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创时期(1958年3月—1962年)


　　一、856农场成立
　　
　　1958年3 月5 日，勤得利农场在密山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农垦局驻地成立，举行了隆重的建场大会。场名定为“856 农场”（原铁道兵部队番号8506，把“0 ”去掉为856 ）。隶属铁道兵农垦局领导（四月二十七日归合江农垦局领导）。
　　铁道兵农垦局，根据中央农垦部指示，近十万转业官兵奔赴北大荒，参加农垦建设。铁道兵农垦局党委决定在勤得利地区建立“856 农场”。并于1957年末，调859 农场副场长曹实，从859 农场出发，乘马爬犁到勤得利地区勘查。确定以抚远县示范农场（今公墓）所在地为临时场部。
　　1、临时组织机构
　　
　　1958年1 月，铁道兵农垦局向廷选副局长根据铁道兵农垦局党委指示，抽调铁道兵农垦局物资供应站计划业务科长秦兆祺、859 农场副场长曹实和杜宝民等组成856 农场筹建小组，并决定曹实为副场长、秦兆祺为经理科长、杜宝民为农机科长、马植权搞财务计划，其它科长，待人员来齐后，再行挑选。筹备小组立即开始办公，负责机车，物资调运等项工作。
　　2、转业官兵、技术人员向荒原进军
　　
　　1958年3 月8 日，先锋队队长张云率领30余人为开路先锋，在福利屯、富锦、同江、街津口设立食宿点，为后续部队做好食宿安排。从1958年3 月15日开始，800 多名转业官兵、老农场骨干及农机技术人员，在一片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草原上，披荆斩棘，从街津口边探路，边步行，陆续进场，先后到达了856 农场场部（抚远县示范农场）。
　　注：五月份以后来场的人员，是乘船来场的，因旱路已不通。
　　
　　3、第一次场务会议
　　
　　1958年3 月末，在场部临时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场务会议。由曹实副场长主持，总场四名科长（经理科秦兆祺；农机科杜宝民；人事科张云；基建科王振家）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建五个大队（后来的五个分场）和一个工程队。各大队负责人是：第一大队长孙长柏，副大队长吴长传；第二大队长杜宝民；第三大队长张云；第四大队长承诚；第五大队长王振家，副大队长林青山；工程队队长张金华。党务：刘中林。
　　第一次场务会议之后，各大队队员，准备好行装，生产工具，生活物资，乘坐爬犁或徒步，进伐木点，在漂垡甸上搭起帐棚，开始伐木。
　　4、第二次场务会议
　　
　　1958年4 月24日，召开了第二次场务会议，大队长，副大队长参加。会期两天。总结前段工作，布置今后工作任务。会议作出了下列决议：
　　(1)烧荒：各大队于5月2日开始烧荒，任务700垧。
　　
　　(2)总场、大队地点确定。
　　
　　①总场部：设在勤得利。
　　
　　②各大队设置：
　　
　　一大队设置在勤得利东南十五华里左右有树林高地处（卧牛口附近）。二大队设置在老县农场的位置（今公墓）。三大队设置在青龙山（今八队）。四大队设置在距三大队东30华里树林高处（今三十七队）。五大队设置在由四大队向东深入30华里左右，高坡林处（今三十四队）。
　　(3)基本建设
　　
　　①各大队和生产队，负责本部门房建、道路、电话架设、机器安装、排水等项工作，要包工负责，限期完成。工程大队承担总场部的房屋建筑。
　　②开荒，各大队要于五月五日前陆续投入部分机车开荒。开荒指标，各大队为1 —1.2 万垧，共计五～六万垧。
　　各大队根据第二次场务会议决议，分别进点，投入生产工作。
　　5 、1958年5 月，全场进行开荒。首先在二大队召开了开荒现场会议。主要解决在开荒翻地中草垡扣不过来的问题。通过现场翻地，交流了经验，解决了翻地中的立垡问题。
　　1958年共计开荒230,935亩，总播种面积4,334亩。
　　
　　6、正式成立农场党政领导机关
　　
　　1958年5 —8 月，王宗泽任农场党委书记，李国志任农场党委副书记，郭茂莲任农场场长，周培然任农场第二场长，孙庆文任农场副场长，曹实任农场副场长。场名更为合江农场（4 月27日归合江农垦局领导）。场部设在勤得利，场部机关下设科室。大队改为分场。从予一师来了五名大尉军官：丁元善、孙鉴相，张祥玉、张绪，万开敏任分场场长，充实了分场领导。
　　7、山东支边青年来场
　　
　　1958年建场初期，开荒，耕地、建房、修路等，任务十分繁重，劳力不足。因此，由国家统一安排，于1959年初抽调山东支边青年2006人，分三批来场，支援边疆建设，充实到生产第一线，为农场的生产作出了贡献。
　　二、王震部长来场视察
　　
　　1958年5 月，合江农垦局副局长李桂连陪同农垦部王震部长由佳木斯乘“开源号”客船于中旬，抵勤得利农场码头。由农场李国志副书记、生产科长姜丽泽登船迎接。向王震部长汇报了春播，开荒、机车使用等情况。当汇报到没电时，王部长当即指示，给五台发电机，一个分场一台，解决生产和照明。汇报后，王部长指示李桂连副局长下船住下，对农场进行实地考察。并说：“鸭绿河一带分场，若条件不行，就下马，条件成熟时再上”等指示。船停一个小时，王部长继续乘船东下。李桂连副局长由姜丽泽陪同，乘爬犁视察了农场建点，开荒情况。
