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回忆录
章下序

建点琐忆
　　马金堂
　　六十年代初，七星农场曾派一部分人开发过“火烧孟”地区由于条件太差被迫撤点。当时这里一片荒凉。据说以前有一家姓孟的在那里开了一个小店，后来失了一把火，因此而得名“火烧孟”。 1968年，七星、双鸭山、曙光农场各抽调了一部分职工，对抚远地区进行开发。张野、刘振山、刘备和我组成了开发抚远地区第四领导小组，于1968年12月组织了近三百名职工正式进点。第一批共布了十一个点，在“二抚”公路上布了一个采伐点。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由于进点晚，数九寒天，物资供应发生困难，各点的交通经常被风雪堵塞。就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叫苦，特别是北京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夏秋萍、尚志燕、廉洁等。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哪里任务艰巨，就出现在哪里。生活极为朴素，城市娃娃的形象在她们身上已无影无踪了。使我们难忘的是1968年12月25日进点，白天我们刚刚把帐篷支好，晚上就燃起了一堆篝火。大伙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庆祝毛主席诞辰。望着他们那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我暗暗在想，有这些人我们的事业不是指日可待吗!
　　转过年来春暖花开，我们的三大任务是盖房、开荒、修路。经过大家的共同奋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播下了丰收的种子。盖起了一栋栋房子，修起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尤其是七连和十一连当时在全团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到了1970年已初具规模，并为国家上缴了利润。
　　离开那里已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心里就充满了对那里的憧憬。现在那里能起名为创业农场。我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它确实符合当年那里的实际情况。听说咱们农场已有50多万亩地，每年向国家上缴2万多吨粮食，利润上千万。基本建设规模也十分可观，还通了火车。这些都是你们艰苦奋斗的结果，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想未来的创业农场一定是更加美好。
　　1972年4月，我调出六十一团。在肇源农场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6年调到海林农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现退居二线任顾问。
　　来六十一团前后
　　张宝辰
　　我今年六十岁了。原籍河北省阜平县人。1940年入党，1941年参军，1966年3月转业到抚远县兵团兼抚远县委书记。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抚远县城开了四天批斗会，虽没有给定“走资派”但勒令我接受批斗，还得抓革命、促生产。当时从部队才到地方，总觉得自己没有啥，也敢大胆和他们辩论。
　　1969年11月，我去五十七团帮助工作(相当政委)。1970年10月，调我到六十一团当第二团长。当时六师副政委郭成才找我谈话后，组织处给我开了干部介绍信，由组织股长赵洪兴带来六十一团的。开始来，房子少，我住在三连。领导班子还未分工，没有事做。我就到处走走看看。晚上和老职工、青年战士们谈谈心。他们说，穿黄棉袄的很神气，口口声声以掌权者自居。根本不把穿黑棉袄的放在眼里。说这个是白色“专家”那个是“旧干部”，说拖拉机也是“洋的”，大喊：“小镰刀万岁”。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以后大会小会批“旧农场”、“旧干部”。可我刚转业，从抚远县来的，有什么“旧农场”的流毒?他们说，你没有在旧农场呆过，有彭德怀的流毒呀。我想：不论是“旧农场”，还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反正在数者难逃。
