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简史
第一节 创建时期（1956-1963）

本节记述建场元勋受命拓荒建设，到八五九总场解体的一段创业史，历时七年余。
　　一、八五九农场的诞生
　　树有根，水有源。何谓八五九农场?源于拓荒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九师集体转业官兵，取其部队番号——8509而命名。
　　1955年3月，8509部队从朝鲜回国，驻汤原县，修建北大营。1956年、春，接受到虎头开垦建场的任务。于3月调离汤原，由孙培军、张鸣山率领1236名官兵到虎头，只留六名军官和八十名老战士在汤原建场(今普阳农场)。到虎头之后，被编为“铁道兵八五○部队农场” “八五九独立分场”、不久，为了开垦荒原，成立了开荒大队，当时称“虎头大队”，孙培军任大队长，张鸣山任政委，龚伯言任副大队长。
　　到1956年8月，仅开荒十余垧地。为此，铁道兵农垦局党委决定组织两个踏查小组，对虎头和饶河地区同时踏查，准备搬迁。同年九月，虎头大队更名为八五○九农场，并于九月八日派出生产股技术员姜兴权，测量员王其超前往饶河地区踏查。
　　虎头和饶河两地区踏测结果表明，虎头可耕地面积为16,410垧，而饶河地区为8—10万垧，并且作业条件优于虎头。为了完成原定在1957年开荒14,000垧的计划，应将农场由虎头转移到饶河。
　　当踏查小组于1956年9月28日报告上述情况后，农场党委就决定搬迁。经请示局党委批准，同年10月进行思想和物资准备，于11月3日由虎头坐船到饶河。1957年1月正式宣布在饶河建立国营八五九农场。
　　二、大面积开荒
　　1956年8月，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简称“垦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饶河地区的荒地要彻底摸清。”从此，吹响了向千里荒原进军的号角。
　　(一)三探荒原
　　探荒原始于1956年9月8日，八五○九农场派出生产股技术员姜兴权、测量员王其超前往饶河地区踏测。在饶河地方政府紧密协助下，起早贪黑、跋山涉水，历经15天时间，初步摸清饶河区域的特点：地势高、地面平，障碍物少、便于灌溉，大部分地烧荒后，只需要稍加措施即可开垦。而且土地集中连片，千亩以上的地块随地可见，有利于大面积机耕。
　　初步查明，可耕地面积10万垧，分布如下，东安至二龙公路以东地区(今二、三分场)有2.5万垧，二龙至民主公路西侧地带(分一分场、前锋农场)有2.5万垧，胜利至东安(今胜利农场)有1.5万垧，另据饶河地方政府反映，七里沁地区可耕地约3万垧。
　　这次踏查结果，于1956年9月25日向八五○九农场党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如下意见：
　　(一)本着局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建场方针：“投资少，收效快，收获大，多盈利，不与民争地”。对比虎饶两地，饶河土地条件优于虎头，虎头高湿地多，障碍物多，不排水，不能开荒。而饶河则相反。在1957年内，如组织好，即可开荒5万垧以上，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比虎头少，符合建场方针。
　　(二)从发展前途看，虎头地区可耕地面积不过6万垧，且耕地分散，上千亩地块很少，而饶河地区可耕地面积有13万垧之多，如对水洼地进行排水，耕地可达23万垧(黑龙江省勘测局资料)。
　　(三)根据垦局指示，决定开发饶河。我们意见；必须赶在封江前做好准备，然后大队人马以及物资从虎头坐船到饶河，为1957年开荒创造条件。
　　(四)如垦局决定我们场搬迁到饶河，是否请示垦局拨一电台给我们作为联络工具。
　　报告呈上不久，垦局局长王景伸指示：“对饶河地区必须再作详细全面的勘查。”于是又开始了二探荒原。
　　1956年10月，农场调场部机关干部8人(其中技术员1人，拖拉机包车组长1人)和其它人员30人，共38人于10月10日由虎头出发，12日到达饶河县和平乡(今水利大队)，根据土地分布和地区情况；组成四个踏察小组，分别对和平、二龙(今四队)、民主(今一队)，胜利(今胜利农场)等四个点进行勘查，历经12天实地踏测，查明这四个点共有可耕地14万垧。
　　接着，踏测小组又对饶河地区的山川河流，土壤、气候、物产资源及社会风俗都作了详细调查。发现饶河荒地约有11方垧，主要集中在挠力河两岸及挠力河和别拉洪河之间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内成万亩成千亩的连片土地比比皆是。现查明挠力河两岸耕地约四万余垧，挠力河以北，别拉洪河以南的整个北部地区约五万余垧；挠力河以东，七里沁河以北地区约有一万四千余垧；这样，饶河全县的荒地基本查清了。
