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计财发展概况


　　自1958年3 月农场组建的第一天起，为筹集资金，反映本企业生产、建设资金运动的全过程，及时组织反映供、产、销各环节中所需资金结算、生产费用、成本、成果的记录、核算情况，保证农场内部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在创建的开端，由密山铁道兵农垦局抽调陈钧随第一批建场的转业官兵进点，5 月份由5 人组成的经理科成立，主管全场计划、财务、物资及粮食四项业务。当时农场下设临时建制的五个大队，经理科主要任务是积极筹集组建阶段中的一切物资和钱财。因当时财会人员缺乏，6 月初从老农场调入了11名佳市农经校毕业的会统专业人员充实总场经理室和下属各大队，当年8 月农场体制确定为三级管理，总场、分场两级核算。为适应管理需要，经理科改为财贸粮食科，总场以下的原有5 个大队改为5 个农业分场，下设15个农业生产队，1 个渔业队。分场核算组由主管会计、结算会计、出纳员、统计员4 人组成。为健全两级核算组织，从转业官兵中选拔了有财会专业知识的人员充实到财贸粮食科和各分场核算组，使财务管理和核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当年全场财会系统共有56人。
　　建场第一年，全场统由财贸粮食科核算生产、建设投资的收支和费用成本，分场为报帐单位，只进行简单的财务收、付业务和发放职工工资，月终向总场报帐。截止年末，国家给我场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总投资达663.2 万元。当年完成开荒220,925 亩，新建房屋15，800平方米，拥有拖拉机102 台，收割机10台，其它各种农牧机械252 台，运输设备43台及部分动力传导和修理没备。
　　当年创业是完全没有正规建场设计，距离交通干线数百里，生产、生活物资毫无保证的情况下，靠大批转业官兵进军这片低洼沼泽荒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开荒和初步布点的重任。当年经营亏损20.9万元。
　　1959年开始，5 个分场正式展开全面财务核算，计算经营盈亏。生产队会计、统计由各队自选有文化的同志担任。到年底全场共有核算点31个。这一核算体制直至1963年初全场经济管理体制调整才改变。
　　在1959年至1962年的四年中，由于农场处在创建初期，又加自然灾害较多，管理体制变动大，人员变动频繁，加上国家正处在三年灾害，经济困难的调正时期，基本建设投资压缩，4年累计国家给我场基本建设总投资只有61.28 万元，是1958年一年总投资的十分之一。加上场县机构大合大分，给我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0 多万元，上述是我场当时生产建设发展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4 年经营累计亏损591.1 万元。
　　如果说这四年没有场县合分，农场给公社退赔，场部搬迁，如果建场前有正规的初步设计，而避免后期的组织、体制大调整发生的损失，经营就不可能出现亏损。其中：
　　1、场县机构合分，场部搬迁，损失金额达320万元左右。
　　2、场县分家，农场退赔给同江三大公社的财产达120多万元。
　　3、农场初期不合理的组建，四，五、六3个农业分场撤点损失额达120万元。
　　4 、虽然1958年抢好天气开了22.6万亩荒地，但由于我场地处低洼、沼泽地带，在完全没有排水设施的情况下，第二年只有33% 的开荒地能够耕种，其余全部泡在水里，不得不全部扔掉。加之在同江建点开荒3.4 万亩，都无偿给了公社，两项损失达40万元左右。
　　仅上述四大原因给我场带来的损失总额在600 万元以上，再加上抗灾能力差，管理跟不上，技术力量薄弱造成农业产量低，致使四年经营欠佳。
　　1963年，为扭转过去动荡亏损局面，在经营管理体制上作了全面调整和整顿：撤销分场建制，变三级管理两级核算为两级管理、两级核算。总场以下设8 个农业生产队，1 个畜牧队，1 个园林队。总场财务科全面核算生产收入、费用、成本，计算盈亏。生产队为报帐单位，只核算作业成本，不搞业务核算，全场会统人员也作了大的调整，抽调原三个分场级主管会计充实计财科。经过调整和改变核算体制以后，不但业务人员素质比过去高，在业务核算管理、经济分析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加强。当时农场场长李万宝很注重经营管理，经常抓开展全场性经济活动分析，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各级领导经营水平的提高，使当年经济效益有了明显好转，从这一年起至1965年三年迈了三大步，经营亏损都比上年成倍减少，逐步恢复了农场生机，为后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6年是我场经济兴盛的开始。从这一年起，普遍推行“包定奖”办法；打破工资级别，实行按劳取酬；核算到班组，到人头。这种承包形式的实施，大大激发了全场职工的生产和爱场理财的积极性，当年的生产总收入达到573.1 万元，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经营最好的七队，粮豆单产超200 斤，盈利超10万元，全场职工平均每人盈利130.01元。
