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忆录
回忆录


　　　　　　　　　　　　 王震部长关心勤得利建设
　　　　　　　　　　　　
　　曹实进京
　　
　　1958年，根据王震部长的批示，派来转业官兵，在抚远县勤得利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型谷物农场——八五六农场（即勤得利农场前身）。当时批示建场规模是五万垧。到同年五月，我场由铁道兵农垦局转交合江农垦局管辖。上级指示我场要压缩规模，由原计划的五万垧面积，压缩为二万五千垧。为此，我场副场长曹实，同经理科科长秦兆琪一同进京，向王震部长汇报工作。
　　曹、秦进京后，住进了农垦部招待所，当天即同王震邵长的秘书进行了电话联系，要求面见王部长。秘书将情况汇报给王部长以后，王部长便通知第二天下午在部长办公室接见。
　　第二天下午，曹实和秦兆琪按时来到部长办公室，王震部长早在等候。一见面热情地让座让茶，并拿出高级香烟招待曹、秦两名同志。王震部长聚精会神地听完曹实副场长的汇报后，批示说，“规模一定要压缩，草原腹地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上。”当曹汇报说，人员缺乏，特别是缺干部，科室干部在第一线任职时，王震部长当即表示：“人员给调，干部很快给调齐”。王部长请曹、秦回场后，代表部长向大家问候，勉励大家要发扬南泥湾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扎根边疆，建设好农场。
　　曹、秦回场后，果然在六月初，上级派来了少校李国志任农场副书记。六月末又派来了预七师中校团长郭茂连任场长兼党委书记。七月初，上级又派来了预一师丁元善、孙鉴相，张向玉、张绪、万开敏五位大尉来场，分别充实到五个分场做领导。接着，少校周培然、孙庆文及王宗泽等来场任职，至此，农场各级领导层已基本配齐，形成了建场初期的指挥系统。
　　　　　　　　　　　　　　 王震部长视察勤得利
　　
　　1959年5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王震部长在合江农垦局副局长李桂莲的陪同下，由佳木斯乘船来到勤得利视察。由当时在场的李国志副书记陪同到农场办公室一栋条件很差的草房看了看。王部长对广大转业官兵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站住了脚，开出了地，极表称赞。下午六时许，李副书记同农业科科长姜丽泽来到王震部长乘坐的专船上汇报了农场工作。当汇报到由于当年雨水过大，农场没有完成麦播计划，四分场各队由于道路不通，三分之一的拖拉机跑运输，还满足不了生活用品的需要时，王震部长审视着农场地图，把手一挥，说：“四分场草原腹地生产队，可以压缩回来，先沿山发展嘛！”并责成李桂莲副局长下船亲自查看，酌情处理。
　　王部长这次视察勤得利，还为农场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后来，李副局长遵照王震部长的批示，乘爬犁到四分场各队亲自调查，了解情况。回局后做了研究，批示我场撤出草原腹地的生产队，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根据曹实、秦兆琪，李国志、姜丽泽回忆整理)
　　　　　　　　　　　　　　　　 难以忘怀的往事
　　
　　 建场初期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我们从佳木斯乘船于七月一日到达了勤得利，下午两点钟，我们一家三口坐着来勤得利拉粮的爬犁，足足走了三个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三大队。
　　那天，天气不太好，蚊子、小咬非常多，我们只好坐在草棚子中的蚊帐里吃晚饭。就这样，那可恶的小咬还是偷偷地钻进了蚊帐，把孩子咬得哇哇直哭。
　　当时，我们的小建忠是三大队唯一的一个孩子，同志们都很喜欢他，把他当成了小玩艺。一下班，就你抢我夺地争着抱他，逗得满草棚子里充满了笑声，使大家忘却了一天的疲劳，增添了生活的情趣。
　　那时，几户合住一个草棚子，中间用席子一隔。做饭就在外面挖一个坑，安上锅就行了。大家相处得十分和睦。
　　记得在离我们草棚子两米远的前边有一个大帐篷，里面住了二十几名机务人员。我从街津口买来的两只母鸡，经常跑到帐篷里去找食吃，有时可能也下蛋。每隔几天，机务同志们就给我们送来一小盆鸡蛋，说是从他们被窝里捡来的，物归原主。我说要他们留着吃，他们开玩笑说：“如果再不给大嫂送回来，可能老抱子就要领回一窝小鸡了。”回忆起那时的生活，尽管环境艰苦，却和睦、乐观、有意思，总有一种留恋之情。
