，驼着背，艰难地蹒跚在崎岖坎坷的山间小路上。虽然他们都只是一、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但看上去却酷似年已耄耋，体态龙钟的老翁。山间本来并没有路，只不过是战士们艰难跋涉踩出来的。除了丛生的荆棘扯破行人衣裤之外，其坡度之大，仅能立足，身子还必须向前倾，把人体的重心偏向上山的方向，稍有不慎，便有滚落山沟深谷之虑。有些路段则是悬挂在悬岩峭壁之间，通过时，必须手攀石壁、脚踩石缝。最为困难的是运输一百斤一袋的纸装水泥。夏天，人们只穿一件衬衣或汗衫，有的干脆光脊梁，汗如雨注。汗水浸透了纸袋，高标号的水泥卤蚀着皮肤，而且无论怎样疼痛和劳累得难以忍耐，也必须一气背到山顶，中途不能停息。因为一放下，湿透的纸袋便破了，水泥漏洒地上再也拾不起来了。虽然都是身强力壮的五尺汉子，但当爬到山顶，放下水泥袋子时，也只觉得眼发花，腿打晃，站立不住，倒在地上僵卧许久才能恢过劲来。虽然如此艰苦劳累，但这些生性倔强的战士们仍要挑起竞赛。五连有个大个子战士叫邢天生，别人背一袋，他却背两袋，尽管到地方他也累得爬不起来，但仍不服劲，下一次，又见他驮着两袋水泥在山岩上艰难地爬行着。
被覆时，沙子用量很大，但都是在山下河滩上，需用人力筛好背运上去。三连工地沿汤旺河北岸，河对岸有沙滩，有大量沙源，但被河水阻隔。河宽五十多米，水深数十尺。我们经好几天的探访寻找，搞到了一条小木船，一次能装四、五立方，这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可是河流湍急，布满岩礁，虽能浮舟却既不能撑，也不能划，仍然是望洋兴叹。大家也真有招，不知谁扛来一大捆八号铁线，往河边一扔，这下提醒了大家，于是七手八脚，把铁线两头拴在河两岸的大树根上，小木船吊挂在铁线上，挑几个会水的战士下水推船，沿铁线滑动，满载时顺水流方向推进，空载时，逆流而上，直抵对岸。如此试运了几次，获得成功。开始，怕装多了推不动，但以后逐渐增多，直到船舷离水只有一寸来高。曾经几次，船到中心，水流涌急，上游堵水，超过船舷，弄得船沙倾覆，人也被打进水里呛上几口水，只好重新拉回再装再推。尽管河水冰凉，推拉劳累，但由于用沙难题得到了解决，大家都干得挺欢，在水中还喊起了川江号子，悠扬回荡在高山峡谷之中。
——吃
打坑道是重体力劳动，消耗体力大，要求吃得好、吃得饱。可是我们的伙食不仅不好，甚至很糟。
按说兵团是由国营农场改制建立的，白面是不缺的。可是炮团是新建机构，没有农场依托，吃粮是按军队标准由其他农业团供应，大部分是粗粮。只得一天三顿苞米面窝窝头，有一点白面只是每星期一次改善生活用。有时苞米面
了则更难吃。我们当时没有自己的生产点，不能种菜养猪作副食补贴，全靠微薄的菜金买菜吃。深山老林蔬菜价格高，几乎吃不上菜，更甭说吃肉了。夏天比较好些，可以采摘山珍野菜，进行调节，不过有误食中毒的危险，二连曾发生一起误食中毒死亡事故。冬春季节，只得买来冻大头菜，伙房用斧头砸碎，用水一洗，下到锅里，兑上水，放上盐，浇一点油，煮一大锅汤，就算是吃菜了。顿顿如此，有些调皮的战士编顺口溜：“兵团战士多荣光，一天到晚尽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上喝汤迎月光。革命的汤，胜利的汤，汤!汤!汤!”这虽然是有讽刺意味，但我们并无意发牢骚说怪话，只不过是俏皮逗乐罢了。
伙食不好，人就馋了，一有空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什么山葡萄、山梨、野核桃、狗棘子、甜星星等等，还有好多不知名的，凡能吃的都吃遍了。有次狗棘子吃多了，一个连全拉肚子，但没有一个人停工休班，实在干不动了，也是砸石子。饶有风趣的就是吃蛇、吃老鼠，这是上海、温州的青年兴的头，开始北方人还不敢吃，但尝了味道后也都抢着吃得挺香。
由于劳动强度大，伙食质量差，普遍地食量大的惊人。我们干什么都喜欢比，吃饭也要比谁吃得多。比的方法很风趣，不是论个，而是论斤。有的说我一顿能吃五斤，于是就让他坐在磅称上，量好体重，再将砝码加五斤固定住，将窝窝头和小米稀饭都放在他面前任他吃，大家都注视着称杆是否能抬起，还差一点就再来一碗小米稀饭，直到称杆翘起才算了事。说也奇怪，参赛者虽然一次吃了那么多食物，但也并没有撑坏肚子。有次改善生活吃包子，包子拳头大小，有位大肚汉一下子吃了二十四个。司务长不相信，说他藏起来了，要搜，这位大肚汉分辨不清，叫苦不迭，最后还是大伙证实，司务长才算作罢，不予搜查了。
虽然吃得多，可是饿得快，在作业中还不到开饭时间肚子就开始“闹革命”了。我们的伙房都设在山下，离工地很远，炊事员做好饭后，挑着往工地送。道路很难走，荆棘扯攀，崎岖不平，有时还要攀岩走壁。有一次，一位炊事员正挑着一担饭往工地送，不慎摔倒了，连人带饭都滚下了山沟，饭、汤洒光了，幸好炊事员还没有摔伤。于是又赶紧回去重新装上饭菜再送。当送到工地时，已晚了一个多小时。大家还在坚持作业，可是有的人却埋怨送饭晚了。当听了炊事员的一番诉说，看到炊事员那副样子，衣服挂破了，脸上还沾着泥，手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大家谁也不忍心再埋怨了。
