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进人物事迹简介
先进人物事迹简介


　　孟庆芬
　　1956年l0月，一个不满l6岁的青年姑娘孟庆芬，响应党中央“到边疆去落户”的号召，离开了学校，从家乡河北固安县，来到白雪皑皑的北大荒。
　　当时农场环境十分艰苦，有的人动摇了。她想起自己入团时的誓言，想起红军长征，决心在北大荒扎根，对同来的姑娘们说：“咱们是来边疆参加建设的，人家当兵的能干，为什么我们不能干？”在她的鼓励下，姑娘们迎着漫天的飞雪，和转业官兵一起抬大木头，开始了北大荒的第一场建房战斗。
　　1957年5月，她们住上新房不久，上级又要她们全连搬到蛤蟆通甸子，另建新居。这里环境更艰苦了。
　　早晨醒来先要看一下鞋子是否被水冲跑。去吃饭，还要坐船。蚊子、牛虻和小咬成群成片，晚上没法睡觉。孟庆芬毫不畏缩，劳动总是抢在前面。麦收时，领导叫她送水。她把开水送到田间，还一杯杯送到每个人的手上，受到全队同志的称赞。有一次，她病了，医生让她休息。可她怎么也闲不住，带病拿起镰刀下地，每天能割一亩多。病好了，日工效达到了三亩，超过定额200％。被评为农场“一等优秀生产者”。
　　豆收时，她和另外两个姑娘组成一突击组，要和小伙子突击组比赛。她们夜里一点半就下地，在没膝深的冰雪，泥水里收割。盂庆芬手冻肿了，脚冻裂了，都不放在心上。干起活来，什么疼痛都忘了。有时，割半天也不直腰。大家都叫她“铁腰姑娘”。
　　开始，小伙子认为自己身体棒，没有把姑娘放在眼里。收割时，时常直起腰，向后面喊着：“姑娘们，快追呀！”后来被姑娘们追平了，这时谁也不直腰了，也不嚷嚷了，埋头猛割。收工后，统计员在黑板报上公布工效，姑娘组平均二亩八，小伙子组平均一亩六。优胜红旗被孟庆芬她们夺去了。
　　第二天，小伙子们开了个会，决心一定要超过姑娘们。结果小伙子们平均二亩八，姑娘们却达到三亩。
　　第三天，小伙子们的工效还是没有超过姑娘们，红旗一直在姑娘们手里。
　　小伙子们不服，对盂庆芬说：“你们起得早，时间长。有本事硬碰硬，照钟点干！”姑娘们同意了。
　　比赛那天，天特别冷，豆荚上都结上了一层冰霜，西北风刮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等小伙子们按点出发赶到地头时，姑娘们已割完一垄了。
　　小伙子找借口说：“你们提前割的不算数！”
　　姑娘们没好气地说：“你们等太阳晒腚才来，那有大战秋收的样子！”
　　孟庆芬直了腰，擦着脸上的汗水说：“早割的不算数，谁现在来和我比试比试！”
　　几个棒小伙子跑到前面来说：“好，一言为定！”他们用上全身的劲，贴着孟庆芬比开了。就这样计较，也仅仅打了个平手。有的小伙子吐着舌头说：“河北姑娘真历害呀！”
　　到了第十天，大豆快割完了，全队集中快手在一起进行“飞刀手比赛”，其中就有孟庆芬。只见她弯着腰，在两千公尺的地垄上，挥着镰刀快速跑着，一片片豆子刷刷地倒在身边。她越割越猛，一上午腰没直，头没抬，创造了全场人工割豆最高工效。人们议论开了：“小孟的腰好似铁打的一样。”小伙子们真心服了，赞叹着说：“她真是一个铁腰姑娘！”
　　从此，“铁腰姑娘”的称号在全场，全垦区传开了。
　　铁腰姑娘孟庆芬成了全垦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l958年，《中国农垦》杂志十二期封面上发表了吴守业摄影的《铁腰姑娘孟庆芬》大幅照片。封底上发表了任士荣作词作曲的《铁腰姑娘美名扬》。
　　陈铁军
　　陈铁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部队曾任警卫员、排长、中队长、营长等职务，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了功。1956年6月由江苏农建师调来八五二农场，曾任六分场场长，四分场场长。是农场第一批分场级领导干部。
　　陈铁军曾在江苏农建师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农垦工作经验。他既是一位讲原则、懂政策、懂业务的领导干部，又是一个善于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组织生产的实干家。
　　“大跃进”年代里，他对“高指标”的现象进行了抵制，“浮夸风”袭来时，他坚持不讲假话。
　　在作物种植上，他反对因单纯扩大某种作物面积，而造成比例失调。在抵制“先播种，后整地”的过程时，他提出“实打实着，能种一亩就种好一亩”，不搞形式主义。在对待扩场，建点问题上，他根据所在场队的实际情况，主张先治水、修路，后开荒生产。可是，陈铁军的正确意见和做法，被错误地当成“保守”
　　“右倾”来批判，l958年“拔白旗”时，他成了被“拔”的对象。在1960年3月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他受到了重点批判。
　　尽管遭受打击，陈铁军也没有放弃原则去随声附合。仍然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言传身教，讲究实效地去领导组织生产。
　　后来调任四分场场长，他仍讲究民主，大胆管理，严格要求。无论党、政、生产工作，一但领导班子形成决定和决议，便坚决执行，不容许任何敷衍。他厌恶一切虚假不实的言行。
　　四分场地处白浆土地带，属于低产区，建场初期，经营亏损严重。他到任后，和其他领导成员共同努力，采取了许多因地制宜的措施，加强了经营管理，建立和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农机农耕制度，生产水平逐年提高。六十年代初期，终于扭亏为盈，经营成果，达到了与土地条件较好的单位不相上下的水平。
　　陈铁军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纠正了人们对他的错误看法，洗掉了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重新获得了组织的信任。l966年农垦总局调他到和平农场任场长。
　　“文革”时，他被夺权，并被造反派揪回四分场批斗。批斗会上，他和过去一样，坚持原则，不讲假话，不顺风倒，不畏强暴。制造混乱的人一无所获。
　　牡丹江农垦局党委对陈铁军结论：陈铁军是一个“有原则性和政策性，又能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生活艰苦朴素，思想作风正派的好干部”。l976年4月他被提升为牡丹江农管局付局长。
　　张子瑜
　　1963年，牡丹江农垦局命名为“硬骨头”的队长张子瑜，是农场千百个基层干部中的模范。
　　张子瑜，山东莒县人，l958年4月转业来八五二农场七分场二队任队长。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他把红旗插到江浦县城头。抢占铜头岛时，他担任尖兵排长。他先后荣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曾被评为工作模范、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多次。
　　二队，是l958年由70多名下放军官在索伦岗下荒无人烟的大草甸里开荒建点的，当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张子瑜顶着星星下地，迎着月光回家，整日里踏察荒原，组织开荒，当年土地面积就达到五千多亩。
　　为了把零散的三十多块土地连成大片，他带领全队职工，一锹一镐地刨掉地里的树墩，填平地号上水泡。
　　把遍是树丛，坎坷不平的土地变成了平整的八个地号。张子瑜在生产实践中体会到，光靠土地连片，还不能保证粮豆稳产高产。1962年，麦收时雨水大，机械不能下地，人工在水里收割40多天，预测小麦亩产170斤，实收70斤，造成丰产不能丰收。他据此总结了一条经验：要保证农业丰收，必须排除内涝找到理想的排水线，然后开沟挖渠。张子瑜制造了土仪器，到地里去测量。地块大，找不准，他就利用下雨天，亲眼到地里观察水流的方向。下雨时，职工收工回家避雨，老张却往地里跑。鞋跑坏了他光着脚跑。脚扎烂了，他还是跑。有一次他踏察水线，衣服淋透，脸色发青，浑身打战，身上满是泥浆。他回家后还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又找准了一条水线了！”
　　有一次，他光脚穿过小树林，把脚扎坏了，泥浆和血水混在一起，他忍着钻心的疼痛回到家里，请卫生员来取出插进脚掌的芦苇楂，包扎好又跑了出去。第二天，他的脚板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仍然坚持工作，同志们都称他是“铁打的汉子”。