　　第三次踏荒是在1956年冬天。当时八五○九农场农业科驻东安指挥部接受了先开发四平地区(今八五九农场)的任务。为使来年开荒心中有数，又派出技术员梁明泉带六人组成踏测小组对四平山一带进行丈量。当时正值冰封大地，雪凝原野，积雪没膝，北风刺骨，整了荒原大地似一座天然冰库。踏测小组每天日升而出，日落而归，一步一个雪坑地挪动……一百米，二百米地丈量。手冻僵了，眉毛鬓须挂着冰霜，肚子饿了，就啃起发面的玉米大饼，一口大饼一口雪，仿佛回到了当年抗美援朝的战场。饼吃完了，无处憩息，只好伫立雪中。
　　日复一日，历经一个月的丈量，踏遍山山水水，终于查清了四平山，和平山，二龙山和老迟山一带共有可耕荒地八万余亩，并绘制了草图，上报八五○九农场。至此，三探荒原的工作暂告结束。
　　(二)战前准备
　　在1956年秋三探荒原后，基本摸清了四平山及胜利，西南山一带的荒地。为了1957年完成开荒一万四千垧的任务，1956年冬开始，从人力和物力等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
　　按农场第一步计划，八五○九农场搬迁饶河之后，，决定先在和平西南山一带建立三个分场，即和平一分场，西南山二分场、胜利三分场。所以就在1956年11月份，八五○九农场新编11个中队，其中一、二中队进驻民主；三中队进驻大板；四中队进驻和平，另外六，五、七、八中队分别进驻明山、胜利和西南山；九、十、十一中队留在饶河。同时从河北招收支边青年一百二十余人也到达农场。为便于指挥开荒L总场机关于1957年2月迁到东安镇。
　　1957年4月，从次尔基河、查哈阳、二龙山、集贤士、赵光等老农场抽调了一百五十多名拖拉机手，又从宁安、红兴、铁力、九三等技校招收近百名学员。于4月到密山接车，共接收拖拉机114台，“C一80"拖拉机(苏联造)37台、K—55型拖：拉机(西德)49台，K—30型拖拉机(东德)19台，其余9台。这些机车分别编入每个中队，一个中队为一个开荒点，每个开荒点配备C—80型拖拉机4—5台，K—55型7—8台，K—30型1—2台，德特413型(匈牙利造)1—2台，每台机车配备4—6人，到1957年5月，油料也备好十四万五千多公斤。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三)破土开犁
　　从1957年5月起，胜利、西南山及四平山各开荒点同时派出几百名烧荒队员， ，在一分场场长夏生祥统一指挥下，边打防火道边烧荒。上百台的“铁牛”在各自开荒点周围怒吼，马达声响彻北国原野，呼唤着沉睡的旷野荒原。按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的开荒原则，一个月过后，岗地、坡地换上了油黑发亮的条装——那是铧刀犁过后的垡片一一是生产粮食的土壤。沉睡千年的土地，如今始见阳光。
　　为完成一万四千垧地的开荒任务，垦荒者们不分昼夜地驾驶着“铁牛”，拖带着五铧犁，从这块荒地到另一块荒地，几百个来回，几千个往复，算一算要行走几千公里。11月初，草甸子里的水已结成薄冰，两台K—55型拖拉机拉着一台四铧犁，一台C—80拖拉机拖着一台四铧犁还在到处是泥水的荒野上象蜗牛似地开荒。在开荒期间，无人送水送饭，渴了，喝口草甸里的水；饿了，开着车回队吃饭。那时白面很少，主要吃的是高梁、小米，莱多是黄豆、咸菜，偶尔能吃到点牛肉。住的地方自己找，老乡的外屋、灶门口、磨房，马棚、玉米楼就是安憩的地方。那多得出奇的蚊虫、小咬，瞎虻常常把人咬得满脸红肿，一巴掌打下去，至少能打死十多、个蚊子小咬。
　　经过七个月的开垦，四平山一带开出八万多亩荒地，胜利、西南山一带开出六万多亩。
　　(四)第二战役
　　1957年11月，农场任命黄瑞霞担任青年队长，率领一百余名佳木斯市来的支边青年，由东安乘船到四合屯，再从四合屯到外小山(今三十队)宿营，其任务是烧防火道。在下大雪前，他们以瓦盆窑(今十五队)、外小山、里小山(今二十五队)至别拉洪河，烧出一条三十米宽的防火道。然后在四平山点火，使火烧向里、外小山及别拉洪河边。这样从东安至二龙公路以东的20万亩荒地来年即可开荒。
　　1958年春，总场组成两个开荒大队开往里小山和外小山。第一队长是王庆云，副大队长马洪图，机务技术员李政达、农业技术员梁明泉，并配C—80型拖拉机10台，K—55型机车两台，德特413一台，于五月开赴饶岗地区开荒。第二人队长龚伯言，副大队长
　　高庆隆，农业技术员马志栋，带领机车到东道林(今21队11队，31队、14队)一带开荒。从5月到8月两个大队共开荒六万余亩。
　　自1957年至1963年，八五九总场是以开荒为主。在当时，只要拖拉机能动的都要开荒，开出的荒地可以不耙，结果是年年开荒，年年撂荒，开得多种得少。
　　　　　　　　　　　　　　历年开荒、播种面积一览表　　　　　　　　 单位：万亩


　　八五九总场，在创建七年中，开荒93万亩，加公社并入7.54万亩，号称百万亩大型国营农场，场域波及全饶河县，曾盛极一时。但到1963年初，耕地面积为60.93万亩，年末耕地面积为39.66万亩，废弃21.31万亩，播种面积为28.2万亩。
　　三、大批转业官兵来场
