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营农场时期(1977一1983年)


　　一、恢复国营农场体制
　　
　　1977年1 月1 日，兵团建制正式撤销，恢复农场建制，更场名为黑龙江省五星农场，归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建三江农场管理局领导。营改分场，连队改生产队，机关恢复科室。陆连山为党委书记丁元善为场长。
　　五星农场经过改制，组建，正式成立以后，场党委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积极联系实际，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路线是非。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和大胆管理生产，钻研技术蔚然成风。
　　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战略转移
　　
　　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1979年4 月5 日，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指出在贯彻新的八字方针中，“调整”是关键。同时，也要着手经济体制的改革，继续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
　　1、加强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战略转移的年代，新长征开始的年代。我场根据“八字”方针，对全场生产，多种经营进行了调整。农场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发展生产，首先，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种规章制度，使整个生产有章可循，严格照章办事，在生产上要求：
　　农业上：力求现有83万亩耕地，在近三年的正常情况下，单产水平要稳步提高到200 斤以上，总产接近于现有水平的两倍。
　　林业上：主要健全组织，充实力量，在抓好全场观有耕地林网规划，努力管好次生林，实现大地园林化。
　　畜牧业、副业及渔业生产，则要分别从：专业化、机械化发展畜牧入手；从围绕农业办工副业的途径入手；从贯彻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积极扩大渔业资源入手，实现全面发展。
　　工业生产：在两年内，彻底解决电力、粮、油加工生产问题。(1983年已全部解决)。
　　
　　副业生产重点充实，扩大现在酿造业生产能力。
　　
　　主管理方法上：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实行财务包干和超产奖励分成的办法“。
　　2、建立第五分场。
　　
　　1977年6 月24日，农场党委决定在鸭绿河一带，组建第五分场。到1983年建八个生产队，耕地面积十二万四千五百六十六亩。
　　3、大规模兴修水利
　　
　　我场从1958年建场到1977年，近二十年，全场近70万亩耕地范围内，除第九生产队排水系统比较完善之外，其它生产队仅有少量排水渠系。所以，我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处于“听天由命”的低抗灾能力阶段。虽经1966年、1977年兴修一些水利，但很不完善。当1981年阴雨连绵两个月时，雨水排不出去，造成水中捞麦，桥断路不通，损失惨重。因此，农场党委于1982年下定决心，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决定成立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原一个专业水利机械施工队，增加到五个。从1982年春开始正规施工，投入2,000 多人，常年施工土方218 万立方，总长120 公里，新建桥梁32座，长度219 米。钢筋水泥涵洞68座，桥涵100 座。1982年总共完成338 万立方。
　　1983年继续兴修水利，全年完成水利土方180 万立方，修建水渠91条，长度110 公里，道路40公里，新建桥11座，长度55米，新建涵洞127 座，新建桥涵138 座。
　　我场经过1982、1983两年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全体水利人员艰苦奋战，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全场土地基本解除涝灾的威胁，使30—40万亩土地受益。
　　4、兄弟农场大力支援春播
　　
　　1981年我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涝灾，大部分土地没有秋翻，造成1982年春涝，严重地影响了适时春播。这样大豆播种时间紧，面积大。本场现有的机械力量，难以完成大豆播种计划。因此，请示上级，经领导联系，请来了绥滨农场、明山农场、江滨农场、二九O 农场、延吉等农场，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带来了全套的农机具，支援大豆播种，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保质保量地协助我场完成50万亩大豆播种任务，为我场春播作出了贡献。
　　三、知识青年返城，招收新工人。
　　
　　从1977年开始，由于城市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出现了拖拉机没人开，学生没人教，会计没人当，造成严重缺员现象。为了维持生产，经上级批准，招收了复员军人130 人，还招收了一大批农场职工的亲属，做临时工，计3,300 人，解决了生产缺员紧张的现象。
　　四、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开展“三大讲”活动。
　　