　　十月份，新房盖起，我们搬进了新房。所谓新居，是一栋用草坯子砌成约二百平方米的房子，中间是一个长条走道，这是公共厨房。两边分十六个小屋，共住我们十六户人家，后来称为“十六户”。我们这“十六户”人家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西、贵州、四川、江苏，湖南、黑龙江等十二个省份，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相会不易呀！做饭时由于厨房窄，大家互相轮流做或合做，邻里相处，亲如一家。尤其每到晚饭后，大家集中到门庭有说有笑，描绘着蓝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有的同志说：“咱们可真是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很珍惜这有意义的大家庭生活。
　　修建“三八”水库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农场也不例外。刚刚建场，到处需要人，活干不完，地要开垦，房子要盖，路也要修建，真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
　　可是，在我们三大队的东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泡子，是我们通向勤得利的必经之路。那时的运输工具就是拖拉机拉爬犁，每次过那个大泡子都是提心吊胆沿边走，一不小心就连人带车掉进去。有一次拖拉机带着爬犁去勤得利拉粮，回来由于天色较晚，结果一下掉到了大泡子，不但粮食掉了进去，而且机体也进了水，费了好多人力、物力才弄出来。
　　我们三大队的全体女同志决心组织起来，利用这个大泡子修个水库，加固这条路，使东、西交通畅通。入冬后，分场领导批复了我们的报告，我们就动工了。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妇女，尽管工具简单，只有铁锹和土篮子，挖冻方得出大力，但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娘子军什么困难都不怕，为建设新家园，拼命地干，挖的挖，挑的挑，抬的抬，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我们里面有云南、四川、贵州的女同志，她们很能干，二，三分钟就能从两米多深的坑里挑土上来，而且每天一挑就是十几小时。同志们怕她们累坏了，抢她们的担子换换，她们执意不肯，劳动中处处体现了互相关心，抢挑重担的好风尚。
　　由于大家目的明确，干劲足，进度很快，在全分场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表扬了我们，我们心中非常高兴。后来，分场王书记亲自到水利工地看望我们，他见我们数九寒天，身不着棉，却挥汗如雨，很赞佩我们的精神，当场提议，为了纪念全体女同志修建水库所做的贡献，将此水库命名为“三八”水库，它就是现在八队的“三八”水库的前身。
　　怀念女排长
　　
　　从我参加工作后，最使我敬佩的是我们的排长。她的名字叫白宝珍，贵州人。个子不高，但很能干，也爱说爱笑，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同志，胆子很大，好象什么也不怕。她比我大一岁，现年应该是48岁。因为她比我大，又是排长，我是副排长，所以工作中，她时时处处照顾同志，上山割条子，她总是让别人少扛点，可她却比谁扛得都多。我们也不示弱也再多扛点，见此，她就加快脚步，跑到我们前边，然后再返回来接我们。她说在前，干在前，象老大姐一样关心我们。她是我们妇女排的主心骨，是我们的好带头人。关键、危险时刻她冲在前。
　　有一天，我们上山砍柴，一定要路过“三八”水库。当时水库上没有桥，只有一根活动的园木头，大家一看都很胆怯，谁也不敢过。排长一见，挺身向前，让大家不要动，她先过去。她勇敢地踏上木桥走了两步，由于园木滚动，她一下掉到了水里，大家把她拉上来，她浑身上下的棉衣都湿了。春风刺骨，衣服见风就冻硬了。大家催她快回家，否则要冻病了。她起身跑回了家；我们刚到目的地一会，她换了一身衣服又来了，就跟没事一样。她就是这样，什么冷啊，热啊，苦啊，累啊，什么都不在话下。好象天底下根本没有她克服不了的困难，走不通的路。
　　但是，由于她的粗心，后来失踪了。我和姐妹们都为她的死而痛心，至今仍很怀念她。