　　那时六十一团才组建，条件很差，一片荒凉，啥也没有。生产和生活都十分困难。
　　当时我住在三连事情不多。我就和赵文明、李发瑞在猪号用小冷榨搞起了小油房。一看出油了，他们都高兴了。这个首长弄点油，那个首长弄点油。过春节，大家都吃到了我们小榨的豆油。后来分工让我抓生产，就这样一下干到现役撤走。
　　1977年4月，创业农场成立了。让我当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任职期间做了一些事。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业农场有很大发展变化。这些都是党的路线、政策正确，党委集体领导，群众努力的结果。
　　我们班子很团结。说容易，真正做得班子团结不容易。大事不能糊涂，小事不能计较。要平等待人，骄傲的要耐心教育。工作上不去的人，既要看到他工作的难处，又要给他撑腰，解决一些问题，还要叫他很快上去。上去了还要扶他一阵。三连干部齐心，也有一套办法。能吃苦，有干劲。但有一些小毛病，找他们谈心，甚至给他们多次谈。六连也是这样上去的。干部还要有个好作风，不请客、不送礼。吃人家的嘴短。自己首先要这样做。
　　党委不能包揽行政工作。行政做对了，就大胆支持他们。有了问题就开会研究，总结经验。使干部大胆工作，不要使他们畏首畏尾。　　
　　过去，当兵我最讨厌指手画脚。我喜欢听人家工作是怎样上去的，怎么下来的。不要听故事，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1981年，那年那么大的自然灾害，各连都赔了，六连盈了7万多元。我到六连场院，找一个同志唠。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说：“我们柳指导员，谁也不知他早晨几点起床。他每天习惯先到场院，摸摸这、看看那，然后跑地号。大家吃好饭、就布置工作。柳指导员究竟几点起床，我做了几次调查。第一天，我早晨三点到场院，他检查场院后下地了。第二天，我两点半去，他又下地了。第三次，我两点去，也没见到人”。我把这件事和六连挖沟排水，过年不休息挖水利的事，给大家讲了。二连、三连、十二连、十五连、二十一连，汽车连都上去了。以后，我就这样，一开会，叫人家讲工作经验，讲工作没做好的原因。我文化不高不会写材料，我就叫他们讲。这个办法很好，比我讲作用大多了。
　　1981年，水灾那么大，连队一个月没有进了车。有的地里泡水一米多深。大家自觉在水里捞粮食。职工、家属真辛苦呀：我看了很难过。到哪个连队我都表扬。那年“三留”保住了，还包下了管局机关人口的口粮供应。创业农场的职工、家属真好，真过得硬。1981年受那么大的灾，光靠上边救济不行。怎么办?党委开了几次会，统一了认识。虽然受了灾，但群众还是出了力，受了累。开始拿出五万元安排群众生活。最后拿出二十多万元。拿出这么多钱，当时我心里也没底。以后跟管局郭春宝书记打了招呼，首长默许了。虽然有各种议论，但是这笔钱用在了群众身上，用在关键时刻。大灾之年，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全场生活安排的好，群众情绪稳定。1982年一年翻身，盈利三百九十多万元。
　　农场要多打粮，要想有钱，靠的是干部和群众。主要的是连队的群众。
　　干部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不可能，总会有这样或那样毛病。有毛病不要紧，应当尽量教育。不要一有毛病就一下子造翻了天。选拔干部也不要顺手听话就好，不顺手就不好。有不同意见才有发展，才能前进。现在，创业农场比较稳定，干部状况和群众情绪都比较好。
　　帐篷之夜
　　纪长庆
　　回顾建场初期的往事，在我的记忆里打下的印记最深者，莫过于帐篷之夜了。这是一件十分有趣而令人难解的事儿。
