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苏里江畔琐记
乌苏里江畔琐记
赵 明 高
1986年7月,我应邀参加黑龙江省复转军人开发建设北大荒纪念会后,乘车穿过挠力河南北的广阔平原,沿着完达山东北支脉那丹哈拉岭北麓的弯曲公路,途经红卫、八五九、胜利、饶河等国营农场,到了乌苏里江畔的饶河镇。在饶河逗留期间,受到了县委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看望了过去曾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参观了工厂,瞻仰了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游览了乌苏里江风景,访问了珍宝岛驻军部队。所到之处,看到了祖国东北边陲的饶河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此刻,我不禁惊讶地说:“饶河的变化是多么大啊!”28年前,我这个曾是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有幸同这里的广大转业官兵和职工一道,共同参加了饶河垦区的开发建设。这次重访饶河,我更不能忘记这里的乡亲父老对我的深情厚意。回顾28年前,历历艰苦创业事,即时映现在眼前。
八五九农场,用的是铁道兵部队第九师的番号。这个总场是在原来八五九分场的基础上扩建的,属师级建制。开始场址设在乌苏里江上游的虎林县虎头镇,1956年下半年搬迁到乌苏里江中下游的饶河县东安镇。
饶河,东濒乌苏里江,西南是那丹哈拉岭永脉。一条挠力河由西向东流入乌苏里江,滋润着广阔的荒原和山川。这个县境内山高林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可垦荒面积达 200余万亩。在这里建设大型农场,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是,要在这人们称为“北大荒”的人烟稀少的地方创建农场,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
1957年的初春,我接到了国家农垦部的命令,指名将我从新疆建设兵团农建一师调到北大荒工作。当时,正值王震部长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垦区视察工作,我就乘火车赶赴北大荒。在虎林一下火车,王震部长派小车将我接到牡丹江农垦局。吃过饭后,部长笑着说:“北大荒地多,土质好,很有前途。”过了一会,部长以征求意见的口气问我:“到哪个农场去合适呢?”我说:“由部长决定吧!”他想了想说:“到饶河吧,那里比较艰苦,你去那里闯一闯。”我毫不犹豫回答:“哪儿都行!来,就是准备吃苦的。”王部长一听很高兴地说:“好,你就去八五九农场吧。到那里以后,在工作上除了要抓好当前计划,开好荒,种好地,选配好各级领导班子,组建好各级办事机构外,还要为农场垦事业办好党校、农校,准备将来的大发展。”这天夜里,部长谈兴很浓,我们一直交谈到凌晨三点钟,实在太疲倦了,我们才休息。第二天,王部长带我到八五○、八五三和友谊等农场去参观,学习他们办农场的经验。在参观学习过程中,我深感将要压在自己肩上的党委第一书记兼场长这副担子的份量,决心做好工作,不辜负部长的殷切期望。临上路前,部长还叮嘱我:“到八五九工作,把老婆、孩子都带去。”我笑着回答:“一定!”我就这样从祖国西北塔里木来到了东北的乌苏里江畔。
这儿有多好的战士
由于农场搬迁、扩建,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全场 1 000多名转业官兵,都暂时住在老乡的茅草房内。那时,农场还没有配备新的农业机械,仅有几台随军带来的旧汽车和拖拉机,还有王震部长亲自批给的 1 000多头牛。在虎头建场受挫,未能打开局面,搬到饶河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整整一冬春,大家没活可干,都在家里猫冬,因此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安心农场建设的思想。
我到农场后,听到了农场党委副书记张鸣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介绍,初步了解农场的历史和现状。几天后,我同机关的同志一起,坐爬犁到胜利屯的一个连队去调查,在那里召集干部、战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提意见,让大家对办好农场出谋献策。这个民主会开了两天,开得很热烈,大家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最后,我归纳大家的发言,着重讲了四条意见。一是我们的农场是以铁九师番号命名的,九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抗美援朝打过许多硬仗,国内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北大荒为创建农场又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同志们要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二是农场原来动员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收饲草,每斤按二角钱收购,后来每斤收购价变为一角钱,同志们有意见。这次了解了这一情况,决定仍按牡丹江农垦局规定的每斤二角钱执行。三是农场在虎头没有打开局面,我们现在搬到饶河境内,这里有广阔的荒原,土质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在这里开发建设是大有希望的。四是铁道兵部队转业时,为了解决战士返籍探亲的困难,部队发给每人一张免费乘火车的乘车证,农场保证兑现。这时,我又向战士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回去一个必须回来两个”。大家对我的这种讲法疑惑不解。我解释说:“北大荒女同志少,探家的同志最好带个老婆来。”我这么一说,大家都乐开了,有的同志说:“咳!这个场长怪,不仅管生产还管找对象的事。”为了作好长期打算,我又与这个连队的干部一起研究,动员大家伐些木料,准备盖房子,不能长期分散住老乡家里。我又给大家介绍新疆建设兵团办军垦农场的情况,继续给大鼓劲。这样一来,战士们的情绪高涨起来,干活的劲头更足了,对农场开发建设北大荒充满了希望。
