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青春献给边疆


　　——杨世明
　　初进荒原
　　1969年8月1C日，我们齐齐哈尔410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二团。
　　当汽车驶进三江平原的时候，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们才开始预感到，这里的环境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将是非常艰苦的。夜幕降临了，继而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汽车的大灯放射出两束白色的光芒。一群群蚊虫小咬飞来飞去，扰得大家不得安宁。汽车在泥泞而又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着，车尾不断的甩来甩去，有时车轮陷进水坑，被水淹没了。我们坐在随车拉来的行李上，心也随着汽车上下左右摆动，都吊在嗓子眼了，大家互相扯拉着，生怕掉进车下的水坑和路边的水泡子里。还要不断地驱打着落在肉皮上的蚊虫小咬。总有人轻声叨咕着：“哎呀，蚊子太多了!”再过一阵子，大家都沉默了，除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就是打蚊子的拍拍声。忽然，接我们的指导员发了话：“大家唱个歌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自己已先唱起了这首当地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悦耳的歌声，使大家不约而同的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位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他唱得很好，加上他那浓厚的山东口音，大家顿时活跃起来了。歌声伴随着汽车的轰鸣声，人们忘却了十几分钟前的忧郁和苦脑，唱着、笑着。很快前方出现了点点灯光，指导员告诉我们那是团部，人们欢呼一声后，又恢复了沉默。这时大家想的却是对目的地模样的种种猜测。
　　“哧”的一声汽车停了下来。大家争着跳下车，每有一个人跳下都会发出“哎呀”的惊呼。借着车灯的光亮，大家互相看着，泥水溅的鞋和裤腿分不出模样。再看看通往住区的路，要不是有车辙的痕迹，谁还能辨出它是路呢?大家愕然了。
　　大家沿着不象路的路，穿过几栋帐篷，好不容易走进了连里为我们准备好的宿舍。这是一栋刚盖起来的拉和辫房子，屋里亮着灯，据说这是建团以后第一天有电。杨木杆搭起的通铺上，铺着席子，屋地是新垫的土，床下长着一尺高的草，在灯光下，可以看出一汪汪的水。连里的老同志热情地帮大家搬行李，支蚊帐。一阵忙乎过后，从事班送来了大米稀饭、咸菜和一大盆装有每个足有半斤重的馒头。三天三夜的奔波，本应好好的吃顿饭了，可大家反到谁也不想吃了。连里派了一名女副连长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她里外忙着招呼大家吃饭。不知是什么时候，有人开始哭出了声，紧接着又有人哭了起来。哭什么呢……。
　　第二天清晨，我们同来的几个同学早早起了床。一路上的疲劳加之铺位的潮湿，腰腿酸痛，但我们还是踏着泥泞的小路，信步走出住区。眼前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层上淡晨雾笼罩了大地，远处有几片树林，衬着远山，迎着朝霞，真象仙境一般……。园木堆旁，人们喊着号子，把一根根园木抬到高高的楞堆上。第一栋未完工的红砖房旁，好多人喊着号子在上房梁，住区附近的菜地里，十几个戴着防蚊帽的人在铲地。只有一个土房上冒着缕缕青烟，那是炊事班在做早饭。这些人中间有1958年从战场上转业来的老战士，有各个城市下乡的知青，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比我们进点早，经历的环境比眼前还要艰苦，但从那劳动的场面使人不难看出他们：满怀壮志战荒原，屯垦戍边不畏难，扎根思想树的牢，誓为革命做贡献。看到眼前的一切，我们垦荒的新战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干”!连队小学校
　　1969年11月，大批老职工的家属陆续搬来了，适令儿童的入学问题急待解决。连队党支部在一无校舍，二无师资的情况下，决定把小学校建起来。没有校舍，就腾出半个帐篷当教室，没有教师，支部派我当教员。当时我比五年级的小学生才大几岁呀，能行吗?指导员鼓励我：“支部信任你，贫下中农的子女在等待你，去吧。”
　　学生们都来了。共16个学生分4个年级，怎么上课呢?没有课桌没有黑板，帐篷里冷得伸不出手来，困难太多了。正在我们发愁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吵闹声，连里十几个小青年搬木头的，扛木板的，拿锯的一窝蜂似的拥进帐篷。我立刻明白了大家的来意，一齐动手干了起来。刨坑埋木桩，搭上板，高的当桌子，矮的当凳子，一会四排坐位就安排好了。大家抬来连里事先安排做好的黑板，放在教室前面。又找来一只废油桶，支起烟囱当炉子。然后我们和小学生一起到林子扛来了烧柴，劈的劈，锯的锯，忙了好一阵，学校总算落成了。虽然看上去不那么顺眼，但毕竟象个教室的样了。很会开玩笑的上海青年“小炉匠”说：“小老师，这教室比不了城里的学堂，可这也算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适应新环境嘛”。一个大个子天津青年挤进来抢着说；“你说的嘛玩艺儿，要我说呀，学校再土也是我们自己建起来的，等我有了儿子，哪也不送，就放这上学，将来准能当个大学生呢”。大家刚想笑，有人抢白了他一句；“你才几岁呀，张口儿子、儿子的，真是大言不惭”!哈哈……。大家开心地笑着、闹着，仿佛我们都回到儿童年代，这小小的帐篷里也温暖如春了。
