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场时期一九七七——一九八四年


　　一、建立农场体制
　　建立农场体制前的形势兵团后期，为了纠正经济走下坡路的趋势，五十九团也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做了某些必要的调整。曾有限度地启用了农场干部，有保留地恢复了部分规章制度，注重抓了科学种田，对发挥农业机械的重要作用也有所重视，加之国家在资金和物资方面给予的资助，经过全员上下的共同努力，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兵团大体上采取军队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非生产人员多，又多存生“供给制”的思想，不注意经济核算，它与人员组成的社会性、生产经营的企业性的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单位很不适应。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视，并着手统筹解决。1975年夏天，中央军委先后发了两个文件，要求压缩部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为兵团改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11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改变建设兵团体制的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76年2月25日：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在佳木斯市正式成立，同时撤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省国营农场管理局。10月，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意愿，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消除了这场灾难，给改制兵团奠定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上述情况表明，改制兵团，建立农场体制，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农场体制的建立1976年年底，根据黑龙江省委(1976)2号文件精神，五十九团开始着手改制，建立农场体制的筹备工作。把原来按部队编制的司令部撤销，分设办公室。生产、农机，工交、通讯、劳资、人武部等科室；政治处的各股经过改制，设组织，宣传、公安分局、文教、团委、妇联等部门，后勤处撤销后，设计财、基建、物资，商业、卫生等科室。后又陆续增设了林业，科技、法庭，工会和机关党委五个单位。
　　基层组织也以简、并、撤、建等方式进行了调整。连改为生产队，卫生队改为职工医院，汽车连改为汽车队，税务所改为税务分局。原连编制中的班、排组织，也改为由队领导下的班组组织。
　　兵团时期的现役军人，大部分返回部队，仅九名同志就地转业，担任农场的各级领导。为了调整和充实原来的领导班子，大胆地提拔了一批知识青年，担任场、科、队级领导职务。
　　在圆满结束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77年4月9日，开始启用“中国共产党青龙山农场委员会”及“黑龙江省青龙山农场”两枚印章。是年7月13日，正式启用“黑龙江省青龙山农场政治处”等52枚印鉴。至此，农场体制完全建立，隶属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建三江管理局的领导。
　　经过体制改革和初步调整，农场企业的管理方式从“军事化”中解脱出来，适应了农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农场的经济振兴和各项工作的大干快上，提供了良好的重要前提。
　　二，在徘徊中前进
　　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场体制建立以后，在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场党委领导全场上下，以“三大讲”为主要形式，大打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三大战役”，开始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党的干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兵团时期被降职和“靠边站”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类农业科技人员，重新回到本职工作岗位。1978年，深入开展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势力”的“两打”运动。与此同时，进行了“三案”的平反工作，为两名干部落实了政策。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党委以积极慎重的态度，通过调查和考核，对四十五名科技人员，评定了技术职称。(计有工程师9名、助理工程师17名，技术员15名，助理会计师4名)。同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战略决策。精神传来，全场雀跃。从此，人们从“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白专道路”等大帽子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可以甩开膀子搞经济建设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全场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学习，批判了“两个凡是”，使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在全场得以恢复。1979年12月，农场召开了第二届党代会。大会明确指出：“我们搞农场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国家多提供商品粮”。“在三年调整期间，我们要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号召全场人们，为把农场建设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企业而奋斗。这次党代会，为农场摆脱“左”的思想束缚，集中全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年规划的制定及其实施青龙山农场是在全国农村“农业学大寨”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由兵团改制的。1976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次提出必须认真规划“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问题，重申了要在1980年使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为了适应这一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农场的各级领导，先后分三批去大寨学习参观。1977年1月5日，由时永泉，赵连和带领的各队队长、机关有关科室的38人参观团，到大寨进行了为时15天的学习参观。回场后，制定了青龙山农场1978年至1980年的三年发展规划。规划总的蓝图是：苦战三年，大干快上，1980年建成“大寨场”。
