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上收获无愧人生


　　　　　　　　　　　　　　——我的新闻工作职业生涯　
　　　　　　　　　　　　　　　　　　范 瑞 先
　　得知我评上了高级编辑，弟弟妹妹们提议我办一桌庆祝庆祝。
　　饭桌上，已经行动不便的老爸有点动情：“一个初中毕业生能当上高级编辑，在咱们家族也是个奇迹了。我敬你一杯！”我赶忙说：“感谢爹妈教育，感谢弟妹帮扶。”我的北大荒战友、妻子陈方说：“也得感谢北大荒！”我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
　　我1978年9月调入工人日报社当编辑，至今已28年，但我把自己的“新闻工龄”算作 34年，因为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三团宣传股当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的 6年，才是我干新闻工作的真正起点。
　　1970年到1976年，我从21岁到27岁，这期间在团宣传股专职干新闻报道。发稿的主要对象有五家：《兵团战士报》、《合江日报》、《黑龙江日报》、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也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写过稿。因为我们团位于饶河县的乌苏里江边上，算是名副其实的边防第一线，所以我们给报道组起的笔名叫“红哨所”。我们的见报稿数量不多，名次位于六师10个团的中下游。但是，那段生活给了我丰厚的文化营养，给了我做人的准则和德行，决定了我干新闻工作的职业生涯。
　　一个初中生的文化底子太薄了，更不会采访、提炼主题。虽然一年到头不停地写，但结果是广种薄收。那时候兵团有一个非常好的培训机制，师和兵团举办的新闻培训班，以及新闻报道会，成为了我的大学。那年，六师宣传科利用冬闲举办新闻干事培训班，不知是谁的创意，把办班的地点选在了黑龙江边上的几间土坯房里。这个地点可非同一般，因为中国渔民用利斧砍断“苏修”炮艇高压水龙头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由于边境形势紧张，这里所有人员都后撤了，留下了空无一人的村庄。据说，在这么危险的地点办班是经过师领导特批的。这让我觉得我们是一批十分重要的人。
　　土坯房里冷墙冷炕，不烧柴为的是不让对面的敌人发现一缕烟。被褥都是自己带去的，虽然很厚但仍难御寒。每天钻被窝时，我们都唏唏嘘嘘一阵。按钟点熄了灯，周围一片寂静，惟有那黑龙江水拍岸的声音不断传来。过了这么多年，那江水声还有时响在我的无眠之夜，而且每每都令我有几分莫名的激动。
　　培训班的新闻课，由宣传科长和新闻干事讲，每人都准备了讲稿。我在这个寒冷的边境土坯房里，如饥似渴地接受着关于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的知识，把“新闻的主要体裁”、“消息和通讯的结构”、“新闻导语的类型”等等，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除了新闻专业课之外，还讲了新闻工作的意义，还讲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那情那景，真让人有几分进延安抗大的感觉。“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头衔，就是这一天暗自给自己加冕的。那次培训班不过就三四天，但感觉十分充实。
　　那时候新闻报道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让成绩突出的新闻干事介绍经验。这也让我受益匪浅。二十七团的周萍芬(上海知青)采访中遇大烟炮跌入雪沟险些牺牲的故事，二十五团的杲文川(北京知青)刻苦学习自学成才的故事，以及许多战友的故事，都沉积在我心里，成为我永远的营养。
　　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我拼命找书看。那年冬天，在六师师部开报道会时，认识了师宣传科的文化干事李龙云。他也是北京知青，老高三毕业，给师演出队写话剧，还发表过一些短诗。一次，在他办公室的单人床下，见到了一个装满书的箱子，很是眼热，就问能不能借几本给我。他说行，但“一，别借给别人；二，千万别丢一本”。他箱子里的书大都是诗集。第一次，他向我推荐了闻捷的《天山牧歌》，李季的《玉门诗抄》，雁翼的《抒情诗草》、《白杨颂》等。我知道这些书都是他从北京偷偷带到北大荒的，他又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我抱着这包书寸步不离身地回到团里。
