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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下序

第四十六章 建场话史

章下序


一、“火烧孟”地区的“五七”连
  “火烧孟”是创业农场所在地。是三江平原上的一颗明珠。“火烧孟”地区没有开发前,中国地图上就有它的名字。据考查,早在清朝就有人来此开荒。日伪时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开拓者,……因地势低洼交通不便,始终没有立住脚跟。
  “五七”连是六十年代末的开拓者。它是由毛主席“五七”指示而得名,也是历代一个又一个开拓“火烧孟”地区的最后胜利者。“五七”连,是创业农场先遣队,也是创业农场艰苦创业的尖兵。
  在这块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的平原上,历史上许多人向往着它。但却因遍地沼泽、交通不便,困难重重,都没有使这些人站住脚。
  东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它从北到南直线800公里,有荒地一僧多亩,素来被誉为“沃野千里”、“绿色长城”的称号,人参、貂皮、鹿茸是东北的三宝。
  三江平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资源,在祖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清咸丰10年(1860年)中俄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后,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朝政府为了进一步捍卫边境,到处立关设卡。并用各种方式招民垦荒。从此,闯关东的一批又一批地来这里采参、狩猎、种大烟。至今人们绘声绘色流传着的“火烧孟”、“麻花林”、“蘑菇园”,四通八达的“拉荒道等的故事,就是这些人在这里活动的确凿证据。但他们没有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投资,只能自给自足,或肩挑手提到二百多里外的富锦县等地,以物易物,生产生活极为困难。所以“火烧孟”的孟家据说开垦了许多地,拥有磨坊、油坊,最后被一把大火烧走了。“麻花林”里的店主和“蘑菇园”的主人,也只是自由而来,无影无踪地消失。
  离“火烧孟”70来里的七星农场,他们也早就看上了这块宝地。1960年3月20日,由场长王强,书记孙燕章,副场长张野,带领钟吉鑫、李增荣、张文宣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和老垦荒战士一百余人(女同志4名),乘着三辆大汽车,满载着宿营帐蓬、厨具、粮食,带着拖拉机、农具,投上了一个分场的力量,他们察看了“火烧孟”方圆百多里的山山水水,确定了建点位置。他们在“火烧孟”设立了分场指挥部和一队。二队在李木公岗(现十九队);三队在杨树林(现九队);四队在麻花林(现八队);五队在石砬山(现二十队)。建点方案确定后,他们就着手开荒种地,伐木盖房。尽管开垦了一些地,盖了一些房,但由于水灾,终于奉省农场总局指示撤出了。
  1968年4月,七星农场又组织了一个连的力量,由李德恩任连长兼书记,纪立民任副书记,顾宝才、苏景田任副连长,带了4台拖拉机和一部分农具,再次挺进“火烧孟”。他们吸取了以往教训,当年开了1500垧地,盖了十来栋土坯房,从此,站住了脚。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尽管新点没有开展“四大”,但也波及了一些人的思想。“五七”连初期一部分城市青年由于认识上的分歧,1969年元旦酿成武斗,甚至把集体宿舍 窗户打坏。老职工赵立超去劝解,以致屁股也挨了一斧。以后,老工人邱才、吴贵良被打成“反革命”“干部靠边站”,连队瘫痪。1968年七星农场先后派出两批工作组,都没有解决问题。1969年3月20日,又派出以周世雄为首的第三批工作组。通过学习,解放干部,给职工平反,使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1968年4月国家在“火烧孟”地区修筑“胜七”、“二抚”两条公路。根据毛泽东“6.18”批示,农场改兵团。在抚远地区组建了6个新团。中央军委批准兵团在“火烧孟”地区成立第六师(师部1969年秋迁至建三江)。各团在这块荒地上开荒、修路、兴修水利。从此。“火烧孟”地区的水灾和交通不便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1969年,61团在“火烧孟”地区组建。“五·七”连改名为61团三连。连长赵文明,指导员李立森。1977年以后,三队拨乱反正,屯垦戍边,搞生产责任制,抓职工福利生活。生产蒸蒸日上,年年盈利。曾荣获中央农垦部、兵团、省农场总局、管局先进单位。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在开发“火烧盂”地区的日日夜夜
  六十年代,创业农场在开发“火烧孟”的日日夜夜,他们不仅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伤人害畜的野兽斗。在这块千年沉睡的荒原上,有骇人听闻的苍蝇,蚊子和小咬;有“大酱缸”、有伤人、害畜的各种野兽。“火烧孟”古往今来,尽管吸引着无数的人们,但要真正在这里站下脚来,不仅要有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还要有“唯有英雄驱虎豹,更无毫杰怕熊罴”的勇士。建场初期,这里确有陷人的“大酱缸”,有伤人害畜的猛兽。这些猛兽经常出没伤人,肇事。建场之初农场曾下令“白天不准单人行走,夜晚不准离队”。
  这里,我们仅就创业农场人在建场初期,同伤人害畜的恶熊搏斗的事例,特记如下,以告后人创业之难。
  刘洪业打熊救妇女
  提到刘洪业打熊救妇女,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哩!