　　三、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
　　
　　1962年5 月18日，农场党委根据《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四章包定奖生产责任制的规定精神，结合我场设备状况、土地条件、生产管理水平，为切刀实搞好“总承包”加强责任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全面完成年度生产财务计划及上缴国家各项产品任务，对各生产队的“包定奖”具体规定如下：
　　包定奖内容及奖励原则，
　　
　　包定奖基层单位是农业生产队，承包关系是队与分场，农业试验站直接向总场承包。
　　包定奖内容是以生产队年度生产财务计划为依据，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首先对生产队进行土地，农机具、畜力和劳力的“四固定”，然后进行对总产值，总产量，上交产品（或工副业产值）生产费用的“四包”。年终结算时，采取分项奖励的办法。
　　1、关于承包总产值
　　
　　即承包农牧产品及工副业产品，并秋翻地、休闲地，开荒地的综合产值。超过承包计划时，将其超过部分按四成上交，二成留队做积累，四成奖励给全队职工。当综合产值完不成承包计划时，由生产队负责补偿，补偿金额从生产队积累中提取。如今年积累不够，则从今后历年积累中偿还。秋翻地、休闲地管理，开荒实际产值不在超产或减产的奖罚中计算。
　　2、包定产量
　　
　　即承包粮豆总产量，其它农产品（如麦种、工业原料、蔬菜），畜牧产品产量，主要工副业产量，开荒数量，其中粮豆产量超过承包指标时，不论综合产量超过与否，均以粮豆超产部分的10—20% 奖给本队职工，5 —10% 奖给队做机动粮，余数上缴。当产量完不成时，则按低标准（年300 斤）留口粮，余数上交。
　　开荒面积超过承包任务时，每超过一垧奖给五元，作为队的积累，完不成时，每减少一垧，从队的积累中扣除两元，作为补偿。
　　3、关于承包上交产品及工副业产值
　　
　　粮豆承包上交数量按总产量扣除口粮、种子和饲料后的数量计算，畜牧产品及其它农产品的上交量，根据上级需要协商议定。如实际总产量降低时，则应先满足上交数。减少自留自用部分。
　　工副业产品上交量既按主要项目的产品计算，又按产值计算。
　　
　　4、关于承包生产费用
　　
　　凡实际生产费用总额较承包数字节省时，其节省部分，全部留队作积累，不再上缴。如超支部分则不予报销，由队负担。在当年均无积累情况下，必要超支发生时，须经上级核批后，作为暂借记帐，要在当年或今后历年的积累中偿还。
　　四、反右倾与党内整风
　　
　　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后，中共合江农场党委于1959年12月6 日，召开了全场党员，干部反右倾和党内整风大会。大会进行了27天。
　　这次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干部中，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的同志。
　　
　　当时，经理科长秦兆祺，仅对领导布置工作有些意见和对分工有些看法，就被当成“反领导”、“反党分子”进行批判。
　　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不同看法的二分场副队长厉保才从河南探家刚回来。他认为：“公社化后，社员没钱治病”，“农民生活没有解放初期好了，粮食没有单干时候多了”、“大跃进深翻地，浪费很大，还不如不深翻”等，也被视为污蔑三面红旗，受到严厉的批判。还有少数同志，为了弄几个钱花，买四五元钱的小人书，让儿子出租，也被视为严重的资本主义。
　　这次反右倾和党内整风，批判了十一名同志，对其余与会的同志也是个个过关，人人检查。
　　
　　五、三年困难时期
　　
　　我场从1960年开始至1962年为经济困难时期，口粮供应实行低标准。家属每月定量为25斤，重劳力36斤，轻劳力28斤，副食供应凭证购买。全场广大干部、职工和家属，面对自然灾害，面对苏联的压力，他们坚信党的领导。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一定能渡过难关。口粮不足，不少人采集冬青和苞米心制作淀粉，和在面里蒸饼，或以麸子、豆饼充饥。由于营养不足，浮肿病情出观，党委采取冬季实行六个小时工作制。当时尽管口粮困难，广大职工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每人每天还节省一两粮，支援其他地区。1961年，每家分给自留地种些苞米，补充了口粮，职工生活逐渐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