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八五九农场时期（1964-1968）

一、新八五九农场成立
　　1961年12月，东北地区国营农场工作会议提出：要办好农场，必须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同时要解决体制问题。1962年农场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局长王景坤到会作了关于调整企业内部关系问题的讲话指出：“八五九总场要改为管理机构，体制规模要调整。三级管理和核算要改为两级管理和核算。”1963年1月1日，东北农垦总局(以下简称东总)成立，牡丹江农垦局划归“东总”领导。因此，八五九农场于1963年11月15日向“东总”报告：申请改八五九总场为饶河分局，建立分局的规模、编制及工作权限。
　　1964年1月1日。经总局批准，正式成立饶河分局及所属农场。即原一分场成立饶河农场，二分场成立西通农场，四分场成立胜利农场，五分场成立四平农场，六分场成立平原农场。撤消三分场。并将林业分场移交完达山林业局。于1963年12月起宣布八五九总场的撤消。改三级核算为两级核算。
　　在调整场队规模问题上。东北地区国营农场会议还曾指出：“对少数规模过小，无发展前途的场队，或撤消或合并”，鉴于平原农场在1963年播种面积仅44,496亩。四平农场也只有94,638亩。规模都很小。经“东总”批准，将两场合并，于1964年3月重新成立八五九农场。从此，“八五九”这个名字得以延续下来。
　　二、社会主义教育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农场先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五分场先在8队(今3队)试点，六分场在2队(今12队)试点，然后全面铺开。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通过上课，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等等。在宣传教育基础上进行“忆苦、思甜、挖根”和“查立场、查思想，查工作"活动，加深阶级教育。
　　1964年年初总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以后，五分场于2月16日至3月1日召开了有191人参加的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双十条”，大讲“一纲五点”。到会者给农场提意见，分场领导作了检查。接着，各生产队由党支部领导，开始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重点贯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
　　1965年，在东北农垦总局的统一布署下，3月16日总局派出六十余人的社教分团进驻农场，分布在13个农业生产队，9个工副业单位和农场机关，进行了为期?7天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贯彻“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14日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内容，整个运动大体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工作队进点后，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实行“两依靠”， “三结合”，成立社教筹备委员会。全场组织了440名积极分子，占职工总数的26％。第二步开展对“敌”斗争。工作队进点在组织阶级队伍的同时，先将干部赶上楼(靠边站)，然后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按照其错误多少逐个“洗手洗澡”分批下楼。与此同时普遍划阶级，定成分和重新审查四类分子。全场有61人重新定了成分，原有12名四类分子中有两名摘帽，有一名职工被清除职工队伍戴上富农分子帽子。第三步“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一是腐化堕落。全场“八大员”以上干部有24人犯有两性关系错误，20名指导员中有五人有两性关系，其中六队(今十九队)指导员唐日旭曾先后奸污、调戏妇女12名，被撤职，开除党籍，二是经济问题。社教中查出犯有贪污错误有63人，其中在57名会计和管理员中就有42人贪污贪污金额达两万余元。最甚者七队会计王士生贪污一千七百多元，查出后限期分批退赔，三是资本主义倾向。主要指园田地过杠(当时规定每口人三分自留地)。饲养畜家禽过杠(当时规定干部只准养肥猪一头，或羊1—2只，不准养母猪和大牲畜。职工一般不准养母猪，四口人以上的困难户经农场批准可养母猪一头，不准养大牲畜。家禽每户不得超过十只)，四是严重损失浪费。由于干部和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粮钱物的损失浪费现象较严重，四清中进行纠正。第四步整顿组织。运动后期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对党员的社会成分，阶级立场、政治历史、思想作风、工作表现进行全面审查，全场有10名党员缓登和不予登记，有52人在运动中入党。同时还整顿和改选了工会、共青团、妇女、民兵等群众组织。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问青红皂白把干部一律“赶上楼”，使他们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三、“六六·三”复转官兵来场
