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跃进”与反“右倾”


　　为贯彻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场党委于1958年6 月12日下发《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规划》的文件，全场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高潮。在田间地头，利用工间休息时间，职工们拿出随身携带的“总路线”宣传材料坚持学习一小时；各单位还组织人员在家属当中进行宣传教育；农场成立的业余剧团，编排了快板，小演唱、相声、大鼓、二人转等文艺节目，到各队巡回演出，大张旗鼓的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场部在十字街口设立了宣传中心，张贴标语，宣传画，设置黑板报，还张贴了壁画、图表。1958年9 月，农场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导下，做出了这样的决议：
　　“……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生产跃进大高潮。动员全场男女大搞钢铁，大搞开荒，大搞积肥，大搞副业生产，为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上交利润五十万元的财务计划而奋斗。会议确定，今年兴建土洋结合的高炉五座，开荒四千零八垧，积肥十二万吨，伐木力争三千立方，水利工程二十万土方，炼油一百零八吨，并切实做好明年生产准备…”
　　会议之后全场很快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处处“插红旗，拔白旗”、“放卫星”。“浮夸风”越刮越大。
　　1958年收获小麦755.8 吨，平均亩产130 斤，收获大豆957 吨，平均亩产99.6斤。粮豆总产比1957年增加了588 吨，第一次扭转了建场后的亏损局面，纯盈利1,000 元。
　　全场先后兴建了11座炼铁炉，这种炼铁炉是用大坯、草皮和砖混合垒成的，用植物秸棵烧火炼铁。二百多人干了两个多月，结果一块铁也没炼出来，倒把原来一些还能使用的机械零件溶成了铁疙瘩。
　　农场土法上马兴建了一座草炭炼油厂。这座炼油厂既未经勘察设计，又没有可靠资料，可炼油厂不但上了马，场里还下达了产油的计划指标。搞了几个月。油没搞出来，又有新发现，将炼油厂改成了化肥厂。而仅有的设备就是几口大锅，一间草房。
　　为了大搞开荒和深翻土地，不顾实际情况集中一部分拖拉机到二道河子边进行所谓“水上开荒”。总场机关和场直单位大搞深翻，挑灯夜战。大家一锹一锹地将土翻过去，一般要翻到40至50公分深，更有甚者，翻至1 米。这股风也刮到各个生产队，放深翻“卫星”。据当时公布，人工深翻60～66公分的高产田1.33垧，90～100 公分的0.27垧。同时出现了日工效达78平方米和50平方米的男女工最高记录（以60公分深度计算，78平方米要翻土46.8立方，50平方要翻土35立方～编者注）。这些都是放出的“卫星”。
　　所谓“卫星”，是借“卫星上天”之意，指各项生产建设中劳动工人所创造的最高工效。组织劳动工人创造出最高工效的活动叫做“放卫星”。有些同志回忆说，割大豆时天不亮大家就来到田间地头，参加“放卫星”，地里插着红旗、标语牌，地头有服务、宣传、记录等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还摆着油条、豆浆。有人给他们磨镰刀，鼓动助威，参加“放卫星”的人头不回、腰不直，吃了干、干了吃，吃了再干。一直到天黑，看不见才收工，所割最高工效达到了15～20亩之多。有的同志放了一天“卫星”，回到家里，累得三天爬不起炕来。
　　当时，“浮夸风”刮的到处都有。在畜牧队，有一个同志创造了一头母猪年产百子的记录。畜牧专家们认为，就是“母育子、子生孙”也不可能，但在当时却被树为“标兵”。在伐木工地，组织一帮人前面把树锯到2/3 或更多一点，后面放“卫星”的人去锯几下，把好多人干的成绩计算成一个人干的，这样，“卫星”就上了天。
　　在“大跃进”的推动下，有些领导干部错误地估计了农场地势特点以及内涝的威胁，在1958年天气偏旱的情况下，1959年3 月，给合江农垦局的报告中提出了农场治水的方针是：“以蓄为主，蓄泄兼顾，排灌结合”。于是集中全场劳力，兴建“十一”水库。“十一”水库既未勘测设计，又没有图纸方案，可是施工时仍然是镐锹齐上，炸药雷管，炮火连天，好不壮观。折腾了一阵，连“水库”的影子也没见，就鸣锣收兵，再不复来了。“大跃进”中还大搞人工积肥造肥。人员发动之广泛，积制肥方法之多，是前世未有的，据当时资料记载，积制肥的主要方法是：
　　一、全场的猪、马、牛圈要做到“三勤”，即勤起、勤扫、勤垫。有的今天垫上土，明天起出来，也称之“肥”；
　　二、积人尿和垃圾；
　　三、挖土圹和熏肥，即草皮熏后即成肥料；
　　四、人造尿制作：用苏打0.25公斤，人尿24公斤，加水100公斤发酵制成；
　　五、炕灰肥，把每年各户扒炕的炕灰集中起来，称为“炕灰肥”。
　　这些积肥制肥的办法，有些是民间广为流传，行之有效的农家积肥办法，只是在“大跃进”形势之下，把其焦热化了，严重的影响了积制肥的质量。
　　“大跃进”使广大家庭妇女走出了家庭，参加了劳动。为了解除她们后顾之忧，全场普遍办起了长期的或临时的托儿所，这是农场幼托事业的开始。
　　“大跃进”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插红旗，拔白旗”。其具体内容，在1958年底，伐木大队党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有着明显的表达，记载如下：
　　“通过教育达到打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大立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大破条件论，习惯论，大立不断革命论，大破促退论，大立促进论。以提高全体党员及全体职工，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及其高度的劳动热情，从而在思想上把一切白旗，黑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总路线深入人心，使共产主义深入人心”。
　　1959年6 月～8 月，山东郯城、梁山一带540名支边青年分3 批来场。当6 月7 日第一批246 名支边青年到场时，场接待支边青年办公室组织场部地区职工、家属、学生，敲锣打鼓，手持红旗，夹道欢迎。在欢迎会上，陶泽书记致欢迎词，老工人代表和支边青年男女代表分别讲了话，晚餐之后，又为他们放映了电影。
　　在“大跃进”的同时，开始了“反右倾”和“整风运动”。1959年8 月16日，孙奉亭副书记在场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做了《批判右倾思想，克服右倾情绪，力行增产节约，坚持政治挂帅，鼓足更大干劲，完成和超额完成下半年的各项生产任务》的报告，为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吹了风。
　　1959年12月20日，党委下发《关于开展党内学习与整风运动的具体实施计划》，全面开展了“反右倾”和“整风运动”。总场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要求全场职工在学好文件基础上，对照检查，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投身“大跃进”，做促进派。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1960年8 月至1962年6 月，农场开展了一场内紧外松的“深挖双反”运动。场党委成立了“运动核心组”，在双鸭山市“五人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近三年盲目流入我场和过渡来场的村屯，一千五百余人”。这次运动，挖出了蒋特3 名、地主4 名、富农4名。
　　在“深挖双反”运动中，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农场进行了一次“整风、整党、整场运动”。从1960年12月中旬开始，到1961年4月中旬结束。整顿党的作风主要是纠正“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生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和特殊风”。在全场2,003名职工对各级领导干部所提的意见中，属“共产风”的占4.6%：“瞎指挥风”的占21.3%：“浮夸风”的占4.6%：“特殊风”的占13%：“命令风”的占17.3%属于“五风”的占总意见的60.8%。可见，由“大跃进”所造成的“共产风”、“浮夸风”等不良风气，当时就引起全场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