　　▲ 时代背景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转入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军队也实行四大制度，以及国防军进入正规化建设阶段。为储备兵源，适应战时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建立垦区，安置各军兵种转业官兵，寓兵于农，屯垦戍边，巩固边防，建场安家，生产自给。1956年春，铁道兵一万余名复转官兵和1958年春十万转业官兵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精兵简政，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号召，先后进入垦区。
　　▲ 奠基者
　　1956年5月农垦部成立，6月便在密山北大营正式成立了铁道兵农垦局。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二、三、四，五，六、九，十一等师和一个军官预备队的一万七千余名复转官兵陆续进入垦区。八五九农场的开拓者，就是铁九师复转官兵。
　　1956年11月3日，由九帅复转官兵组建的开荒大队，改编为十一个中队，计1,236人，奉命从虎头迁至饶河地区建场。当年冬天便分区布点，一至四中队到二龙，四平、大板各村暂住，五至八中队驻胜利，西南山，九至十一中队留在饶河。这支在疆场上架桥铺路的先锋部队，如今又为开拓北大荒首当先锋——是八五九农场建设的奠基者。
　　▲ 主力军
　　195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之后，全国各部队十万转业官兵来到北大荒。1958年3月12日和5月10日，3,475名转业官兵分别从全国各大军区，带着党和人民的委托，开发北大荒的重任，来到八五九农场，为农场建设增加了一批骨干力量。当年本着以场扩场的原则，转业官兵来到之后，立即扩场建队。一分场新建八个生产队，使原来五个队扩为十三个队，二分场由原来四个队扩为十三个队，三分场由原来四个队扩建为十三个队。使农场的生产规模迅速得到扩大。
　　转业官兵的到来，不仅新建了大批生产队，推动了生产发展，而且在1958年底场社合并后，这些转业干部被分配到九个分场,成为整个饶河地区建设的中坚力量。
　　▲ 盖马架
　　建场初期，无论是1956年来的铁道兵，还是1958年来的转业官兵，到场后第一个需要完成的工程便是建设临时住房一一搭马架。
　　当时，转业官兵一到，便指地为队，插旗建营，放下背包就盖房。官兵们手持镰刀斧头，在刚刚解冻的冰层上、泥水中砍条子、割茅草，用肩膀一根根，一捆捆地扛到“营区”。然后再将乌拉草搓成绳子，将树条绑成人字形支架，上面苫上茅草遮风防雨，里面用树条子、乌拉草搭成的简易床铺，睡上去软乎舒适。当时有一位战士风趣地说：“小马架，不寻常，不用楞条不用梁，不分顶盖不分墙，里面还有‘弹簧床’”。表达了开拓者们建设北大荒的乐观主义和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
　　仅1958年春，经过二十多天的“营建”，就有三百六十余间大小不等的马架子，在各个开荒点矗立起来。官兵们取得了向“地球开战”的第一个胜利——站稳了脚跟。
　　四、场社合并
　　1958年春，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随着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普遍推行，饶河县农村也于10月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同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饶河、虎林两县的建制，合并成立虎饶县，县址设在虎林。为了加强对密、虎，宝、饶四县的开发，原铁道兵密山农垦局改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局，局址由密山县迁往虎林县，这样就形成了政企合一的局县组织。同时，根据农垦部建议，黑龙江省委同意，国务院批准，牡丹江农垦局各农场成立人民公社，并以虎林、饶河全县，密山、宝清两县的一部，合并成立县联社。由于饶河县已和虎林县合并，原饶河县所辖地域行政变为区级单位，即虎饶县饶河区，原有的县乡干部，分别就近编入局(县)、场、分场、生产队等各级农垦组织。同年12月12日，正式撤销原饶河县建制，与八五九农场合并，12月底完成合并工作。1959年元月正式成立了虎饶县饶河(八五九)人民公社，下设八个大队(分场)。见附表：
　　　　　　　　　　　　　　 场社合并后的编制


　　1959年春，原五分场副场长李文彬奉命带领二百余名职工，四台拖拉机，到抚远县四合地区开荒。到八月份，虽然开出四千多亩地，但由于该地与泡沼湿地相连，沟壑水汊密布，机械无法施展，不得不在同年八月份将全部人员和机车转迁西峰作业区，建立八分场。至此，饶河(八五九)人民公社所辖面积达八千二百余平方公里，各分场同时代替乡级人民，委员会之行政职能，成为政企合一的组织。此时曾在农场机关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边是：“虎饶县饶河(八五九)人民公社”，另一边是“铁道兵农垦局八五九农场”。(详见照片)