　　农场党委根据管局党委的指示，于1978年8 月22日至30日进行了“三讲一评”，在没有进行“三讲一评”之前，首先学习了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上级有关搞好“三讲一评”的指示，在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三大讲”，第一阶段常委个人讲，集体帮。第二阶段，在个人讲的基础上，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分场党委书记、副书记参加），由党委书记路连山代表常委进行集体检查和个人进行“三大讲”，党委副书记丁元善也在扩大会上进行了“三大讲”。第三阶段在听取副科长以上干部的批评帮助基础上，于8 月29日召开机关干部群众大会，并吸收直属单位部分书记参加。进一步进行常委集体检查和路连山、丁元善进行个人“三大讲”。于8月30日进行了一天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农场这届党委主要成员大部分是新的。但是，他们本着承前启后，对党对革命负责，查危害，肃流毒，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的精神，讲得比较客观，比较实在。农场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也是大的。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基本上讲清了常委在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大家比较满意。
　　五、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1、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文章指出：需要作结论的要尽快作出。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冤案要昭雪，假案要纠正，错案要平反。
　　农场党委根据省委“关于清理‘三案’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和龙发（1978）68号文件精神，立即成立“三案”政策落实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徐占奎担任，副主任由张国安；郭开政担任，成员有：张德顺、李泽春、李吉忠、吴旭东、严炳积组成。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受到审查的干部群众，在运动中去世的，未做结论的要认真做出结论，已经做出结论的，对结论中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要予以推倒，全部错了全部推倒，部分错了部分推倒，重新做出结论。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论，不留尾巴，不留后患。对在运动中含冤死去的人，除做出正确结论，给予平反昭雪外，还要按照党的政策规定，给予抚恤。
　　“三案”办公室经过调查研究，对在“文革”中受害的同志，给予结论。农场党委于1979年12月28日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
　　对田永禄、毛继光、陈龙洋等在“文革”中含冤死去的同志，除做出正确结论，给予平反外，还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抚恤。
　　对在“文革”中被揪斗的三十八名连级以上的干部平了反。给 103名内迁人员作了平反工作，又重新给予恰当的结论，处理了他们搬迁时遗留的经济问题45起，补发金额17，521.50元，有三十九名同志已调回农场工作。还有三十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返回原籍的，从1977年起已陆续回场复职。
　　在“文革”中被免职的干部，免错的，根据情况，分别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在运动中被审查的干部，装进个人档案的不实材料，按上级组织规定，严肃认真的进行了审查，对不应装进档案的材料，全部清出，销毁。
　　在“文革”中被抄出的物品，已原物归还本人，原物不在的说明情况，赔礼道歉和赔了款。
　　我场清理“三案”工作，顺从了党心民意，体现出党的光明伟大，受挫折的同志，卸了包袱，顺了气，鼓足干劲，调动了积极性，正在为农场建设贡献力量。
　　附：“落实政策”案例二件
　　
　　附1：　　　　　　　　中共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委员会
　　　　　　　　　　　　　　 场党字(1979)6号
　　　　　　
　　　　　　　　　　 关于陈为聪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复查结论
　　
　　陈为聪，男，现年4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无文化，职业：木工。原籍：山东省日照县西湖公社，大花岩村。原住勤得利农场二队。现住：友谊农场一分场四队。
　　原定主要问题：
　　
　　1968年9 月29日下午，陈为聪在勤得利农场二队，木工房门板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反标，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1969年1 月 8日，原三师政治部批准定为现行反革命，戴帽管制。
　　复查情况：陈为聪自立案后，不承认自己写反标。自1969年多次写信上访，要求复查。1978年12月10日，公安局对此案进行了复查。
　　复查意见：经过对陈为聪案件的复查，认为陈为聪案件是属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造成的一起错案。在原办案过程中大搞站凳子、弯腰、体罚。不重证据，不进行调查研究，有许多明显不切实际的地方也不调查，如皮带油是固体，用搬子怎能沾上，做案时嘴里说了许多话，都与客观情况不符。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只轻信本人交待。在定案过程中仅凭怀疑现象就认定人，轻信口供，草率定案。本人推翻后，不但不认真复查，反而利用群众进行批斗，体罚逼供，打骂等等。在案发时间不清，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顾本人反对，就轻易定案，这是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群众办案、群众定案”肆意践踏宪法流毒所造成的恶果。经复查认为：此案原定案根据不足。已查明陈为聪，家庭出身贫苦，本人历史清楚，在工作中积极肯干，自1959年来场后，为农场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另查明本人确无文化，只在儿童团时识过字，上过三个月扫盲班。写不出反标上字体。此案是一起错案。