　　1966年初，上级指示将有一批退伍军人集体到“北大荒”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充当骨干，农场派保卫科吴锦芳到部队接人。
　　3月18日，312名复转官兵由步兵三五二团一营教导员张恒仁、副营长张守臣带队来到农场。开始编为一个营，接受饶河团和农场双重领导。营长张守臣、政治教导员张恒仁。下设三个连：五连副连长许洪安，指导员李孔弟；六连副连长宋保先，指导员付志友，七连副连长李品凤，指导员樊仁生。5月18日，从七连抽一个排插编到九队(今16队)。随后，除五连原建制改为农场三连外，其它均以排为单位与农场生产队插编，并结束与饶河团的隶属关系。后来又以这批复转官兵为骨干，并荒建点、分别组建了八连、十三连、十四连、十五连，二十连和二十一连。从此，“六六三”复转官兵完全融合于农场职工队伍之中。
　　四、“文化大革命”运动
　　经过体制调整之后，1966年正当农场建设顺利发展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到了农场。这场运动整整进行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农场建设也受到了严重破坏。
　　本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体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造反夺权开始到革命委员会解散；第二阶段从组建二十三团到全国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本节所记述内容属第一阶段情况，第二阶段运动情况，记载在本书简史之三——二十三团时期。
　　(一)运动时期：
　　1966年6月，饶河县召开“文革”会议，农场党委书记参加。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农场党委于7月3日，在场直地区召开职工大会，动员在中学、医院、服务站、乡人委和农场机关五个单位开展“文革”运动，并且提出在十天之内结束运动。运动开始是在农场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主要是学习上级文件、批判“三家村” “四家店”写出部分大字报。
　　(二)红卫兵串联和造反组织成立：
　　1966年10月初，农场中学接到饶河县红卫兵组织通知，“可以派九名代表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中学使派朱元臣、何学贤等九人组成串联小分队到北京。11月初，小分队从北京回场后，分别在全场各单位宣传外地造反形势，并开始在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停止正常上课“杀向社会”。不久，全场从机关到生产队相继成立各种造反组织共96个。如农场机关成立了“一八红色造反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队”，“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等这些造反组织不受任何领导支配，全由群众自发组织。自愿参加和退出。随着运动形势的变化，各造反团组织也不断变化，直到1967年10月1日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造反派组织才相继解散。
　　(三)造反夺权
　　1967年1月14日农场机关九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告八五九全场人民书》呼吁向全场夺权。2月5号，机关“捍卫毛主席路线战斗队”贴出《反对改良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大字报，倡议“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在条件成熟时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全场夺权斗争。”2月9日，机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和“北大荒造反团”联合发出《坚决打倒我场头号顽固堡垒》的紧急呼吁，第一次提出向农场党委夺权。
　　在造反夺权时期，整个农场呈现一片大混乱的局面，从农场到生产队各级领导干部先后被“打倒”，终日遭批判，并且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等罪名，有时戴高帽游街，有时挂黑牌子、打花脸，剃鬼头批斗，对大批干部进行人身迫害。农场党委书记耿国桥，监委书记顾洪翥、工会主席王建元，被认为是农场最大的“走资派”多次被全场各单位的造反派轮番批斗。
　　(四)“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饶河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经农场武装部具体组织，1967年9月实现了全场各造反派组织大联合，成立了全场性的统一组织——“红三司”，即：以青少年和在校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联合造反司令部”，以生产队工人为主的“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以机关和场直属单位组成的“红色造反团联合司令部。”三个组织又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红三司总指挥部，”由严正平任总指挥，张登元任副指挥。在这个“大联合”的基础上，筹备成立农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由武装部长严正平担任，副主任分别由张宝林、张登元担任。从此，农场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全归“革委会”掌管。在农场成立“革委会”前后，凡独立核算的生产经营单位一一生产队和场直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不久，将八五九农场暂定名为八五九团，这时“革委会”已处在名存实亡之中。到1969年4月，第二十三团正式成立时，八五九农场“革委会”才正式解散。