　　当天下午，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我努力模仿着我学生时代的老师讲课的神态，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尽我最大的力量。连里的小青年们都来学校看看，小学校要办的事总是有求必应。他们常说：“我们要让咱们的小学生跟城里的小学生享受同等的教育”。有的还自愿担任兼职教师。
　　这些学生们多可爱呀，每天都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背烧柴。我经常望着小学校出神，我觉得学校顺眼多了。这里是个大家庭，不光是我自己在教学生们，党支部、团支部、家长和热情的小青年们，都在热心的关注着连队小学校的成长。义务劳动
　　连里经常组织义务劳动，而大多都是搞突击的。我们这些下乡青年大多数都是单身汉，对义务劳动是习以为常的，极少有人不愿参加，就连有人来晚了，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劳动中，尽量多干点，来弥补迟到的过失。
　　记得那年夏天，连里准备盖一栋集体宿舍。天刚亮起床哨就吹响了，大家离开难舍难离的热被窝，急急忙忙的穿好衣服奔向工地。只一会工夫，工地上就沸腾了，搬砖的、和泥的，大工的瓦刀敲得砖头“当当”响，活干的真快，眼看着砖墙往上长。我们的老连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干着，一边指挥着，还得数落那些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但无论说到谁，都会报以诚恳的微笑。老连长是爱战士的，尽管他有时言语过重，象个粗人，但谁要是有了困难，他会照顾的无微不至，小青年们更是喜欢他。工地上有他指挥，自然是干劲倍增了。那些个“业余歌唱家”们一边干一边唱起歌来，有的跑了调，还强词夺理的说是歌唱家不受乐谱的限制。那些个“业余诗人”也诗兴大发，随时朗颂几句，有个小青年最可笑，每当干到高兴处，就哈哈一笑，引起不明真相的也会笑出声来，欢歌笑语，充满工地。大家只觉得无论干什么活都是那么的轻松，本来预计在早饭前干完的活，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照理说每天的正常工作就够累了。但义务劳动中，党员、团员都是脏活累活冲在前，没有人计较义务劳动中的个人得失，因为，大家都把义务劳动当做为革命多做贡献的机会。
　　站　　岗
　　兵团时期的连队弹药库是没有专职站岗人员的，是全连单身青年们轮流站岗放哨。
　　那是1970年的冬天，连里大部分人员上山打石头、伐木去了，剩下后勤和连部人员轮流站岗。每班两小时，因为人少了，几乎每天都有一班岗，甚至一夜两班岗。就这样?大家仍然按时上岗从不让人督促，有的老青年还主动多站一班。弹药库设在连队后面的树林子附近，从连队走到弹药库得经过一栋空土房子和200多米的开阔地。天黑人静，每次上岗前，尤其是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青年，都要给自己壮足了胆。
　　一次，该我和文书站岗。我们很快到达岗位，一切情况正常。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下班岗还没人来接，大概是睡过站了。去叫吧，谁去呢?文书是个比我年令稍大的上海青年，她说：“你在这呆着吧，不然你回去路过那栋空房子会害怕的”。我点头同意了，一个人站在岗楼上站岗，因为这已不是一次了。一会儿，我忽然听到了一丝响动，紧接着是一声怪叫传来，我直感到一阵阵头皮发紧。我仔细的搜索着四周，啊!看见了，不远处有两点发绿色的亮光，哎呀!是狼。咳，这倒霉的东西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了。我紧紧的握住了手里的半自动步枪，注视着那亮光。我曾在公园里见过狼，可那是关在笼子里的。“别怕!”我开始给自己壮胆，心想反正我有枪，它要是靠前我就打死它，随手把子弹推上了堂。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忽然我的背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扭头望着那熟悉的身影，啊!是战友，是我此时多么盼望的人啊!我的胆子顿时大了。再回过头来时，狼不见了，哈哈，原来狼也是怕人的。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暗自发笑。
　　(作者杨世明，1969年下乡来农场的齐齐哈尔市青年，现任农场公安分局政保边防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