  1974年9月29日,这天正好星期天,武装部副部长陈大元吃完早饭,拿着镰刀去打烧柴。家里剩下爱人韩桂香和四岁的小女孩。
  陈大元刚出门不久,他们那栋房子就进来了一只三百来斤的大黑熊。秋天,地里苞米刚成熟,这只大黑熊,一大早祸害了地里的庄稼,又闯进了大院。它一进院,就大摇大摆地从东往西,悠悠乎乎地挨家挨户推门。
  韩桂香看着爱人打柴去了。她带着孩子,收拾碗筷,把孩子放到一边,关上门开始洗衣服。院子里进来了熊,她不知道,几个在院子里玩的小孩,见了这个油光水滑的家伙高兴得大喊大叫:“大猪来了!”“大猪来了!”小孩子又接着摸“大猪”(熊)的屁股。它对表示亲昵的小朋友竟冷冰冰地连撞带踩,伤了几个小孩。这时,那家伙又闯到隔壁姜庆魁家推门,正在吃早饭的小孩说:“来人了”。他奶奶走到窗前一看:“啊呀,大黑熊!”老太太赶紧缩回头,把门插上了。小韩仍然不知窗外事,一心埋头洗衣服。
  八点多种,小韩听到院子里的鸡被熊吓得“咯、咯、咯”惊叫,扑扇飞窜。她还是没有考虑院子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小韩开门倒水,也没注意院子里的情况。当她倒完水掉头关门时,似乎一个什么油光水滑的东西在她眼里闪了一下。她推门一看:“黑熊猫!”小韩立即关上门,可那个不讲客气的家伙,脑袋跟着挤进来了。小韩缩腿退至内房门,可那家伙接踵跟来。小韩力不称心,把孩子一脚踢在一边,顺手拿起炉钩朝黑熊脑袋打去。黑熊怒急,一口咬住了她的右手。小韩痛吓交加,大声惨叫:“熊猫来了!”这时,刘科长在家听到小韩的呼救声,就奋不顾身地拿着大斧冲出来。老刘刚出门就看到了这家伙,肆无忌惮地与小韩撕斗。但它后腿露在门外。老刘想:“见死不救能算共产党员吗?”他拿着大斧一个箭步跳到门边,抡起大斧朝黑熊左爪砍去。熊松了小韩,转身想逃跑,老刘又照它脑袋砍去。黑熊熊牙咧嘴地站起来,右爪拽住老刘的左肩。左爪子一下撕破老刘的脸。老刘为不让它再捞脸,不断摇摆着脑袋。结果背和左臂又被它抓伤了。尽管老刘被熊祸害得遍体鲜血淋漓,但他毫无畏惧,顽强地搏斗着。这时,老刘发现这家伙是一只雄龇,就使足全力,用右脚照准它睾丸猛踢一脚,迫使它在疼痛中松开了爪,老刘这才逃脱了熊口。院子里,还有几个天真活泼的小孩,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老刘第二次冒着生命危险,用棍子捅了黑熊一下,使这个焦头烂额的家伙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向西一瘸一拐地溜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才走了不到20米,就跌倒了。弹药库保管员颜崇新,得知熊进村伤人的消息。立即拖出两条枪,直奔房上,把这家伙结果在苞米地里。从此,刘洪业英勇打熊救妇女和颜崇新机智打熊的消息,群众奔走相告,传为佳话。赢得了全场同志的赞扬。
  孙殿凤激战黑熊窝
  1971年尽管到了阳春三月,但北大荒仍然是冰封雪飘,一片银装素裹、冰雕玉砌的世界。七连党支部,为了加速新点的建设,确定由孙殿凤排长负责,率领28名战士到182公里伐木备料,并要求化冻前,完成千米任务。
  塞北的三月,还是象隆冬一样,凛冽的西北风,扑在脸上,象无数的针尖扎下来,真是寒冷刺骨。七连采伐的同志,他们忠于职守,住着帐篷,吃着死面饼,风餐露宿。每天眉毛、胡子上都挂着一层洁白的霜花,他们仍然情绪高涨,日夜奋战。
  有一天,他们想另换伐木场。排长带领几名同志,到处挑选林场。当他们走到离工地不远的地方,发现了熊脚印。孙殿凤想:“即有脚印必有物”。如果不查清,消除这些障碍,不仅影响大家安全,也会影响生产情绪。于是他们跟踪追迹,走了不远,果然发现一个大洞。通过侧面窥测,发现洞里还有熊。孙殿凤想打,其它同志意见在时间、武器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不宜急动。孙殿凤看看天,也感到风起日斜,就放弃了当天打的念头。