　　他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倾盆大雨踏察了所有地号，终于找出了最理想的排水线，制定了治水方案。群众都称他为“水利专家”，在他和党支部的带领下，全连年年挖渠不止，终于建成了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排水渠道。张子瑜设计的十二条排水沟渠，在生产上都发挥了作用。 l963年检撂荒地三千一百亩，粮豆总产一千一百吨，超额完成任务，实现了增产增收，被评为五好生产队。
　　张子瑜并不满足所取得的成就，接着又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狠下功夫。建立建全农机作业规章制度，加强了机务管理和田间管理，按照技术规定实行科学种田。在1963年亩产213斤的基础上，1964年提高为280斤。l965年耕地积达到l0800亩，麦类单产达到313斤，大豆252斤，玉米480斤，一年总产达到了1681吨，成了当时农场屈指可数的高产队。
　　1965年，二连被评为农垦总局标兵生产队。张子瑜被评为总局级的先进分子、五好党员、五好干部。
　　从此，“硬骨头”队长张子瑜的先进事迹，在垦区广泛传颂。
　　1965年，张子瑜调任曙光农场付场长。
　　刘德昌
　　八五二农场的政法战线上，曾出现过一位被垦区誉为“侦察尖兵”的公安战士。他出席过地区、省、全国政法战线的先进工作者会议。荣获“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政法战线标兵”的光荣称号。他就是原南横林子公安分局保卫助理员刘德昌。
　　刘德昌，l958年4月，由志愿军补训团转业来八五二农场。同年8月，到公安分局作侦察工作。为了打击各种犯罪分子，保卫农场的建设事业，他认真学习侦察业务，业务水平提高很快。
　　二分场X 队统计员、上士贪污，手段很隐蔽，矢口咬定“没有贪污一分钱”。为了破案，便打起背包到这小连队去，与职工吃、住、工作在一起。群众消除了顾虑，积极向他提供了情况。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贪污分子不得不彻底坦白，退出4130元脏款，还对刘德昌说：“我算认输了，你真有办法”。
　　刘德昌在侦察工作中，从不冤枉好人。二分场五队供销店现金被盗，队里领导、代销员都认为是一位下放军官干的，并提供了很多事实。这些“事实”从现象上分析有根有据，无法驳倒。可是他经过仔细调查，周密分析，迅速排除了被怀疑者作案的可能性，把嫌疑对象缩小到职工家属刘××身上。在证据面前，犯罪分子刘××不得不交待偷盗334元，后被判刑二年半。
　　刘德昌为了迅速破案，经常工作到深夜。除了吃饭外，很少休息。有时为了破案，每天步行往返150里。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深夜始归。汽车队发生火灾案件时，他不顾生病休息，立即接受任务，前去破案。
　　苦干了七昼夜，终于把案情查清，罪犯被判刑五年。
　　1958年，刘德昌到分局工作4个月，一连侦破了9起大案，预审了l4案，接别人办的补充侦察2案，接待群众来访20余件，全部有了着落。据统计，他平均三天多就办完一案，案卷完备，没有一件“错、漏、冤、纵”现象发生。从l959年到l960年，凡是他经手的案件，都已侦破结案。为农场政法战线树立了榜样。
　　陈永华
　　陈永华是三分场五队的女饲养员。1959年来场，开始在农工班工作。她感到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只有积极劳动，才是爱农场、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当年麦收夏锄，她成为全队的先进榜样。受到分场、农场的多次奖励和通报表扬。为了加强畜牧工作，全队一致推选她到养猪班工作。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正逢农场秋雨连绵，猪饲料相当困难，猪群主要靠放牧饲养。附近田野的野菜枯萎了，放牧效果一天不如一天。她为了使一百多头猪能填饱肚子，每天带上二十多条麻袋到几里外去采集野菜。当时她怀孕已四个多月。市场上买不到长筒胶鞋，她穿着一双破烂的棉胶鞋泥里来水里去。胶鞋磨破不能再穿了，她只好光着脚板下地。冰冷泥水刺骨寒。每天总是打回十麻袋野菜，猪群渡过了难关。入冬后，她饲养二十头母猪，六十多头“克郎”；料、水、柴、圈、喂、管，全是她一个人包干。杠柴、煮饲料、放猪、打扫卫生、圈猪等工作程序，她都干的井井有条。为了猪圈保持清洁干燥，每天到各家各户收集灶灰垫圈，还用麦稽把猪舍垫得暖暖和和的，可她却在数九寒天里汗湿衣衫。
　　母猪下小猪了，她怕母猪压坏刚生下的小猪，整天侍候在母猪身边，常常忘了给自己一个多月的孩子喂奶。
　　有一天母猪生下小猪没有奶，其中三头弱小的仔猪眼看着就要饿死。她不顾自己小孩需要哺乳，让自己的孩子去吃“面糊”，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奶水去抢救这三头垂死的小猪，结果救活了两头。
　　陈水华“爱猪如爱子”，她不但给猪吃饱喝足，调剂猪的“伙食”，还注意观察猪的吃食、休息、呼吸、排便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她常说：“猪是不会说话的，对她们可马虎不得，一马虎，就会出毛病，就会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
　　她五岁的孩子，因为妈妈整天在猪号，一想妈妈就往猪号跑。她一见女儿，就告诉她学着怎样喂猪，有时还叫她在猪号干点轻活。当一些大人问这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说：“长大了也要象妈妈一样喂猪”。
　　农场1961年群英会上，陈永华被评为“养猪模范”，被树为全场畜牧战线个人先进标兵。
　　龚正春
　　一分场八队共产党员龚正春，他不为名，不为利，常年参加生产劳动， l956年到l961年先后十一次被评为分场、农场和总局先进生产者。
　　龚正春作为生产中的“打头人”，一直走在群众的前面。1958，年夏锄时，他半夜起来下地，首创全场锄地高工效。冬天在修建水库劳动中，日挖冻土达五立方。l959年秋收，他经常半夜就下地干活，贪黑回家。首创日割大豆最高纪录，成了全场有名的“飞刀手”。1960年春播中，大风吹露麦种，他带领七名同志，黎明前用手电照明，背起树捞子下地，四个小时复盖麦种56亩。挖排水沟，他创造了“三锹成品字形挖土法”。在一分场，他样样工作跑在前面，成绩显著，被群众誉为“永不知疲倦，走在前面的人”。
　　他在各项劳动中十分注意工效，同时具有高尚的风格，经常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一次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修运木冰道。他和大家都没有带水鞋，水寒刺骨，施工非常困难。他作为班长首先赤脚跳进冰水，猛干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全班完成了任务。一次治水劳动中，全班人衣服都湿透了，他把自己的棉衣、马裤让给新职工，班里的同志感到他比亲人还亲。
　　他关心同志，也关心国家的财产。有一次他从地里回来避雨，见队里土坯还没有盖上，立即冒雨抡盖。
　　土坯盖上了他自己被浇透了。
　　龚正春来北大荒后，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保持并发扬了老铁兵的光荣传统。
　　韩光厚
　　农场机务战线上，曾多次开展“向215学习”的竞赛活动。“215”车组是八五二农场机务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黑龙江农场总局的“标兵车组”。老车长韩光厚是总局劳动模范。历年统计资料表明，这台1958年进场的德特——54，十六年没有大修，二十一年累计完成了三十二万九千七百个标准亩。也就是说，这台被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当废铁送进炼钢炉的东西（他们一般十五年就要报废），平均每年还创造了一万五千个标准亩的高工效。到1977年，这台车要过二十“大寿”的时候，还干了两万七千七百五十九个标准亩。按上级财务部门结算，这台车不但优质高产，还节约了大修费用二万五千元，节约油料四万六千零五十八公斤，折合人民币二万二千余元。
