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北农垦总局时期(1963、1—1969、1)
东北农垦总局时期(1963、1—1969、1)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发(62)607”号文件，为加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现有国营农场的领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开发三江平原，建设商品粮基地，更有利于农、林、牧、副、渔的综合经营，决定将合江农垦局和牡丹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1963年1月1日在佳木斯正式成立。农场改为“东北农垦总局七星农场”，直属总局领导。场长孙燕章，后为李在人，书记王强，后为孙燕章。为了生产和便于管理的需要，农场体制又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分场改为作业区，五分场改名为一作业区，总支书记苏斌英，主任王继德，副主任刘茂振；四分场更名为二作业区，主任张文宣，总支书记杜厚坤，副主任梁柯学，李增云、副总支书记兼工会主席孙孝琪。1—9个生产队为总场直属队。
　　1963年3 月5 日，毛泽东主席题词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场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创五好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东北农垦局标兵黄庆涛，高国荣、王明政、李廷显，五好工人秦正义等先进人物。
　　为积极发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经农场党委研究决定，呈报东北农垦总局批准，1964年12月以副场长张野为首，组成垦荒大军，跨越七星河，开发大兴岛，建立了“星河作业区”，组建了4 个农业生产队。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将“星河作业区”更名为“大兴分场”。1965年12月又新建第18生产队。1968年4 月再次进入火烧孟（第一次是1960年3 月），新建立了5 个农业生产队。
　　1970年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组建后，将大兴分场、火烧孟划出，大兴分场更名为5 了团，火烧孟更名为61团。
　　农场耕地面积日益扩大，人力紧张，1965年9 月5 日至10月6 日，北京市第一批社会青年先后来到了农场，充实了职工队伍。1966年3 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驻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的复转退伍军人来到农场，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七星团”，副团长郭开新，副政委马金堂。下辖两个营共6 个连。一营的3 个连驻大兴分场，营长温克炯，政治教导员赵忠安；二营的3 个连驻七星农场的48、49、52队，营长杨志智，政治教导员孙伟良。4 月至8月，哈尔滨青年前后3 批陆续来农场参加建设。
　　1965年直属8 队，在120 亩的绿色休闲地号上种植小麦，平均亩产666 斤以上，为东北农垦总局小麦最高产队之一，1966年该队技术员马文华出席北京，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高产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并一起合影，颁发了奖状。
　　1966年撤销作业区，只留下较远的三、五两个作业区。18个生产队直属总场管理，实行二级管理二级核算。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 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推荐和印发了湖南、河北两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运动的报告，并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不正确论断。他督促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此以后全国各地农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七星农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于1965年11月27日至1966年7 月15日结束。是由东北农垦总局从集贤、曙光、汤原、北兴、二九一、八五三、七星等7 个农场，从历史清楚，政治条件好的干部和职工中抽调了211 人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富锦工作团七星分团”，共36个工作队。团长路连山，副团长王坚铮、马垦。
　　工作队员先后分3 批进入农场。1965年11月27日开始到12月8 日全部到齐。先遣工作队从1965年3 月19日来到农场，分到各单位1 —2 名，任务是先摸底了解情况，为正式开展工作打好基础。12月3 日工作队进入各点，全面铺开工作，于1966年7 月16日金分团人员撤离农场。
　　这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单位共36个，2994户，11528 人。干部、职工总数3416人，其中：干部316 人。
　　在这次运动中全面进行“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贪污盗窃等问题总人数155 人。其中：干部71人。贪污盗窃等达300 余元以上的31人，1 ，000 元以上14人。各种经济问题的总金额56，446.54元。其中：现金53，003.99元，粮食、粮票3 ，267 斤，布匹、布票344 尺，多吃多占3 ，442.55元。在社教后期进行了经济退赔，总金额40，511.01元，减免金额，15935.53元，缓退金额21，345.59元，已退金额19，165.42元。上交国家金额12，004.62元，退给集体金额6 ，57.01 元，退给个人金额588.70元。