　　1968年12月25日，我们进点以后，就在“五七”连临时找个住处，歇了一夜。第二天吃罢早饭，我们机关的同志就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簇杨树林的东头，地上是一片白雪。我们要在这里架起草绿色的帐篷。整个机关的同志，都要在这里住宿办公。那时候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不叫场也不叫团，叫开发抚远地区第四领导小组。我是机关里的普通工作人员。既不叫参谋也不叫干事，大概叫“办事员”吧。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分工，大家都一样，什么事都管，什么活都干。
　　不是吗，你瞧，此时此刻是搭帐篷，个个争先恐后，七手八脚，半天多的时间，一架帐篷就好端端地架起来了。床铺也支起来了，我们就在这千古荒原上安家落户了。
　　当晚，我和兰文秀、谢士龙两名同志，不知是什么力量支配，大概是“神力”吧。我们自动留下看帐篷，非要在这个新“家”里度过第一个夜晚不可。其他同志都返回五、七连休息去了。要过夜没有取暖煤不成，我们就弄来一个小铁炉子驱寒。诺大一个帐篷只靠这么一点“能源”，其寒冷程度是不言而喻。
　　我们三人商定，一人站岗，两人睡觉。站岗的人除烧炉子外，还有一个相当神圣的使命一防止野兽袭击我们。因为听说这里常有野兽出没，什么黑瞎子、野猪、饿狼等等。我们最害怕的是群狼“拜访”和“米舒卡”(指熊)做客，当时我们三人唯一的武器是一把板斧，站岗的人当然百倍警惕，手不离斧了。
　　谢世龙同志年令最小，为了照顾我们，他站头班岗，我和兰文秀同志先休息。我们和衣躺在冰冷的床上，觉得四处透风，根本无法入眠。怎么办呢?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起来在帐篷里跑步，跑热乎了再睡。我们从这头跑到那头，活动了二十多分钟。觉得身上有点热乎劲了，就赶快倒在床上睡下。刚刚朦胧入睡，就被谢世龙叫起来了，他神密地对我说：“不好、有情况：”我机警地问：“什么情况?”“你来，快跟我来，”他领着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帐篷西头。谢世龙用手指着说：“你瞧，这外边好象有什么东西，把帐围子弄得一起一伏”。我伸手轻轻贴在帐围上，忽闪忽闪地好象在外边有个庞然大物靠着帐围呼吸。我示意谢世龙赶紧唤醒兰文秀，准备迎“敌”。我们三人到齐后，我说：“不管它是个啥家伙，先给他点厉害瞧瞧”。他俩说：“中！”于是，我信手从谢世龙手中拿过大板斧，照准“呼吸”的地方“嚓”就是一斧子，只听外边“咣啷啷一阵响，我们三人同时笑起来了。真是神经质，原来是我们白天放的炉筒子，紧挨着帐篷边搁着，是“阿启洛”(指北风)唆使炉筒帐围联合起来戏弄我们。这场虚惊也不算徒劳。虽然没有消灭野兽，但这一阵山响，也能把野兽吓跑了。
　　已经折腾到半夜了，该换岗了，我叫他们去睡觉，我来站岗，他们躺下不到一个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下床二话没说，连蹦带跳弄得满屋震天响。这真是绝妙的御寒舞，连最高明的舞蹈家也表演不出来啊。就这样，我们三人跳一会睡一会，睡一会跳一会，直至天明。尽管如此，我们心中却是美滋滋的。非但不把它当成苦差，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这件趣事，现在追忆起来，心里还是甜丝丝的哩。
　　在伐木建点的日子里
　　吕凤翔
　　1968年12月22日，“五七”团筹建领导小组成立。在七星农场招待所办公。我当时在七星农场一队任革委会主任。事先有消息说要调我，但我没有要求。22日下午“五七”团领导小组成员纪长庆找我和谢士龙谈话。问我成立新点你去不去?我说：“服从分配，愿意去”。
　　当时，我所在的七星农场一队是机械化点。“文革”那样乱，一队工作和生产没受到大影响。职工还对我寄予希望，不同意我走。但“文革”搞乱了是非和人心，工作难以开展，我内心又想走。因为群众留恋我，马春祥等人串联不少人要到场部找领导挽留我。当晚，我做一队群众代表的思想工作一直到十二点多，终于说服了他们。第二天我告诉张野，工作做通了。23日下了调令。稍前几天，一队开批判会，有一个职工把三个孩子锁在家里。晚间着火把三个孩子烧死了。这项善后工作尚未做完，24日就报到了。25日对“三红四满意”的建点人员审查一天。
　　12月26日早8点左右，我们乘汽车从七星农场出发奔向138公里伐木点。随车拉的行李、锅碗瓢盆、三天的饼干(一个点给80斤)还有帐篷、冻白菜等。我们的伐木点是指挥部。刘振山负责全面工作，么万和负责宣传，我负责生产。我们这个点由三个队组成。集贤农场一个队，曙光农场一个队、七星农场一个队。下午2点多钟到达目的地。