　　时过二十一年，这台车的大梁铆钉没松过，没磨过瓦，各部位不漏油，发动机转速平稳。二十一年没发生过人为事故。平均完好率达到98% ，出勤率达到97% ，时间利用率达到95.1%.人们都说“215”是人勤车不老。
　　这个车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连年被评为先进车组，先后获得连、分场、总场、牡丹江农垦局、黑龙江农垦总局优秀车组的光荣称号。
　　这个车组的车长韩光厚是著名的劳动模范。他当了十八年车长，如今已近半百，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215”。老韩的助手很多人成了机务排长、机务连长。不但本连六台车上有“215”出去的人，其它连队的机务上，也有“215”车上出去的人在当领导。这些人一见老韩，总是亲热地称他“我们的老车长”。l979年，老韩当选为宝清县和省人大代表，同志们有时也尊称他为“我们的韩代表。”
　　韩光厚平时说话不多，可干起活来有一股闯劲。雷励风行，从不拖拉。下车前总要抓紧点滴时间，多干一、二圈。这样，他的车虽和别的车一样出勤，干同工种的活，工作量往往比别的车高。他总是说：“时间是挤出来的，稍微抓紧一点，活就出来了。”日积月累，“215”的工作量就比别的车冒了一大节。
　　车组的同志，在他的带领下，也都勤勤恳恳地工作。
　　十年浩劫中，连队领导被罢官。造反派当家，管理混乱。有人对老韩说：“你还为这些人卖命干什么？”
　　老韩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在建设北大荒，决不是为这些人干活！”带领车组同往常一样地埋头苦干，一直保持高工效。
　　他对刚上车的新手总是手把手地传授技术，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一次，助手开车翻玉米茬，光顾进度，不顾质量，后面留下一大片“胡子”，受到老韩严历批评。后来，这位助手开车干活时事事注意质量，评上了先进。
　　老车长爱护机车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韩光厚车组一直坚持“支重轮、大弹簧、导向轮调整螺丝、机油尺、主燃油箱盖、汽化器”等六个部位的“六封闭”。为了缩短保养时间，自己改装了吹尘器，把排气管排出的废气利用起来，安上自制的喷头吹气。用不了三分钟就把车上所有死角尘土清理干净，缩短了保养时间。
　　韩光厚总结了机车操作五慢三快的经验。五慢是：过沟慢、地头转弯慢、过村庄慢、路不平慢、挂农具慢。三快是：排除故障快、保养快、空行快。
　　二十一年来，这个车组一直坚持双班保养制，无论严冬酷署，从不懈怠。车组有明确的分工，每人分工一定的部位，按一定措施检查，互相监督。他们对油底槽螺丝，后桥变速箱螺丝，油箱放油阀螺等部位，进行重点检查。保养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同时还注意到“五净”、“四不漏”。车组同志共同体会到，他们查二十一年来高工效，出高勤，无人为事故，是由于老车长带头，把事故消灭在地头。
　　在作业中，这个车组实行有效的停车检查。他们的口号是：“宁停五分不抢一秒”，因此大大减少了故障。他们纠正重机车轻农具的思想。加强了对农具的保养。正如老车长所说的：“机车是通过农具去创造工效的，农具不好机车再好也白搭！”每次交接班时他们都细心地检查农具。每年按不同季节提早检修好农具，农具下地后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不发生故障。他们还总结了八个字的经验：“耐心细致，不怕麻烦。”
　　这台“215”机车，至今仍在为建设边疆出力。
　　陈登灿
　　在畜牧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位台湾籍畜牧专家陈登灿。
　　陈登灿出生在台湾一个高山族家庭里。1931年4月离开台湾去日本，在九州长峙县立中学读书。1934年4月，他考入东京麻布兽医专科学校深造。l937年3月在麻布兽医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台中市赛马场工作。
　　1939年6月，陈登灿来到东北，在哈尔滨种马场任技士，一直工作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在这阶段，他亲眼看到了中国东北同胞亡国之痛，理解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伟大意义，日夜盼望着祖国的解放。“八？一五”光复后，立即被人民政府聘用到省兽医院，任主治兽医。
　　1948年l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朱瑞炮兵学校直属军马场成立时，调陈登灿任军马场兽医股付股长兼兽医技师。兽医股在他领导下，及时防治了各种疾病，保证了军马的繁殖发展。195Z年，这个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马场时，陈登灿任畜牧股长。1956年9月，他担任畜牧科长，畜牧技师。
　　1961年4月3日，陈登灿调任八五二农场畜牧付场长，为农场畜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2年5月18日，王部长视察畜牧场时，对当时畜牧场的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嘱咐说：“陈登灿是高山族的畜牧专家，你们党委要尊重他，要充分发挥他的才干。要记住，办好农场，科技人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陈登灿在八五二农场工作了三个年头。这期间，他除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搞好本职工作外，还整理发表了《猪人工授精》《猪人工授精技术操作》《猪人工授精讲义》《发醇饲料的作法》《养猪业的改进意见》《马匹人工授精及配种工作》《养马操作规程》等专业文章。
　　1964年9月，陈登灿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四师司令部畜牧科担任畜牧技师。l982年2月，被评定为高级畜牧师。
　　1979年l2月起，陈登灿走上大学讲坛，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畜牧系讲师。学术上对伊犁挽马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伊犁挽马育种计划》《伊犁挽马的发展》等重要论文，受到了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重视，他因而成了研究伊犁挽马的专家。
　　1983年5月，他被选为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l983年9月，他被选为新疆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名誉会长。
　　陈永禄
　　1982年12月24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农村读物评选授奖大会。八五二农场原机务科科长陈永禄和他爱人姜境合写的《农机作业故障二百解》得了二等奖，这是黑龙江省唯一获奖的农村科技读物。
　　这本书的主要作者陈永禄，作为农机专家，把自己的知识毫不保留的献给了北大荒的农机事业，《二百解》是他心血的结晶。
　　1951年12月，陈永禄从业余东北农学院分配到东北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机务处，任技术员。在机务处的三年里，他的理论知识有机会与实践相结合。
　　1954年4月12日，中苏友谊农场在我国北疆土地上开始筹建，那里来了许多苏联的农机专家。为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组织上派陈永禄给苏联专家当助手。在完成助手任务的同时，他在北京《机械化农业》杂志上发表了《大面积开荒如何正确运用农业机械》、《接长拖拉机空气滤清器进气筒的作用》等论文。论文中提出的“开荒前耙地”、“三区套耕”等技术措施，受到了许多机械化农场的欢迎。1956年，他为友谊农场编写的《开垦生荒地》一书，被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机系作为学生实习教材。1957年3月。
　　他被中国农业机械化学会接纳为会员。
