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恢复饶河农场时期
第一节 万山红农场阶段

　　　
　　一、万山红农场
　　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1976)2号文件精神,撤销兵团体制,恢复农场。1977年5月1日,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廿二团体制,成立万山红农场。隶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领导。由刘长胜(现役军人)任农场党委书记；谷安安(现役军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场机关由原来的股改为科、室、部、局。1977年1978年期间,原兵团时期的大部分现役军人陆续回部队,农场只有丁作勤等五人就地转业留农场机关工作。
　　1978年10月6日,经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批准,恢复“饶河农场”的原来名称。史瑞轩任农场党委书记,张超任场长。同时撤销农场革命委员会。
　　二、基本路线教育
　　1977年,三师派遣大型工作队进驻农场,以三师副参谋长(现役)贾光异为总领队,一行200余人,分赴农场各农业生产队,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追查饶河农场为什么粮食上不了“纲要”,必定是“右倾”思想作崇等等,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学习中央六号文件和华主席(华国锋)、叶副主席(叶剑英)在铁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毛主席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党委班子内统一思想,揭摆问题,每一个委员进行自我检查。通过揭摆认为:农场存在(1)党委常委内部有不清的问题；(2)思想右倾,阶级斗争观念不强；(3)核心力量没有形成,表现在散、懒；(4)人家能办到的,万山红农场未办到；(5)干部缺乏雄心壮志；(6)作风拖拉；(7)执行政策不彻底；(8)对阶级敌人打击不力；(9)有歪风斜气；(10)对自身建设不够重视等十个问题。通过连续三天和两个晚上的讨论和揭摆,常委们进行人人过关。大多干部对运动,对没完没了的检查,厌倦情绪十分严重,私下议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不让我干,我才喜欢”。
　　1977年3月24日,驻农场工作队和农场党委对刹住资本主义歪风,对家庭工副业生产作了十条规定。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规定(1)每一家庭养猪只准一头至几头；(2)家禽不得超过十只；(3)养羊除回民和有缺奶婴儿外一律不准养；(4)私人不得养蜂,不得养鸽；(5)不得养狗；(6)山产品采集不准上市场出售；(7)不准出售农副产品；(8)自留地重申不得超过三分地；(9)不准小开荒；(10)不准私自打鱼。
　　基本路线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上“纲要”,以批资本主义为主线。历经半年的整顿于1977年9月撤离。认为:(1)饶河农场办场方向比较明确；(2)大批了资本主义；(3)从书记到场长干劲足了；(4)班子的团结好了；(5)形势跟的比较紧；(6)革命、生产、精神面貌都有新的气象；(7)生产队拉开了距离。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和场领导班子都比较满意。
　　其实,当时现役军人面临脱军装和去向问题,也不安心农场建设,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已经开始,也不安心农场建设,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各条战线,特别是机务战线、干部队伍、文教卫生人员奇缺,已造成了干部工人的思想混乱。职工家庭副业生产的限制,挫伤了职工抗灾自救的积极性,影响职工的生活,这个影响较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加之为了提高粮食单产,强行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又遭早霜,造成农业上的巨大损失。
　　三、招收临时工
　　“文革”前期,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先后来场四千余人。经过几年的锻炼和生产实践,他们已成为农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和工作上的骨干力量,生产队中的包车组长、拖拉机手,以及会计、统计、技术员、班排长等,大多是知识青年,还有不少“知青”担任了生产队和农场机关的干部,1975年以后,城市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困退”、“病退”越来越多,“返城风”越刮越厉害。到1977年上半年为止,农场“知青”返城人数达三千余人。加之上学、调走等,农场所剩“知青”不多了,这使农场的生产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生产队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经上级批准,农场拟定了条件,动员职工,家属的直系亲属来场落户,1977年下半年,农场根据实际情况吸收了1,461名顶岗临时工。这批人员的来场,使农场生产建设得以正常进行,解决了当时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四、开展“清查”工作
　　清查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在1977年11月至1978年6月期间,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先后在全场范围内进行了三次。这三次是在组织内学习控制下做了一般性清查。真正清查工作是从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82)55号文件精神,农场成立了清理“三种人”领导小组后正式开始的。
　　通过调查摸底,全场大小造反组织44个,场级5个,队级39个,各造反组织负责人85人,其中场级16人,列为清查对象89人,非正常死亡4人。
　　经过突出重点查证核实,查出非正常死亡责任者2人,犯一般错误1人,一般问题1人。而对应该落实政策的全部落实了政策。
　　全部清理三种人工作,历时三年零十一个月胜利完成。经总局、管局验收合格。
　　五、“双打”运动
　　“双打”运动是以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为内容,以挖掉“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的一场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少数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打、砸、抢分子和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同时,抓好冤、假、错案的处理,反对铺张浪费,解决企业的经营方向问题,推动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发展。
　　整个运动大体分四个阶段。一是学习动员,提高认识；二是掀起大揭发、大检举、大清理高潮；三是整党和企业整顿；四是组织处理和整改。各个阶段所需时间不做统一规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农场“双打”方案)
　　为了解决第五生产队1978年3月8日金柜被盗丢失800多元的案件,结合“双打”运动,农场于1978年5月组织“双打”运动试点工作组(由农场党委书记史瑞轩同志任组长,文教科长陈传敏同志任副组长进驻五队)。在试点工作期间,抓了生产队和食堂的帐目清理和生产工作,重点抓了三月八日金柜被盗案件的调查工作。经过四个月的时间,由于金柜被盗案件的线索不清,不能定案,在“清经济”和其它方面又未发现大的问题,工作组于9月撤点。
　　1978年11月农场“双打”运动全面铺开。农场成立“双打”运动办公室。(主任周国英,副主任李松波)生产队和各基层单位相继成立了“双打”领导小组,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搞好运动。全场运动的开展分两批进行。第一批由场直地区各单位,在11月至12月20日进行。第二批由农业生产队在12月20日至翌年1月。整个运动在1979年1月全部结束。
　　农场在历时三个月的“双打”运动中,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清帐:查贪污、盗窃。全场通过查帐,发现少数几个有贪污(几十元)行为的人,根据政策进行了退赔和处理。第二,对“文革”中犯严重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在讲清楚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政策和群众意见,免去了四名“造反派”头头的干部职务。第三,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当时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存在的“派性”),加强了团结。第四,加强了社会主义教育,整顿了职工队伍,在运动中,批判了“干啥吃啥”、“不拿白不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歪风斜气,狠刹了工作时间干私活,占公家便宜等不正之风,并进行了公物还家。
　　在整个“双打”运动中,由于由基层单位自己组织搞,因此,全场各单位效果参差不齐。据记载(1978年11月22日李松波汇报“双打”情况),全场走过场的单位三分之一,还有的没有搞,结束后未进行总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