　　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每年冬春，都组织群众性的人机结合的大会战。挖沟排水，挖草炭土，搞腐植酸，平整土地，植树造林。在科学种田方面，开始注重耕作改制、有计划地深松、翻耙交替、培肥地力、精选良种、科学施肥、缩垄增行、化学灭草和有条件的实行三区轮作等技术措施。以养猪业为主的畜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第五生产队的机械化养猪场开始兴建，共建成一次可容纳124头母猪的产仔房，并建有相应的肥猪舍和饲料间，购置了一台价值六万多元的青贮康拜因。为了有利于经营管理和适应机械化生产，1977年，将二十二队并入十队，十二队改为鹿队。1978年，将六队并入七队。此后，又将九队撤销，分别插入一队，三队、二队。二十五队撤销，并入十队和十五队。
　　农场为落实“规划”所做的大量工作，尽管为后来的经济振兴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国家给予的投资少(每亩地投资仅有60多元，为总局规定的50%)，加上管理生产的水平不高，农机具不配套，水、土、林、路综合治理跟不上，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因而经济效益并不高。1978年前所兴修的水利，多半缺乏统一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干挖了不少，但多数不通。另外，也由于这几年天旱，造成人们的思想麻痹，认为新挖的排干作用不大，将其大部分平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81年遭受特大涝灾时才得以扭转。　　
　　恢复和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农场建设逐步走向正规，对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危害，农场党委逐步有所觉察，并致力于克服和纠正。1977年，通过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管、卡、压”的罪行，人们基本上划清了遵守革命纪律与奴隶主义的界限。结合企业整顿，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得以恢复和建立。
　　1977年3月9日，农场制定了《机务工作规章》，对“机务人员职责，机耕作业标准化，农机具的管理、保养和维修，物质、油料、零件、材料的须发制度，油料管理，安全生产，单车核算的方法，技术培训与考核，奖惩制度”等十六个方面，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此后，又补充制定了《限额领料》等制度。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为建立良好的机务管理的正常秩序，坚持标准化作业等，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底至1978年初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之后，以健全生产指挥系统和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全场相继建立。爱委会制定了《场部地区家属区修路栽树》的规定，党委发了《计划生育规定》一文，公安分局拟定了《户口迁移规定》。计财、劳资、生产、党群等部门，也均根据本部门的性质、任务和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和章。连队亦普遍建立了各职人员的岗位责任制。这些规章制度实施以后，使农场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有力地促进了农场建设。
　　改制后头两年农场发展的特点建立农场体制后的头两年，各条战线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思想政治方面，大打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三大战役，深入开展了“揭、批、查”，“三讲一评”、“双打”等运动。通过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广大党员群众分清了一些重大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党的各项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在农业生产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仅1977年，全场的基本建设二资总额就达一百五十万五千元，是建场以来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第二个最高年份(第一个最高年份是1971年，总投资额为1,732,000元)。到1978年，全场耕地面积已达238,510亩。两年间，平均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1977年全场工农业总产值达828万元，比1976年增长22%。1978年，由于严重干旱，致使全场平均粮豆单产仅达128斤，但工农业总产值仍达到691.5万元。畜牧业的总收入，平均每年也比1976年增长41%。在建机械化农场方面，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两年共购进各种运输车辆16台，拖拉机，收割机23台，柴油、汽油座机31台。