　　场社合并的第二年，正赶上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夏，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来垦区视察，有感垦区生产关系必须调整，并指出：农场搞“清一色”不利于繁荣经济，应当办“混一色”，让集体、个体经济同时发展，加之并入社员的工资很低(职工平均工资不足30元)，希望分离。经国务院批准，根据局县党委“关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的人民公社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工作方案”及“关于场社分开若干问题处理原则的补充方案。”于1962年2月，合并到垦区的人民公社，先允许退出农场，实行场社分家，恢复集体所有制。从此，饶河区与八五九农场分开。除东安地区有八个村屯被农场插花包围，分出不利于生产和管理，仍结合于四分场(明山屯、胜利屯)、五分场(解放、和平、大板、四平、二龙、民主六屯)和挠力河以南的向阳村自愿依附林业一分场外，其余原有村屯一律从农场分离。一共退出农村生产队23个，土地53,195亩，劳动力2,210人。从此结束了场社合并的一段历史。
　　　　　　　　　　附：1960年饶河(八五九)人民公社时期区划图


　　五、迎接山东支边青年
　　根据《黑龙江、山东两省支边青年问题决定》精神，1959年2月14日虎饶县(局)首届党代会决定：从山东招收4,000名青年参加农场建设。2月26日，中共饶河(八五九)人民公社委员发出通知，准备迎接支边青年的到来。
　　8月26日，2,698名山东支边青年来场。当时正逢秋涝，连续阴雨，劳动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一进10月份，天气渐渐寒冷，这些青年衣服单薄，农场党委及时发出关于《立即动员全场职工掀起捐款、献衣支援新职工过冬》的通知，从10月14日开始到11月5日止，全场共捐款6,467.05元，物资2,478件，(详见附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保证青年们越冬取暖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且充分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共建北大荒的同志之情。
　　六、整党整风
　　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布署，在建场初期的几年里，整风运动接连不断，而时间长影响大的整风运动有三次。第一次在1958年以整风反右、拔白旗、打击严重消极怠工为重点。第二次1959年底至1960年上半年，以反对干部中的“三风”、“五气”、“四主义”为主。第三次1961年。上半年以反干部“五风”为主。三次整风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执行政策上均有过“左”的倾向，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
　　▲ 整风反右
　　根据牡丹江农垦局布署，农场的整风运动从1958年7月20日开始，8月20日总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密山会议局党委“关于整风反右派、拔白旗，打击严重的消极怠工分子开展兴无灭资运动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进入高潮。在运动中，五分场(新八五九农场前身)共抓了右派18人，坏分子31人，拔白旗112人。如五队队长贾新海，为南京军区送给转业军官一批书，被分场扣留没下发一事，说了句应该“完璧归赵”，就被认为是主张“兴生产队、灭分场”而被打成右派，撤销队长职务，送右派队劳改，到1960年7月才重新使用，派到一分场十队任副队长。二队青年女工安德苏，因说托儿所不好，被拔了白旗，扣发了一个月的工资，管制劳动，此类现象视以为常。
　　12月3日至20日，总场召开有分场、大队和总场科以上干部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进行了集中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共贴出大字报861张，重点批判与斗争了总场副场长孙培军和开荒一大队队长王庆云，并分别冠以“带有反党性质”和“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
　　▲ 整风学习
