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4月，职工学生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开始了对“三家村”的批判。
　　6 月18日，中央电台播发了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后，在“发扬五敢精神，造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反”的精神指导下，党委主要负责人授意场直学校师生对六年级班主任进行批判。6 月21日场直学校在一天之内就贴出大字报800 多张，矛头直指六年级班主任。6 月26日学校召开了批判大会，农场党委曾两次组成工作组，进驻学校，调查整理六年级班主任问题，由于调查出的问题寥寥无几，其结果不了了之。
　　8 月5 日，中央电台广播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集贤县召开了批判县委书记刘勇的大会，农场参加集贤教师集训班的全体教师，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睹了戴高帽、游街等批判活动。会后，教师们聚在一起，起草并印刷了《告全场人民的公开信》。8 月6 日，部分教师便带着《公开信》回场，组织场直学校已成立的“红卫兵东方红造反团”，以及部分学生，分组到各单位宣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散发《告全场人民的公开信》，呼吁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立即“起来造反”，“炮打我场各单位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 月7 日，党委书记薛振东，召开机关直属单位大会，把运动的重点引向机关，这就是农场“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八、七”会议。
　　9 月11日，学校“红卫兵”和机关“赤卫队”组织各单位“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第一次火烧党委批判大会”。会场设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搭起了主席台，参加大会的各“造反”组织1,500 多人，会议批判了党委书记薛振东。批判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农场党委。这时办公大楼的上下走廊早已贴满了“火烧党委”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在“破四旧、立四新”（四旧、四新是指新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编者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鼓动下，机关各科室首先清查，翻出了些宣传“四旧”的书籍、文件、唱片，让它们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然后又打开仓库，翻出演戏的戏具、戏装，如各种帽子、鞋、花脸面具以及刀枪、剑、戟等道具，统统集中到商店门前的十字路口，场直单位和机关，100 多名“革命群众”，敲锣打鼓进行焚烧，以示扫“四旧”之坚决，“革命”之彻底。
　　总场“火烧党委批判大会”开过以后，各单位也掀起了“炮打司令部”的运动。学校的“红卫兵”把党支部书记杨召仁、校长杨荫、教导主任杨丛英，揪出来进行批斗，并给这“三杨”戴了高帽。有个别人以蛮横无理的态度，搬弄是非，指鹿为马，无限上纲。对领导干部进行诽谤和攻击。批判会之后还敲锣打鼓的进行游街。
　　11月，由机关，学校等各“造反”组织在总场俱乐部联合召开了“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点名批判了党委书记薛振东、场长吴义禄、副场长王培昌和政治处副主任王茂福等。
　　同月，场直中学红卫兵和青年教师12人，组织徒步赴京串联。临行前，学校召开了欢送大会。党委书记薛振东、副场长孙秉荣、政治处副主任王茂福等参加了欢送会。这支串联队伍，沿火车道走过佳木斯、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一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还没进关，就偃旗息鼓，搭乘火车进了北京。
　　1967年1月1日，总场机关“赤卫队”改称为“二九一.一.一造反团”。随之“铁扫帚”、“风雷激”等五个战斗队相继成立。各种造反组织在农场普遍建立起来了。
　　1 月12日，机关“铁扫帚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揭露薛振东“隐瞒”历史，要求停止其党委书记的工作。直属各单位12个战斗队相继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
　　1967年元旦至春节期间，“造反”组织组织联合行动，在总场俱乐部召开了数次“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多次批斗了党委书记薛振东、副场长王培昌、孙秉荣、政治处副主任王茂福等领导干部。春节期间，场部“造反”组织给领导干部带上了高帽，胸前挂上了大牌子，上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封、资、修的黑典型”等，把他们押上汽车，敲锣打鼓地在场直地区和各生产队游行，使他们过年也不得安宁。