我们在这个连队虽然停留时间不长,但了解到当时部队战士的基本思想情况。到了第二个连队,我先讲明农场领导的决心和态度,后让大家座谈提意见。战士们笑着说:“我们要说的,都叫领导说完了,今后好好干工作就行了。”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这些发自战士内心的话,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时,我不止一次自言自语地说:“这儿有多好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还到四平、和平、大坂、二龙等村屯,初步摸清了连队的情况,增强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
农场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1957年春天开始,农场着手踏查荒原和制定发展规划工作,并采取边规划、边开荒、边建设的方法建立分场。当时,踏查工作由我负责,这工作持续有一二年时间。我们以东安镇的总场部为中心,先后踏查了四平、胜利屯附近的荒原,总场决定在四平建一分场 (现八五九农场所在地),在胜利建二分场(现胜利农场所在地)。 1958年,我们的踏查工作向四平山、里小山、外小山方向发展。那时,踏查工作十分困难,没有交通工具,靠两条腿穿越那茫茫草原,走遍这里的每个地方,渴了找河沟喝口凉水,饿了啃块干粮,有时夜间还得在窝棚里住宿。为了弄清挠力河两岸的荒原情况,我们从东安乘船逆流而上,河身不宽,弯弯曲曲,就象神话中传说的仙女的飘带似的,九里十八湾,河里盛产远近闻名的红肚囊大鲫鱼,经过我们实地踏查,发现挠力河的河套两侧有大片可垦荒原,土质,肥沃,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经过较长时间的实地踏查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我们制定了农场发展规划,很快在饶河和抚远两县境内建起了七个农业分场和两个林业分场。
开荒必先烧,这与新疆很不一样。烧荒是一件非常严肃、危险的工作。荒原上的野草既高又密,有些地方距原始森林区很近,有些荒原中夹带着林木,如组织不严密就会危及森林和居民点。为了保证烧荒任务的顺利完成,并确保绝对安全,我们向老乡和老垦荒战士请教,制订方案,打出防火道,周密检查,分段严密监视。记得1958年 5月的一天,全场总动员,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烧荒。烧荒区包括别拉洪河以东,乌苏里江以西,四合屯以南,东安镇以北,在大约30万亩荒原的范围内烧荒。我们把它分别划成若干小块,一块一块烧掉。烧荒就像战斗一样,虽然有一定危险,但组织好烧荒工作,熊熊烈火在地平线上空翻腾,也很壮观。
部队开荒的情绪很高,我们又搞了劳动竞赛,给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发了奖,调动了部队的积极性,加快了全场开荒进度。第一年全场开荒面积达到20万亩。第二年除一部分人负责种地外,抽出一部分人继续开荒。这一年,我们种的大豆、小麦获得丰收,不仅粮食自给有余,还收获大豆2 000多万斤。这样连续进行几年开荒。到我离开饶河的1960年,垦面只已达 63万亩。
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坚持边规划、边开荒、边建设,以南泥湾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使农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部队又一次受到锻炼
1958年冬季,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牡丹江农垦局对所属农场部署了全面开展伐木生产任务。为了保证伐木生产的顺利进行,八五九农场动员 3 000多名转业官兵和职工,组成了三个建制团的伐木部队。一团团址设在红旗沟,二团团址在小佳河的小庙子,三团团址在石场。在伐木团的基础上,农场组建了伐木总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老红军战士王连山担任副总指挥。由于伐木任务很重,指挥部人员立即进驻五林洞,抓紧搞好各项准备工作,组织规模较大的伐木会战。
红旗沟是我们的重点伐区,采伐、集材和运输作业采取人、机、畜相结合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后,采伐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但要从深山沟里将木材运到40公里以外的乌苏里江畔,在当时农场运输工具少的情况下,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运输问题,我们发动群众想办法,将大家的意见集中后,归纳成两种方案。一种是铺枕木镶三角铁,汽车卸掉轮胎,用改装汽车作动力运木材;另一种是修冰道,用拖拉机牵引木爬犁,靠冰道线进行运输。我们将两种方案比较后,各有利弊。前者,不受季节限制,费料费时,成本很高;后者,投资少,只能在冬季进行运输。我们经过反复认真研究,权衡了利弊,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方案确定后,我们立即组织修冰道队伍,调集技术状态良好的斯大林80型拖拉机,牵引特制爬犁运输木材。修筑冰道作业更艰苦,平整路基后,按设计要求在道两侧挖冰沟修沟帮,然后人工浇灌冰辙。战士们每人一副水桶,尽管运距较远,担水困难,特别是水溅到身上,把棉衣、棉裤和棉鞋都冻得帮帮硬,走路挺费劲,可同志们仍日夜奔跑在冰道线上。