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恢复八五九农场时期（1977-1983）一、前卫农场阶段
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1976年)2号文件精神，撤消兵团体制，恢复农场。1977年4月4日，正式成立前卫农场，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农场管理局领导，由陈才德任农场党委书记，王兴义任场革命委员会主任。
从此，彻底改革兵团体制，恢复农场管理体制。兵团时期现役军人大部分回部队，只有少数同志就地转业，继续担任农场的一些领导职务。
为了更好的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根据管局的指示，前卫农场于1977年6月28日将原六营全部移交前锋农场，交出二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共四个连队，职工499人，干部40人，土地六万亩。
兵团时期的六个营，除六营移交前锋外，其余五个营合并为三个农业分场。1978年3月农场又在石头山组建了四分场。农场下设分场，分场下设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两级核算的经营体制。
1978年8月3日，经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批准，恢复八五九农场，前卫农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二、恢复八五九农场
八五九农场，是铁道兵八五○九部队的干部战士于1957年，在荒无人烟的大荒原上，历尽艰辛创建起来的。农场的土地上保留着八五○九部队开拓者们的足迹，浸透了八五○九部队干部战士的辛勤汗水。八五○九这个名字，将永远印在这块土地上。为了纪念铁道兵八五○九部队开发荒原创建农场的宏伟业绩。1977年11月，前卫农场党委分别打报告给管局、总局、地区和省委，要求恢复“八五九农场”场名。
1978年8月3日，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党委批准，正式恢复“八五九农场”场名。由郑行广任场党委书记。王兴义任场革委会主任，(1979年2月17日改任场长)。从此，几经变化的八五九农场，又得以延续下来。
三、开展“双打”运动
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于1978年11月12日开始在我场全面展开。
“双打”运动是以深入揭批“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集中精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挖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职工队伍，整顿企业管理的“一批两打三整顿”为指导思想。打击的重点是六种人，即：现行反革命分子，搞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打砸抢分子。在搞好“双打”的同时，进行了“三整顿”即：整顿领导班子，整顿职工队伍，整顿企业管理。在“三整顿”中进行“五反”和“四清”。“五反”即反对铺张浪费，坚持勤俭办企业，反对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坚持民主办企业，反对违法乱纪，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反对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反对吃农、挤农，坚持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四清”就是清钱，清物，清粮，清账。并且普遍开展公物还家运动。
整个运动大体分四个步骤：一、思想发动，武装群众，二、解放多数轻装上阵，三、发动群众。大揭大摆。(这一阶段采取“十摆，十查”的方法即：摆历年发生的各种案件和事故，查阶级敌人的破坏；摆可疑人，可疑事，查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活动，摆钱款、物资、产品管理上的漏洞，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摆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和事，查敲榨勒索，贪脏枉法的行为，摆入不抵出的暴发户，查经济上的非法来源，摆物资采购，支援协作方面的不正常现象，查假公济私，行贿受贿人员，摆不合理开支及物资变值处理，查巧取豪夺，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摆挥霍浪费，违反财经纪律的表现，查造成的损失及主要责任者，摆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事件，查有民愤罪恶的打砸抢分子；摆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查搞栽脏陷害，挟嫌报复的人员：四，搞好组织整顿，巩固运动成果。
农场党委向全场提出：“立即动员，迅速掀起揭批高潮，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全面发动。一次铺开，突出重点，搞深搞透”并把这一运动做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农场成立“双打”办公室、各分场都要书记负责组成三至五人的“双打”领导小组，各连都要在支部的领导下抓好运动。连队向分场，分场向农场每三天都要汇报一次情况。