　　陈永禄于l957年8月，由友谊农场调到八五二农场，任机务科付科长。
　　陈永禄一心扑在工作上。把自己在大学里学到的及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积极地当好农场领导的参谋，在组织机械化大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他任农场机务科领导时，正值开荒向纵深发展阶段，遇到了大量的低洼地，拖拉机陷车，给开荒生产带来很大的困难。陈永禄深入作业现场，与拖拉机手一起研究防陷改装措施。在农垦局工作组的协助下，给拖拉机、五铧犁穿上了“木板鞋”，战胜了困难，保证了开荒的进行，并为以后的低洼地作业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当时，八五二农场“低洼地作业”经验，在垦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建场初期，农场机械不配套，种地用机械，中耕管理和收割靠人工。地多人少，管理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低。他同技术人员一起，积极向农场领导提出合理化建议，在增加自动康拜因和中耕机的同时，推广了苗耙、大豆“蒙头土”、小麦割晒等一系列措施。对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永禄善于总结经验，及时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1952年到1966年，他在全国和省、地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42篇。其中《严寒季节使用拖拉机的经验》、《农具安全越冬的十项工作》、《播种大豆断条的原因及消灭的措施》、《滚筒钉齿的磨损规律及修复》、《康拜因检修后的分解试运转》、《忙季三诊修理制度》《简易锥形脱粒器》、《浅谈分段收获与播种的关系》、《用五铧犁改装起垄机的方法》等经验性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普遍赞扬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l980年1月，黑龙江省农机学会聘请他为农业机械化委员会委员。l981年9月，他担任了红兴隆农技校付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底经省批准，他被晋升为付教授。
　　这位事业心强，科研上有作为的人，在“文革”中，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尖子”，有请不完的“罪”。
　　陈永禄经过冷静的思考，反复告诫自己：相信党，相信群众，“黑夜”总会过去。
　　兵团组建初期，他被撤销了六分场机务付场长的职务，到六分场一队监督劳动。那时，他发现许多人在农机作业中不懂科学，不讲技术，给生产带来损失，一种不可克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心想，现在虽然不让我工作，但我还可以思考，可以把多年从事农机工作的实践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写成书，将来总会有用的。他去参加批判会时，低头打“腹稿”。参加学习时，也常常偷偷地作自己的“记录”。谁也没有想到，一本全国闻名的得奖作品《农机作业故障二百解》就在这时成稿了。一张张零碎不堪的小纸片，竟成了这部著作的第一稿。在逆境里，要写成一部有份量的技术著作，该有多大的困难啊！深夜里关起门来，伏在自己钉的木桌上，翻阅资料，搜索记忆，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第四稿，改了又改，抄了又抄，原稿有半米多高。这事感动了爱人姜境，她利用自己仍在农场机关工作的条件，把陈永禄从连队带回来的草稿，利用晚上时间精心抄写。同时，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她还精心地绘制了65幅插图和21张图表。
　　经过紧张的写作，一本十九万字的书终于完成了。
　　东北农学院农机系和农学机械研究室审阅了这部书的原稿，然后在“评语”中写道：“全书文字通俗，条理清楚。如从事农机工作的同志人手一册，平时经常翻，各项作业都按书中”解决办法“进行，作业质量将大大提高一步，增产潜力将进一步发挥。从书中可以看出陈永禄同志有坚实的农机和农学方面知识，在从事多年农机工作人员中也实属难得”。l980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精装出版这本书，第一版印了四万四千册。
　　欧阳卫林
　　一万名城市知识青年的汗水抛洒在八五二这块光荣的土地上，欧阳卫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欧阳卫林，1944年6月23日出生在延安，是陶承的孙女。她的祖父欧阳梅生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之一，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为保卫“临时中央”，掩护党中央领导同志开展对敌斗争，做出过杰出贡献，最后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她的祖母陶承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继续带领她的父亲欧阳应坚，坚守岗位，出生入死，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卫林随祖母到了北京，在第二十三中学读书。l960年8月加入共青团。
　　1963年上半年，她高中毕业时，党中央发出了“城市青年到边疆去”的号召。祖母把她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听党的话没有错，你也到边疆去锻炼吧，在那里你会锻炼的更坚强的！”1963年10月5日，欧阳卫林抱着“把青春献给北大荒壮丽事业”的雄心大志，和许多首都青年一起，到了八五二农场。
　　祖母陶承为了使她安心边疆建设，还兴致勃勃地给她写了一首诗，教育她要接好革命的班。这首诗不久发表在《农垦报》上，鼓舞了垦区下乡知识青年。
　　北国风光无限好，土肥地沃麦浪翻；
　　生产知识学问多，革命人物看今朝。
　　青年走上第一线，个个雄心壮志高；
　　孙女毕业爱农家，祖母喜的笑哈哈。
　　今日大荒不是荒，扭转乾坤开垦忙；
　　党的领导英明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牢记祖母的教导，欧阳卫林在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六队开终了新的生活。
　　六队，除了铁道兵，就是下放军官。这些转业官兵为人诚恳对同志体贴入微，使她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下定了扎根边疆的决心。她给祖母的信中说：“北大荒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这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向老同志学习，好好工作，天天向上！”，领导上交给她重活、脏活，她二话不说，积极去完成。她积极参加团支部活动，发动青年开展义务劳动，做好事。她还抓紧时间学习，追求进步。大家称她是个好姑娘。
　　1966年4月她被推荐参加社教工作队，后担任分场党委办公室青年干事。
　　“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卷到偏僻的农场，连这个单纯的姑娘也被卷进去了。一夕之间，那些她衷心爱戴的开荒老干部，一个个被“打翻在地”，这使她迷惑不解。她暗暗地想：“他们参加了多少激烈的战斗，北大荒是他们开发出来的，他们错在哪里，罪在哪里？”她又联想起自己的家庭，难道连我们家的前辈抛头颅，洒鲜血也错了？
　　她把目光转向现实，到处高喊“造反有理，”理在哪呢？回答她的是“顶峰”学说，“从大乱到大治”
　　的高谈阔论。有一次，一个造反组织的人问她：“对毛主席能不能用一分为二？”她反问道：“你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人支吾着说：“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但辩证唯物论里又说：”事物是运动着的，在发展的，同“顶峰”二字不是有矛盾吗？“欧阳卫林思忖着说：”列宁说过，任何人都有缺点和错误，完人是没有的。为什么对毛泽东主席不可以一分为二？“