　　伐木点是一片无边的次生林。我们在一个破地窨子处安营扎寨。下车后，部分人搭住处，部分人用大油桶搭炉子，部分人弄干技支锅灶。就地刨个坑，安上锅化雪水。
　　晚上6点多钟，第一顿野餐开饭，以后三天一直吃饼干，很多同志吃得拉肚子。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5周年诞辰，晚饭后在“屋里”开了庆祝会。然后在冰雪地跳“忠字舞”。我和程启良、刘恒友、一夜没睡。我说，咱们三个值班，劈木头、烧炉子、看火。深夜，数九寒冬，北风怒吼，唯有靠火取暖。我临走穿了一条新华达呢裤子，第二天一看前面全烤焦了。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其他同志都没脱衣服过了一夜。
　　第二天开始搭棉帐篷。第四天开始做饭。水是鱼眼泡冰下的，臭气熏人。每天烙干叶饼，熬冻白菜汤，后来弄点冻豆腐。
　　正式伐木开始，干部和工人一齐上。干部出发走在前，收工走在后，除了指挥伐木，还要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时刻注意不出事故。伐木队中青年居多，还有女青年。他们个个生龙活虎。归楞、拉锯、砍丫子都顶一个。扎个裹腿，在没膝深的雪地里干活。回来有说有唱，在雪地里跳哇蹦哇，有一股子“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劲头。
　　我就这样在伐木点干了一个半月。后来把我调回来抓生产。
　　记得有一次捎信给伐木点，让我和刘振山回来去富锦听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央领导讲话传达。我俩搭友谊建点的汽车，坐在大厢里。那天零下三十七、八度，到团部我俩冻得不会说话了。
　　建点初，这一带除了荒草就是树林，根本没有道路，交通十分不便，下连队都是背个包拉荒步行。
　　1969年，十三连女卫生员杜秀文，从场部取药回连。她背着狍皮和药箱，下午从团部出发，在途中迷了路，天黑了也没找到连队，结果在蘑菇园附近大林子里露宿一夜。当时天还下小雨，连冻带吓，回家病了半个多月。所谓连队也仅是几个帐篷搭在树林子背风的地方。
　　建点初期，除了盖房、修路，还有生产任务。1969年春，我在司令部生产股当参谋，管生产和机务。从伐木点回来后，就组织调小麦、大豆种子。到4月份，从友谊、八五二、八五三、七星农场调齐了小麦、大豆种子。当年种了500多垧地。
　　开荒也很艰苦。除了蚊虻成群以外，住了半年多帐篷。后来成立了兽医站，我们搬到那里去了。
　　有一次，我和齐玉恩副参谋长从十三连往团部走。时值深秋，小雨夹雪。只能沿着拖拉机走的荒草印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下午，到家棉袄棉裤都湿透了。
　　回想起伐木，建点的生活，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同志们吃了不少苦，有的得了病。建点先行者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才换来今天这样的成果。可见创业是多么不易啊!当然要建设、发展、繁荣创业农场，也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努力，只要奋斗，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五七”团组建前后
　　刘振山
　　1968年1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第三个年头。由于执行当时省革委主任潘复生“抓漏网走资派”的指示，对于干部迟迟不予解放。我在“文革”前任曙光农场监委书记、组织部长。当时还靠边站没有解放。
　　有一天，突然接到命令，工农兵宣传队管生产的通知我到三师师部开会。一个场去一个，曙光农场派我。我问什么内容，通知人说，开会就明白了。到三师师部才知道是组建新场的事。但我没想到能让没解放的干部参加，或许只是领会精神回去传达罢了。