　　　　　　　　　　　　　　　　　　　　　　 中共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
　　　　　　　　
　　附2：　　　　　　 中共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委员会
　　
　　　　　　　　　　　　　　(1978)场党字52号
　　　　　　
　　　　　　　　 关于陈龙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结论
　　
　　陈龙洋，男，31岁，高中文化，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住我场九连农工，于1968年2 月17日去世。
　　陈龙洋在1967年9 月，在九连两派斗争比较激烈时，向连队领导反映该连职工王XX要杀人，不久又写出了一张关于王XX要杀人的大字报。后来群众组织要求弄清王XX的问题，王XX未承认此事。群众让陈龙洋检查，个别人又打了陈龙洋，在质训中几次打陈。准备2 月17日晚6 点游街。结果在2 月17日上午自杀去世。
　　经党委研究决定，实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按因公死亡处理。
　　
　　　　　　　　　　　　　　　　　　　　　　　　　　 中共勤得利农场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我场从1979年开始，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科技人员、教员等给予恢复工作，发挥他们的专长。
　　农场党委对知识分子从政治到生活，非常重视。1979年至1983年有24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0几名住进了科技干部房，有8 名教师住进了新建的家属楼。他们感谢党的关怀，认识到肩上的重任。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心情愉快地为农场建设尽职尽责。
　　3、改变阶级出身成分
　　
　　我场党委根据1979年1 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本着文件精神，进行了调查研究，对42名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分别给予改变为“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成份。对反、坏分子11名摘了帽。这一决定进一步调动了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意义。
　　六、开展“五讲四美”活动
　　
　　1981年2 月23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要求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讲秩序”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中央还规定每年三月为“全国文明礼貌月”。
　　我场党委根据中央和管局指示，立即成立“文明礼貌月”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孙汝勤；副组长：赵君荣；成员：李怀信，金庆铠、曹青山、鲍善珍、郭开政，齐福、杜维国、张云洪，周凤林，罗荣贵、李克友，胡长义。
　　我场制订“五讲四美”活动计划。分六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调查摸底阶段：全面了解青少年的道德面貌状况。
　　
　　第二阶段：思想动员阶段：利用广播、幻灯、黑板报等形式，大力开展“五讲四美”的宣传教育。
　　第三阶段：学习提高阶段：学习“五讲四美”材料，编“新道德‘三字经’”。
　　第四阶段：自我教育阶段：对照“五讲四美”内容，进行“查思想、查学习、查语言、查行为”的“四查”活动。启发自己教育自己。
　　第五阶段；制订规范、守则、公约等。
　　
　　第六阶段：总结评比，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
　　
　　我场在“五讲四美”活动中普遍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把“五讲四美”具体落实到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大力表彰了先进，树立了典型。
　　“五讲四美”的活动成果：
　　
　　我场从1981年以来，在场文明礼貌月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团委具体指导下，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涌现出不少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许多模范事迹。
　　1、先进单位：
　　
　　五十队被评为管局的“精神文明标兵”。
　　
　　三十六队、六队妇委会、四队团支部，发电厂托儿所均被评为管局的先进集体。
　　
　　职业高中师资班，三分场九队被评为场先进单位。
　　
　　2、先进小组：
　　
　　送温暖小组338个，做到：改变了千家面貌，温暖了万颗心。
　　
　　3、做好人好事1,081件。拾金不昧520人次，现金260元，手表两块，粮票30多斤。
　　
　　通过几年来“五讲四美”活动，全场环境有了改观；公共秩序有了好转；服务质量有了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青年人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总之，在“五讲四美”活动中，治理了“脏、乱、差”，农场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先进个人事迹一则(附后)
　　
　　在“五讲四美”活动中，勤得利农场物资科青年工人，共青团员段建江，1981年4 月25日下午，在船上工作时，忽然发现十四队女青年唐翠柳跳入江水中，在唐将被冲走的危急时刻，段建江毅然跳入寒冷刺骨的江水中，把她救上了船。
　　七、建立场规、场法
　　
　　勤得利农场场规、场法于1983年4 月1 日农场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共六章二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