农场组织了“一批两打三整顿”试点工作队。由书记郑行广任队长，政治处副主任李勋之，法庭代庭长王建元任副队长，组员有：君恩荣、李玉炳、徐明发、杨剑霞，王佐琴、进住修造厂进行“双打”试点。试点工作于1978年4月21日开始，7月7日结束，试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动员，学习中央关于“双打”运动的指示，使群众认清“双打”的目的，意义，提高对运动的认识。第二阶，段，清经济、公物还家，这一阶段是运动的重点，经过前一阶段的调查，修造厂没有发现“双打”对象，但是化公为私，作私活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为了使运动进一步深入，就要发动群众自觉革命，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形成损公肥私可耻，廉洁奉公光荣的社会风尚。还要狠批：清经济、公物还家是小题大作，矛盾向下，整群众，常去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偷摸有理，干啥吃啥，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出头的橼子先烂等错误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又经过群众揭发检举，调查落实，全厂公物还家1,065件，价值649.75元，其中交回实物价值144.80元，折款退还361.35元，免还143.60元。第三阶段，整顿领导班子，整顿职工队伍，整顿企业管理。整顿领导班子和整顿职工队伍，关键在整党，整党集中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性原则，任何人都不得拉帮结岭派。二是全心全意为农业第一线服务的问题。三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正常的党内生活问题。在整顿企业管理中。着重抓建立，完善岗位责任制及试行定额管理，超产奖励的办法两个问题。解决干多于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和吃“大锅饭”的企业管理混乱现象。
试点结束后，11月中旬全场普遍开始“双打”运动，但因无工作组下队指导，由生产队自己组织，所以运动没揿起高潮就停了下来。
四、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给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又加之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党内、党外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使很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长期的“左”的错误，排除错误思想的破坏与干扰，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与作风，开始对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农场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澄清了被颠倒的是非问题。全面落实了党的方针，政策，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清除了两个“凡是”的影响，端正了思想路线，进行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学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打击了经济领域犯罪和刑事犯罪活动，调动了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使我场的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出现了新的局面。
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农场的经营管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砸烂，违反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瞎指挥，浮夸风，大锅饭，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三中全会以后，农场不但在政治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也在经营管理等其它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制度，改变了经营管理混乱的局面，使农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我场是从1978年开始的。几年来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2652件(次)，平反“三案”349起。
原农场党委书记耿国栋，场长高清林，副场长张宝林，何儒林，工会主席王建元，在“文革”中，被扣以种种罪名，遭受打击、迫害，原农场监委书记顾洪翥，在“文革中，被定为“判徒”等罪名遭批判，斗争，农场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
农场还给在“文革”中，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革命路线影响，被无限上钢，定为“犯严重错误的人”和“犯一般错误的人”等25名干部，19名职工，对“文革”中虽末形成材料，但被错揪错斗的75名干部156名职工，对“文革”中被无限上钢受党籍处分的27名同志，对“文革”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28名干部群众，以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13名干部予以彻底平反，推倒一切强加于他们的诬陷不实之词。1968年底1969年上半年，农场在清理阶级队伍，反右倾的过程中，有75名干部，职工被强迫迁居内地或遣返原籍。对这些入农场积极组织人力进行调查、甄别，并认真落实有关政策。1978年至1983年共处理“遣反”，内迂等历史遗留问题96起，农场收回一部分人，其余也都作了妥善解决。
农场彻底否定1967年造反派向农场机关及基层组织的夺权以及1968年10月至1969年7月，场革委会举办的所谓“机关干部学习班”，对“文革”中遗留的其它问题，农场党委本着积极、慎重、稳妥，既要解决问题，又不搞乱大局的原则，都作了妥善的解决。
五、抗灾自救
1981年农场遭受了建场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使农场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全场干部、职工、家属不等不靠，积极进行抗灾自救。