　　就是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她带来无穷的“后患”。对立派听到后，无限上纲说她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行为。为此，她被派出所“揪”起过。
　　1968年3月16日，身在北京的陶承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消息传到农场，欧阳卫林的问题立即“升级”，她变成了“抱着反动家庭的立场不放，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人。老帐新帐一起算，罪上加罪。她被剪了“鬼头”游街示众，“巡回批斗”。四月，她被下放到十四连监督劳动。
　　在那种“革命岁月”里，事情有如变戏法，说好就好，说坏就坏。l971年l0月，外调得知她父亲欧阳应坚是位“没有问题”的革命干部，她的攻击伟大领袖“就变成了”好人说了错话“，因而被”解放“，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员。
　　尽管个人曾遭不幸，但她认为是对自己的锻炼。她更加坚信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此后，她在农场和一位志同道台的农业技术员结婚，安了家。她把教育好农场后代，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天认真备课，耐心教育学生，受到了群众好评。
　　1979年秋，欧阳卫林全家，经组织上批准，迁到湖北省黄石市，调到她的父亲身边工作去了。
　　但她的汗水，千万个城市知青的汗水，永远滋润着八五二农场士地。
　　刘效政
　　农场汽车队驾驶员刘效政，在1978年全国开展的“万名突击手运动”中，创造了优异成绩，荣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四年的工作量，为国家纯盈利达43，600多元。被人们誉为“跑在时间前面的人”。
　　刘效政是l958年下放军官的后代，父亲是农场银行的领导，母亲参加过东北早期的土改运动，是农场商业系统的领导人之一。在父母的熏陶下，热爱北大荒的建设事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北大荒。1976年2月，他从分场汽车排，调到总场汽车队，担任四号车驾驶员。
　　四号车是l958年进场的第一批车，已使用了十九年。这台属于报废的车辆，外表破、机件老、车况差，是整个汽车队有名的赔钱车。当时刘效政心想，自己摸车时间不长，经验技术有限，开这老掉牙的车，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吗？更使刘效政不安的是，按车队年初计划，这台车利润指标是两千元。可是他二月份去接班时，这台车已亏损了2500元，还超油三百多公斤。
　　他带着思想负担回到了家，父母看出他有心事，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照实说了。父亲鼓励他说：“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勇挑重担。母亲也说：”开旧车虽然没有开新车那样省劲，但对自己是一个锻炼，也是提高技术的好机会“。父母的话，坚定了刘效政的信心，决心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挑起这付担子。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力求节约，降低成本；二是提高汽车利用率，在时间上做到分秒必争。
　　为了节油，他准备了一个记录本，随时带在身边，把每天跑的公里数，耗油量，材料费全记在本上。晚上收工后，计算一下今天是否超油，超油的原因在那里？省油的原因在那里？找出经验教训，及时调正。由于精打细算，合理用油，不但将接车时超的三百公斤油给补了回来，还节约了两千多公斤汽油。四号车的大箱板已破烂不堪，无法使用。队里决定换一块新的，一打听价格，得花一千五百元。他舍不得了，就把大修时换下的大箱板修理一下，又用了一年半时间。
　　一条新轮胎价值四百八十元，一台车六条轮胎，就将近三千元。他舍不得花这笔钱，总是领“翻新”的轮胎来用。他宁肯自己多吃苦，精心驾驶，精心保养，来延长轮胎的寿命。
　　他更注意在时间上争分夺秒，在多拉快跑上下功夫。一般拉粮到迎春粮库，都得排队卸车，一等就得几个小时，他为宿短时间，时常请人在车上帮忙，自己在车下扛袋卸车，有时一次就得扛九十袋。卸完一车，累得头昏眼花，腰酸腿痛。晚上回家后，让父母给他拔火罐，贴膏药，白天仍然坚持开车，卸粮。为了多拉快跑，他吃饭不入家门，不下车，叫母亲做好饭装在饭盒里，等在路口，他接过饭盒就走。就这样，他坚持一天比别人多交两趟粮。小刘在接车后的十个月里，不但补上了接车前亏损的二千五百元，还盈利了三千四百元，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的百分之一百七十。整个车队震动了，人们都敬佩地赞叹；“老车年轻了！”
　　一次，他为基建拉沙子，连续奋战了两天一夜，由于过度疲劳而病倒了。为了不影响基建，他把医生开的病假条偷偷藏起来，吞几片药，又把着方向盘出车了。这样，他带病干了一星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l977年，他在实际行车的九个月里，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一百四十，盈利指标超额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元旦放假三天，他把车保养了又保养，检修了又检修。元旦一过，他立即出车去林场拉原木。往返一百八十里，按正常工效一天只能拉一趟。可是刘效政早晨两点起床出车，一直干到晚上十点，一天拉三趟原木，完成三台车的工效。
　　1978年1至2月，四号车共盈利4700余元，仅在57天时间里，就超额完成全年指标。为此，农场党委给刘效政记了三等功，并授予他农场标兵称号。
　　据统计，刘效政从l976年8月至l979年6月，安全行驶l86，838公里，完成55，112吨公里，节约油料ll，871.5公斤，纯盈利43，666.18元。如果按吨公里计划指标计算，到l978年底，他已跨入了1980年。
　　如果按利润计划指标计算，到1978年底，他已跨入了l985年。
　　《黑龙江日报》以《跑在时问前面的人》为标题，报导了刘效政的先进事迹。
　　陆为民
　　陆为民，江苏吴县人，l950年6月出生于常州市。l965年加入共青团，l968年7月由北京来场，分配到四分场七队劳动。l978年10月加入共产党。
　　他劳动积极，不怕吃苦，为人正直，好学上进。尽管当时其父被造反派“罢官”，但连队领导班子通过实际考查，仍认为陆为民是个好苗子，放手让他担任了连队农业练习生。
　　陆为民在接触农业技术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原有的初中文化程度不够用。就一方面自学高中文化，一方面努力钻研农业科技知识。用了两年时间，自修了农业学院《作物栽培学》《肥料》《土壤》等专业课讲义。在攻读书本知识的同时，大量积累有关资料，把“文革”失散了的连队土地档案和农业技术档案，重新建立起来。在“档案”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串串精确数据。
　　1978年，他走上了连队领导岗位，分管农业生产。同年l0月，加入共产党。在工作中，他勇于探索新事物，积极进行生产技术革新，淘汰旧品种，引进优良品种。他不照搬上级规定和书本上的知识。依据田间调查资料，定出本队白浆土施用氮磷肥比重。他坚持跟机车作业，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了解到施肥不匀，是使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便对机务人员提出精心施肥的严格要求。七连是首先使用化学灭草剂的连队之一。他根据白浆土的特点和除草剂的特点，适当减少药量，即节省费用，又取得丰产的效果。l979年春播时，气象预报偏旱，为躲过“卡脖旱”，他当机立断决定扩大小麦中、晚熟品种面积，使当年小麦产量提高四成，创本队小麦亩产和利润的历史最高水平，年终盈利20万元。这一年，他获得农业技术员职称，获得团中央授予的“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