　　那是一九六O 年的春天。她爱人陈光忠调到总局肉类联合加工厂工作。她在分场养路队，我在分场二队工作，接触的时间少了，但屋住的很近，常见面。她家中有个婆婆，两个小叔子，一个弟弟和一个吃奶的孩子，男人不在家，家里的事全靠她承担。一次不小心，她小叔子被牛车压坏了腿，她带着吃奶的孩子将小叔子送到了勤得利。回来时，由于路不通，她背着孩子坐船到街津口，下船后，从街津口步行到老三队，此处需走十几里的山路。当时天已经黑了，她背着孩子还是大胆地走了。但她没有回到家，此时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从医院回来了，住院的小叔子也不知道她没走到家。直到她爱人陈光忠回家探亲，才知道她失踪了。后来到山上去找，找到了孩子的一只小鞋。大家分析，可能是被野兽吃掉了，此事一直使人们很痛心。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女排长白宝珍同志能活到今天的话，她一定会为我们农场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鲍善珍：勤得利农场妇联主任，工会副主席)
　　　　　　　　　　　　　　　　建场初期的生活
　　
　　顶风冒雪，进驻农场
　　
　　—九五八年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已是阳历三月中旬，按节气惊蛰已过，但天气仍然很冷，天总是阴沉沉的，西北风夹着小雪漫天刮，好像在有意考验着解甲归田的战士。
　　为了征服和开发北大荒，十万转业官兵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密山农垦局。三月五日在密山召开了八五六农场成立大会。会后，曹实副场长把先锋大队队长张云叫去，对他说：“为了尽快地把农场建立起来，完成开荒、生产任务，我们必须在解冻前把拖拉机、农具、粮食、种子、油料及其它物资尽快运进去。这样，你带一个班先走，过了同江还要走一百多里路。这个班可以叫尖刀班。那里的路不通，一定要修好。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给后续部队的前进，创造有利条件。这项艰巨任务一定要完成。”
　　张云，当时是农场的人事科长。三十来岁年纪，高高的个子，黝黑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乍一接触，就会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坚定勇敢、不怕困难的人。当时，大队长就把我们一班定为尖刀班。班长张魁碧，因为他个大年龄也大，又是个老兵，大伙一致选他当班长。副班长也是大伙选的，他是在朝鲜立过战功的刘治邦。这个班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共十二人（张魁碧、刘治邦、陈世平、安方荣、胡长义、魏全、谢炳奎、杨展生、王建华、周顺、刘国爱和我）。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铁锹和洋镐，还带着帐篷、铁丝、钉子、大锯等工具。先乘火车到福利屯，然后在集贤镇雇了二台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用过的大脑袋汽车，开始了向勤得利挺进。
　　车到富锦后因下大雪被阻，将近一个星期不通车。张云大队长非常焦急，总是看着天。三月十二日后续部队也赶到富锦，共五台解放牌汽车，拉着农具、粮食等。三月十三日开往同江。三月十四日早又从同江出发，一路上渺无行人。由于雪厚，一面挖雪，一面前进，有时还得用大绳拉着汽车走。下午三点我们好不容易开进了边塞小镇——街津口。
　　街津口顿时热闹起来。一些从未见过汽车的小孩迅速赶来围观。由于村子小人多住不开，当晚大队长张云又率领我们尖刀班，连夜从街津口出发，奔赴老县农场。（现五队西边）
　　每人带了两个馒头。马爬犁拉着行李在前边开路，我们则深一脚浅一脚跟在爬犁后面。路高低不平，说是路实际没有路，是在树林子里钻来钻去，一会上坡一会下坡，左弯右拐，我们一个紧跟一个。忽然有人喊“不好！”由于偏坡马爬犁翻了个，把行李全扣在雪里，大家马上动手把爬犁正过来，在雪中把行李抠出来，再装到爬犁上前进。北风卷着沙粒似的雪打在脸上，使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手由于抠行李冻得冰凉。我们像沙漠探险队一样，刚过去不久，脚印就被雪填平了。
　　已是深夜两点，马也累了不愿再前进。雪被风刮得满天飞舞，这时向导也迷了路，失去了前进方向。人们冻得说不出话。我感到有些饿了，可是馒头简直就像铁蛋一样硬，根本咬不动。向导和大队长到前边看路去了。有几个人累了，靠着爬犁打盹，老班长张魁碧怕把大家冻坏，赶紧把大家叫醒。不知是谁哼起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战歌，使大家的情绪为之一震。
　　远处传来大队长和向导的声音。
　　
　　“你到底去过县农场没有?”