还有一次发生了一起风吹茅屋的小故事。我们的伙房是用树棍子搭起来的小棚子，上面铺上茅草挡风避雨。一天中午，正当做好饭菜，准备往工地送，还没等装上，突然刮起一阵强烈的旋风，开始将房上的茅草卷走了，接着就是墙倒壁塌，屋架歪倒。墙壁上糊的泥，扣了满锅，菜汤成了泥糊汤，窝窝头沾满了泥土和草根树叶。饭送不成了，也做不成了，司务长只好派个炊事员去工地向连长报告，自己领着其他两名炊事员收拾打扫。工地上的战士不时跑出坑道望，几次都不见影，大家也都奇怪，怎么过了半个多点还不见送饭来。正当这时，一个小个子炊事员气喘嘘嘘地跑进坑道喊连长。连长和同志们听完他的报告，二话没说，立即收工回驻地搭房。先支锅灶让炊事员做饭。当饭菜做好，简易食堂也落成了，这才开饭，时已天黑。这一天可把大家饿极了，和往天一样的窝窝头、咸菜汤，却吃的格外香甜。
——住
人们常说：“日图三餐，夜图一宿。”这是说劳动者干了一天活，除了想吃得饱一点，就是夜晚能有个舒适的睡眠。可是我们住的却是“五风楼”，就是东、南、西、北、中，五面进风。
深山野岭里根本没有老乡住房，我们也没有帐棚，全是就地砍树割草搭的马架子。四壁透风，上顶寒天，有的用泥糊一下也遮不住风寒。床铺是用树棍子搭的，垫树叶杂草，有的为了缩小场地搭的双层铺。睡上去后四面凉风下面冰凉，怎么也捂不热。我们都是不脱衣服睡觉，尤其是冬春季节，山里日照时间短，地面潮湿，更觉得寒气逼人。我们三四个人睡在一起，把被子全都摞在上面，借着体温互相取暖。一觉醒来，衣服、被子和身上都是潮糊糊的。有人编打油诗道“吃的窝窝头，住的五风楼，喝的咸盐水，啃的硬石头。”这确实是我们当时劳动和生活的纯朴而真实的写照。
——玩
玩——也叫娱乐，文明一点叫文化生活。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尤其贪玩。但是在当时贫困偏远的荒山野岭，没有电视、电影，连收音机也听不着。限于当时横扫“四旧”，扑克也是在禁之列。但是我们仍然有玩有乐，而且花样繁多，乐在其中。比较普遍的则是“逼茅楼”，这是大部分人孩提时的游戏。两个人就地一坐，画个四方块，捡几颗石子就玩起来，既简便又容易，是我们当时比较风行的娱乐方式。还有摔跤、打悠。大家休息时在坑道口围个圈，中间两个人角力，败的就被大家抬起来“打悠”，故意地把人甩到水泥坑里，沾得满身满脸水泥，只剩两个眼睛忽闪忽闪的，逗得大家直乐。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乍到山里挺新鲜。有时，我们几个人爬到最高顶峰，站在上面狂喊。因为在山里喊叫一声，会有长时间四面山谷的回声，饶有兴味。有几次我们还学狍子叫，也真逗引得山上真狍子的回声。初到时，大家不知道山林里腐烂的树根在适宜温度时放射磷光。最初发现的人便在白班时捡来许多烂树散放在坑道里的四壁，等夜班人来时看到坑道里四周都闪烁着吓人的绿光，不知原因，有的发怵。这些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思想的城市知青，此时也怀疑山里真的有妖魔鬼怪，吓得不敢靠上前。胆大的闯进去揭穿了谜底，才使一些胆小的不禁惭颜自嘲。想起来，我们那时的文化生活不仅缺乏，而且还深受“左”的思想的禁锢。有次，有个战士在妩媚动人的夜光山色中哼起了《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结果被批了三个晚上。自此谁也不敢再流露什么诗情画意，缠绵抒情的东西了。
在艰苦的环境里，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的纽结，集体中充满了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感情，官兵间情同手足。连队干部一般都比战士大几岁，他们对战士除了严格管理谆谆教诲之外，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比战士们更加辛苦和劳累；战士们对于部除了服从、尊重之外，也有无拘的嬉笑和打闹。有次，全连兴起剃光头，唯有指导员的分头乌黑光亮舍不得剃。到晚上，等他睡熟后，几个淘气的把他的头发剪得七长八短，第二天一早，逗得大家直乐，指导员无可奈何地剃光了。团首长虽然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但是有时见了面也少不了嬉笑；有次，团长刘裕国到我们工地检查，见我们都没有洗脸。当时洗脸确实困难，夏天小河沟里洗一把倒不难，唯有早春和初冬时节，小河的水冰凉刺骨，都不愿去洗了。团长见我们满脸污黑，便责问：“你们为什么不洗脸?”我们故意绷着脸立正站着，打了个举手礼(其实连帽子都没有)喊道：“报告团长，我们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星期天休息。”逗得他也戏谑地骂着：“小淘气。”兵团有位副参谋长，五十多岁了，有时也到工地检查。每见他来到，我们就围上去掏兜，找好烟抽。他也不生气，反要我们给他找做拐杖最好的树木。