　　1966年底，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包定奖”一开始就遭到批判，但因当时的计酬方式尚未宣布改变，群众还保持着一定的生产热情，生产管理、经济核算尚能维持正常。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各项生产和管理的正常进行。1967年，从年成上来说比1966年好，播种面积多播了 22,030 亩，平均亩单产比上年提高75斤。由于受到运动的干扰，各项管理制度失灵，因此这一年的经营结果只盈利36.8万元，盈利水平与上午相比降低了22.85%。
　　十年浩劫是一场灾难，给我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这场灾难中，财务系统的领导和部分财会人员也遭到冲击，业务建设只停留在收支记帐的水平上，根本谈不上核算。
　　1968年，我场开始接收京、沪、津、哈四大城市青年570 名。这一年是我场组建十年中的第二个丰收年。各业总收入达到了787.4 万元，收入比上年增长5.7%，比1966年增长27.2% ；支出达722 万元，比上年增支32.1万元，增支幅度4.45%,比1966年多开支238.7 万元。增支的原因：一是接收青年增加工资支出和其他费用达34万元左右；二是企业一切管理受到冲击，不应有的开支扩大。要是没有这两种因素影响，按1966年正常经营计算，这一年经营盈利完全可以获得200 万元以上。
　　1969年，农场正式改为生产建设兵团，随着体制变化的需要，农场计财科改为供应股。财务管理与经济核算实行团、连两级管理、两级核算。连队由原来的报帐制改为全面核算收、支费用、成本及办理对内的一切货币结算等业务，对上编报完整的财务报表。一切对外结算通过团供应股，不办理对外的采购业务，在银行不设生产存款户，一切收入全部上缴，支出通过拨款。
　　团供应股统办一切对外的经济往来业务和在银行开设存款帐户，对上办理缴拨款，编报企业的全面计划、予算、决算。对内则通过生产财务计划、报帐及报表审核和财务检查的办法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随着财务管理机构和核算办法的改变，财务系统的力量配备也相应加强，全场由上年的19个下属报帐单位增加为30个核算单位。全场会统人员达到99名。这一变革对当时的财务管理和核算工作有所恢复和加强，对改善经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9年是我场管理体制大变革的头一年，也是接收城市青年最多的一年（当时接收城市青年3,047 名）。这一年正值中苏边境紧张的最高峰，地处边境前沿的我场，为配合总形势需要，总场机构及附属单位，部分生产厂开始后迁，人、财，物三力投放也偏重战备需要，这是当年总支出比上年多花Z03.3 万元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才出现当年经营亏损159.9万元的后果。
　　1970年，我场变成团、营、连三级管理、两级核算的体制。年初为加强业务建设，供应股于三月初主办第一期财会人员业务学习班，由李明武、于存海、郭文光三人授课。经过20余天的学习培训，贯彻了各项财务制度、标准，统一了全场的核算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场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这一年起，二队、七队等少数单位为配合战备，搞好生产，冒着挨批判的危险，在本单位全盘实行了班组核算，恢复了成本登记。这个带头大大促进了全场财务管理和核算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扭转了当时管理的混乱状态，改善了生产经营管理，使战备紧张之年的经营能获利76.9万元。
　　1971年至1974年，是我场大开发建点的第二个时期，耕地从 28.1 万亩，扩大到49.8万亩，生产点比1970年增加29个，新建四分场。四年间，耕地平均每年递增12.14%，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财力、物力缺乏，新增设备有限，原有设备高度分散，技术力量和生活建设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加上“文革”的混乱局面和指挥上缺乏科学种地的态度，致使各种比例失调和指挥上的失误，整整打了四年广种薄收的消耗仗。四年平均亩产不超过100 斤，其中1971年大豆信物遭受严重早霜灾害，6.2 万亩大豆亩单产只96斤。而且绝大部份是不成熟的青豆。灾害给农场带来了亏损。1972年，团址和直属单位再次大动迁，加上当年秋涝（10月上旬总降水量85.6毫米）影响，使经营利润很少。1973年的严重春涝，加上指挥完全违背自然规律，时值6 月还强行命令播小麦，强播的30.6万亩小麦亩产只有34斤，是下种量的1.5 倍。由于强播小麦延误大豆到六月三十日才完成11.4万亩的播种面积。大豆单产只有26斤，造成全年亏损821.2 万元。1974年虽也遇春涝，但就整个生产周期来说应算正常年景，粮豆平均亩产达到146 斤。是这一发展时期单产最高的年份，但由于上年灾害影响，全部种籽、口粮靠外调，因而费用开支大，影响当年经营成果，收支相抵略有亏损。