　　
　　向导说：“头二年去过。”
　　
　　大队长说：“你好好想想，是否走错了路，我们可是军事行动，耽误不得的。”
　　
　　向导看看我们都穿着黄军装，情绪有点紧张。
　　
　　大队长又说：“你不要害怕，一定要把方向搞准。”
　　
　　过了段时间，向导和大队长回来说：错了，应往东北，现在往西南，有点背道而驰了。于是，马上又倒回来。走了两个多小时，天有些放亮，这时风也小了一些，但清晨更显得阴冷。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天确实亮了，钻出一片杨树林，忽然向导高兴地叫起来：“啊！快到了，那不是县农场，”大家顺着他鞭子所指的方向，向山下望去，在对面山脚下，有几栋破草房隐约可见。这时大家才算放了心。但这七、八里路走起来却格外慢，因为是沟塘和草甸子，雪被风旋得很深，加上一夜的疲劳冻饿，浑身无力，两只脚冻的像灌了铅，大家都有些拔不动腿了。
　　太阳出来了，照得雪原闪闪发光。环顾四周才发现，山是那样高大，原野是那样广阔。
　　啊！这就是我们农场所在地，这就是我们今后要开发的地方。我们像马拉松赛跑最后的百米冲刺一样，加快了速度。三月十五日凌晨八点，尖刀班的全体同志终于到达了农场临时场部——县农场所在地。我们欢呼跳跃起来，县农场的同志也出来迎接我们。我们胜利了！面对金色的阳光，迎着朝霞，大家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伐木
　　
　　四月初，天气开始转暖。白天积雪开始融化，但一到晚上仍是冷飕飕的。有一天张云大队长说，场部除留一少部份人装车卸货外，大部份人必须上山伐木。因为要想在荒原上建点，就要盖房子，总得有个窝。这样除张魁碧、陈世平、周顺、魏全以外，我们又被编到五小队，小队长刘治邦。
　　这天，我们坐着拖拉机拉的大爬犁（共有四、五台），到现在六队西边的山上伐木。拖拉机冒着黑烟，在雪地上缓缓向前，两个小时后到了目的地。大家开始支帐篷。那天是刮大风，帐篷支了倒，倒了支，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帐篷支好，这时，天地黑了。铺是用大木头垫底，上面铺上树枝茅草，睡上去好像沙发一样。白天山雪融化成水，源源不断地从铺底下流过。一到晚间又照样结冰。帐篷很薄，虽然我们都有皮大衣压脚，可是晚上照样当“团长”。早晨起来大头鞋冻在地上，拔不下来，只好用棍子敲。有一天夜间，人们睡得正香甜，忽然感到脸上冰凉，原来帐篷顶被风刮了个大口子，雪下到脸上来了，可是由于白天伐木太乏了，谁也顾不上管它，用被子蒙上头又照样睡起觉来。
　　我和安方荣使一把大锯。开始伐木谁也不知道应当怎样伐。跟前的小树、榛柴、葛藤，也不知道先清理好。有一次伐一棵大杨树，这棵树倒在另一棵碗口粗的歪脖子柞树上，杨树突然被弹起来向侧方砸去，大锯被弹起来有两丈高，我和老安全惊呆了，等树砸下来才想起来躲避，可是由于老安躲得慢、把他的脸刮去一块皮，帽子刮飞，脚也砸肿了，幸好没有伤着骨头，可是老安一瘸一拐照样上班。刘国爰砍树头一不小心却劈了脚。最有趣的是大老谢摘挂，三棵树搭在一起、他已爬上树有四、五米高，由于重量及晃动，树突然倒下来，老谢也跟着树往下倒，但他的下巴却意外地挂在一棵树叉上。树下就是参差不齐的大石头，如果摔下来的话，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这件事，老谢因此而获得了“铁下巴”的美称。
　　还有一次，我和王建华放倒一棵柞树，从柞树上掉下来一个白色的、圆得象皮球似的东西，我们没见过，不知道是啥玩艺。我一脚踢给他，他又一脚踢给我，在雪地上踢来踢去。这时王云享开着拖拉机上山来拉木头，他见了就连声喊：“别踢！别踢！”然后一步抢上前，把那个东西拿到手，揣到兜里去了。我们奇怪地问他：“这是啥？”他说：“这叫猴头，能吃。”原来他是老农场来的，他懂。
　　又有一次在五月末，那已是第三次进伐木场了。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往回走。我和王建华走在后面，我叫王等一会，因为我肚子不好，可是刚蹲了一会，就听见“叭嗒、叭嗒”和踩折树枝的声音，回头一瞅，原来是一只大狗熊来到我的身边。我吓得提起裤子就跑。而大狗熊却紧迫不放，一直跑到帐蓬跟前。大家正准备吃饭，一看我领来了这个不速之客，都赶紧拿起斧子、铁锹准备迎敌。狗熊看我们人多势众，终于逃跑了。我们追有二里地，它却象草上飞，很快逃得无影无踪。从那时我才知道，野兽也是怕人的。