　　然而，在这两年中，由于对长时期“左”的思想的影响还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总结，对农场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入细致地研究，因而，在1975年，1976年“农业学大寨”的基础上，又把这一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脱离实际地要求大干快上，农田基本建设缺乏长远规划，盲目上马，速度慢，质量差、不配套，效益低。单纯地强调粮食生产，多种经营的比例太小。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3.1%，工副业占25.5%，后畜牧业和林业仅分别占1.6%和0.4%。经营管理虽然有一定的改善，但耕作粗放，损失浪费等现象仍然存在。林业、畜牧以及工副业等生产项目吃农挤农，再加上“知青”返城，严重的自然灾害，补偿兵团时期所造成的生产，生活方面欠帐等因素，使农场两年经营净亏1,222,570元，给农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经济困难。
　　三、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两年跃进两大步
　　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决定。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方针，给农场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79年6月，农场召开了扩大会议，反复学习了中央两个会议的有关文件，认真清理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对农场建设的影响，分析了这些影响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在思想方面，是认为抓政治运动保险，抓生产建设“危险”，不敢放开手脚大搞经济建设；在生产建设上，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挥上搞“一刀切”，先进技术推广不利；在丛木建设的投资上，不能量力而行，择优投放，而是力量分散，效果不好；在经济管理上，是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损失浪费严重；在分配上，是吃“大锅饭”，经济责任制不落实；在所有制关系上，是单一的全民经济，忽视集体、个体经济的作用，不能广开就业门路；在生产结构上，是单一的粮豆种植业，忽视多种经营。通过分析，找到了建立农场体制后头两年经济工作仍徘徊不前的教训。是年了九月，遵照总局关于“垦区贯彻‘八字’方针的任务”的文件精神，结合农场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建立经济责任制和生产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尊重客观规律，大搞科学种田”、“改变所有制结构，兴办集体经济”等决定，这就使农场进一步从“左”的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农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建立经济责任制和生产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1979年，国家对农场实行了财务包干制。即：“从1979年到1985年，对农垦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定额上交，亏损不补的财务包干制”。这种财务包干办法，冲破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国营农场国家养的俗套，明确了农场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了农场的自主权，给农场的发展以新的动力。同时，也要求农场内部，各生产组织必须相应地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为了使财务包干力、法落实到基层并取得成效，1979年，农场对劳资管理实行了定员定编。在分配制度上，对农业连队实行丛本工资加奖励，工程技术单位实行计件工资和小包工的办法。在财务、物资等管理方面，也在1977年、1978年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
　　1980年，在总结1979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各种生产责任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为了实现定员定编的劳资管理，卡死了工资总额。农业生产队按150亩地一人配备，对管理服务人员作了适当减员。核定了总员名额和工资总额，要求各单位年内不准突破，需用临时工亦从工资总额中支出。对超员部分在场内进行调剂和找生产门路。取消了干部的月薪日计，每个职工每月工资不得突破25.5天。实行定额计分，以分计奖，农忙时多出勤记奖励分，农闲补休的考勤办法。在财务管理上，取消了物资科，场办公室、医院的对外户头，只有财务科一个口对外。规定了现金的审批权限，基本上做到了场长一文笔批钱。对基层单位也按消耗定额发给代金券，并把代金券发到班组，规定节约奖励8%，超耗赔偿5%，开展了班组核算，让职工自己当家理财。建立健全了上至场长，下至普通职工的生产责任制。对农业连队实行五定，即；定播种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利润、定上交。年终视完成五项指标的情况，按比例扣发工资或提奖。这就把具体措施和经营成果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从而使人们从切身利益上关心自己的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较好地调动了各职人员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它和财务包干制一起，初步构成了农场的经济责任制体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场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尊重客观规律，大搞科学种田我场自组建直至建立农场体制以前，由于慑于“技术第一”“白专道路”等大帽子，科学种田遭到严重摧残。这种状况，兵团后期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建立农场体制以后，尽管做了某些纠正，但由于不少领导干部和部分科技人员，因长期受“左”的思想的束缚，仍心有余悸，因而一些弊端，未能予以彻底根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场认真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制定了大搞科学种田的措施。同时，农场成立了科委，加强了对各基层单位科技工作的领导。各队也相应建立健全了科研班组，注重了科学种田的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科学种田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在轮作制方面，建场以来边开荒边种地，地号不成型，水利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状况，致使轮作无法进行。这两年，因部分生产队基本定型，兼之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开始注重麦——麦——豆的三区轮作制，并于1980年制定了合理轮作的初步规划。1981年以后，尽管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轮作制规划未能落实，平均每年大豆重茬面积约达60%左右，但仍尽量地进行了合理换茬。对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重迎茬作物，则采取调整品种，在荒地和草少的地号安排重茬大豆面积的办法予以解决。
