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奋斗


　　农场工会主席：王启明
　　我是1970年1月12日到五十九团(现青龙山农场)工作的，到1984年底已有十五个个年头。来前，我在沈阳军区驻辽宁的四十军里服役。自从1951年参军之后，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锻炼一一学习，训练、劳动。来农垦战线工作是我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十几年来，在这无边无际的祖国东北边疆的荒原上，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发展农业尽到了自己的一点职责。
　　一、奔向边疆：
　　1969年12月30日，我接到上级通知，要调我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当时我的妻子正患严重的癫痫病；大儿子当兵在外，我的体质又很差、很虚弱，每天的工作都坚持不下来。在这种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妻子劝我最好向组织请求一下，或者缓调，或者不调。但我长期在部队里，受党的多年教育、受部队铁的纪律的约束，认为服从命令是军人之天职，我毅然决定只身奔赴新的岗位。组织上本来通知我在1970年1月5日动身，然而不巧妻子在1月4、5日内大病复发。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只请了一天假，做了些简单的安排，于1月6日，妻子还在病床上时，就出发奔黑龙江而来。
　　二，莫大感受
　　1970年1月12日，我们几名同车来五十九团报到的现役军人，经过小青龙山时，看见许多姑娘，身穿厚棉衣，头戴皮帽，和同样打扮的男青年们一样一块抡镐用钎打石头。我见了又新鲜，又有深刻的感触。我的家乡是在河南省，当兵后向北走的最远是辽宁省，来黑龙江省尤其到边疆地区还是第一次，年轻的姑娘这样的打扮还是头次见。我想如果她们仍在城市里的话，应该是头戴绒帽、脖围时髦围巾、身穿尼料制服、脚穿铮亮皮鞋，在工厂、商店等单位工作，不至于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天气里出大力、流大汗，现在他们由城市到边疆，在较短的时间里能够适应新环境，我为什么不能呢？虽然乘车来边疆，越走越凉心里有时也感到凉，但我目睹年轻人在严寒野外的劳动场面后，心情很不平静，心里的火焰又燃烧起来。
　　另一次给我扎根边疆的启蒙教育，同样在我这个初到农垦战线上来的人的心上打下深刻的烙印，那是1970年，有一次我和团政治处金主任到二连传达“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文件。当时二连有一部分人在林子里伐木，没有听到文件的传达，金主任回团部有事，布置我到伐木点去补课。我到达伐木点后，看见伐木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知青。他们穿着被树枝划破的衣服、满脸灰尘、住的是地窖子，用个油桶做取暖炉子，生活条件很差。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知青能在这样艰苦环境里为开发边疆而奋斗，我一个旧社会苦孩子出身的人，又为什么不能在边疆为党工作呢？　　
　　三、工作就蕴藏着奋斗
　　来五十九团后，组织上安排我任保卫股股长。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在野战部队时，我当了七年排长，七年指导员，只熟悉野战连队生活，不知道保卫工作都干些什么。既然组织已经安排，我坚决服从分配。不懂就多看资料多学习，边工作边总结经验教训。股内人员不惜牺牲休息时间，深入基层、听取群众的反映、了解情况、做安定社会秩序的艰苦工作，逐渐使我对保卫工作入了门。
　　当时有少部分知青不习惯边疆生活，把城市里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不良习气带到兵团来。他们好逸恶劳、偷鸡摸狗，寻事打架、耍流氓，有时搞得社会秩序很不安宁，但其中真正有严重罪行的是极少数。为此，我带着“怎样对待一部分犯错误的青年”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通过学习、调查、请示、汇报等形式，来寻找探索有效的措施，在脑海里多划几个问号：他们犯错误、犯罪的背景是什么？怎样看待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人和多数人的问题？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把绝大多数有严重错误或轻微罪行的人挽救过来？我们想到了办学习班，做帮、教、拉的工作。第一次办学习班是在一队办的，我主持了办班工作。我们保卫股的三位同志和学习班成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生活，绝大多数学习班成员提高了认识，搞清了思想，挖掘了根源，下定了痛改前非的决心。学习班成员中有一名绰号叫“河西小虎”的天津青年，在天津家乡周围以“小打架王”出名，绰号还是由天津带过来的。来五十九团后，恶习不改，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他原在砖厂工作，受到多次批评教育仍无悔改之意，但通过学习班的学习，他对自己过去屡教不改的行为非常痛恨，在结业会上，他痛哭流涕的表了态，立志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学习班结束后，他被调到六连工作，表现得很好，后来还当上了班长，入了团。对办学习班这件事，开始大家有争议，但通过办了几期学习班之后，效果良好，使一大部分表现差的青年振奋了精神，积极要求上进，其中部分人还加入了党、团组织，当了干部，安定了社会秩序，减轻了各级领导的负担。最后，使大家对办学习班有了正确的评价，肯定了这种做法是当时比较有力的措施之一。　　
