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团结一致抗涝灾


　　　　　　　　　　　　　　　　 第四节 团结一致抗涝灾
　　一、严重的自然灾害
　　1981年，建三江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涝灾，全年降雨量为 892.4毫米。这一年前期气候条件对播种十分有利，全局播种面积近519.2万亩，其中：粮豆播种面积达500.8万亩，是本地区有史以来达到的最高播种面积。幼苗出土后，由于肥足、水足、长势喜人。小麦灌浆后，全局普遍进行了产量预测，平均亩产在150公斤以上，个别地号达300公斤以上。全局上下，一片喜气洋洋。进入六月份以来，频频降雨，全年降雨量为882.5毫米，比历年平均雨量多60%，其中：六、七、八三个月共80天，降雨为595.7毫米，比历年同期于均降雨量多318.8毫米，比历史最；高的1959年同期降雨量多 231.1毫米，如此大的雨量在本地区历史上没有的，而且降雨的特点是除有几场 1OO毫米左右的大雨、暴雨外，长期阴雨不晴，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六、七、八三个月，92大降雨天气就有62个，从麦收开始到八月底，35天中真正晴天的只有 4个。由此造成全局 550万亩粮豆作物，由于水、草荒(管不上)，小麦放铺生芽，大豆无花无荚，而绝产的共368万亩，占总面积的71.8%。其中小麦171万亩，大豆177万亩，玉米和杂粮30万亩。由于小麦倒伏，站杆生芽、勾头、落粒和大豆荚少，粒瘪而减少五成以上的 126万亩。由于长期阴雨不晴，已经脱谷到场的粮食霉烂现象十分严重，计划生产粮豆4.5亿公斤，争取5亿斤的目标被毁之一水，总产仅9418.1万公斤。其中：小麦亩产23.7公斤、大豆亩产12.5公斤、玉米亩产7.8公斤。粮豆平均单产18.6公斤，除口粮、种子、饲料之外，仅上交 82.5万公斤，是历年上交粮的1/190。商品率仅为0.96%。农业生产亏损11187.4万元。
　　遭灾造成农业生产作业成本大幅度提高，麦收、秋收两个季节用于机械改装、排水、修路以及油料消耗等费用，比常年增加11300万元，亩成本比常年提高7元。
　　由于粮豆减少，外调种子14650吨，增加费用713万元，蔬菜绝产，外购蔬菜 1亿公斤，费用补贴100余万元。
　　灾后由于饲养条件恶化，饲料单一，给畜牧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发病率增高，死亡肥猪，仔猪达5000多头，损失30多万元。
　　工副业由于灾害的影响，红砖、制粉等项生产下降， 比上年多亏150万元。
　　道路，桥涵、房屋遭到损坏，损失价值在470万元左右。
　　这一年，由于灾害的影响，使全局经营亏损1.4亿元，是历史上亏损最多的一年。
　　灾害给1982年的生产建设带来很大困难。
　　首先是资金困难。由于国家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盈利不交，亏损不补，加上管局又没有储备基金，因此，只能依靠贷款维持生产。从1981年到1982年全局共贷款 1.4亿元，每年需支付利息600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包袱。
　　其次是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耕地大面积积水，土壤结构受到破坏。全局明水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9.2%，花达水面积占29.7%，秋翻地仅完成10.9%，170万亩绝产弃收地块没有进行田间清理，机械收割的地块土壤结构普遍遭到严重破坏，全局有几十个被水淹泡的重灾队，春化后进出困难。至使1982年大面积耕地撂荒。
　　二、抗灾抢收及其教训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建三江管局组织干部、职工奔赴受灾第一线。大打抗灾夺粮的人民战争。
　　管局党委迅速成立了抗灾防汛指挥部，组织动员全局干部、职工，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动力，树立“坚决战胜涝灾，管好大田，准备麦收”的思想，人、机、畜齐上阵，把抗灾保苗、夺粮做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当时全局有近一万人在抗灾前线或为抗灾服务。各农场为了减少粮豆受灾面积，干部、职工人手一锹，昼夜奋战，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前锋农场抽出机关干部和场直单位职工400多人，苦战7天，挖出一条3000多米长的排水沟。洪河农场、大兴农场：为了排除积水，发扬“丢车保帅”的精神，及时炸开了一些桥涵、公路、渔塘、护城河，强行排水。七星农场使用大马力拖拉机拉着沟犁挖排水沟，在46队打了一口深水井，进行井排。八五九农场12队出动1300人次，奋战15天，挖出排水渠道 1.5万米，减轻了部分地号的灾情。胜利农场、青龙山农场机关干部在场领导的带领下，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与生产队干部、职工一起排涝抗灾。