　　在耕作制方面，鉴于我场地势低和白浆土渗水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为保证春播，主要以秋翻地为主。翻耙交替，秋、春耙相结合，为防涝起见，一般采取土块过冬。1979年后，为改造白浆土，纠正伏秋翻所带来的打乱耕层，破坏土壤，水土流失严重，杂草层层感染的弊端，开始对深耕深松耕作制有所认识。当年改装了部分深松犁，给各连队下达了深耕深松指标。1980年，当年深耕深松面积达六万多亩。但由于轮作制规划没落实，合理的耕作制也无法进行，平耕平作制仍然是全场的主要耕作方式。在种植上，经过缩垄增行，将大豆的60厘米大行距，逐步改成50厘米或45厘米小行距，提高大豆单产30%左右。1984年，对大豆进行了65厘米大行距双条播，增产幅度在20%左右。
　　在施肥方面，建场至今，因畜牧业发展的缓慢，又没有专业的积肥队伍，因而厩肥不多，有一点都下到菜地里了。1974年以前，虽然化肥有所供应，但因各连认识不足，认为农场新开荒的地腐植质多，不用施肥，再兼之当时资金紧张，所以施肥量很少。陆续大量使用化肥，是在1977年后。为了进行科学施肥，农场分别在1974、1977和1983年进行了三次土壤普查，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数据，并于1980年12月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因土补偿施肥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施肥方法上，1976年以前，都是化肥作种肥施用。1977年开始对小麦进行秋施肥。1980年后，则提倡深施肥、深侧施肥和分层施肥，并用飞机对大豆喷撒稀土微肥及磷酸二氰钾，进行花期和叶面追肥等。为了弥补单施化肥，降低地力的缺陷，1977年后，开始注重秸秆还田，培肥地力的工作。仅1980年，秸秆还田面积就达48,000亩，占当年小麦播种面积的40%。
　　在植保方面，坚持了一切种子均进行防病防虫的药剂处理，并加强了对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早在1971年，就建立了全场性的病、虫害预测点。1972年，曾较及时地发现了大面积粘虫虫害。1982年，又发现了早期的大豆草地螟虫害，并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在“灭草”这一植保的关键性环节上，除了机械灭草以外，化学药剂灭草面积逐年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工效，1981年后，开始用飞机喷撒部分药剂。草荒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在种子方面，这一时期农场的良种主要靠科研站和种子队繁殖。一般采取先少量引进，科研班进行区域性试验，成功后，再进行高倍繁殖和大面积播种的办法。不但达到了良种自给，而且有时还能为兄弟场提供一定数量的优良品种。1981年后，农场又新成立了种子公司，从此，良种的引进、繁殖、提纯复壮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开端。三年多来，共引进良种七百余吨，经过高繁，将全场原来的12个小麦品种淘汰了7个，大豆也由原来的10个品种优选为6个。
　　科学种田的恢复和发展，使农场的农业生产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单产不高，总产不稳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这除了青龙山农场建场时间短，基础条件差，兵团改制农场之后，尤其是1981年后的几年，旱、涝、低温、风雹、虫等自然灾害及施肥下多，药剂不足，农机具不配套等影响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不要说旱能灌，就是排涝工程，也很不配套。所谓完工的八条大的排干，虽然在排洪上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有的排干下游疏通不够，支渠不多，毛渠没有，兼之地中间的鱼眼泡子没有解决，田间路又很少架设涵洞，因而排水不良，水流梗塞。一场大雨过后，田间的积水排不出，十天半月不能机耕作业，不但影响机耕作业质量，而且延误了农时，这是青龙山农场不能高产稳产的根本原因。
　　二、机耕作业的标准化很差。近几年，虽然机耕作业质量有很大提高，但还达不到标准化，其主要表现在，翻耙基础作业质量不佳，深松面积少，翻整不平，播种深浅不一，落粒不准、不匀，保不了田苗，在喷药、施肥以及田间管理中，由于农具不标准，操作不当而喷撒不匀，伤苗严重，加上收获中损失过大等因素，往往是在同一个地块，用同样的品种，施同等的肥料，而产量却亩差一百多斤。这是影响青龙山农场产量高低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来农场对机耕人员做了很多工作，注重了培训，但总的来说，多数人员操作技术不高，技术水平有限，加上领导上对各种作业的要求不严，赏罚不明，致使作业不认真。这也是不能提高作业标准，形成低产的一个原因。
　　改变所有制结构，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国营农场不但是一个全民所有的农业经济，又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小社会。它既担负农业生产的任务，又要承担全场的一切社会需要，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有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适应。随着农场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1978年和1979年，因“知青”大批返城，农场的各行各业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了维持生产，除了从农场调进部分技术人员外，又从职工家属中招了大批社会劳动力。到1979年9月“卡死”时，全场除3217名职工外，社会劳动力增达1326人。国家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后，这些以往被农场包下来当临时工的社会劳动力，就出现了占用定员定编的工资总额和影响职工年终分奖的问题。一些不利于全民经营的专业，如少数畜牧，小面积的玉米、杂谷等种植业也连年亏损。长期以来“先治坡”、“后治窝”的思想影响，农场在人们生活的供应上出现的缺门短项的现象，也亟待解决。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促使全场同志，重新认识多种经济成份的问题。