　　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大饼子、咸菜或咸黄豆。雪化尽以后上山伐木，有时没有水喝，就把臭桦用大锯拉个口，用小草棍吸桦树汁。嘿！还真甜呐！在出过汗、口喝得难受的时候，能喝点桦树汁也挺满足。为了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我曾写过一首诗，大致是这样的：
　　桦汁，桦汁，
　　
　　象玉液琼浆，点点滴滴，长流不息。
　　
　　你灌溉我的心田，使我重新获得力气。
　　
　　桦汁，桦汁，
　　
　　这北大荒的特产，
　　
　　象美酒飘香，
　　
　　有了你，使我们有了信心。
　　
　　满怀豪情去取得伐木的胜利。
　　
　　在第三伐木场，五、六小队展开了挑应战、劳动竞赛。今天你超过我，明天我又超过你，互不相让，手也磨出茧子来了。两个班长王保义和刘志邦都是戏迷，只要一休息，一个拉二胡、一个唱京剧。什么“五家坡”、“甘露寺”、“借东风”、“真假李逵”，应有尽有，我们在一边也为他们叫好。白天雪化了，棉裤湿了半截，晚上再围着柴火烤干，几乎天天如此。
　　六月末、我们胜利完成伐木任务，当撤出伐木场时。两个班长同时宣布休息一天，能上山找猴头，谁找不来别回来吃饭。下午大家陆续回到帐篷，收获有多有少，但没有空手的。当天，我们五、六两个小队的战友，吃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猴头馅的饺子。
　　烧荒
　　
　　提起烧荒，既累人、又喜人。所说喜人就是使人感到很有趣味。看吧，一根火柴点燃了星星之火、转瞬间烈焰腾空、浓烟象乌云翻滚，火苗一窜一窜犹如一条火龙、翻、转、腾、挪，噼噼啪啪作响。如果遇到阵风刮来，火头猛烈一窜有丈把高，实为热烈壮观。不仅使人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火烧赤壁的故事。
　　我们在第一次烧荒时，大约是在五月中旬，队部通知我们伐木的两个小队抽回去烧荒，原来家里已经有好几个班打了好几天防火道了，就是把要开荒的地块的四周的草割去四、五米宽。
　　烧荒那天是南风，曾宪荣指导员负责指挥烧荒，他叫我们每人准备一把桦树枝，如果火烧出界外，赶紧打灭。早晨七点钟，曾指导员下达了点火的命令，但见草原上一股股浓烟袅袅升起，野草被烧得噼啪作响，一会就烧掉一大片。突然大风骤起，真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烈火象一条火龙，腾空而起。不一会，有人报告：“跑荒了”！老曾赶紧下令打火，然而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满头大汗、火不但没有打灭，而是越烧越大，越烧越猛，越跑越远。
　　老曾又下命令：“烧得再远也要追上”。于是我们开始了追火头的战斗。
　　烧后的草原一片乌黑，枯树朽木还冒着黑烟。那时我们转业官兵只知道服从命令，就一直往前追。深一脚，浅一脚，追了好几个小时人也分散了，东一伙，西一伙的。到了下午两点，连累带饿，实在走不动了，正好前面有几棵大树，我们就在一棵大桦树下坐下来休息，我们这伙有七、八个人，一看，哪个小队的都有。这时，不知谁发现头顶树梢上有个老鹰窝，高空有二只大鹰盘旋。谁又说了句：“可能有蛋。”大伙说：“对！把它拿下来烧着吃。”于是大家来了情绪，开始上树了。
　　这棵桦树有十米多高，两抱粗、是棵百岁以上的老树。
　　
　　有一个人刚爬到半腰，两只大鹰猛扑下来，把那人吓得搂紧树于不敢再往上去。
　　
　　第二个刘国爰上了一半，也不敢再上。
　　
　　我忽然来了兴趣，我说了声：“看我的！但我有个条件，蛋取下来大家吃，可我往上爬时，你们要呐喊助威，每人拿着棒子往上扔。”于是我把棉帽子带好，大鹰来时好蒙住脸，防备眼睛被大鹰啄瞎。这样我鼓足勇气，踩着杨长业的肩膀上树了。两只大鹰又从远处飞来，在树上盘旋起来。其中一只怪叫着俯冲下来。大家一面喊叫着，一面往上扔棍子。此法果然奏效，如此四、五次，大鹰终于飞走了。