　　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底，全场进行了五个月的整风学习运动。运动从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十二次扩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开始。提出整风的目的是：“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有利工作”，以整顿三风(即；官僚主义风，宗派主义风，主观主义风)、五气(即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四个主义(即：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资本主义)为整风内容。重点对象是分场和总场科以上干部，生产队干部和机关其他干部列入一般对象。职工只进行正面教育，不开展整风学习。
　　五分场从1960年1月8日到2月11日，先后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吸收部分生产队干部和行政十九级以上干部参加。重点批判了分场副场长杨印廷，第四作业区主任谭维民和七队副指导员于新成。 5月7日至9日整风进入第二个高潮，分场召开有全体生产队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重点批判了六队队长赵德明和二队农业技术员杨波。赵德明经七次检查才免于处分。原四平队副指导员王明忠，三队副队长朱义源，畜牧一队队长樊海贵，六队副队长张青山都在会间受到批判，并给了处分。
　　▲整党整风
　　遵照局县党委和总场指示，从1961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农场进行了29天的整党整风。这次整风以反对干部“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为主要内容，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仅五分场1,620人参加运动，就贴出大字报7,722张，提出意见8,501条，其中属共产风的463条浮夸风1，027条，强迫命令风818条，瞎指军风852条，特殊风1,150条，其他方面4,181条，先后对41名三类干部进行了批判，拔掉两名四类干部(十队指导员阎文通，畜牧二队队长王振平)。这次整风在反对“五风”和促进生产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执行政策上仍有过“左”现象，也使一些干部蒙受冤屈。
　　　　　　　　 1959年农场捐献款物和处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件


　　注：部分单位在我部下发展捐献运动指示前自动所捐物资没有完全统计在内。被支援的新职工中包括少数盲流人员。
　　七、三年困难时期
　　从1960年开始，农场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由于1959年秋涝，冬雪又大，翌年春雨多，化冻迟，播种困难。再加上当时“大跃进”带来的瞎指挥，上年只顾开荒，不管整地，致使下年春天边整地边播种。“芒种”已过二十多天了，也只完成播种计划的57％，有80％的地未春翻，只粑了一遍就播种了。秋后，小麦亩产只有65.7公斤，大豆亩产才9.6公斤，水稻13.8公斤。全场播种47万亩，只收粮豆9,094.3吨(1960年决算)。从1960年冬开始，我场产生“六少”、“两紧”、“一弱”、“一多”(即粮菜少、牲口饲料少，种子少、肥料少、市场东西少，钱少：生产紧、生活紧，人畜体质弱，浮种病号多)的局面。
　　大搞代食品。为了抗灾自救和渡过难关，从1960年冬起在全场范围内大搞代食品。农场党委要求每个生产队，要用20—30％的人力投入制作代食品，并要储备4—6个月的食量，保证春播。各队石磨日夜不停地加工，将包米芯或豆皮子磨碎，加大火蒸熟代替粮食。没有菜吃，便大量采集山野菜、野草籽。有人吃苍耳中毒了，引起农场领导重视。农场党委便于1961年2月发出“关于在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中严防中毒事故的通知” (《61场党德字第11号》)，列举有47种野生植物可以食用，有35种有毒野生植物不可采集。见附表：
　　▲ 号召节粮
　　为保证第一线职工正常生产，农场党委号召城镇机关干部每人每月节约7斤粮食(原标准月定量每人28斤)，支援生产队。从1961年3月份起，生产队口粮标准作了调整：重体力劳动者月定量30～32斤，农工21斤(原定量为15斤)，中学生24斤，家属18斤，13岁以下儿童定量不变。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全场上下同舟共济，尽管整个冬季每天吃两顿代食品，但干部职工仍然坚持六小时工作。
　　▲ 调整政策