　　为了战胜严重涝灾、汛灾、雹灾，管局还多次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和家属，展开了“龙口夺粮”和抗灾抢粮的运动。同时，多次进行机械防陷改装。1770台拖拉机有1036台穿上了“木鞋”，加宽了链轨， 775台牵引收割机全部进行了大轮封闭；有的穿上“胶鞋”、坐上“爬犁”；有的将大轮外移。242台“E512”自走收割机有92台安装了半链轨，69台穿上“铁鞋”(抓地器)。497台“东风”收割机有284台安装了半链轨，26台穿上了“铁鞋”。其中：自制半链轨 241套、铁鞋139套。能在泥水中作业的自走联合收割机441台，占拥有量735台的59%；还发动了各行各业职工、干部、家属2.5万余人，挥镰上阵，抢割小麦23.86万亩，并开展了抢险排水活动，出动人工1232.1万人次，出动机车458台，抢修房屋293栋共50360平方米，桥66座，桥涵190个，修公路 3383公里，挖排水沟259条共3102公里，37.11万立方土。
　　全局各条战线还开展了以抗灾夺粮、增收节支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作到了重灾场，队少减产，少亏损；轻灾场、队“保三留”，开展生产自救，调整企业利润留成，强制利用库存，严格控制外出采购。重新核对场、队资金，压缩非生产性开支，积极组织力量排除田间积水，力争1982年生产正常进行。
　　1981年12月7日至9日，管局召开了各农场农业科长会议，分析了灾后全局的土地状况和春耕有利条件，制定了抗灾抢播的措施，提出了全局的奋斗目标。
　　“吃一堑长一智”。严重的灾害，使全局上下认识到。“吃亏在路，受害在水”。多年来，我们是遇涝思；排，逢旱思灌，疲于应付。特别是连续几年大旱，助长了麻痹轻敌思想，忽视了排涝结果，一遇天灾，就给三江垦区来个措手不及。主要问题的症结是“三个关系”处理有偏差。
　　一是排涝和灌溉的关系。这二者谁为主，谁为次？从实际情况看，历年低产都在涝年，如1971、1972、1973年，全局都不同程度遭受涝灾，受灾单位粮食单产只有百来斤。如1980年普遍遇旱，小麦单产仍在 117.5公斤。因此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全管局的农田水利建没应以治涝为主。
　　二是新建与配套的关系。“工程不配套等于瞎胡闹”。而农田水利建设不配套或配套不及时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少工程费力不少、效果甚微、劳民伤财，甚至前功尽弃。因此对工程资金要集中投放，设备尽量一次配齐，尽小缩短建设周期，争取一气哈成。
　　三是开荒与配套的关系。三江局荒原多，发展快，组建时只有93万亩耕地，现已有 500多万亩耕地，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排涝没有解决，因此开荒应量力而行，要加强水利工程配套建设。
　　面临严重的涝灾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建三江管局党委提出：“全党动员，抗灾自救，—年恢复，两年翻身”。决心打破“一年涝灾三年缓”的旧观念，加快恢复灾后的生产和生活。
　　在抗灾抢粮中，全局干部、职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涌现出的好人好事举不胜举。其中：三个农场被总局分别授予先进集体或抗灾自救先进集体称号，28个连队被总局分别授予先进集体或抗灾自救先进集体称号；17个班、组被总局分别授予先进班、组或抗灾自救先进班、组称号； 3人被总局授予特等劳动模范或抗灾自救特等劳动模范称号，52人被总局授予劳动模范或抗灾自救劳动模范称号还，有447立功授奖。其中荣立一等功的—人、二等功和三等功的 58人。这些人在抗灾夺粮中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给全局树立了榜样。
　　在抗灾中，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全局 447名立功受奖的人员中，连以上干部就有131名，占33%。不少党委书记，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丛，蹲在重灾队，同群众一起战斗；许多场长几十天来睡不好，吃不下，领导和带领群众进行抗灾斗争。其中：大兴农场场长李远程不顾身患风湿性腰病，坚持深入第一线，同工人，—起战斗了五天五夜，突击改装出六台半链轨，五台抓地板。七星农场场长高静海、八五九农场副场长徐士海、创业农场副场长吕凤祥、前哨农场副场长何儒林等日夜同广大职工和机务战士战斗在一起。前锋农场场长段成志，在排涝工作中，不仅亲自在现场查看水情，指挥挖渠，还和别人一样承担劳动任务，每天挖渠10米。各场基层干部，每天都是一身泥、一身水，吃在地里，干在泥里。全局大多数离休、退休和当顾问的老干部，也参加了抗灾夺粮斗争。其中：红卫农场顾问于寿春，已60岁，可他挥镰上阵抢割小麦，农场领导和机关干部见他年迈体弱，多次劝他外派车接他回去，但他说什么也不肯，镰刀把手割破了，也不离开，光着双脚坚持抢收小麦。
　　在收割小麦的战斗中，全局从80岁的老人到6—7岁的儿童，几乎全部上阵抗灾夺粮，其中有不少是全家一齐上阵。还有些外地来探亲的人也主动参加抢收小麦。全局干部、职工、群众用血汗谱写了—部可歌可泣的抗大灾抢粮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