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荒原

　　　　　　　　　　　　　　 ———忆荒友
　　　　　　　　　　　　　　 王万平 吴绮正
　　王万平英年早逝，按照他的遗嘱，骨灰送回北大荒，撒在了十二连的黑土地里。我知道，他是在生命走到终止的那一刻，仍然牢记着青春的诺言。我感动得想哭———1971年的一个秋夜，当他发此诺言时，我就在他身边。
　　我17岁那年登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上车后每人领到了一管蚊虫叮咬后涂抹止痒的药膏，但随即就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我弯腰到坐席底下寻找，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小同学，怎么啦？”这个叫我小同学的人就是王万平。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腰扎一根武装带，这是革命青年很时髦的装束。他把自己的药膏塞在我手里：“拿着吧！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不容易啊！”我有点不买账———其实他的年纪也就与我相仿，个头还没我高呢。但他举止老练，目光里带着超乎同龄人的深沉。
　　他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局级干部，堂兄是空军高官。他自己在学校是红卫兵团团长，这个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校学生会主席，“文革”后期的红卫兵已经不搞打砸抢了。一到连队，他很快就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学识、他的口才、他的玩命干活都是那么出众。
　　他剃个光头，这是干部子弟的一个标志，也宣示着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决心。但他最让我羡慕的是拥有一大堆书：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为了常常能借到这些书，我对他百依百顺。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到师部书店买书。一进店，两个漂亮的女服务员(也是知青)就欢呼起来，围着他唧唧喳喳，还不时发出仰慕的笑声。他们热烈地谈论新到的书，却不知道我在旁边很受伤。我既不知道梅林、黑格尔、杨荣国为何许人也，也不明白《哲学笔记》与我们平时的战天斗地有什么关联，我只是感到站在王万平身边的我黯然失色，对他好嫉妒，而这一点后来竟成了我发奋学习的动力。
　　我俩仅埃着睡一铺炕。他平时一本正经，但毕竟也有小青年的心性。他知道我看不惯他的光头，就钻到我被窝里用新张出的硬硬的头发茬儿拱到我的怀里，吓得我揭开被窝光着膀子逃到地上。一天夜里，外面喊失火了，我们在黑暗中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但我把棉裤套到一半时，油灯点亮了，才发现身边的王万平早就不见踪影。突然门“嘭”的一声撞开，他从外面闯进来，浑身上下只有一条裤衩，急急告诫我们说：“救火时，大家要穿好衣服！”外面零下40多度，他居然来不及穿衣服就冲出去救火，此事后来被大家笑谈多日。
　　有一次，我多日高烧不退，他对我照顾周全，有求必应，把家里寄来的许多东西都送给我吃。病愈后，他告诉我：“卫生员怀疑你得了出血热，是难以治愈的，我都准备向你做最后的告别了。”可是，他有病时，我却未能做到有求必应。那次他鼻子大出血，怎么也止不住，许多血流到胃里，在从胃里大口吐出来时，他已是脸色苍白、气若游丝。连夜送团部医院，抢救过来后，他要我把他的书都送到病房去。我想，命都要没了，还看什么书！就拖着不给送。结果，他居然硬撑着从医院溜出来，搭拖拉机来回50来里路，装了满满一旅行袋的书回去，还大骂我不够朋友。此事我叫冤不迭，却把医生护士感动得要命。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忙着用康拜因脱粒。休息时，躺在麦秸堆里，风儿从田边的野草尖上拂过，月色溶溶———许多年后，当我坐惯了轿车，穿惯了席梦思，却总觉得斜倚在麦秸堆上的那一刻，才是最舒坦最惬意的。这时，不知是谁带着哭腔，哼起了思乡之曲，惹得许多知青都跟着唱，真可谓“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王万平推推我说：“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虽然我们只是两个人唱，但他们的《南京之歌》之类的音调过于缠绵悱恻了些，终于弄得他们唱不成了。只是休息完了干活时，他们一个个对我俩怒目而视。
　　有一次，也是躺在麦秸堆里，王万平问我：“如果你为革命牺牲了，你将埋葬在哪里？”我有点支支吾吾，说实话这个问题真没有考虑过。他望着边塞迷蒙的月色，轻轻地说：“我就埋在北大荒！”语气中透着一股坚毅。接着吟道：“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在我现在的红木书橱里，珍藏着一本70年代初出版的《各国概况》，书页早已发黄了。这是王万平送给我的，书的标价为3.5元，总能为在世俗堆中劳形的我注入一股激情与活力———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也曾有过青春的憧憬与许诺！
　　王万平矢志不渝地实践了自己的许诺，这是很可敬的。
　　(吴绮正：1971年上海知青，原二十五团十二连农工排长。1975年到哈尔滨上学。现为上海市浦东中学政教处主任，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