　　读着这些诗集，我感到了世界的丰富和多彩，也感到了自己知识惊人的匮乏。我盘算着一定要读完龙云那个书箱里的几十本书。龙云似乎很理解一个喜欢读书人的心，每当我托人将书还给他时，他便把准备好的另外一个捆好的包让人捎给我。冬天，有时大烟炮一刮几天，团部去师部的路就封死了，一封有时就是半个月。读不到“新书”，我就再读一遍还不回去的“旧书”。我们交接这些书，主要靠团部去师部的大客车，托的都是非常可靠的人，生怕这些书有什么闪失，也怕引来政治上的麻烦。就这样，我后来读到了冰心、闻一多、郭沫若、艾青、阮章竞、郭小川、田间、李瑛、贺敬之、公刘、流沙河、傅仇、张志民、严阵等诗人的诗集。龙云后来又发表了一些诗，有一首《风雨楼》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后来，我终于也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一组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散文诗《垦荒曲》。
　　我终究未能成为一个诗人，但读书却帮助我后来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李龙云也许是从诗人那里读懂了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民的情感，后来写出了《有这样一个小院》、《小井胡同》、《正红旗下》、《万家灯火》等剧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剧作家。
　　我常想，北大荒精神不但让我们收获了数以万吨计的粮食，建设了成片成片的新农场，还让我们收获了令自己感到无愧的人生。有时候，静下来，会不经意想起那些生活片段——
　　为了采访一个边远连队烤粪(为了施肥时撒得均匀，提前把冻粪块烤化)的做法，大年三十儿坐着马爬犁走了 40多里，冻得脚指头痛；为了圈回被江水漂浮起来的800立方原木，也为了收集素材，在 9月里的乌苏里江水里泡了三天；为了采访新建连职工的事迹，睡在能飘进雪花的帐篷里，早晨被子上结了一层霜；为了从边远的连队赶回团部写稿，深夜遇到一条恶狗追咬，狼狈地爬上一辆拉木头的拖拉机才化险为夷；为了采访冬夜脱谷的战士，在现场参加劳动，由于天寒手僵，自己竟可笑地将铁叉戳在自己脚面上，血浸透了厚厚的棉胶鞋；采访归来途中，见草甸里荒火正扑向马草垛，立刻奔过去加入打火队伍，越过“火墙”时大火燎焦了眉毛……
　　与孩子们说起这些已经很不完整的故事时，没有一丝苦味，还隐隐溢出几分满足感：那毕竟不是人们想经历就能经历的！
　　在北大荒经历的酸甜苦辣，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对于我，那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我相信它会让我受惠一生。我非常喜欢战友们相聚时爱说的这句话：“喝了北大荒这碗酒，天下的什么酒不能对付？”
　　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别人眼里，我是把大好青春抛撒在那黑土地上、现在一无所有的人。而我自己知道，北大荒给予我的财富我都带回来了。1978年 8月，我得知“文革”期间停刊的《工人日报》要复刊，于是便找到工人日报社。没有任何文凭，只把一卷子刊登着自己稿件的报纸递到报社同志手里。一个多星期后，报社从我当工人的北京机械施工公司调走了档案，通知我到报社报到。
　　《工人日报》正式复刊后，我先是编读者来信专栏。这期间正是全国拨乱返正时期，每天报社收到的诉苦申冤的来信都有一麻袋。我们几个编辑加班看稿子，精选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赴当事人单位调查，然后视情况公开见报。随着大量对冤假错案的控诉不断公开发表，每天读者来信有时有两三麻袋。我们满负荷工作仍看不过来这些来信，一个月积压的来信堆满了一个房间。后来，社长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全报社所有编辑都读来信，挑灯夜战也不能让读者来信积压。那时候，我们编辑的读者来信专栏，成为最受欢迎的专栏。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一些老编辑的肯定。
　　一年以后，我被调到总编室的夜班编辑室，编辑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全国性大报的编辑工作，对我提出了必须系统学习新闻专业的要求。1979年至1981年，我在中国记协职工新闻学院读完了新闻专业的所有课程。虽然这所学院属于职工大学，但授课的老师却都是北大、人大等高等学府的教授。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尽管由于女儿出生使我休息的时间很少，但我没有缺过课。因为给孩子取牛奶有时间限制，我常常带着刚取的牛奶进课堂。几位没结婚的学友，笑我是“拎着奶瓶上课的同学”。
