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农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清除了“左”的错误思想影响，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经济上，党把工作重点从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好转。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使我党从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局面。首先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对“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阶级关系新变化”、“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搞科学技术是走白专道路”、“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谬论，进行了彻底批判。弄清了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工作上受到的影响，得到了彻底地肃清。在广大农村推行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认真总结经验
　　创业农场成立后，对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示，党委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清理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对农场的影响。认为农场必须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要把经营管理上、生产建设上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统统纠正过来。认识到过去在基本建设上，战线长，力量分散，效果不好；在经济管理上，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损失浪费严重；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所有制关系上，单一的全民经济，忽视集体、个体经济的作用，不能广开就业之门；在生产结构上，重视粮豆种植业，忽视多种经营。党委强调指出要突出主体(种植业)，加强两翼(林牧副渔业)，大力发展工副业，缩小长线，补短补缺，在前进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逐步改变农场结构，把生产建设搞上去。
　　抓经营管理　　
　　成立农场后，农场大力抓经营管理。历史告诉我们：抓经营管理，必先得有懂经营管理的人。兵团撤销后，首先启用了有经验的原农场干部。农场主要领导由原农场干部张宝辰为书记，张宝林为场长。
　　着重抓了规章制度，搞“五定”(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资金、定利润)、“五有”(有生产指标、有作业计划、消耗有定额、经营有核算、成本有考核)。改变了过去嘴巴就是计划，计划没有变化快，以及有钱就花，没有就要的状况。生产上提倡科学技术，大多数农业生产队成立了科研班，加强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农场开始重视机械作用，克服蛮干、瞎干现象，恢复了专管农业、农机的机构。生产队配了机务副队长、机务统计、农业技术员，逐步恢复了合理的规章制度。
　　狠抓机务建设
　　农场总结了建场以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首先把机务搞上去。1975年，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把国营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兵团及时批判“只管机器满地跑，不管粮食打多少”的错误思想。
　　“四人帮”打倒后，恢复了过去的规章制度，诸如保养操作规程、标准化作业、机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双班保养等。特别是1978年，农场总局在双鸭山农场召开机务管理定标会议后，农场认真贯彻《国营农场机务规章》和《连队机务十项标准化》两个文件，制定了1980年至1982年全场机务管理标准化的规划措施，标准化车组和标准化生产队的条件及检查评比奖惩办法，贯彻田间标准化作业，加强农具技术维修和正确使用，强调技术保养。从而标准化车组、标准化生产队不断涌现。1981年经总局检查，农场机务管理达到了十项要求，跨入机务管理标准化农场的行列。总局奖给农场沈阳130汽车一台，奖给生产队水蒸电焊机18台(分配给18个生产队)。1982年，保持了1981年水平。1983年，农场被评为管局十项标准第一名，授予锦旗一面。
　　建场初期，只有少量的机务老工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机务工人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培养的。1969年至1977年，共培训机务骨干学习班四期，培养出机务骨干900人次。1976年以后，城市青年陆续返城，80%。机车无人开，春播、麦收、秋收，是由干部、职工、家属齐上阵才完成任务。农场从1977年以后，利用冬检办各种类型机务训练班。1978年至1983年，共培养新学员1,392人，逐步解决了机务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同时也加强了三库(零件库、油料库、保养库)一场(农具场)的建设，做到库、场有专人管理。同时还加强了修理工作。各队保养间都配有修理工、电焊工、车工、锻工，实现了大修不出场，小修不出队。
　　改革耕作制
　　农场对原有的机具进行了改装。根据多年的生产实践经验，作业遍数过多，成本加大，土壤遭到严重破坏，对于合理用地养地，害多利少。1975年开始试行“深松耕法”。在深松的基础上，实行轮耕，其具体办法是耙茬或原垄播等。
　　化学灭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场开始使用化学除草剂。化学除草剂分为土壤处理剂和叶面触杀剂。1978年，开始使从美国进口的氟乐灵和拉索。最近几年，大田作物全部实现化学灭草，小麦化学除草面积达到一半。1983年，从美国施多福公司进口灭草猛。灭草猛和氟乐灵混合使用，效果更佳。1983年从日本曹达公司进口枯草多和拿扑净。1984年又从西德巴斯夫公司进口百草丹。
　　科学种田
　　农场种子储备较少，而且混杂，不能满足全场需要。1980年前，科研站进行了多样种子繁育。1981年后，定为择优繁育主栽品种。当年确定克旱六号和早熟沈—6871为小麦主栽品种。1982年又引进克丰三号(751)品种，于1983年进行高倍繁植，并定为1984年全场主栽品种。大豆在1981、1982两年主要以红丰二号为主栽品种。它抗菌性强，产量高，中早熟，适合本场地区生长。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对农场提高粮食产量，起了重要作用。
　　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1979年省农场总局提出“突出种植业，加强两翼(林、副，牧、渔和工业)”的战略方针。1981年，中央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场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在“种千垧地，交千头猪，积万吨肥”的高潮中，出现了每户养猪2.5头以上的生产队14个，人均养猪1.5头以上的生产队5个。1982年至1983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十七队在畜舍简陋的情况下，盈利3,000元。1984年，四队牧业盈利10,000元，二队和十队牧业各盈利1,000元。三队对黄牛品种进行改良并从场外招聘一名配种员，从佳木斯取回冷冻精液，进行人工授精。1979年至1980年配种107头，产犊102头。养蜂业，1972年养蜂22箱，1973年养蜂30箱，1975年养蜂60箱，1981年养蜂180箱。养鱼业自1980年有所认识，养殖水面60亩。1981年至1983年养殖水面288亩。1980年成立了林牧科。全场人工造林面积18,210亩，人工防护林3,982亩，用材林230亩，经济林50亩，绿化林1,750亩。工副业生产总值逐年增加。
　　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形成
　　建场以来，创业农场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职工子女待业问题的出现，为广开就业门路，农场成立了大集体办公室(后改为劳动服务公司)，安排多余劳力。近两年来，农场集体经济发展较快。1981年，农场拨给每个集体职工20亩地，1982年拨给15亩，1983年拨给5亩。除种地外，兼顾修路、建筑、制水泥瓦、养牛、养蜂等。年平均收入313.88万元，1983年收入277.63万元。个体经济自1982年兴起，发展很快。截止1984年，大集体百货商店1个，旅店5个，饭馆7个，五金商店1个，小摊贩13个。
　　财务包干与落实经济责任制
　　1979年，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落实经济责任制，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促进生产发展，国家下发《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以农(牧)场为单位，实行盈亏财务包干。即“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亏损不补，有利有润自己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可以贷款的财务包干办法”。实行财务包干后，改进了农场经营管理。在减轻国家经济负担的前提下，兼顾了集体、个人利益，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为使财务包干具有群众基础，使广大职工都关心物质成果，把劳动报酬与经营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农场改变了过去“铁饭碗”、“大锅饭”，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了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1982年全场实行了浮动工资制，从机关到生产队、班组和个人，层层各自关心自己的责任制，把干部职工的经济利益和农场的经济效益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胜利完成了1981年特大灾害后一年恢复的任务。
　　根据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精神和省农场总局责任制方案，农场制定了1984年经济承包办法。在保证完成生产建设财务计划的前提下，农场对基层单位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全面承包。基层单位分别承包到组、户和个人，形成了逐级承包，逐级兑现，层层包，层层保，包保结合的责任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