　　这四年的核算工作，在1970年初刚刚有秩序地进行的时候，同年中期又受到一场极左的“清经济运动”干扰，使全场绝大部份经济工作人员都遭受到灾难。整个财务管理和核算工作由高潮转向低潮。1973年起，五队等个别连队开始实行月薪日计和评工记分制。因运动干扰，这一取酬制也仅仅流于形式，对生产和经营管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我场也同全国一样，各项管理都进行了整顿，恢复了一些关键性的制度、纪律，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向好的方面发展，当年收到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这一年粮豆平均亩产虽然只有138 斤，比上年还低8 斤，然而经营结果与上年大不一样，扭亏转盈额达124 万元。
　　1976年是“四人帮”横行最猖狂的一年，我场也同样受到极大的危害，当时谁抓生产，就会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一切制度、财务开支标准都被说成是“管、卡、压”，都要受到批判。总之一切生产、管理都无法正常进行，致使当年经营效果很差。
　　1977年开始，生产建设兵团改为农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是我场第三个大发展阶段，6 年中新增耕地29.9万亩，新建五分场，共8 个农业队，当年完成开荒面积75，000亩。1978年新开荒157,567 亩，两年新增开荒面积达23.2万亩。这一大发展阶段完全是在国家无投资，完全靠企业自筹资金的情况下进行的。又由于企业“元气”大伤待治，很多方面需要逐步巩固发展，一时的速度加快，给经济上的压力加大，出现了暂时的不平衡是难免的。1978年有4,863 名青年返城，仅工资、路费、汽油运输费等项支出 190万元。七千多名职工调资增加工资支出40万元，因此1977、1978两年经营效果不佳，是由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的。
　　1979年以后，我场全面实行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经济管理体制，全场拥有核算单位116 个。我场为开创新局面，在这几年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恢复和建立健全各项经营管。理制度，认真落实有关经济政策，打破“大锅饭”，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解放思想，放开经营。
　　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计财科为恢复企业元气，发展大好形势，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抓紧完成会，统队伍调整，配齐全场各单位的核算班子，加紧进行业务培训和业务考核。1977年、1978两年利用四月份空档时间，组织全场在职会统人员进行短时间的业务学习，用老会计带新学员的办法，1977年培养了21名新会计，1978年培训了42名新会计学员，14名新统计学员，同年4 月还选10名年轻的在职新会计参加管局财会班深造。这两年间还对财会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和基础理论考试及工作考核达3 次。1979年初，为顶替返城青年工作。又在全场招考25名会计学员和22名统计学员，进行短期专业培训，然后分到有老会统人员的单位代培。8 月份，在职业中学开设了会统专业班，选拔52名初中毕业学生，用两年时间，比较系统地授完会统基础理论和业务知识及高中文化课程。这批学员经过考试，基本达到会统专业水平，于1982年3 月份分配工作。
　　截止1982年，全场拥有核算单位109 个，在职财会人员275 名，统计人员128 名。1977年至1982的六年里，共办全场性的业务学习班21期，进行技术业务考试、考核共5 次。应急而招录新生培训输出五批110 名。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场会统队伍形成了一个较强有力的管理体系，人员的业务素质也大大提高了一步。在全场会统队伍中，经上级全面考试、考核合格，授予有技术职称的有144 名。其中：授予会计师的3 名，助理会计师14名，助理统计师2 名，授予会计员的 73 名，统计员的52名。在人员配备方面，计财科拥有12名工作人员，各分场级会统配备4 —5 人，生产队级配备4 人。