　　师部会议后没让回家，接着到哈尔滨参加组建六个团的会议。根据毛主席“六、一八”批示，屯垦戍边的精神，在抚远三角洲组建几个新团。即六十一、六十、六十二、青龙山、向阳(前哨)、反修点。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刘副司令员、孙参谋长主持会议。开始决定由友谊、八五三、曙光、集贤四个单位合建“东方红”。友谊、八五三各建三个团，曙光、集贤各建两个团。方案报告省革委、潘复生、汪家道不同意铺这么大的摊子。指示先沿二抚、胜七路边建四个团(六十、六十一、六十二、青龙山)。原分工改变了。曙光、集贤两个场帮助七星农场建61团。“东方红”由友谊农场包建。三师牛副师长指示说曙光、集贤两个场帮助建“五七”点。(创业农场现三队原来叫“五七”连)。　　
　　兵团会议后回去汇报，曙光农场决定叫我带队。没有出发前规定12月25日进点。我带一台汽车(5号车、司机刘凤林、谭继样)30人左右。于12月22、23到七星农场找马金堂、张野。12月25日我带于长孝、宋保田、周长喜、宋迎春、徐殿忠、王培跃等30多人来到“五七”点。当时决定曙光建五连、六连、七连三个连。集贤农场建一连、二连、十连三个连。七星农场建三、四、九、十一、十三连。
　　当时五连由于长孝、宋宝田负责。六连由周长喜、宋迎春负责七连由徐殿忠、王培跃负责。
　　进点后，我和肖发、宋宝田等人负责伐木营建。12月25日我领十七、八个人到138公里、157公里伐木头。一个连建立一个伐木点。时值隆冬，大雪蒙地，支个帐篷，铺点草，升起炉子取暖。我们当时住人家修公路时住的马架子，用大苫布一蒙。炉子烧着后地下雪化成冰，鞋冻了，早晨起来穿不上。第一天去化雪水喝，吃带的饼干。第二天(1968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晚上在冰上跳“忠字舞”跳到半夜，衣服也没脱，就休息了。吕凤祥、兰文秀一宿也没睡。很多人冻得手脚抽筋。过几天安上了锅，有了开水喝，能做饭了。刨冰用锅化水。沟子里的冰化的水发红。有时渴了拿块冰在嘴里含着，或用大茶缸子装几块冰坐在炉子上化成水喝，吃菜是在家带的一些冻豆腐、干豆腐和咸菜。
　　这一年春节，我们是在伐木点过的。早晨起来伐点木头，家里给送的粉条、猪肉、豆油，炸麻花改善一下。当时没带酒，走好几十里地到60团点上买点酒。　　
　　1969年春天开化了，木头拉出一部分，是25团车给拉回来的。点上只留下几个人看木材带装车。
　　当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精神很旺盛，有那一股创业劲头。有热爱党和国家，建设边疆、开发边疆的思想作指导，并不觉得怎么苦。四、五月份，第四领导小组成立了，有马金堂、张野，我和鞠洪奎。7月齐玉恩、张恒仁来了。1970年2月朱德福、李良栋来了。第四领导小组干了一年，这阶段小组分工让我抓政治处工作。张恒仁来了以后我就管伐木和营建。
　　1969年当年开荒10万亩都播上了种。我们场和老场相比，发展速度相当快。但比在环境卫生、环场公路方面还有差距。
　　时光如水，十七年过去了。“火烧孟”荒原如今一派繁华景象。我42岁来建点，如今已近花甲之年了。这里的巨大变化我认为是党领导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力量。
　　1985年7月30日
　　从医十五年
　　赵福臣
　　我是1963年西安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东北农垦总局汤源医院内科，文革期间到创业农场。
　　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冲击着全国各条战线和各个角落，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当时我思想很沉闷、彷徨、徘徊，很想脱离这个现实，很想另找一个环境。苦于无能，就在此时我来到边疆荒野。虽然这里也开展“文革”后期的一些运动，但大量的实际工作是垦荒搞生产建设。空头政治和派性斗争相比之下少得多了，使得生活更有实际内容，精神上变得充实了。
　　我于1969年11月10日，冒着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和我的爱人到六十一团报到。卫生队负责人兰文秀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因为当时无家属房，隔两天我又把爱人送回娘家。1970年春天因我爱人要临产，才给半间北炕。当时很艰苦，只有6—7平方米的地方。
