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会见


　　　　　　　　　　　　　　　　 ——忆丁玲同志
　　　　　　　　　　　　　　　　　　 武 一 匡
　　1960年4月下旬，我随合江农垦教育检查团到汤原农场采访，有机会见到了丁玲同志。
　　这就是她吗？一身青布袄裤，棉衣外面套着件深灰色棉坎肩，裤腿用带子扎紧，脚上上穿一双棉布鞋——是那种农村老太婆爱穿的双合面的，她头发已经斑白了，尽管黑头发还略占多数。额头上、眼角上的皱纹，在她笑的时候更觉明显些。我的脑海里立即映出了她的另一个形象。那是她在1948年发表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扉页上的半侧面头像：稍长微发搭在大衣的翻毛领上，丰满白皙的脸庞上有一双粗眉大眼。她在微笑——向读者、向生活。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不就是她吗？然而，她仍是微笑着，用手拢了拢她那斑白的头发向我们打招呼。
　　她是来养鸡场劳动的，每天要拎着白铁桶把饲料倒入食槽里，把清水灌满饮水盆，让那些白羽毛红冠的来杭鸡们饱食痛饮。一桶食、一桶水，份量可不轻，当然，对那些来自山东农村的小姑娘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这位年过半百的女作家来说，拎起来就比握笔写文章艰难得多。小姑娘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总是悄悄地来帮忙。她们是担着“立场不稳”的风险，心甘情愿来干的。她们不是出于怜悯，而是认为尽一份道义上的责任。后来，由于职工教育的需要，丁玲从鸡房走出来，走进了扫盲班的教育，登上了讲台。现在她是以职工教师的身份来接待我们的。虽然那顶强加在她头上的“桂冠”还未摘除。
　　“你们来了，请进来”。她很热情，当农场宣传部的一位同志把她从家里找到教室门口来见我们时，她加快脚步过来打了招呼。我们《北大仓文艺》编辑部的两个同志不是检查团的成员，没有检查的任务，是特意看看她的，和她打过招呼后，就随着她走进大门。
　　“今天是星期天不上课，你们看看教室吧——哎呀，钥匙叫支书拿去了，他们昨晚上在教室开会”还没有等我们开口，她又说：“我去取钥匙来，支书下地去了”。说完迳自噔噔地走了，她身体还很健康，脚步矫捷。她说的是普通话，但在我这个江西人的耳朵里也还能听出我们邻里老乡的湖南乡音余音。
　　她走了，我们两个和宣传部的那位同志留在走廓里，观看墙上的标语和黑板报上的文章。
　　“这标语是丁玲写的，这黑板也是她办的”宣传部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标语上下边缘都画着装饰图案，黑板报上图文并茂。听说丁玲为了办好墙报和黑板报，正在练习画插图和写美术字。快60岁的人了，真难为她。
　　她教的那个班早已“脱盲”了，正在读职工高小课本。学员能写七八百字的作文。丁玲不仅结合实际讲解课文，认真仔细地批改作业，还自己花钱到汤原县城里买了不少通俗读物，供他们课外阅读。阅读可以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视野，开阔他们的思路。真是尽力尽责、呕心沥血。这难道不是显示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宽阔胸怀？
　　她兴致冲冲地回来了。开了教室的门。教室里桌椅排列整齐，地上干干净净，墙上张贴着学员的作业——他们的造句练习，默写楷写……。我特别注意了墙报。《汤原农场好风光》、《鸡场的早晨》、《一位养鸡姑娘》、《我爱天安门》……有诗有文，有题头图案、有插图；大公鸡呀，向日葵呀，小树呀，小房子呀……。
　　“文章全是他们写的，我只是顺了顺句子，改了改错别字。小图是我学着画的……”。丁玲陪着我们，介绍着文章的作者们进步的情况。她对自己的学员是如此的了解，正说明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多大的责任心。我们赞赏这些诗文，当然也从心底赞赏着他们作者和培养这些作者的热心人。
　　离开教室，我们去看丁玲同志的家。一位中年男人站在门口。他身材修长，鼻梁高高的，穿一套深蓝色的棉制服，很精神，见我们来点了点头。
　　“他就是陈明”。丁玲向我们介绍然后又把我们介绍给陈明“这两位是局里来的同志”。
　　那是两间颇宽的房子，外间是起居室，里间是卧室。外屋有一个大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杂志。他们订了几十种刊物。书架旁的报架上也有好几种报纸。丁玲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一条长凳上，陈明倒了茶也坐下来。
　　谈话是从日常生活方面开始的。
　　“在这里生活，习惯了吗？”我问。
　　“早习惯了。这里空气好，环境好，比城市里清洁、幽静”丁玲说。
　　“就是气候冷，尤其是冬天和春天”陈明陈述了初到汤原农场的情况说：“那时候真是冻得人坐立不安”。
　　“不过现在好了，有火炉、有火墙，炕也是热的。你们坐在这里不觉得冷吧？”丁玲关心地问。
　　我们谈到饮食起居，得知王震部长对他们很关心，王部长到北大荒视察时，还看过他们。王部长告诉农场领导，在生活上对他们要照顾，那时正是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年头，但他们还可以得到足够的白面和豆油。汤原农场是畜牧农场，吃肉吃蛋也比别的农场方便些，虽然价格昂贵。
　　丁玲每半年向省委统战部交一份思想汇报，她写得很认真，说的全是心里话，她心思坦然。她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得很好。青年女工们常要她讲革命经历，向她请教。队部有一个小青年爱好文学，经常把自己的习作拿来请她指教，受益不浅。
　　“我们正在积累材料，准备以后再写些东西，不知能不能发表？”陈明抚摸着案头的几个厚厚的本子。
　　“北大荒的土地，北大荒的人都太好了。应该告诉人们这块土地是多么肥沃富饶，应该写开发这块土地的人们是多么纯朴、坚韧……”丁玲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北大荒，谈了她的想法。
　　“你们工作这样忙，还坚持为今后创作积累材料，真太辛苦了。我们等着读你们的新作吧。”我实在被感动，就这样诚恳地说。在这种困难的境遇里，她还在想着要反映北大荒人的生活，反映“北大荒人”。她和北大荒结缘了！
　　我们还谈了很多，从生活谈到工作，从职工教育谈到文艺创作。如果不是农场宣传部的同志来找我们，谈话还将继续下去。
　　我们向丁玲和陈明告别，她把我们送到门口说：“有机会再来呀”。
　　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得到去看她的机会。1986年 3月初，我从广播里听到丁玲去逝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我马上写一篇回忆的文章，记叙那次幸运的会见，让人们从丁玲的一段平凡生活中了解到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这位身处逆境时仍然为共产主义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学习。仅以此篇缅怀敬爱丁玲大姐崇高品德和无私的胸怀。
　　　　　　　　　　　　　　　　　　　　　　　　　　　　　 (原载《双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