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曙光


　　　　　　　　　　　　　　　　　　 张 学 忠
　　我的父亲张福厚于1993年 8月15日病故，终年70岁。一辈子走南闯北，苦于奔波，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一个军用挎包。
　　挎包里装着一堆他在战争年代里所得的军功章，还有几页用合江农垦局国营曙光农场稿纸所写的履历书。就是这几页履历书哇！常把我带回那久远的年代……
　　我的父亲是1948年 2月参军的。参加的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五团三营七连。这个团队后来在进关途中统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三师三六八团了。我父亲在东北战场上历任战士、文书，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塔山阻击战，在战斗中立了功，入了党。辽沈战役后入关，从北一直打到南，累计立小功七次，大功五次，三等功一次，历任文书、参谋、团队副主任、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
　　我是 5月份从老家来到曙光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来到北大荒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词句：棒打獐子勺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我说不上是被这封信的吸引，还是想回到父母的身边，我母亲那时随军，是和父亲一起来到曙光的，那年我才13岁。
　　我记得我到曙光时我父亲是一队(现在的六队)的副支书，我到一队的第三天，父亲调任开荒队任支书，我们全家就坐一辆马车出发了。一路上那个车老板很善谈，快到土龙山时，路边有个上满黄锈的废汽车架子，他说这是日本司令官饭桶(冢)的汽车，饭桶是被谢文东打死的，那时谢文东还是抗日的，后来叛变了。路过土龙山时他又讲起了土龙山的传说……真想不到，这里还差点儿出了个皇上。快到黄昏时，我们来到了小桂家屯，这个当年的开荒队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八队。
　　那时的小桂家四周有个土围子，最初我以为是防匪的，后来才知道是防水的。土围子里有十几架马架子房，还有十几家破草房。我们家被安置在一架马架子房里，房屋低矮黝黑。可这和那些暂时还是单身的中尉、少尉们比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住在拉合辫编的仓棚里。我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里才知道，这些快乐的单身汉们原来都是些年轻英俊的军官。那是在中央军委派来的慰问团来到开荒队时，父亲下令这些转业的官兵们穿上军服迎接亲人。那天他们是多么高兴啊，他们又当了一天军人，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带过记载着他们荣誉的军衔，扎过显示他们荣耀的武装带了。由于当时布票紧张，当然也由于他们舍不得脱下，那些转业前的军装，在他们身上由新变旧，由黄变白，由好变破，最后又补丁摞补丁地穿在他们后代的身上。
　　开荒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满新奇的。我出生在辽河边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个热闹的水陆码头。1953年我又随母千里迢迢来到广东潮汕地区寻父随军，我自己则小小的年纪就只身一人在汕头市求学，直到1957年我又回到老家，可以说一直生活在一个喧哗的城市环境里。这次来到塞北，又一头扎进了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天真无邪的村童，还有那无比晴朗的天空，无比新鲜的空气，我真是陶醉了。只是一到夜晚可就难熬了，小油灯，艾蒿辫，小咬、瞎虻、大个的蚊子一齐向你袭来，弄得我不得不早早地躲进蚊帐。要到野外去，就得从上到下地武装起来，水靴、长裤、防蚊帽，裸露的部分还要涂上防蚊油……我刚去的时候正赶上烧荒，我每天都能吃到烧得半生不熟的野鸭蛋。烧到后来，那野鸭蛋里面都有小崽儿了。
　　盛夏的时候，我曾和父亲去过一次开荒点，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累极了。父亲一路还要查看墒情。他们搞的是当年开荒当年播种，一人发一个豆杵子，在翻过来的黑土垡上杵一下点上几颗豆……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了当年叫做大棚的开荒点，我想就是现在九、十队一带吧，大棚里李福正在做饭。我饿极了，就走到一丛榛棵子边，顾不得青涩，嗑食起那些刚刚成形的榛子来，顿时甜丝丝的一股清香……