  晚上,孙殿凤把发现熊洞的事给大家讲了,大家很感兴趣。于是决定明天去打。  
  第二天,孙殿凤挑了徐尚军、徐克俭、袁喜洋三名同志,带了两条枪、两把斧、九发子弹直奔黑瞎子洞来了。开始对洞里的情况不清楚。孙决定:持枪先打,其他三名同志隐蔽在洞口两侧,随机应付情况。枪声一响,立即跑出来一只七百多斤的大熊。因为它负伤过重,跑了不到20米远就跌倒了。孙殿凤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家伙,又推上了一颗子弹。一会儿,这家伙腾空跳起,张着利爪恶狠狠地捕向孙殿凤。这时,孙也作好再次搏斗的准备。当它腾空跃起的一刹那,孙又给了它一枪。大黑熊应声栽倒了。孙刚回头,但洞里还在咕咕隆隆的,大家看了毛骨悚然。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也只能原地不动灵机应战。孙殿凤看到刚露头的三百多斤的家伙,又随即给了它一枪,把它撩倒在洞口。当孙伸手拖时,洞里又起了一阵喧闹声。大家互相埋怨:“做事不思后果,调查不细致。”一会儿,又从洞口挤出来了熊头,孙殿凤摸摸口袋,子弹只剩下一发了,他顺手接过袁喜洋的斧子,一斧把那四百多斤的熊砍得头破血流,立即死亡。究竟洞里还有没有熊?心中没数,不过谁也不敢退却。不一会又露出一个熊头,孙殿凤又照准它脑袋一斧。但他用力过大,斧一时拔不出来。孙和垂死挣扎的熊,在洞口一上一下,形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斧拉锯战。熊在洞里嗡嗡怒吼,其他三名同志看到这情形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孙殿凤想:“斧子是我的自卫武器,决不能让它带走。”最后,孙双脚蹬住洞口高地,用全力拔出大斧。不久,带着重伤的五百多斤的家伙一古脑跑了。孙殿凤舒了一口气,大家看到洞空狼籍,仰头一望,夕阳西下,就地休息了一会,纠缠他们的疲劳一扫而空。这时家里的人闻讯赶来。他们看到胜利的果实,喜笑颜开,犹如景阳岗打死了恶虎。大家前拉后拥,拖着这四个家伙,一路走着走着,天空收尽了最后一丝晚霞,夜幕徐徐降临。远处起伏的山,近处的枯枝野草都模糊不清了。这时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暗,被雪覆盖的道路逐渐模糊了。他们嘘了一口气,望着桔红色的晚霞,带着胜利的微笑。在帐篷里吃着咸菜,自斟自饮地喝了满满一瓶白酒,吃了几块硬棒棒的死面饼。孙殿凤心潮起伏,躺在被窝里懊悔自己不该让那只被自己砍了一斧的家伙跑掉。
  第二天,大家还在沉睡中,孙殿凤醒来了,把徐克俭、徐尚军、袁喜洋叫起。他们又带了两条枪,两把斧,跑到昨天那个激战的地方。他不慌不忙,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着。其他三人也悄悄地潜离他只有10米远的距离,紧紧跟着,暗暗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最佳进攻的机会。不一会,孙殿凤又发现了昨天受伤的那个家伙,它正在耐心地用腥红的舌头舔着流出的鲜血,凶残地远远地盯着他们。孙殿凤停止了前进的脚步。他默默地想:“它还活着。”他凭着昨天后悔憋出来一服劲,砰!砰!给了它两枪。其他人又赶上给它两斧,那个家伙终于扑倒在地,脑袋和嘴巴被子弹炸飞了。
  孙殿凤在徐克俭、徐尚军、袁喜洋的配合下,激战黑瞎子窝,一举扑杀了五只熊,为民除了害。当时被人们誉为“英勇打群熊的好汉”。
  (以上为周世雄作)
  我们的战士多可爱
  曾记得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冰雪刚融化。我带着一队兵团战士,去一连大草地打草盖房子。途中,经常遇到“敌人”阻挠: 一会“敌机轰炸”;一会前方200米处发现“敌人”。战士们都机灵的处置了每个“敌情”,动作是那么认真:“敌情”观念那么强。