由于运水不方便,工程进度很慢,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有可能延缓工期,导致完不成运输任务的后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根据群众意见,对冰辙采取边填冰边浇水的方法,效果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提前完成了修筑冰道任务,举行了通车剪彩典礼。每台拖拉机牵引四五节大爬犁,每节装10多方木材,象“小火车”似地行驶在冰道线上。20多天过去了,一算账每天只运木材近 2 000立方米,在化冰前完不成预定的运输任务。为了抢时间争主动,运输队又想出了办法,每台拖拉机准备两套爬犁,轮班作业,机车不停,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后来,运输队又改进了爬犁的起动方法,使每台拖拉机牵引爬犁增至七八节,有时一台拖拉机还牵引10多节。经过一冬春的奋战,运出木材10万余立方米,不仅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木材上调任务,而且解决了农场建设所需用材。
那时的林区生活十分艰苦。1958年冬,饶河、虎林两县合并,饶河地区成立饶河(八五九)人民公社。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动员全场从粮、菜等物资上支援伐木大军,虽然对部队生活有所改善,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年粮食不缺,但山上这么多的人吃菜是个大问题,白菜、土豆、萝卜运到山上已成冰疙瘩,同志们只能吃冻菜。在林区建住房比较方便,大都是半地下的用木头垛墙的工棚,房内用石头砌有火道,室内保暖尚可,但长时间烟熏火燎的,也真使人受不了。
4个月的林海奋战,同志们面对繁重的任务没有被压倒, 艰苦的生活没有被耗倒,始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在饶河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伐木任务。这一规模较大的伐木会战,使我们的部队和战士又一次受到了锻炼。
这儿更需丰富的文化生活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八五九农场来了 3 000多人。这批转业官兵的到来,不仅为农场生产建设增添了生力军,而且为农场各项事业发展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我们在垦荒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抓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素质提高和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特别是注意抓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的各项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许多同志从全国一些繁华城市来到这十分荒凉的北大荒,在连队听不到广播,几个月看不到报纸,看戏看电影更不敢想,大家迫切需要改善文化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从转业官兵中发现一批有较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1958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李纬来场检查他们部队转业军官的情况,我陪同他到一分场的“南京新村”。“南京新村”这是南京军区机关转业军官给自己住地取的村名。李纬与他们一见面,原来他们都认识,好多是南京军区来的演员,相互间问长问短,非常亲热。李纬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们提出要活跃部队文艺生活,急需解决一些乐器。李纬说:“好,我一定尽快给你们解决。”他回部队不久,果然给送来很多乐器和书籍,装有一车皮,我们派汽车运了好长时间才运完。我们把这些书分到连队,使许多同志调到总场,组建起总场文工团。他们工作热情很高,经常深入连队,搜集素材,自编自演,节目新颖,演技也很高,群众都爱看他们演出的节目。后来,牡丹江农垦局派三名创作人员来收集素材,看到我场文工团的情况比较好,回局后作了详细汇报。局领导对这一情况很重视,指名要我们文工团去汇报演出。在去虎林的前夕,我与文工团的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我对他们说:“局里要你们去演出,你们一定好好干,不但要演好戏,还要表现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传统。”文工团,戏演得很成功,观众反映挺好。演出结束后,局直机关的干部说:“真没有想到,八五九还有这样一批人才。”
总场文工团经常深入各分场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有力推动了全场文艺活动的开展。1959年春,总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文艺会演,参加会演的人数达 500多人,有许多同志是从军、师文工团转业来的。所以,这次演出的节目也很精彩。从节目创作到表演技巧看都有较高的水平。会演结束后,我们又组织巡回演出队,把节目送连队。
为了进一步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调动广大转业官兵开发建设饶河的积极性, 我们创办了《乌苏里江报》。当时,抽调来磐石等六七位同志组成《乌苏里江报》编辑部。他们日以继夜地采访、编稿,工作很辛苦。《乌苏里江报》开始是用钢板刻的或打字机打字的,后期才发展到铅印版,报纸办得很活跃。同时,我们还逐步开展了文化工作和文艺活动,创刊了《乌苏里江文艺》,举办了美术展览,建立了电影队,开办了文化服务社,使群众的文化生活较好地得到了改善。
(赵明高,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