　　对于316 名干部的分类，好的61人，比较好的184 人，问题多的70人，性质严重的1 人。通过“四清”后，受处分15人，重处分1 人，行政开除和开除党籍的1 人，撤职以下处分14人，其中：党员干部9 人，一般党员受开除党籍以下处分3 人。在社教运动中，提拔新选的干部达到26人，降职的1 人。现有干部达到341 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进行“开门整党”，重新登记，重新入党，不合格的党员劝其退党的办法。
　　农场原有党委1 个，党支部36个，党员343 名。运动初期摸底情况是：支部：一类2 个、二类13个、三类4 个。党员：一类74名、二类199 名、三、四类70名。整党后，支部：一类12个，二类24个。党员：一类107 名、二类201 名、三类35名。参加登记党员336 名。其中：准予登记的300 名，缓登的24名，不登的4 名，自动退党的2 名。受留党察看处分的6 名，拟开除和待查处理的7 名。运动中共接收新党员105 名。
　　工会组织：原有会员2 ，140 名，经过“四清”，清除会员25名，新吸收401 名，全场会员达到2 ，507 名。
　　共青团组织：原有团员503 名，通过整团后开除团籍2 名，超龄团员退团的130 名。在运动中新发展团员304 名，其中女团员105 名，运动结束全场达到721 名。
　　民兵组织：原有民兵连27个，其中：落实的10个，基本落实的3 个，没有落实的14个。通过整顿后，现有民兵连50个，其中：落实的32个，基本落实的6 个，落实不好的12个。民兵人数，原有1 ，824 名，通过整顿后达到2 ，219 人，民兵干部原有184 人，被撤职23人，新选的292人，现有干部453 人。
　　“四清”运动中，清理阶级情况是：清理前，总户数3 ，399 户，其中：贫下中农2 ，427户，地主64户，富农74户，其他成份84户，成分不清的70户，清出地主46户，富农99户，在其他成份中清出贫下中农16户。清理后，总户数3 ，525 户，贫下中农2 ，097 户，中农661 户，地主114 户，富农160 户，其他成份89户，成份不清404 户。原有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4人，其中，已戴帽的17人。经过评审后的变化是：摘掉帽子3 人，纠正错划为四类分子1 人。新挖出来的31人，其中：戴帽子14人。运动后的四类分子55人，其中：戴帽子的23人，被斗争3 人。依法管制3 人，逮捕法办1 人。
　　在运动中收交长短枪2支，各种子弹130发。破获积案2件。
　　二、“文化大革命”
　　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农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从5 月份起，广大职工群众纷纷写大字报，批判稿，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声讨江村、郑依平“黑帮”的罪行。在《人民日报》1966年6 月1 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五、一六”通知传遍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此燃烧起来。
　　7 月4 日，原社教分团团长路连山，从友谊农场开会回来，贯彻会议精神，要把“文化大革命”转入到内部，首先从“小五届”（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开始，以党政机关为重点，生产队以小学教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怨气的干部，所谓“落后尖子”，知识青年不爱劳动的人，作为运动对象。从7 月13日至25日，农场机关各战斗组织和个人，向群众和领导贴大字报，而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在农场开始。
　　8 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首都“红卫兵”的实况传及农场，农场的“革命小将”立即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派出代表去富锦县城串联，8 月30日晚，“红卫兵”串联回场，立即掀起扫“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场直学校一名初中学生首先抢占了农场广播站，呼吁全场各单位立即成立“红卫兵”组织，作好第一次“炮打司令部”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在当天晚上以扫“四旧”为名烧毁了农场工会演戏用的古装衣服和帽子以及图书馆的图书，砸毁广播站的唱片。
　　1、三次“炮打司令部”
　　1966年8 月31日凌晨，全场家属职工用拖拉机、汽车冒雨送往总场参加第一次“炮打司令部”，对农场娄锡钧，李在人，张野、于寿春4 名领导在会上进行了揭发批判，声势之大，震动全场。9 月3 日晚“红卫兵”到农场机关“造反”，点名叫机关科级干部连夜准备材料，9 月4 日召开了第二次“炮打司令部”。9 月7 日，各单位选送出代表，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选出15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9 月18日又进行了第三次“炮打司令部”，大会一直进行了3天。
　　2、“长征”
　　1966年11月14日，场直学校体育教师，退伍士兵李光武，根据毛泽东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的指示，率领第一支”长征队“出发去北京，走到半途返回。
　　3、“点火大会”