　　在野战部队时，长期做基层工作，养成了遇事先进行调查研究，做干部、群众思想工作的习惯。来兵团后。我们坚持用这种工作方法。　　
　　1970年——1973年做保卫工作时，年年我都到基层跑跑，了解各单位的治安情况，掌握案情可能发生的苗头，协助各单位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如；1971年有一次，我带病步行连续几天对三连、六连、七连、二十连和一连进行了较细致的摸底调查工作，搜集了不少情况，及时、具体地向党委做了汇报，全团尽快地采取了防止案件发生的有力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
　　自1973年——1977年间，我任政治处副主任，日常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我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如果通过做思想工作，同志们能放下思想包袱，愉快地为党多做工作，那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就算尽到了一点职责。我做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因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我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较大局限性的，甚至有的理论观点还是错误的。但我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心平气和的与他们进行谈话，如果我的观点有出入，就予以改正，不以权压人，从不让对方勉强接受自己的观点，一次不行就多次做工作，因此，凡是通过我做过思想工作的同志，事后都没有对我产生恶感，而观他们的行动，说明我做的思想工作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如工程一连有个副连长，在领导知青施工过程中，部分知青不听指挥，他就采取生硬的严厉批评的方法对待知青们，可知青们不服，双方顶牛，他本人便闹了情绪，给工作也带来了损失。组织上安排我做这副连长的工作，我便亲自到他家去拜访，进行了三次谈话，才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他承认了对知青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都有毛病。这位同志在以后的工作中接受了教训，干劲比以前更足了，时隔不久，就当上了工程一连的连长。
　　1977年改制为农场以后，我任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农场组建工会，我任工会主席，1980年，任副场长兼工会主席，1983年，又专任工会主席。对做工会这项工作，我经历了由想不通到想得通、由一无所知到逐渐熟悉的过程。开始听大家说了一个顺口溜“工会工会，吃饱就睡”，我的思想对工会工作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别的不说，做工会工作呆着没事干，这怎么使人受得了啊！以后，通过学习和到外地开会，才使我了解到工会工作不是没事干，而是需要干的事很多，它不单纯搞福利，更重要的是抓职工思想教育工作，为党、为广大职工负责。目标和任务明确了，认识提高了，工会工作就有了生机。除福利救济，领导各级工会组织进行正常活动工作外，还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大家学习，搞文体活动，办了图书馆、阅览室，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化生活。更主要的是把工会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培养和表彰先进、做好职工代表大会工作。从1981年，农场实行起职工代表大会以后，每年都最少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并且会议一次比一次收效大。几年来，我先后负责公安、法庭、行政、文教、卫生等工作，我除积极做好工会工作而外，还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党委交给的其它工作上。我的工作方法是：深入各单位，传达党委意图、解决各单位的人事和工作中存在的大问题，帮助各单位领导进行工作，树立他们的威信。我所抓的工作重点是：发案率，案情性质，重大福利措施；教学质量及其措施，计划生育等。
　　十几年来，工作不断变化，在努力工作的进程中，使我深深体会到工作中蕴藏着奋斗，只有奋斗才能做好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优异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