同志们之间更是一天到晚打打闹闹，嬉嬉笑笑。虽然都是来自京、津、沪、哈等各大城市的青年，但并无地域隔阂，老乡观念，仍然是浓郁的同学情谊。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不分你的我的，都是大家伙的。最容易发生的是当你睡觉醒来时，棉袄鞋子不见了，甭问，准是上一班的同志穿走了。于是又穿别人的上班去，也甭问是谁的。就这样乱穿一气，也不知道真正的主人究竟是谁。每当通讯员送来邮包，不等收件人接到手，就被大伙抢着打开，有好吃的都给分吃了，有时收件人还不知什么滋味。可是在给家中的回信中却添枝加叶把寄来的食品描述得香甜可口、津津有味，拿出做广告的本领向家里人撒谎，无非是想让家里人发自怜悯，能够再寄来，多寄来。甭看抢糖果时争先恐后，可是在工地上每当送的饭数量较少时，好些人只看一眼就溜边了，等着大伙吃完了他才来，有剩的就吃，不剩就任挨着饿也不吱声，怕让大家知道了。
有人间为什么我们这些并未经过严格训练，长期教育，临时集合起来的过惯了城市优裕生活的青年，在如此繁重劳动艰苦生活的情况下却表现出那样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自觉精神?不可否认，五、六十年代中小学教育的素质是较高的，不仅文化知识，尤其是德育教育的要求和成果都比较好，因此我们比较容易接受领导的教导和要求；再就是当时兵团是按解放军的模式建设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抓得很紧，尽管有“突出政治”之嫌，但确实把人们的思想高度集中地统一在屯垦戍边，保卫祖国的指导思想之下，而不是想自己的，想小圈子的。如果要说我们当时有什么个人打算，那就是想当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佩上军徽，照一张雄赳赳、气昂昂的照片，寄给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这难道不就是当时青年们的赤子之心的爱国热忱吗?这种情感是崇高的、纯洁的、热烈的，足以激励和鼓舞人们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困难，而表现出坚韧顽强，奋发向上，充满着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我们在坑道作业最艰苦困难的时候，相互鼓励的口号是：“回忆长征二万五，今天挖洞不算苦”、“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现在看到这些，似有空头政治的意味，但在当时也确实足以激发起人们的拚搏精神，发挥出强大的物质力量，使顽石为开。
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建筑在高度的自觉程度之上的。我们当时的自觉性是很高的，所以表现出的组织纪律性也是很强的。时时处处都自觉地以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自己。有时候还显得有些年轻幼稚。如我们上下工都是列队行进，遇到雨天时，大家都没有雨具却仍然队形不乱，步伐整齐。大概在军事训练中这也是必要的吧。
三连驻地离工地有五六里路，中间要经过一段铁路。沿路基走则平坦光净很好走，而避开铁路则是崎岖山坡，很不好走。但是连领导却要求大家走山路，禁止走铁路。有人建议，铁路是双线，分上行下行，我们迎着火车来的方向走，火车来了能够看得见、避得开，不会出事故。但是连领导为了防止事故于万一，仍不改禁令，大家只好服从，但心里却嘀咕，连长尽爱找别扭。果然，一天噩耗传来，有四个铁路工人在铁路上行走，被偶然从身后驶来的列车全部轧死。战士们不禁咋舌，无不佩服连长的指挥正确，从而更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
当时我们都是初次离家，恋家心切，但在紧张的施工中不可能给假，都只好把眷眷的思念沉浸在夜夜悄静的梦境中。其实，我们的工地都是分布在绥佳铁路沿线，对于哈尔滨的知青回家是很容易的，可是大多数都能严守纪律，不开“小差”。不过也有个别纪律观念稍弱的不经告假，私自扒上火车，跑回哈尔滨探家。但也只是三两天就自动归队了。少不了作检讨，挨批评，表决心，不再重犯。
二十年过去了，大部分青年都已返城，还剩下少数没有回得去的也就在农场安家落户了。回想那峥嵘岁月，豪情满怀的壮景，堪为自豪。否则，人生旅途不是太平庸了吗?
石正岵 丁建军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