　　9月，我离开了开荒队， 又只身一人来到半截河，就读于半截河小学，班主任刘文忱。那年冬天成立了曙光人民公社，我父亲调到第五管理区任总支书记，我们家搬到了一分屯。那年头“大跃进”，我参加过深翻地，夜战修共和水库。1959年春搬到下屯，秋搬到场部。那年秋天遭灾，减产歉收，口粮标准最低时每人 9斤，没办法我和母亲冰天雪地的天天下地去捡粮，什么罗卜缨子、白菜帮子、甜菜疙瘩、瞎苞米、大豆枝……穿草甸，爬大岗，常常回到家都已深更半夜了。这一年父亲调入场机关，任党委宣传部长，同时被选为党委委员。以后连选连任一直到“文革”开始。
　　我在半截河小学念完五、六年级，免试升入曙光农场子弟中学。作为半截河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又荣幸地当上了曙光中学第一班的班长，并被吸收为第一个团支部的首批团员。班主任莫尚琦，后来是李耀长。
　　1963年 7月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场电影放映队，队长赵家鹏。在放映队我兼任美工，曾画出了曙光农场俱乐部第一幅广告宣传画《革命自有后来人》。以后又画出多幅电影广告画。
　　1964年2月我参军离开了曙光。1969年4月因父亲被打成漏网走资派而失去了提干的机会退出现役，回到了刚刚组建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三十一团的曙光。我回来时父亲正在水泥厂被“群众专政”。我被分配到二连当了农工。
　　我清楚地记得，我到军务股接受分配时，军宣队长坐在桌子上对我的训话：张学忠，你父亲是个漏网走资派，现正在被专政，你要和他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问题；你从学校门进了机关门，又从机关门进了部队门，你要很好地在农业连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对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接受了六年党的教育，我知道怎样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自己。我很激动，开门时不知怎么把手掩了一个紫血泡，军务股长拉住我的手直揉，我心里一热，这个现役军人还有点儿人情味。
　　我到二连报到了，被分配到二排当农工。半年后我父亲被“解放”，我们是在家庭批判会上见的面，第一次说话就是批判。可我对父亲在“文革”中的情况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作为党委宣传部长，他肯定是首当其冲。关于“文革”，直到他过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什么。谁斗过他，谁打过他，我不知道。就是在他的履历书中，有关“文革”，他也只字未提。我真佩服这个心胸开阔的老革命，也真感慨这个两袖清风的“走资派”。那时我们家的饭桌是个炸药箱子，地下的凳子是钉在地里的两根木橛上搭一块木板儿。直到父亲过世后，我在曙光农场寄来的《曙光农场史》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1967年 6月12日，炮轰宣传部长张福厚同志。从此，全场展开了“炮轰”、“火烧”等不同形式的揪、批、斗各级领导。
　　我父亲对我一直很内疚，认为是他耽误了我在部队提干。我倒不以为然，部队地方哪儿不是人生的舞台！父亲“解放”后，带领一帮知青上了山，建立了水泥厂山上采石场，开始了又一轮的艰苦创业。他和知青们同甘苦共患难，建立起的情谊真让我嫉妒。
　　我真庆幸被分到了二连，使我结识了那么多老农工和四大城市的知青。我和他们朝夕相处近 5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那一个个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可我留给他们什么了呢？我这个“三门”干部(后来当了会计)体力有限，在战天斗地中实在是称不得英雄豪杰，能给他们留下印象的恐怕只有几台春节时排练的文艺节目和曾经立在路口的那两幅毛主席画像了。这样的画像在一连和汽车连还各有一幅。1973年调入水泥厂我又画过一幅。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我们举家返回了家乡。可曙光，我的第二故乡，从少年到青年，我前后共在这生活了15年，可以说，我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留在这里了。这里有我的同学、朋友、情窦初开时的恋人，这里有我少年时的憧景，青年时的情爱，成人后的艰辛。这里留下了我父辈的心血、汗水和足迹，还有他们的理想、奋斗和追求。曙光呵，你曾为共和国的建立铺垫过基石，你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你也必将为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曙光，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希望之光！
　　　　　　　　　　　　　　　　 (作者原为二队会计，后调辽宁省大洼县人民法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