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者日记


　　——北京青年林永宁
　　1969年3月8日 晴
　　今天是妇女节。而我们一行中唯一的两名女性，今天却被请下的车。她们俩也真够可怜的，为了不被撵走，白天在火车上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晚上，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小镇自己找住处。这不，今天一早，接我们的卡车一来，她们就坐在车上等出发了。可开车前，带队的连长还是命令小伙子们象抬猪一样把二位“请”了下来。看着她们眼泪汪汪的看着我们的车子开走，那样子可真够可怜的。
　　车子开了两个多小时，速度明显慢下来，前面的路坑坑洼洼，据说是去年才推出来的。路旁，除了远远近近稀稀落落的散生林外，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红旗”!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在一片密密的杨树林中，一杆红旗被绑在树稍上，在白雪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夺目。车上的气氛立时活跃起来，“喂!那儿还有一面!”“嘿，这片林子可真够棒的！”就这样，汽车在这星星点点的红旗中，又开了一个多小时。一连的车就停在一片大杨树林旁边，我们的车又往前开了一会，就在路边停了下来。
　　不知怎的，今天的太阳特别亮，照得没膝深的积雪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肩上的行李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才走到那面红旗下，——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二连。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不大的老树林，一顶帐篷立在林中，边上有两口铁锅扣着几扇猪肉、还有一箱饼干及必需的食品和工具。炊事员老祝和小邱(他是昨晚自告奋勇当炊事员的)立刻支锅、化雪、烧饭，近一点钟，我们吃到了荒原的第一顿饭——米粥加饼干。
　　饭后，打草铺床。安顿好后我提了把斧子到处转了转，日落西山，晚风吹着老柞树(中午吃饭时才知道这种老树叫柞树)上几片枯黄的叶子瑟瑟抖动。满地都是各种野兽的粪便和脚印，在夕阳的余辉下，显得格外凄凉。真所谓枯草：老树、昏鸦的狼恶、狍傻、熊瞎。夕阳西下，处处不见人家，树林里是那么静，静得让人害怕，我不由自主握紧了那柄斧头，快初向回折走。
　　隐隐传来了人生，俩位老兄正蹲在背风的雪堆上往刚刚踩过的雪壳里拉屎呢。他们身后不远，就是我们那顶小小的帐篷，一缕淡淡的炊烟正从那儿缓缓升起，随着晚风缓缓地向四处飘散。不知怎的，我又想起早晨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要是她们没有下车，会是什么样呢?
　　连长的做法是对的。
　　1969年4月XX 晴
　　今天坐爬犁出工的人多了一倍。30多位半边天，昨天在卡车上晃了一天，由“八五〇”直达“红卫”。整个爬犁光听她们叽叽喳喳了，看什么都新鲜，没想到我们倒成了老战士，还真能在她们面前摆摆谱呢I
　　车子开到树林边上，大伙装车的装车，伐木的伐木，“半边天”们拿着镰刀；拖着又大又重的水鞋，嘻嘻哈哈地到水线边打草去了。
　　这种日子伐木真不是滋味，穿水鞋冻脚不说，一不留神鞋就被扎破，所以大伙还是和刚来时一样，穿着破棉鞋加绑腿。头天晚上烤干的棉裤，到不了中午就又湿了大半截。树也不那么好伐了，一锯直冒水，涩的“快马锯”成了“慢马锯”。唯一的好处，是可以从伐倒的桦树墩上，美美地喝上几口树汁。要是喝隔天伐的，还有一股浓郁的酒味，要不是微微有点醋味，比北京的萄萄汽酒要强十倍1喝了十天水坑里的积水，能喝到这玩艺，比在北京时喝汽酒可舒坦多了。
　　“送饭的拖拉机来了”!一声吆喝，大家纷纷扔下手中的工具，向林外奔去。呵！水线边那块广阔的草甸子上，半天时间竖起了一堆堆的草垛子。五颜六色的围巾、外套，稀稀落落地扔在草垛顶上，在远处完达山麓的衬托下，使眼前这片枯黄的大地上，增添了不少生气。真看不出，这帮子在老团连割麦子还戴手套的“黄毛丫头”，如今居然能有这么大能耐!