  到目的地后,我简短小结了行军情况后,接着作了动员。我问大家:“有没有决心完成打草任务?”“有!”一个个声音是那么坚强有力,那么乐观。到中午时,连队送去了午饭,吃完饭后,战士们坐在荒无人烟的大地上唱啊!跳啊!寂静的大荒原,一时欢腾起来!尽管初春寒气袭人。但是,我们的战士各个兴致勃勃,创业的激情在胸中燃烧。
  “同志们,开始干啊!”大家又投入到紧张的打草中,战士们打草是那么认真,动作是那么灵活,速度是那么快。到战士们打草处一看,都在250捆左右,超额完成了任务。有的裤子湿了半截,鞋灌满了水,走起路来,鞋里咕噜咕噜地响。有的手打起了血泡。没有一个叫苦的。有的带病坚持工作,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不怕蚊虫咬,不怕凉水冰,献身农场建设的高尚品质,使我永远难忘。我心里不禁赞叹道:“我们的战士多可爱啊!”
  (陈大元)
  话务员的创业精神
  话务班1969年初到1984年已有十六年的历史了。有意义的岁月已经流逝。回想起兵团时期话务员的工作情况和每一个话务员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69年底至1970年,从连队调上来的话务员都陆续到齐了。五名姑娘平均年令17岁,脸上带着稚气。当时全团的通信电话线路都要从新架设。那时外线人员架线任务重,领导让话务班除了完成好接转电话任务外,还要承担团机关和团直属单位电话线路的巡修检查,有时从话务班抽出人架线。
  这给话务员提出一个新要求,要排除线路故障先得掌握上杆的要领。能在杆子上处理混线,断线故障,达到在杆上独立作业的要求。
  这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上8米线杆需要决心和勇气、体力和胆量。
  记得,我第一次和王云亭带上7、8斤重的脚扣查加工厂的线路混线故障时,因女同志的脚小,穿脚扣部位的皮带松,我们的脚扣皮带紧缩到最后一个眼,才能勉强穿在脚上,一点一点地试探性地登杆。如果精神稍不注意脚扣就要掉下去。当时上杆的情景是心慌。上到3至4米高时,心跳得历害,闭着眼睛不敢往下看。同时两手紧紧地抱着线杆,不敢上也不敢下,真是进退两难。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脚扣从杆上滑下来。
  外线初建时,团直单位和机关的线杆大部分是8米长的松木杆。每次从杆上滑下来,两手和手臂都会留下一道道的伤痕和一根根木刺,可大家没叫一声苦。
  话务班长王云亭从杆上滑到地上,看到木刺划破的手臂,两眼含着泪水,还带着笑容风趣地说:“别看这次滑下来,你们男同志能爬到杆顶作业,我们女同志照样能上电杆作业。”就这样,五名同志不畏辛苦轮班勤学苦练,都熟练地掌握了上、下杆技术。她跟线务员一样身背单机,手拿脚扣巡修线路。每次查线路故障归来时,都自豪地唱着: “我们是红色女话务兵,头代耳机、手拿塞绳,传达战斗的号令,报告着胜利的喜讯,啊一叮呤呤在这遥远的边疆,心向伟大的北京,为祖国当好传令兵”。
  这歌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记得在架设从团部到十七连的电话线路时,战玉霞、王云亭、吴丽丽三名同志负责放线工作,她们抬着120斤重的放线车和铁线,在荒草地里踏着高低不平的蚂蚁楼子放线,稍不注意就会绊倒。但她们不顾这,绊倒了站起来继续向前放。
  1971年8月的一天,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瓢泼大雨,架线的同志都被大雨淋透了。三名话务员没有地方避雨,全身湿透,仍然开着玩笑。回忆过去通信建设和现在通信电话线路已联成网路的业绩,话务员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