　　1961年夏，副总理邓子恢视察垦区之后，提出应搞“混一色”经济。同年，牡丹江农垦局制定了“牡丹江垦区国营农(牧)场工作条例(草案)40条”。明确规定：允许职工家属种园田地，搞家庭副业，职工每人一分半地家属每人二分地，经生产队批准后还可零星小开荒，也可饲养母猪和一两头牛，职工家属也可以进行编织、缝纫等手工业生产；也可以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房前屋后职工种的果树归己。“混一色”的经济政策，大大调动了职工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当年仅五分场3,655人，就种园田地1,327.17亩，平均每人3.68分，秋后共收粮食68.1吨，平均每人37斤粮，相当于一个月的口粮，加上土豆、窝瓜、小豆等，有的职工家庭收入瓜菜粮上千斤。由于放宽政策，解决了肉食和吃粮问题，职工的：身体得到恢复。1962年的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小麦亩产60.1公斤，大豆34.2公斤，玉米74.3公斤，粮豆平均产量比1960年有所提高。
　　　　　　　　　　　　　　 可食用野生植物47种


　　　　　　　　　　　　　　 有毒性野生植物35种


　　八、精简职工
　　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减少城镇人口，减少非生产人员，动员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加强农业战线”。
　　农场根据中央及农垦局党委关于“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充实农业第一线”的指示，于同年3月对全场进行了宣传教育，随后合并、撤销了一些生产和非生产单位。并对农场机构进行了调整，对非农业生产单位实行定员，对农业队干部由8—9名削减到4—5名，全场管理干部共削减446人，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
　　与此同时，职工队伍也进行了整顿和压缩。对长期患慢性病不能坚持正常劳动的，由于家庭拖累过大，确实难以坚持正常出勤的女工及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者，本人自愿申请退职的，按规定给予办理退职手续。全场到1962年10月底共办理退职2,140名，其中女职工742名，减少工资总额34,965.77元。(《八五九农场1962年工作总结》)通，过精简职工及公社社员退出农场，大大精简了职工队伍，到1962年底，全场劳动力总数为10,287人，比原来减少17％，固定工28,569人，其中农业职工5,202人，占职工总数的61％。
　　九、五好运动
　　农场的五好运动始于1962年，因当时垦区干部职工来自军队，习惯于军队的立功创模运动，因此，在开展生产劳动竞赛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创造五好生产队运动。在几年的五好运动中，虽然在评比内容、方法等方面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都是以一好(政治思想好)，带四好，以四好保一好(生产建设好)。下面略记本场当年开展五好运动情况。
　　1961年12月，牡丹江农垦局召开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会上局政治部根据军队创造四好连部的经验，在过去开展劳动竞赛和党员双“五比”运动的基础上，布置了以“政治思想好、生产建设好、执行政策好、生活管理好，团结互助好”为内容的五好生产队运动。根据这个布置，农场的五好生产队运动于1962年开始了。到年终整个八五九总场评出局级五好生产队6个，其中五分场5个，有民主队，一队、四队，六队、八队，五好干部全场18人，其中五、六分场6人，五好职3237人，其中五、六分场10人；五好家属2人，其中六分场1人。
　　1963年2月21日～27日，牡丹江农垦局在虎林召开1962年度五好总评授奖大会，根据1962年开展五好运动的经验，重新制订了五好评比条件。五好生产队条件是：(一)生产建设好：标准是亩产170～180斤，每个农业工人平均生产粮豆一万公斤，商品率10％。(二)经营管理好；标准是不赔钱，有盈利。(三)贯彻政策好；主要是贯彻好保、定、奖政策，即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实行产量利润奖。(四)政治思想工作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政治觉悟，团结一致，努力生产。(五)生活管理好：主要办好公共食堂和安排好职工家属的生活。
　　五好干部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工作学习好、执行政策好、干部作风好、参加劳动好。