　　辛勤的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更加坚定了陆为民立志务农的决心。他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不是出于“异想天开”的美妙幻想，而恰恰是在走过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下乡伊始，他满腔热忱，爱好文学，出于对革命前辈的敬仰，写了一首小诗《你好，爸爸》，登在连队的墙报上。不料这事竟被当时团部派到连队的工作组当成“替走资派翻案”的例证。他也就成了“脑后有反骨”的人物。从此，不仅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没有份，就连当个农业练生，也差点牵连连队的主管领导。
　　他身处逆境，并没有退却。对待个人前途，他立足现实，不存幻想，既然干农业，就把它干好。“批邓”时，他在全团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讨论会上，根据当时的认识，讲了几句实在话：“教育革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话与写诗的事联系起来，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由于许多老农垦的开脱和保护，才幸免于难，从而加深了他和老北大荒人之间的感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父亲彻底平反，恢复了职务，陆为民终于摆脱了被株连的逆境。当时许多青年陆续返城，按陆为民的情况（本人身患肝炎，父亲因受“文革”折磨身体不好，母亲在“文革”中不幸去世），返城理由充分。当领导出于同情和关心问起此事时，他毫不犹豫的说：“我不想走。我来北大荒十几年，已经熟悉了农业生产。在这里，我是个有用的人，如果回城，干啥都要从头做起，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他的想法，也受到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他父亲许淦，原是国防工办九局局长，l936年参加革命，曾参加过12.9学生运动。他常以自己早年离家出走，投身革命的经历来教育子女，一直主张子女的前途由自己决定。1979年春节，陆为民回家探亲，父亲得知儿子决心立志务农时，便反复叮嘱说：“要真心实意的干下去，不仅要有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还要在北大荒安家。”父亲的支持，更加坚定了陆为民的决心。
　　陆为民在扎根农场的问题上，也和对待其它问题一样，表里如一，实实在在。
　　兵团时期，对下乡青年进行扎根教育时，他不同意以扎根、返城为标准来区分先进落后。更不愿把扎根作为口号来装饰自己，或仅仅是为了教育别人。因此他被当成“扎根边疆的反对派”。十几年后的今天，陆为民这个“反对派”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扎根派。并且在农场结了婚，安了家。
　　1985年初，组织决定他担任分场党委付书记，改行为政工干部。兴办家庭农场时，他深入基层，结合实际，逐个连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宣传讲解，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
　　四月，他报考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函授班，决心要做一个懂得农业，懂得管理的政工干部，为新时期的农业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
　　杜翰波
　　1983年l0月，农场党委宣传部付部长杜翰波，荣获北京《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这是从全国各地推荐的两千六百多篇优秀文章中选拔出来的。一等奖只有6个。黑龙江只有他获得一等奖。
　　在《光明日报》公布获奖名单同时，《黑龙江日报》《农垦报》也先后报导了杜翰波自学成材的通讯。介绍了这个l968年从哈尔滨市来场的知识青年，是怎样刻苦钻研马列，自学成才的。
　　杜翰波中学时代是在“文革”中渡过的。他来农场时，还是“知识无用论”占主流的“大乱”时期，许多青年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基层领导也只把这些知识青年作为纯劳动力使用。有的青年怕被人说“走白专道路”，干脆把书本锁到箱子里去了，几年也不去看上一眼。但是杜翰波每天劳动回来以后，不但复习过去的功课，还刻苦攻读马列经典著作，他一心要在马列原著中找出答案。老干部是不是“走资派”？
　　“大乱”是否能真正达到“大治”？杜翰波在迷恫中探求着。
　　1976年，他的夙愿实现了。他被调到农场党委宣传部任理论干事，使他更有机会学习政治经济理论。
　　他牺牲了一切休息时间，一心扑在理论学习上。晚上同志们去看电影，他不去。他家原有的一台电视机，也让给了别人。就这样，他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写出了详细的学习心得笔记。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经常去党校讲理论课。他讲课生动，理论能联系实际，受到学员欢迎。农场机关的政治学习，也经常由他讲课。
　　一系列的备课讲课，提高了他的理论水平。
　　在认真从事理论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不断地把自己学习马列原著的体会写成理论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不久前，社会上出现一股不正之风，不但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影响到我国的四化建设，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他又在列宁文集中去找答案。他根据列宁的教导。悟出一条真理：共产党员不仅不应该有超越人民群众的任何特权，而且应有更高更严的标准和要求。于是，他写成了这篇得奖文章：《对共产党员应实行更严格的法纪》。这样尖锐的论文，北京《光明日报》第一家发表了。由于这篇文章紧紧地结合现实，指导性强，全国二十多家报纸先后转载了。
　　农场党委重视杜翰波的自学成绩，把他这次得奖文章作为对四化建设的贡献来看待，号召全场万名青年，千名教师，向杜翰波学习，走自学成才的道路，自觉地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刘印贵
　　农场工业科付科长刘印贵，原是农机修配厂铣工。多年来坚持自学，刻苦钻研农机制造和设计，取得了优异成绩。从l975年起，先后完成了六项国家、总局下达的科研项目。由他担任总体设计的5XFz-l5.0型清粮机，设计思想新颖，生产效益显著，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刘印贵原籍河北省丰南县，l943年出生，l959年在唐山柳树中学初中毕业后，即来农场参加工作。起初在修配厂当学徙工，好学上进，热心学习技术，1961年得过技术革新奖。提前结业出徒，当了铣工。1965年，到专业排水队劳动，后在造纸厂当机械检修工，又在五分场二队当烘炉工、检修工、康拜因手和拖拉机手。尽管工作单位和工种时常换，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到一处爱一处，干一行钻一行。排水挖沟时，他经常保持挖土高工效。当机械检修工时，完成了成套造纸原料输送制造任务。当烘炉工时，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主动参加农机具修理，为连队木工屋设计制造木器加工设备。担任康拜因手时，修好了一台损坏严重的康拜因。担任拖拉机手时，为连队设计自制了一台玉米刨坑点播机和一台制砖机，被誉为连队的能工巧匠。