　　这种大鹰展翅有一米半左右，落在远处的树上看去，好象是六、七岁的孩子那样大。很可能是书上说的叫“雕”或“隼鹰”的那种猛禽。
　　鹰飞去了，这回连影也没有了，大概是它承认失败了。
　　
　　我一点点往上爬，爬到大窝附近。这个窝直径有一米半，窝底部树枝都有胳膊粗。我够不着窝里面，就将树枝一根根抽掉。最后，我伸手一摸，湿乎乎的，原来是四、五斤重的大狗鱼，一共三条，还有一只野鸭子，都已被大鹰啄食的残缺不全。最可爱的是两只未睁眼的小鹰雏，足有母鸡大小。我抓住说了声：“接着！”然而树底下那么多人都没接着，摔死了一只。但另一只叫刘国爰接到了，（带回伐木点没有喂活）。下来后，老杨跟我开玩笑说：“这小子真行。”我也回敬他说：“跟美国鬼子摔过跤的人，还怕这玩艺。”晚上五点左右，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队部。刚吃过晚饭，指导员老曾又来叫了。让五、六小队准备继续打火。老曾是汽车兵出身，亲自开着拖拉机拉着大爬犁。追了大半夜，也没追上火头。因为大火已到百里之外去了。我们在爬犁上全睡着了。老曾一看火实在追不上了，只好返回。
　　清晨三点左右，拖拉机突然开进了水泡子。那时是五月初，夜间水泡子上冻有一层薄冰。这下可好，坐爬犁的可倒了霉，棉裤全灌了包，小风一吹又冻硬了，我们在爬犁上冻得直哆嗦。又过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居住点，当爬到离帐篷只有五、六米远时，可大家冻得谁也不会走了，有些人被背回帐篷，我咬咬牙，硬是爬回了帐棚。
　　这个班后来又执行打草、脱坯、盖房、打井等任务。以后调往各队都成为骨干力量。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回忆建场初期的战斗生活，尽管是艰苦的，却也是饶有风趣的，永远值得我怀念。
　　(作者：殷宝印：助理会计师，三分场主管会计。)
　　　　　　　　　　　　　　　　创建初期片断
　　
　　一九五八年，十万转业官兵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进了一望无垠，自古无人烟的北大荒，踏上了布满荆棘，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创业之路。
　　“北大荒，真荒凉。”初到这儿的人都这么说。三月的北大荒，寒气逼人，遍地冰雪。当时的条件极差。吃的是雪水，住的是帐篷。我们所在的青龙山，为当时的三分场四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垦了几千亩土地。四月底，就要开始春播了，可是由于机车开荒磨损较重，尤其是支重轮挡泥盘都需要焊修。要是现在，在连队用电焊点几下就解决问题，可那时却到一百多里远的场部，就是现在的勤得利去修理。没有路，也没有车。怎么办？为及时播下希望的种子，领导决定由驾驶员魏润生，助手陈贵海和刘向遂去完成修理任务。
　　我们三人每人挑两片支重轮，带上干粮，连夜顶着小雨出发了。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艰难地摸索着，行进着。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到了五星山下，也就是现在的五队。没有熟人，更没有住的地方。虽说已是春天了，但都还穿着棉衣，白天出了一身汗，这时就越觉得冷了。咋办？难道就这样捱一晚上？这会冻坏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不远处盖着几袋水泥的一块大苫布，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三个人挤在一起，在苫布底下蹲到天亮，吃了点凉干粮，又抖擞精神上路了。