1981年6月6日至8月31日，继续阴雨六十三天，共降雨592.3毫米，仅八月份就降雨二十六天，降雨量245毫米。严重的涝灾，使预计亩产175公斤左右的小麦，只收回34.9公斤。七月份放片的小麦，无法拾禾，遇雨生芽50％，站杆发芽率10％，落粒很多。九月，麦地杂草生长凶猛，有三分之二的小麦掉在地里。收回的麦子质量低劣，入库生长率60％左右，并有不同程度的赤霉病。大豆因种子不好，播种过深，缺苗较多，又遇涝灾，草荒严重，平均亩产仅17公斤。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1981年农场生产粮豆11,503吨，平均亩产27.4公斤。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场干部、职工没有灰心，而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使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在机械作业困难的情况下，全场干部、职工、家属，学生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了，人手一把镰，人机齐上阵，展开了“龙口夺粮”的战斗。机务人员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对拖拉机和收割机进行防陷改装，给牵引拖拉机加宽链轨或穿“木鞋”，对收割机采用加宽轮距，封闭机车或改装行走装置等办法使机械能够适应陷车作业。全场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在困难条件下，多收回种子和口粮。秋收中农场实行了包、定奖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但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损失，也给农场经济，职工生活等方面带来很多困难。严重的涝灾，使秋菜涝死，为了解决职工冬季吃菜问题，农场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支出四万多元，到辽宁、河北等地购买蔬菜，大灾之年，农场党委对职工生活的关怀，使广大职工增添了抗灾自救的信心。
农业生产的损失直接影响着农场的经济，经济上的困难又直接影响着农场的生产。自然灾害使农场经营亏损1,323.4万元。怎么办，两条路，一是广开生产门路，增加经济收入；二、搞好增收节支。
为了搞好增收节支，农场采取了十项措施：
一、定额管理，计件工资：定额管理就是定时间，任务，要求，要避免劳动力的浪费。实行计件工资，干多少拿多少，避免吃“大锅饭”的弊病。
二、封车节油：季节与长期结合，封停多余机动车辆。长期封停17％，季节封停30～40％，指挥车封停工0～30％。
三、强制立库：对现存物资进行清理，用不着的就处理掉，今后该进的进，不改进的就不进。
四、压缩管理费；管理费压缩20％，生产队管理费1,200元，分场1,500元，农场1,700元。
五、企事业单位的定员定编：不许使用临时工，大忙季节使用临时工可实行计件工资。
六、压缩集团购买力。
七、严格控制禁购物资。
八、开展百元竞赛活动。
九、增盈节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1—3％。
十、清理往来账目，收回欠款80％。
1982年全场干部、职工共同努力战胜春涝抢播粮豆41.7万亩。1982—1983两年农场在农业生产上狠抓了种、管、收三个主要环节，巧夺天时，巧施肥料，巧用农药与人机配合综合灭草，在管理上采用了飞机喷药灭虫、灭草。在收割时为了减少损失浪费，采取了人工收割，并辅、机械拾禾，这些措施明显的提高了粮豆产量。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和农场党委的正确领导，1982年粮豆总产34,846吨，盈利333.3万元。1983年粮豆总产71,240吨，盈利1192.6万元，实现了灾后“一年恢复，二年翻身”的奋斗目标。
六、企业整顿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分批地，有计划地对现有企业进行全面整顿。”企业整顿是向“四化”进军的需要，是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需要，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
我场是建三江农场管局的企业整顿试点单位。1982年5月19日管局工作组进驻我场，开始对我场进行全面的企业整顿工作。整顿是以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进一步完善各项经济责任制为基本内容。以整党为核心，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以“三项建设”，创建“六好企业”为目的。在农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现有领导班子和本单位力量，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上下结合，整党与整企业结合，整顿与生产结合，实事求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全面整顿，综合治理。
我场根据具体情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来总结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的教训，找出主要矛盾，有针对性的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一、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经营管理，二、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三、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物质管理，四、整顿基本建设管理，五、整顿建设好领导班子，六、搞好整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场成立了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组长都本祥，副组长李忠山、李勋之，组员：魏天宝、王喜福，下设办公室。设整党小组，财务整顿小组、整顿劳动管理小组，并组成五个企业整顿调查组。先到汽车队、水利大队、渔业队和三分场场部蹲点。然后又抽调五十名机关和基层干部帮助各基层单位搞整顿工作。各分场党委、各总支、工交，机关党委及各支部都成立了领导小组，专门抓企业整顿工作。