　　1972年，刘印贵被调到修配厂，参加玉米收割机样机试制组，担任技工。这对热爱农机工作的刘印贵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科技人员和老工人帮助下，努力学习农机设计制造方面的知识。“书到用时方嫌少”。通过这一段理论和学习之后，他深知如果不提高文化水平，是不能搞好农机设计工作的。
　　于是，他下次心自学高中数、理和大学力学、理论力学、机械原理等一些必修课程和专业知识。坚持不懈的刻苦攻读，使他学懂了许多专业知识，增长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73年，刘印贵到北京参加课题组联合设计，有机会接触到国内外先进农业机械。在首都的半年时间，他成了大忙人，每天除完成绘制图解的任务外，还十分认真的进行观摩学习。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把省下的生活费都用来购买书籍。六个月，除应邀参观了一次故宫，绝大部份时间，都在农机研究院内度过，如同上了一学期的大学。
　　1975年，他参加农场组织的晒场机械化课题组，承担了清粮机单机总体设计任务。他一如既往，虚心向科技知识分子求教，不懂就问，直到明白为止，并把所学知识，用于新的设计工作中去。经过长期思考、对比，决定取用目前国外还不常见的重力分离原理，施行厚粮层差速反向运动分离新工艺的清粮方法。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找到了风力、风压、筛孔角度和净粮前进，杂粮后退的数据，取得了大豆与苍耳，小麦与燕麦顺利分离的良好效果。提高了效率，增加了商品率，减少了粮食的浪费。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后经省级鉴定通过，由一机部和省农机局排产。最初生产5吨型，后来发展到10吨型、l5吨型。到l984年止，共生产出2346台，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颇受用户欢迎。
　　“宝剑锋从磨励出”。刘印贵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普通铣工，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之中“处处学，事事学”“干中学，学中干”，持之以恒，终于学有所成。为发展我国农机事业，作出了切实贡献，受到了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的广泛赞许。
　　他设计的清粮机，l979年获总局科技成果三等奖。l980年获农垦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同年，经考试合格，他被晋升为助理工程师。l984年，被评为总局劳动模范。同年7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他担任总体设计的5XFz～15.0型清粮机，又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苗天钟
　　苗天钟，河南济原县人。1956年7月16日生，1974年毕业于农场场部中学。长期坚持业余自学外语。
　　1983年经农场推荐考入北京外贸学院中加语言培训中心学习。1984年出国去加拿大留学进修。
　　中学时代，他是在“文革”中渡过的。高中毕业后，先分配在五分场三队劳动，两年后调到八队学校任教。他认识到自己虽然是高中毕业，但一无所长。因此，常为被“文革”耽误而苦闷、叹息。
　　1978年，报刊杂志上介绍了许多为振兴中华而自学成才的强者，其中不少人也是被十年浩劫耽误了宝贵年华，后来发奋读书求知，才赶上了时代步伐。他们的事迹，使苗天钟受到了启迪，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从此，他发奋学习，誓做祖国四化建设的有用之人。开始了在知识海洋中的探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在求知的过程中，逐渐对英语发生兴趣，转为专攻英语。
　　初学英语时，困难很多，苗天钟知难而进，毫不退缩。没有教材，就千方百计从别处借来抄写，有时把手腕都抄肿了，共计手抄了五十多万字的教材。
　　为了尽快学会英语，他把点滴的业务时间都加以利用，每天工作、学习达十八个小时。自己还规定了一条“书不离手”的制度。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看书，竟坐过了站，只好步行六里多路赶回单位。
　　英语单词难记，就采用“淘汰法”和“归类法”把单词卡片装满衣服口袋。循环读识，帮助记忆。
　　为创造语言环境，他把住处贴满各种单词小标签。日积月累，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熟记了二千多个英语单词。
　　学习英语语法，难记又难懂，他就把难题编上号，记在笔记本上，逐个突破。一时不懂反复琢磨，实在不懂，就虚心向别人请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他都虚心求教，不耻下问。
　　要长期坚持自学，就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作保证。他坚持长跑，严寒酷暑，雨天雪天，从不间断，成为农场教届运动会上的长跑冠军。
　　苗天钟自学了十余套国内外大、中学英语教材，二十多本英语语法，掌握了四千五百多个英语单词，做了三十多本练习册。阅读了一百五十多部英语读物，其中不少文章的通篇和章节，能够背诵下来。通过自学，基本上掌握了大学英语基础知识。
　　1982年，他参加全省高中英语教师汇考，取得了全合江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
　　1983年，由于农场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经农场推荐，他考取了北京外贸学院中加语言培训中心，两个学期都是优等生。l984年12月25日，他被选派到加拿大温哥华圣玛丽诺大学进修英语，成为农场职工子弟中第一个自学成才出国留学的人。
　　辛兆瑞
　　农场医院放射科主任，主治医师辛兆瑞，l929年生于山西临汾。l94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l950年1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医学院，是建国初期经部队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曾任陆军三分院军医。1957年9月，转业到铁道兵农垦局第三职工医院（即八五○二部农场医院）任医师、付主任、主任等职。
　　辛兆瑞参军后，在医学院学习期间，被评为模范学员。在部队工作时，曾立三等功三次，小功多次。
　　曾被评为模范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l959年曾出席退伍残废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农场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场级、管局级、总局级积极分子、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
　　辛兆瑞担任过传染科、内科等科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1959年后，从事放射线工作。勤奋学习业务，结合多科实践，探讨X 线学术。在不断提高诊断水平的同时，撰写了《18例肺癌x 线诊断》《环形胰腺一例报告》《9例出血热肺部阴影的分析》等十一篇论文，发表在管局以上科技杂志上。
　　建场初期，x 线机防护差，人员少，辛兆瑞带领助手，不计条件，不畏困难，圆满完成了门诊、巡诊任务。
　　辛兆瑞数十年如一日，克尽职守，一丝不苟。担任科室领导职务时，对下言传身教，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他领导的科室经常被评为先进单位。
　　辛兆瑞为农场培养了许多X 线专业人才，他对待学员满腔热忱，诲人不倦。时常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讲授。毫不保留的把自己毕生所学，传授绐学员。他治学严谨，要求严格。经他培养的学生，结业后，都能独立工作，成为农场医务战线上的骨干。