　　由于连续挑了一天一夜，三个人的肩膀都被压肿了。无奈何，只好把支重轮用木棍串在一起，两头拴上绳，准备拉着走。然而，没有象现在这样平坦的路，在草甸子上拉铁轱辘，并不比肩挑轻巧。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才走到现在的四队。时间就是胜利，不能耽搁太久，稍稍缓了口气，就又继续前进了。一走又是五、六个钟头。经过两天两夜，第三天临近天黑时终于到达了勤得利山北。找到招待所，大失所望，已经满员了。和一个姓王的老大爷商量后，才在招待所坐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我们又重新把修好的支重轮压在已经磨破皮的肩上，又急急忙忙连夜踏上归途。机车又重新发出了向荒原进军的吼声。
　　播种开始了。由于淫雨连绵，播种常常是冒雨进行。开沟器，输种管堵得不能用，把它卸掉继续播。为了抢节气，争时间，地两头用人举着灯作堑的标志连夜播。实在不行，就站在播种机上用手往地里撒。就这样，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在北大荒这片沉睡了几千年的肥沃土地上，在青龙山这块刚刚开垦起来的几十亩土地上，第一次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说起来，这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但在我们的脑海仍记忆犹新。这也许是艰苦岁月赐给我们的永不磨灭的记忆的缘故吧。
　　如今，我们勤得利农场已是拥有五十多个生产队和几百台农业机械的大型国营农场了，不要说总场有修造厂，就是各分场都配有修理所，每个连队都有台钻、电焊机等简易设备。各方面的条件和那时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老一辈艰苦创业，是为新一代生活得更美好。现在，北大荒第二代年轻有为的建设者，改革者，正在继承创业者的事业。我们的农场后继有人，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哪！
　　回忆我们农场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真是：
　　
　　忆往昔，创业步步皆艰难；
　　
　　看今朝，百业俱兴遍地春。
　　
　　(作者：陈贵海：三分场副场长；魏润生：三分场修理工人)
　　　　　　　　　　　　　　　　 农场哺育我成长
　　
　　1959年8 月16日，我一个15岁的青年，满怀革命热忱，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信念，告别了父母，离别了故乡，背上行装，跨过了重重山水，由山东来到祖国最北的边疆——国营勤得利农场。
　　刚来农场时，我被分配到三分场水稻队（现在的28队）。当时的生产队就一栋房，其它一无所有。我们支边青年、原来的老职工、转业官兵全住在这二百平方米土草结构的破草房里。屋里全是大通铺，一层住不下就搭二层铺。到队的第一顿饭是站在泥泞的草原上喝的疙瘩汤。因当时人多没有炊具做馒头，一连喝了一个多月。
　　进队的第二天，队长杨印（一九五八年转业军官）给我们布置工作，他说：“我们首先集中力量盖房，解决住宿困难，这样才能有生息之地。”并告 诉我们怎样盖房。当时盖房全是平地起，没有什么地基，墙壁全是用老塔头垒起来的。大家按着队长的要求和吩咐，争先恐后，纷纷动起手来。队长、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全参加了战斗。大家在一望无边，看不着人家的荒草地上，挥动着铁锹，你追我赶地，为着明天的幸福生活，干得热火朝天。八月的气候，在北大荒已是初秋的天气，白天每当人们于活时，蚊子、瞎虻、小咬三班倒轮流进攻，用手一拍打，连水带泥糊得脸上身上都是，人们互相看一眼，真是哭笑不得。一个多月的紧张劳动，先后盖起四栋房屋。不仅有了食堂、宿舍，还盖了一栋家属房。从此男女分宿舍住宿，带家属的人可立灶起伙了。
　　1959年冬，我被调到三分场场部给领导当通讯员。当时由于没有电话传递消息，大小事的通知全是靠通讯员步行奔向各生产队。通讯员除外出执行任务，还要做内勤服务工作，打水，扫地、烧炉子等。在领导身边工作，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教导着我，鼓励鞭策我，使我不断成长前进。