　　五好工人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遵守纪律好、爱护公物好、团结互助好。
　　经过年终总评，全场评出五好工人134人，五好干部12人，五好家属3人，五好生产队两个。
　　1964年和1965年，农场的五好生产队运动进入了全面学习解放军阶段，五好生产队条件又有一些改动，具体是：
　　1、政治思想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守政府法令，坚持四个第一，人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全民所有制经济不断巩固壮大。
　　2、三八作风好：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贯彻阶级路线，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
　　3、经营管理好；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贯彻勤俭办场、民主办场的方针，圆满完成财务成本计划，不发生严重事故。
　　4、生产建设好：产量高，农牧结合好，多种经营好，对国家贡献大。
　　5、生活管理好；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办得好，职工和家属生活安排好。
　　这时的五好运动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故在评比中要求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队全面建设为目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内容。全面的系统的总结生产队工作，不断促进兴无灭资的深入开展和四个内容的革命化的比学赶帮运动的发展，以小整风的方法进行评比。并规定在评比五好个人时，凡属政治条件不好，历史不清，来路不明，有严重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四不清嫌疑的人，工作再好也不得评为五好”。(摘自1965年1月10日八五九农场政治部《关于五好总评具体安排意见》)
　　1964年总评，全场评出五好工人56人，五好家属3人，五好生产队4个。1965年，在评比五好集体和个人的基础上，农场树立以下单位和个人作为全场学习的榜样，五好集体是；农场工程队瓦工三班；五好标兵个人是：金秀兰，韩英玉、赵国才、方士俊、黄淑嫣、娄云亭。
　　五好运动作为农场开展劳动竞赛的一种形式，对发展生产，扭转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给农场造成的严重亏损局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搬用军队“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经验”，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紧张气氛，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1966年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使五好生产队运动不刹而止。
　　十、经营概况
　　在挠力河两岸和别拉洪河以南的一大片土地上，过去是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其荒僻程度，有“捧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之说。创业者们经七个春秋的披荆斩棘、含辛茹苦的开拓，终于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半机械化的谷物农场。到1963年累计开荒93万亩，耕地39万亩，建立农业分场六个，辖46个生产队，畜牧场一个，辖4个畜牧生产队，工副业队十个，渔业分场一个，辖8个渔业队，基建大队一个，辖6个基建队，农业试验站一个，粮油加工厂8个。总人口达一万七千余人，职2126,038人，拖拉机465.8标准台，康拜因57台，汽车43台。
　　七年累计播种面积197.3万亩，共生产粮豆65,135吨。从1960年起，农场口粮自给(1959年部分自给)。并上交国家粮豆2,280吨，其中出口大豆1601.3吨，上交生猪1,445头，菜牛332头，大麻哈鱼145吨，大麻哈鱼籽1311屯，冻鱼1,422吨、猪肉28.5吨，蜂蜜201.1吨、木材是28,224立方米，鹿茸4,050两。
　　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为每个农业工人平均生产粮豆4,715.5公斤，平均粮豆亩产33公斤，商品率为42％，开荒平均亩成本为30.7元，机械费用为每标准亩最低1.57元(1960年)，最高为3.08元(1961年)，粮豆平均亩成本为17元(农场七年的决算及1963年农场党委工作总结)，每个职工平均负担面积为34亩，生产粮豆1,270公斤，创造产值518元。