　　盛秀珍
　　盛秀珍，农场商业系统l967年总局级先进工作者。l954-l957年，是牡丹江市五七部队医院随军家属。
　　同年l0月随医院来农场参加工作，担任医院小卖店售货员。当时，场部地区职工住地分散，只有东部一家国营商店，商品供应十分不便。住在西部的群众，都就近到医院小卖店购买一般日用品。她为了方便群众，满足群众需要，便自己学赶牛车，到商店提货，易碎物品，就一趟又一趟肩扛手提。无论严寒酷暑，常年坚持，从不间断，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在积极主动扩大服务项目和服务范围的同时，她还深入病房，根据病人的需要，每天按时送货到病床前。久而久之，在当时的医院，除医生查房外，还流传着“大盛查房”的佳话。
　　建场初期，生活用品供应困难，病号所需营养品有时缺货。她就毫不犹豫的把家中仅有的大米、香油、鸡蛋拿来送给病号食用。
　　她不仅在医院，在农场，做了许多有利于群众的事。外出办事时，遇见别人有难，也尽力相助。1962年春，她公出回场路经哈市。一位要到八五一农场探望女儿的老大娘，因车票丢失，无钱买车票。大盛当即为老人买了车票，并搀扶大娘上车，在车上为老人找到了八五一农场的同行乘客。事后，老人的女儿多次来信感谢大盛。
　　盛秀珍来医院小卖店刚工作半年，就完成了全年计划任务，上交利润两万元。六年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连续被评为农场、总局级先进工作者、五好团员、五好妇女、五好职工。
　　1964年l0月，她被调到农场商业批发站，担任售货员，调拨员。她一如既往，刻苦钻研业务，热心为群众服务，时常送货上门。一次送货到养鸡队，发现那里没有理发工具，便利用去哈市开会之际，自费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直接寄给该队。养鸡队接到后，经多方了解，才弄清原委，而她却始终不声不响。
　　“文革”时期，这位以助人为乐的人，竟被颠倒成“走资派的红人”和“政治扒手”，惨遭批斗，身心受到伤害。
　　尽管如此，她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毫不动摇，不能在柜台为上群众服务，就主动把“牛棚”附近的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落实政策后，大盛恢复了名誉，l981年7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从前一样，热心为群众服务，“一辈子为群众做好事”，就是她的座右铭。
　　金丽娟
　　1982年，五分场场直幼儿园是农场保教工作优秀单位，并被评为青少年儿童先进集体，在这个集体工作的保教人员中，金丽娟是突出的一个。
　　金丽娟对待孩子们，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关心爱护，是孩子们的贴心人。长期的保教工作使她体会到：学令前儿童的主要生活场所是在托儿所幼儿园，园所是孩子们的第二个家。孩子们的吃、穿、住、活动，基本上都是保育员安排，保育员就象他们妈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妈妈的责任。为此，孩子们的手不干净，她给洗；头发长，她给理；衣服破了，她给补；扣子掉了，她给缝；孩子病了，她给背送求医；个别孩子家庭困难，没替换衣服，她就主动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拿来替换；有的孩子家长因工作忙，回不了家，她就把孩子领回自己家里去。在孩子们的心中，金丽娟就是他们幼儿园的妈妈，不愿意离开她。
　　星期日，有些孩子也要到幼儿园里来找金阿姨。
　　金丽娟除在生活上关怀孩子们外，特别注意对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培育孩子们初步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她根据孩子爱听故事，模仿能力强的特点，经常给孩子们讲雷锋的故事。组织孩子拣砖头、扫树叶，参观叔叔阿姨修花池，种树栽花，以培养优良品德。孩子有的爱吃零食，后来改好了。有的孩子跌倒，别的孩子能主动帮助扶起来。稍大一点的孩子，还知道帮助阿姨整理室内卫生。开展“五讲四美”以来，孩子他们普遍会讲“对不起”，“没关系”、“谢谢”、“别客气”、“你好”等礼貌语言。
　　在孩子们初步懂得热爱生活，爱美的基础上，金丽娟和保育们一起，组织孩子们排演节目，教唱歌曲。
　　久而久之，孩子们熟中生巧，越演越好，有的还能跳上好几种民族舞蹈，维妙维肖，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
　　他们的幼儿文艺代表队，在农场幼儿文艺会演中，连续被评为团体第一名。
　　1982年，五分场场直幼儿园被评为黑龙江省儿童少年先进集体，金丽娟被评为省少儿先进工作者。
　　曲兰君
　　(日本名：若生伸子)
　　农场职工医院总护士长曲兰君，是日本开拓团留下的孤儿，日本名为若生伸子。l940年7月22日，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943年随父母来到宝清县杨家围子开拓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开拓团瓦解，日本移民纷纷撤离。伸子由其姑母带领，战乱中，与家人失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九旅解放宝清后，当地人民政府为照顾日本孤儿，将伸子收容到孤儿院抚养。不久，由宝清县油漆工人曲有俊夫妇收为养女。老俩口膝下无子女，待伸子亲如骨肉，并为她取了个中国名，叫兰君。
　　1947年，曲兰君刚满七岁，养父母就送她到宝清第二完全小学读书。1953年小学将毕业时，人民政府正办理日侨回国登记手续。准备遗返滞留在中国的日侨。老曲夫妇听到消息之后，担心兰君就此离去，整日不思茶饭。兰君为报养育之恩，愿终生孝敬老人，便主动提出不回日本，加入中国国籍。见此，老人破啼为笑，重见欢颜。一家三口人，朝夕相聚，生活美满。
　　小学毕业后。曲兰君决心向邢燕子学习，下乡务农。自愿报名参加宝清县建设街青年突击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后被挑选为街道扫盲教师，开展识字扫盲运动，热心为群众服务。
　　1956年，铁道兵八五○二部农场初建，曲兰君为人民军队这一大规模开荒壮举所吸引，报名参加农场建设。l0月经县政府统一分配到农场医院，学习护理业务，后担任护理员。成为一名具有日本血统的农场建设者。
　　初来医院工作，她勤奋好学，对病号热情和渴，服务周到，深受病员称赞。l960年加入了共青团，同时担任护士。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医护业务水平不断提高，l977年担任了护士长。在党组织的培养下，l979年8月20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l980年，她被任命为农场医院总护士长。
　　她善于总结经验，将多年医护经验，分成若干专题，写成论文，发表在管局科技杂志上。她发表的文章有《如何看待护理业务》、《小儿穿刺的体会》、《如何做好护士长工作》、《运用时钟改革服药时间》等。
　　曲兰君从不忘记对养父母的照顾，单身在农场工作时，有空都要回城探望老人。每月工资除生活必需外，全部用来赡养老人。l958年她和韩玉祥医生（蒙古族）结婚之后，共同担负起照顾两位老人的义务。
　　1975年，76岁的曲有俊老人退休，兰君便和丈夫把两位老人接来农场居住，安度晚年。老人有病住院，夫妻轮流护理，无微不至。老人逢人便称赞说：方法“他俩比亲生儿女还亲。”“文革”期内，曲兰君及其丈夫曾受冲击和迫害。但她爱中国，爱农场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农场，离开中国。
　　1982年，他们这三个民族组成的家庭，被评为农场五好家庭。
　　中日建交之后，与曲兰君失散了四十年的哥哥若生正明，在日本通过宝清归国日侨，知道了伸子的下落，兄妹间互通了音信。l984年8月，若生正明从日本川崎市来农场，探望伸子一家。受到地方政府和农场领导的热情接待。若生正明亲眼看到了妹妹的成长和她幸福家庭，由衷感谢中国政府和农场对她的关怀。十分感激两位老人对伸子的养育，连连称赞说：“中国好！中国人更好！”表示回国之后，一定要为增进日中友谊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