　　一队大雁呜叫着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两只美丽的天鹅落在远远的积着雪水的“王玉书地河”中，只几不知名的水鸟低低掠过水面……。尽管脚下积雪未消，仍使人感到春天就要来了。
　　1969年5月X 雨转晴
　　春天真的来了。真没想到，来北大荒后的第一个春天，来的这么快，又是这么美丽动人。一场春雨过后，树绿了，草绿了，就连远处的完达山也隐隐显出了生命的颜色，仿佛天上落下的不是雨水，而是油彩一般。
　　自从到了机务队，这几天一直拉木头，拉干草。只要把拖拉机往爬犁道里一开，不用搬操纵杆，车子就乖乖地沿着这两条深沟驶向那密密的树林和碧绿的草场。在这样的绿色大地上，这爬犁道——开拓者的路显得格外显眼。春雨的润泽，使裸露出来的泥土更黑了，黑的发亮似乎车子开过能压出油来一般。
　　雨停后，我们去拉草、今天机务连长老黄和我们一班，为了让我多摸摸车，他一直在爬犁上码草。拉最后一趟回来时；师兄小杨忽然拍拍我，惊慌地说：“快停车，‘黄皮子’没了。”我赶紧停车回头一看，后面那高高的草堆顶上，早已没了老黄的踪影。我跳下车一边往爬犁后跑一边想，老黄摔坏了没有?这回糟了，可别成了“孟杰第二”可爬犁下边、后边，连个人影儿也没有。这时，小杨才不紧不慢地说：“别急嘛，‘黄皮子’偷东西去了。”这时我才发现，老黄已爬上附近的一棵大树。真想不到这满脸胡茬的大汉上树有这么灵巧，那么高的树，只几下就上去了。他摘下自己的帽子，从高高树端的一个大鸟窝里掏出两个大蛋，往帽兜里一塞?叼着帽子溜下树，笑呵呵地走过来，把蛋往我俩手里一塞，“喏!一人一个。”嘿!这蛋足有鹅蛋大!老黄真够意思，不光当连长，外带当兄长。
　　1971年4月X 雪
　　真没想到，这辈子头一遭播种竟是在夜里。昨天夜班，原是耙地的，因预报明天有雪，团里紧急通知，要各连无论如何把整出的地抢播上。偏偏7号播种车又趴窝了，这活该着让我干，好在老赵老吕和其余的播种机手全不下班，仍连续夜战，我心里踏实多了。装上种子，开开停停，一圈没下来天就黑下来了。
　　车一调头，我就发现，金胖子拿来的马灯，已经点上了。在远远的前方，象航标灯似的一闪一闪，好象是对我说：“朝这儿开!”老吕、老赵也分站在播种机的左右，不时打着手势指挥。此时我觉得我开的“东方红”是那么小，自己仿佛又变成了孩子。我刚学骑车那阵子，就是这样，在爸爸和妈妈的保护帮助下，兴奋地骑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车子，歪歪扭扭地向前，向前……。
　　加种子时，发现扛种子的人多了不少。一看，原来是金胖子，谭连长，还有几个上白班的兄弟们都还没走。
　　吃罢夜班饭，天空就飘起了雪花，地上已冻了薄薄的一层冰壳。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吧.，播种机拖堆的现象基本没有了，车子的负荷也骤然轻了许多。我换上三挡加大油门，“东方红”沿着划印器画在雪地上清晰的直线，在雪夜中欢快地奔驶着。
　　快到地头时，由三连方向影影绰绰走来一个人，时不时蹲下来，用手在雪地上扒拉着。车转回来时，那人还没有走，远远地停立在那儿。在车灯的照射下，我发现那人竟是老姜头——我们八五O农场的“苞米大豆场长”，原来他也没睡。我赶紧停车，大声招呼着：“姜副团长，上车吧!”他挥了挥手，示意叫我快走。而他仍在雪中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这二十多米宽的庞然大物从他身边隆隆滚过。
　　黎明时分，我兴冲冲地走进了食堂，刚想象往常一样吆喝一声：“掌柜的，来碗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食堂的灶旁，依偎着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没错，是他——老姜头，我们的场长，就合衣睡在麻袋上，睡的是那么香，那么沉，就象我们刚刚播下的种子，一动不动地躲在地下。
　　春雪仍无声无息地飘落着，天地万物，早已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作者林永宁，北京知识青年，曾任红卫农场三十二连指导员，1979年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