　　第二，为纠正“文革”造成的管理混乱状态，狠抓了恢复、健全各项财务管理与核算的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各项财经政策、法令，使其工作循之有责、照章办事。实行严格的财务报审制和报表制。加强财务监督，每年最少进行一次全场性财经纪律大检查。
　　第三，从1977年开始，全面实行班组核算，成本核算，使计划管理、业务核算、统计核算工作都得到加强，都能按正规要求开展工作。广泛开展班组核算分析，成本费用分析。全场性的大型财务、统计分析会。每年都在3 月、8 月左右，利用总结会搞两次（即预计分析和决算分析）。
　　第四，大力推行会、统工作标准化，全场的帐户、帐簿设置。科目使用、凭证装订、保管、记帐规则、报销标准、报表编制等业务，每年初都利用大会讲解，要求按国家规定的“会计人员工作规则”办理业务，登记财簿和编报报表。每年全场性财务大检查中发现有违纪行为和不符合“规则”办理的业务，都及时认真地作了处理，及时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1982年10月，农场总局授予我场计财科为垦区先进单位。授予我场5 、6 、12、17、36等5 个队为先进核算组。这5 个单位的会计：张豫龙、宋家祥、曹淑忠、王英华、谢喜云为先进会计。1982年，我场统计工作成绩显著，是全总局的授奖单位之一。
　　第五，要求会统人员参予生产管理，大胆提出管理中的问题，当好领导的参谋。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越来越多的会统人员被单位所重视，一部分会统人员被提升到单位领导岗位上，计财科为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和核算办法，针对全场经营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每年都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若干具体问题。积极参予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工作，审核各种经济合同。计财科为了方便领导和各部门指挥、分析、研究、生产、建设决策的需要，由专人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将全场26年来的农、林、牧、副、渔、工业，交通，水利，气象、财务及建设投资等许多种资料指标，全盘搜集汇总成册，可随时提供各种有关经济资料数据。同时，计财科从1978年起，做到了每年3 月份左右，就可将农场上年的全部经济资料汇印成单册，分发给总场领导和部门、公司、分场。这项工作深受管局业务部门赞扬和好评。
　　第六，为充分开发利用本地区资源，使各项生产、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向高速度、高效益上平衡发展，有秩序地进行，从1977年开始，我们注重了对年度计划、长远规划编制的考查、论证及落实等方面工作。1982年，我们着手编报的“六。五”、“七。五”和到 2000 年的长期发展规划项目，用了近两年时间，经过多方面考查，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后，一一按期提报。年度计划以长期计划为指导，结合各年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编制实施，从而克服了计划管理上的混乱和建设上的盲目性。
　　1979年，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年不变的“财务包干”办法以后，打破了企业长期吃国家“大锅饭”的依赖思想，农场经营活力和压力都相应增加。经济责任制的实行，各项经济政策的兑现，对调动和保护职工关心经营管理，促进各项生产发展起到为保证作用。1979年至1982年四年间，除1981年遭受毁灭性涝灾不盈利外，其余三年虽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灾害，但年年经营有利润。职工年平均创造的产值和职工个人收入年年都有提高。
　　1983年，在经济责任制逐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比较健全的有利‘条件下，战胜严重春涝、秋涝和虫灾，花大力气搞增收节资，转预计亏损177 万元为盈利63万元的好结果。
　　到1983年5 月，勤得利农场创建已经26年了，本场历年的经营情况，资金运用、建设投资来源及使用等明细数据列表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