我场的企业整顿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教育，动员摸底。这一阶段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开好三会(支委会，党(团)员大会，职工大会)，层层动员教育，不留死角。二、认真搞好摸底调查。摸清党员队伍，职工队伍状况，通过财务大检查，摸清本单位在劳动管理，财务、物资、基建等方面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阶段：系统教育，总结查评，全面整顿。这一阶段有五方面内容：一，搞好三个教育，上好五课。二、突出整党这个核心。三、认真总结本单位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整改措施，解决影响经济效益的主要问题，四、搞好各级班子的思想、组织整顿。五、整顿农场、分场机关。
第三阶段：系统建制、组织落实、党员登记。这一阶段整顿关键环节，它关系到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组织的调整落实，关系到党组织的纯洁和党员的政治生命。
第四阶段：总结整党整企经验，按总局、管局的要求逐级全面检查验收整顿成果，完成企业全面整顿工作。
(一)农场机关的体制改革：
整顿农场、分场机关，以转变机关思想和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搞好机构调整和定员定编；完善岗位责任制，贯彻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场长行政指挥的原则。在党委的领导下，健全场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逐步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克服人浮于事，机构重叠，组织焕散，办事拖拉，互相推诿，对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机关要切实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选拔优秀的，懂技术，业务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基层生产单位和职能科室领导干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妥善做好退居二、三线干部的工作。
农场机关的机构改革，以促进农场经济发展为原则。改革中农场将原有的三十二个科室合并为十八个科室，把带有企业、半企业性质的行政科室改为企业经营型的基建、交通、物资、商粮贸、畜牧、水产，劳动服务等八个专业公司，同时还成立了教育培训中心。经过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经营管理体制，促进了经济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从而改变了机关作风，促进了生产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密切了上下关系。
(二)实行联产计酬，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
企业整顿之后，1983年进一步完善了经济责任制，其基本原则是：(1)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使责权利紧密结合；(2)保持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的性质，在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3)正确处理统与分的关系，做到即调动承包单位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又发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4)经济责任制的落实，必须体现“两个文明”一起抓。
承包形式(1)分场、公司采取五定一奖财务包干。即：定产品产量、定总费用，定利润、定分配比例、定作物比例、超额有奖。(2)事业单位采取费用包干，节余留用，超支不补。(3)建筑工程队采取预算费用包干，节余分成，超支扣浮动工资。
职工分配办法：(1)浮动工资。全场职工以37元为基数，以上部分保留，以下部分20％浮动，平时不发，年末看完成产量，利润好坏发给或扣回。80％为作业工资，平时按出勤工分计发。(2)包干上交有限奖赔。(3)盈亏包干全奖全赔。
通过经济责任制的落实，农场的经营管理比企业整顿之前有明显好转，经济效益亦有明显提高，1983年全场五业总盈利1404.4万元，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七、经营概况
1976年后，恢复和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步提高。1977年，粮豆总产32,783吨，1978年，总产35,576吨，1979年，总产35,215吨，1980年总产57,300吨，1981年，农场遭受建场以来罕见的涝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豆总产仅11,508吨，农业生产亏损1265.59万元。
1982年，农场实行了联产计酬，专业承包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职工群众抗灾自救的信心.当年生产粮豆34，346吨，1983年，进一步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狠抓了种、管、收三个环节，粮豆总产提高到71,240吨，农业盈利1192.6万元。粮豆亩产，人均利润，百元成本利润，人均生产粮豆，人均产值，百元资金利润，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名列垦区第一。
除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外，这一时期农场在林、牧，副、渔、工业方面，也相应有新的发展。由于受“文革”“左”的思想影响，各项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被破坏。这一时期虽然恢复了生产，破了“大锅饭”，但仍存在着“中锅饭”“小锅饭”的弊病，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还影响着生产的发展。
工、副业发展较为迅速，1982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1983年，在1982年的基础上经营盈利增加到220.6万元。渔业生产也由亏损变为盈利。林、牧业，一直处于亏损，1982年经过企业整顿林业生产达到平衡。
七年经营情况一览表(1977—1983)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