　　1961年春播前夕，分场党委书记石辉斌，让我找理发员单古月给他理发，不巧理发员外出，我只好告诉石书记改天再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春播生产开始了，他废寝忘食地奔波在生产第一线，每天靠步行要走好几个队及时指挥、处理春播中各种问题，难得见他在场部休息办公。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趁石书记在办公室工作之机，找理发员给石书记理发，等理发员来到时，石书记说：“春播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哪有时间理发，等春播完再理发”。果然，一直等播种任务完成了，他才理了发。后来每当我要完成一项艰苦任务或遇到困难时，我就想起石书记春播顾不上理发的事例，激励自己去完成任务，战胜困难。
　　在我当通讯员时，处处受到领导的关怀和培养。记得有一次正当我顶雨下队送信，返回场部时，雨水把衣服浇透了，后来杜宏普副书记就亲自写批条让商店卖给我一件雨衣。当时穿在身上感到非常自豪，暗暗下定决心，努力干好工作。为了培养我，1961年的夏天，组织上送我到合江水利学校学习，并享受中等专业助学金待遇。
　　农场在开发建设中不断发展前进，我在场领导的教育帮助下，也由一名通讯员逐渐成长了一名领导干部。
　　在我任36队指导员时，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团结一致，这个队的机务队成为农场第一批荣获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机务管理标准化》称号的单位。党支部被建三江管理局党委授予《先进党支部》的光荣称号。从1977年到1980年连续盈利，经济效益一直名列前茅，三十六队先后被农场、建三江管理局、农垦总局授予《先进单位》。我被农垦总局授予劳动模范、模范共产党员、农垦部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怎样认识对待成绩，是把成绩当包袱还是把成绩当动力？由于当时的习惯势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等思想，在我的脑子里刚一出现，我们的老场长丁元善同志亲自找我促膝谈心，教导我怎样创业不守摊，怎样谦虚谨慎不骄傲，怎样认识个人、群众、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是对我莫大的关心和爱护，老场长呕心沥血抓农场大事，还找我谈心，使我感激万分，也体现了对干部高标准严要求的一身正气。通过谈心，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继续为建设农场份贡献的道路上来，也促进了上下级的关系，心情更加舒畅地投入农场的四化建设上来。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农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首往事，我所以能由一个幼稚的青年成长一名干部，是农场哺育我成长的结果。我每前进一步，都有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我也对农场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农场的良师益友，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决心不负众望，为繁荣边疆，甘为孺子牛，把我场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作者：李臣弟　　农场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