　　1967年3 月24日，农场党委召开会议，到会的除了党委委员外，还有两名“造反”组织的头头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了1967年生产计划，新建九队、十队，妇女大队及抽水站的干部配备，推行火葬等问题。会后通知各队党支部停止活动。党的组织从此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同月，“二九一.一.一造反团”改名“从头越”，对机关实行接管。接管后，成立了有武装部参加的“生产一线指挥部”，由邢风仪、王国升、孙秉荣、杨梦瑞、黄维茂、胡润清、钟维法等7人组成，负责全场生产指挥，生产管理工作。
　　5 月，农场机关和场直地区相继成立“红色造反总团”（以下简称“总团”）和“红色联合造反团”（以下简称“红联”），各生产队的群众“造反”组织也逐渐归顺这两个大“造反”组织，形成了两派组织左右二九一农场“文化大革命”的局面。
　　6 月3 日深夜，“红联”夺党政大权，收缴了办公室的公章，在各科室门前贴了“封条”，并控制广播站，宣传成立“革命委员会”。“总团”立即发表声明，不承认“红联”的夺权，也不承认“革命委员会”。使两派斗争愈加尖锐。
　　8 月28日，在全国普遍实行“大联合”的形势下，“总团”和“红联”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同心干大联合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孙秉荣，李德顺、刘伟、王国升、邢风仪、李传训。
　　12月8 日，第一批北京知识青年到场。这天最低温度-30℃多度，但全场600 多名职工家属，等候在场部大道两旁，当知识青年列队进入场区时，职工家属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知识青年到场后，给各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为了迎接元旦和春节，纷纷赶排节目。春节期间，场部组织了“文艺汇演”。其中比较大型的节目有四队的雕塑剧《收租院》和五队的京剧《红灯记》（片段）。
　　1968年2 月，在“同心干大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二九一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经合江军分区批准，孙秉荣任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李德顺、邢风仪任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委员22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负会和治安指挥部。
　　与此同时，各生产队也在大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3 月以后，以“三忠于、四无限、三敬三祝”为主要内容的“忠”字化运动传人农场，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展，到5 月形成高潮，“忠”字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一、门上、墙上、玻璃窗上、机车、机具上以及家具上……都贴上红纸剪成的“忠”字或用红漆喷出“忠”字。
　　二、每天三餐前，都要列队、立正、向领袖敬礼，祝愿、唱《东方红》和背诵《毛主席语录》。
　　三、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参加，否则就是不“忠”。有时竟让50～60岁的老人跳舞，由于胳膊腿硬而笨，做出的动作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四、“天天读”雷打不动，即每天早晨，拿出0.5～1 小时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
　　五、人们之间相互称呼前，先问一句“万岁”再答一句“万万岁”，才能彼此交谈。
　　六、“红海洋”，即墙上、农具上到处刷成红色，或张贴红纸，写上“语录”标语，家家院子里插上红旗等等。
　　1968年4 月，在潘复生“反击右倾妖风，抓漏网走资派”等一系列指示下。农场“革命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揪斗领导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孙秉荣主持召开的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重新揪斗了薛振东、吴义禄、王培昌等领导干部。随后，全场掀起了一个抓”漏网走资派“，”叛徒“、”特务“、”变色龙“、”小爬虫“、”牛鬼蛇神“的运动。农场”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组织人员内查外调，对全场职工的个人历史，社会关系进行审查。同时派出工作组，深入各队。机关和生产队都出现了关押、戴帽、抄家、刑讯逼供等。对大批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一批冤假错案。
　　麦收前后，二队贴出大字报，提出：“取消自留地，砸烂月薪日记”。农场“革命委员会”在二队召开现场会，支持二队群众的“革命行动”。于是，全场职工的自留地全部交公，实行“月薪日记”的职工改实行“月薪”。
　　9 月底，农场“革命委员会”又在二队召开了“深挖漏网走资派”现场会。撤消了赵子明二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进行了批判；并责令二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敦康检查交待所谓“历史问题”。会议之后，各队参照现场会的精神，又一批领导干部被揪出来。
　　10月，第一批哈市青年659人来场参加建设。
　　10月，农场“革命委员会”在黑鱼泡抽水站附近建立“五、七干校”，将12名被关押批斗的干部集中在此学习、受训，使农场的“清队运动”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