　　场直学校“红卫兵”，认为所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外出串连的单位不多，事实揭发“不深不透”，于1967年1 月3 日晚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点火大会，自此，学校“红卫兵”和教师绝大部份开始外出串联。1 月11日，“1018”红色造反团发起召开广播点火大会，由马金堂代表场党委作检查，李在人布置“抓革命，促生产”措施。
　　4、“夺权”
　　1967年1 月14日，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知》的推动下，1 月16日由农场机关的科室干部和工人，6 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联合纵队”。
　　1 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文章以后，1 月26日以15人组成接管委员会，于1 月28日晚召开了“夺权大会”。1 月31日晚又选出11人组成临时勤务组，2 月1 日宣布农场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临时勤务组。但在2月4 、5 日，联络站成立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2 月7 日有14个单位的96个团体组织，1175名“战斗员”的代表参加讨论，又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兵团”。两个团体的成立，因观点不一致形成对立。由于农场党委处于瘫痪，指挥不灵，眼看春播时间快到，唯恐违误农时，于3 月10日，由农场武装部召开各单位勤务组、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未夺权的领导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约500 人的春耕生产大会，掀起了备耕生产高潮。
　　5、革命委员会
　　1967年3 月15日，场直各分团和附近直属队各分团代表，共同举行“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委员21人，其中：场领导4 名，解放军（武装部）1 名，中级干部4 名，一般干部5 名，“红卫兵”2 名，工人造反派5 名。根据工作的需要，于5 月6 日设立三个委员会，（即生产、政治、生活）一个办公室（群众专政办公室）。“七星农场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9 月15日，由富锦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主任娄锡钧、马金堂，副主任李光武，委员郭开新、石军（女）、武力琴（女）、曹军（女），领导全场广大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直到1968年11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五团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成绩”不小，收获不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炮打司令部”为名，无论大小“当权派”都得过筛子“挨斗，作检查，受批判，甚至”戴高帽子“游街，大弯腰，跪板凳，坐”喷气式飞机“等刑法。1966年8 月28日，七星农场第一个无罪”而被抹黑脸、戴高帽子“，用铁丝绑四块砖头挂在脖子上，绕场部地区游街一周的是场直学校校长郑惠民。尤其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到了高潮时，”清理阶级队伍“，个个”过筛子，人人紧张，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祸从天降，灾难临头，抓去受审，打成“历史反革命”，或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挨打受骂，有的含冤离世。如五队队长徐玉歧悬梁自缢，幼儿园保育员，北京女知识青年李化民，22队农工，北京女知识青年张玉琴，还有何景山等3 人投井自杀，悬架自缢的还有李鹏祥。西德、阎忠孝、高墨如，张长春等5 人。其他还有钻车自杀的王庭显，服麻黄素毒死的墨守营。赵永汉用斧子将妻子季常兰和孩子砍死后自己上吊死亡。这样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人之多。因自己没文化想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心情、把“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错写成“主院毛主席完受无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王信，判刑20年，搞得妻离子散，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到提前9 年释放。被打成“坏分子”，所谓有问题的就不计其数了。
　　“文化大革命”在七星农场总的来看是较平稳，没有挑起群众斗群众或武斗的现象，这主要是农场的领导班子成员，拧成了一股绳，团结齐心，上下一致，加之农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受外界干扰较少，就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仍坚持白天搞生产，晚间闹“革命”，所以生产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有所提高。到1968年，全场共有3 个作业区，18个农业生产队，15个队级单位，耕地面积达到442 ，852 亩，作物播种面积368 ，145 亩。累计上交粮豆15，769 万斤。拥有拖拉机161 台，联合收割机94台，各种轻、重耙228 台，汽车36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