　　这支小小卫生队充满了活跃和团结气氛，有1958年转业军官，有农场老卫生人员，大部分是知识青年，还有一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他们的精神非常饱满乐观，深深地感染了我，焕发了我们的生命力。和大家一块劳动创建医院，共享劳动后的欢乐。
　　1970年卫生队组建，只有一栋砖房，四间房子。一间作门诊兼药房，一间作宿舍，一间作病房，一间作手术室。当时全场职工绝大多数是青年，病种单纯，发病率低，医疗工作很平淡。由于生活条件差，吃大井水，每年夏天大批患痢疾。1970年，我院办第二期卫生员学习班，我和齐振德负责讲课。1970年夏季，我参加两次外科手术。第一例是在荒原才降临一个月的小生命马纪平，患先天性肛门梗阻。因当时无麻醉师，大家信任我，委托我看台治疗病人，获得成功。第二例是三连老职工于振瑞由于外伤脾破裂，需要急诊手术切脾。当时我协助术前诊断处理，术中看台，获得成功。此后，我除做内、儿科工作外，还兼做外科、妇产科手术，麻醉看台监护病人。
　　我在内、儿科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70年抢救了荒原上第一例中毒性痢疾，1971年诊断了第一例麻风患者白宝金。1973年抢救了第一例休克型肺炎。1974年在无心电机配合情况下成功地诊断抢救了第一例心肌梗塞患者袁明清。十年来抢救了20余例有机磷中毒患者，其中重症五例，无一例死亡。1974年冬季，我带谢莉抢救100多例重症小儿肺炎，采用了输小量新鲜血液的方法获得成功，无一例死亡，全部康复。
　　参加卫生员培训工作，担任讲课共三期。总之，十五年来，我在创业农场医院工作，在领导的帮助和关怀下，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独立地开展了临床工作，使内科儿科诊断治疗达到县级医院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和国家的命运一样，获得了新生。1979年任命我为副院长主管技术工作。医院人员技术水平比建场初期明显提高。内科儿科能解决心、肝、肾、肺、脑功能衰竭。外科可以开展胃肠手术。妇产科可以开展子宫切除及剖腹产手术。五官科能开展一些外眼、耳内手术。口腔科能镶装全口牙。设有中医科、理疗科、心电、超声。放射科可以开展透视及拍片，检验科能开展各项常规、生化及部分免疫功能化验。开展的技术工作和设备，基本上具有县级医院的规模。我担任副院长之后协助院长兰文秀抓技术训练和业务水平的提高。1983年春天，我接任院长工作，当年年底被评为管局先进医院，我被评为场先进工作者。
　　回忆最初二三事
　　周世雄
　　1965年11月，我由密山分局到七星农场搞社教。1966年8月，王正林局长把邓灿(现省农场总局副书记)、马洪林和我，以及郑金跃、李晓民、李景山等同志，留在七星农场工作。我先在劳资科，后在文教科兼场直中学党支部书记。
　　1968年，兵团成立。25团(原七星农场)，让我担任机关协理员。1969年2月，纪长庆同志从“五七”团回25团找我征求意见： “你是否愿意到五七团去工作?”我说：“我不是三红四满意的干部，要我去干啥(说笑话)?”他说：“只要你本人没意见，我就坚决去找白政委(当时25团政委)要。”我说：“我的态度，既不要求，也不反对，组织上要我去我就去。”纪长庆同志和白政委吵了几次，终于批准了。
　　开始，三师(原抚远地区新组建几个单位都属三师管辖)让我带十三人工作组，先解决三连问题，然后留在“五七”团工作。我在三连呆了三个月。解放了干部，给职工邸财、吴贵良平了反，调整了班子，就撤出来了。
　　1969年7月，开垦抚远第四领导小组，叫我带领三个同志(孙展鹏、马继平、高淑兰)到七连搞初评。到七连不几天，徐殿忠指导员开车拉沙子，把拖拉机掉进四米多深的沙坑。连里议论纷纷，怎么处理?当即我了解了当班驾驶员和其他同志。他们说：连里车少，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开荒，一方面搞基建。今天这台德特54,无煞车，有毛病，就留在家里拉沙子，只有一个驾驶员。徐指导员怕停车影响工作，驾驶员有事他顶车作业。事情发生后，不到一小时，全力以赴，把车拉出来了，又没有影响工作(午休)。我和王培跃连长以及工作组的同志共同研究：给职工群众开庆功会，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