　　　　　　　　　　　　 七年五业投资及盈亏一览表　　　　　　　　 单位：万元


　　总起这一时期的经营状况是“三低一高”，即粮豆单产低，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生产成本高。农牧业连年亏损，只有林业、工副业和渔业盈利。但几百年来蕴藏积厚的完达山动植物资源遭到很大破坏。1958年以来，伐木20余万立方米，送下山的只有七万多立方米，其成堆山木弃置在山上达5—6年之久，大量红松，鱼鳞松、黄波罗被虫蛀霉烂。
　　十一、七年的简结
　　本场从1957年开始正式组织生产，至1963年的七年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曲折发展过程，使耕地面积达到39万亩。但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生产上以“大跃进”、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为特点，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造成累计亏损2,301万元(包括政策性社会性支出)的结果。
　　(一)政治上风雨濒临。
　　1958年6月全国性的反右斗争结束了，但牡丹江垦区(未经中央、省委批准)从7月起，在云山水库又擂起了第二次“反右”战鼓，8月召开农场书记会议布置反右派斗争，(继全国性反右之后第二次反右)并把定性批准权层层下放，分场就可以给“右派”定性。不到两个月时间，本场抓“右派”79人，“坏分子”75人，“拔白旗”685人，并专门成立“右派队”，管制劳动。直到1962年8月才先后平反。
　　从1958年8月至1961年3月，先后开展了整风、反右、拔白旗、整党、整社、肃反、反右倾、“三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谁都难以预料自己什么时候挨批判，形成人人自卫的局面。
　　(二)五边方针的客观效果。
　　1958年农垦部提出“五边”方针(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通过贯彻五边方针，在农场产生的效男，第一，很快安置了大批转业官兵和支边青年，第二，解决了农场职工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使生产和生活结合，以便在荒原上站住脚跟，第三，在国家投资不足的情况下体现了从生产中求积累，从积累中求发展，使广大职工群众尽快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 “五边”方针的侧重点是发展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勘测规划的重要性，所以，在客观上产生了欲速而不达的局面。第一，农场因没有科学的勘测技术，在开荒建点上有所盲目，七年累计开荒93万亩。而最后只种上39万亩，荒废面积占58％，第二，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速度，而忽视建设质量。造成职工基本生活上的困难，影响了职工建设北大荒的热情。农场建设七年没有一条砂石公路，职工住房简陋，到1966年仍有住建场初期的马架房的。第三，由于盲目发展而又随时废弃，致使农场规模长期不能定型，影响了经营水平的提高。第四，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忽视农田基本建设，很难抗御自然灾害的袭击。
　　纵观历史，“五边”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在实践中暴露了自身的弊端一一扩大和积累未能实现。
　　(三)财务上的统收统支。
　　七年间，财务上一直贯彻统收统支，农场所需资金、物资由国家供应，亏损由国家核销。这样，农场的财务管理，在国家保护下，吃上了国家的大锅饭。1964年以前，农场亏损2,301万元国家给核销了，并将1961年以前的银行贷款732万元和利息99.9万元，转为财政拨款。尽管农场连年亏损，职工却每月照发工资，职工说：“不管农场收不收，职工一年十二个秋”，职工也吃上了企业的大锅饭。”
　　在统收统支主导下，生产不计成本。如开荒平均亩成本30元，1961年高达202元，浪费惊人。1962年清产核资时，全场超储积压物资875.8万元，其中霉烂变质残次废品达615.5万元，固定资产全场超储774.6万元。对上述随意采购积压浪费现象，财务部门无权监督制止。
　　注：文中资料来自七年(1957—1963)农场财务决算、及牡丹江农垦局七年工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