　　系统地学习了新闻专业理论，才使自己真正获得了成为一个职业报人的可能，也使自己萌生于北大荒黑土地的、干一辈子新闻工作的理想，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1983年以后，我先后被任命为总编室副主任、夜班编辑室主任、要闻版主编、工人日报新闻研究所所长。
　　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自认为实在是属于一般化。但是，我觉得没有辜负黑土地对我新闻专业的启蒙，因为我毕竟在一家全国性大报成为一个称职的编辑。申报高级职称时，报社对我的《推荐意见》基本概括了我工作情况：
　　在新闻实践中，他刻苦学习，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新闻编辑。
　　他热爱新闻工作，在夜班编辑岗位上连续工作了15年，成为熟悉版面编辑工作各个环节的业务能力突出的骨干。从理论到实践努力将新闻版、特别是要闻版办得鲜活起来。
　　在他主持夜班编辑室和要闻版期间，多次向编辑部领导建议大力提倡短新闻和现场新闻，使头版头条位置出现了一大批六七百字的短新闻，加上短评或编后才 1 000多字。短头条和现场新闻给新闻版带来一股新风。
　　他重视并善于运用新闻图片。他编辑了一批在新闻摄影界引起好评的系列新闻摄影报道。他编辑的一些优秀的新闻照片还上了头版头条。他特别善于在重大典型报道中运用图片，使典型报道图文互补、两翼齐飞。
　　他竭力主张将工人日报突出平民特色。他主持夜班编辑室工作期间，成功地举办过《凡人业绩》新闻摄影大赛。颁奖时张爱萍欣然到会，还当场题词“融时代于瞬间化伟大于平凡”。他坚持在要闻版办好《职工明星谱》这个专门写一线普通职工事迹的平民专栏，使之两度获得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名专栏称号。
　　他还积极为头版头条配发评论，阐述对新闻的理解和所受到的启示。例如《当把勤政铭刻心头》、《赠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谁讲道德谁得利》、《警惕“老板心态”》、《公仆，不要自毁形象》、《贵在创新》等，受到作者和读者的好评。他为通讯《好人徐虎》撰写配发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做有觉悟的老百姓》，还被收入中宣部新闻局编辑的《新闻报道精品选》(1996年第2期)。
　　1994年担任要闻版主编以来，他参与了30多次重大报道的版面策划，指导或亲手完成了1 000多个头版头条的具体编辑工作。
　　从2001年担任工人日报新闻研究所所长职务后，全力投入新闻理论和编采业务研究工作，发表了20多篇10余万字的业务研究文章。文章内容包括新闻标题、新闻导语、新闻照片、重大典型报道、关注弱势群体的报道、关于工人日报的特色、新闻漫画、版面语言研究等。同时，他主编内部业务研究刊物《实践与思考》50期，亲手编辑稿件80余万字。
　　在这份有总编辑签字的《推荐意见》里，提到了我在夜班编辑室岗位连续工作了15年。每天上夜班，乾坤颠倒地生活了15年。一些白天睡不好觉的编辑上夜班上怵了头，我却很喜欢这项用版面语言对稿件新闻价值进行再挖掘的劳动，因此我一直睡得着吃得香。我还以《苦乐年华》为题写了篇散文，发表在中国记协办的报纸上。我们这些夜班编辑以苦为乐故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两位记者知道了便来采访。他们跟我们上了一个夜班，记录了我们紧张的工作，签完大样后的轻松，以及吃夜班饭时的欢快。还对我进行了录音访谈，采访我的记者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崔永元。1987年，我们夜班编辑室获得全国新闻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在人民大会堂，给我颁奖的是在主席台中间的李瑞环同志。
　　我采访过新疆军区边防部队，采访过刚刚建省的海南岛，采访过 800米深矿井里的采煤工人，采访过大兴安岭的火烧迹地，采访过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但最让我动情的是两次回北大荒的采访。一次是黄海、曹焕荣组织的中央新闻单位北大荒回访团，一次是我带队的工人日报赴北大荒采访组。两次采访，大家合作完成了两组报道。第二次采写了 6篇通讯，这组系列报道的总标题就是《黑土地·北大荒人》。头一篇《风华正茂北大荒》，发表在1997年7月4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
　　我将刊登着这两组报道的报纸，与当年从北大荒带回来的几张《兵团战士报》珍藏在一起。对于我，它们是珍贵文物，是我这个从黑土地走来的新闻人的脚印。
　　　　　　　　　　　　　　　　 (范瑞先，现任工人日报新闻研究所所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