　　五、边境反干涉斗争
　　本场处于中苏两国交界的乌苏里江边，1965年以后，苏联边防军不断无理阻挠我边境居民江上生产，干涉我方江上通行，经常以直升飞机、装甲车和军犬对我边民进行恫吓。撞击和扑咬，甚至向我边民开枪射击。从此，中苏边境上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时有发生。
　　根据国家边境政策，农场一面对群众进行教育，在边境上不准主动惹事，江上生产和通行必须在主航道我侧进行，如遇有苏方干涉，坚决进行说理斗争。
　　从1966年起，江上反干涉斗争，随着苏方挑衅的不断升级，我方也以群众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的斗争。其斗争方式是：参加者人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和象征中苏友好的标志，向荷枪实弹的苏联边防军宣传我方边境政策，说明他们干涉我们正常生产、通行是无理和不友好的行为，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去。
　　1968年初，苏方挑衅活动加剧，集中两个排兵力，全付武装，手持橇棒，强行占领乌苏里江上我方岛屿——七里沁岛。饶河县组织边境民兵赴现场参加反干涉斗争。我场在民兵团长严正平带领下抽十八队、修配厂、砖瓦厂、制材厂、养马场，职工医院和机关等单位——百余名民兵。分乘八辆汽车沿江道奔赴现场参加斗争。1月5日中午到达五林洞，下午三点半，苏联边防军又出动装甲车侵入我七里沁岛，紧跟着又以两个排的士兵全付武装并手持棍棒，跨过主航道我侧，闯入我七里沁岛。这时，我方三百余名民兵，便下江列队在主航道我侧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军非但不听，反而发疯似的开动装甲车冲向我方人群，顿时有六人被撞倒，其中有我场四名民兵壮烈牺牲。
　　我们的民兵虽手无寸铁，但对苏军之残暴行为毫无惧色，立即列队向苏方提出严正抗议，此时苏军也列队距我三米处相持。半小时后他们自知无理而撤退。
　　1968年3月2日，我边防军在珍宝岛自卫还击之后，群众性的江上反干涉斗争逐渐减少，农场职工也不再参加了。
　　六、城市知识青年来场
　　1964年新八五九农场成立以后，从八五三农场调来十名北京青年。从此拉开了城市青年参加农场建设的序幕。
　　1965年底和1966年3月。先后两批佳木斯市青年百余人来场，分配到二队、五队、六队、九队，十队等单位，为生产第一线增添了新生力量。
　　“文革”开始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从1968年到1971年四年间，先后有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佳木斯和齐齐哈尔等各大城市的青年来到边疆，参加了当时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十三团行列，为屯垦戍边、建设边疆充实了大批骨干力量。1968年以后来场青年总数为5623名，占当时全场职工总数的60％以上，其中北京1,041名上海1,896名，天津1,279名，哈尔滨903名，佳木斯441名，齐齐哈尔63名(农场统计室资料)。
　　大批城市青年来场。使地处边陲的八五九农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系迅速增加，丰富了农场的物质文化生活。1978年一一1979年期间。城市青年又先后大批返城，五千多名青年很快撤离农场，留下者仅有三百余人。到1984年底只剩百余人。
　　七、经营概况
　　有比较才有鉴别。“农垦”七年是年年亏损，改“东总”头两年还是亏损。1966年亏损77.7万元。1965年亏损41.1万元。自1964年9月8日中央对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工作的指示(简称《五条批示》)以及1965年4月6日农垦部党组为了贯彻“五条批示”制定《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草案)》(简称“十六”)之后，由于政策上的改变，较好地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并相应地发展了多种经营生产；尽管有“文革”的干扰、各级领导的指挥受到冲击和限制，但是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富有经济效益的生产秩序未被打乱，使农场生产能正常进行。所以，从经营规模和成果看都比1964年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后三年的盈利共279.1万元。而1964年播种面积是10.7万亩；粮豆总产是6,100吨；亩产56.8公斤，上交粮豆2,606吨，职工平均收入1,13.5元；到1968年；播种面积17.25万亩，粮豆总产17,838吨，亩产100.4公斤，上交粮豆10，804吨，职工平均收入1,315.21元。1968年与1964年相比，播种面积增长61.2％，粮豆总产增长近两倍，亩产增长近一倍。这一时期的“五业”全面发展，正是贯彻“五条”，“十大条”的结果。企业要发展，经营要有利，关建在于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