　　1979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以后，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农场总局于8月首次提出“发展集体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安排多余劳力”的问题。这一提法使农场顿开茅塞，开始探索所有制结构的改革问题。
　　1980年初，农场成立了集体经济办公室。在集体经济办公室的领导下，把分布在场11个生产队、6个场直单位编外的1050名闲散劳力，组成了24个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专业承包，自负盈亏，平时无息贷给生产资料的费用并预借生活费。在农的大力扶持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顺利，当年共种粮豆18,000亩，总产粮豆23,000吨，种各种蔬菜二千七百五十亩，产菜1,550吨。饲养猪833头，包建房屋3700平方米，采石21,415立方米，修沙石路16.5公里，烧酒20吨，支援生产队用工21,000个，总收入达613,600元。除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外，纯分配478,608元，平均每人分得455.8元。集体经济的兴办，不但使社会劳动力生活有所保障，职工多分了奖金，而且使农场少支增收九十余万元。
　　1980年以后，农场在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时，还大力地发展了个体经济。到1984年底，全场共有养鸡、养渚，养蜂、养羊、养珍贵皮毛动物，钟表、电器修理，被服加工等服务业的各种专业户76个，个体商店33户，市场贸易成交额每年均在万元以上。致此，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包括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在内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在青龙山农场初步形成。
　　可喜的跃进1979年和1980年两年，由于全场上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全场各条战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了农场的建设步伐。迅速结束了建立农场体制后头两年徘徊不前的局面，连续两年跃进了两大步，成为青龙山农场建场以来经营成果最可喜的两年。
　　1979年，农场克服了青年返城，低温干旱能带来的严重困难，播种粮豆二十六万亩，总产粮豆27,197.5吨，比1978年增长增长46.4%。亩产177.4斤，比1978年增长21.3%。上交粮豆13,200吨，比1978年增长84%。净盈利514,309元，一举扭转了1978年亏损984,381元的局面。1680年又在1976年的基础上，总产粮豆28,757吨，单产提高222斤，上交粮豆17,277吨，净盈利是2,814,000元，不但创造了粮豆总产，单产、上交、盈利等四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历史最高记录，而且创造了建场以来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直接生产工人平均每人生产总值为6,022元，平均每人生产粮豆37,813斤。全场的其它各条战线，这两年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畜牧业较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70%。每一林工创造产值，1980年比1978年增长六倍多。两年共开荒72,000多亩，购置了300多万元的农机具。铺砂石路18.2公里，架设输电线路26公里，烧红砖一千二百多万块，自建了教学楼和面粉加工楼各一座。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两年全场共发放奖金1,037,000元，人均得奖145.91元。农场用于集体福利事业方面的经费也在逐年增多，1980年农场用于集体福利事业方面的投资，仅粮油加工补贴，医疗费，职工住宅建筑费、生活补贴等四项费用额，就达1,156,745元，平均每个职工享用340余元。事实有力地说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有利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是农场两年跃进两大步的根本原因。
　　但是，由于垦区多年来主要从事粮豆生产的传统经营方式及产供销脱节等客观方面的原因，到1980年年底，农场单一经营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限于本场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主干公路仍以土路为主，且路基低，两侧路沟的排水能力差，加之这两年干旱，人们对防涝放松了警惕，原有的水利工程又不配套，这就给农场建设留下了潜在危机。当1981年特大涝灾袭来时，使农场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四、严重遭灾，前进受阻
　　少有的大好形势和罕见的涝灾为了巩固1980年“四超历史”的经营成果，把农场的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1981年初，农场党委提出了“保证六、四、五，争取八、六、七”的奋斗目标(即；保证全场粮豆总产6,000万斤，争取8,000万斤；上交4,000万斤，争取上交6,000万斤，盈利500万元，争取盈利700万元)。党委的决定，得到了全场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拥护，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全场春播总面积达357,000亩，粮豆作物90%以上播在高产期，化学灭草面积和施肥量等，均有大幅度的增加。5至6月份，各种农作物禾苗茁壮，长势喜人。小麦经过测产，全场平均单产在三百斤以上，总产预计在36,000多吨。其经济效益不但能一季保全年，尚可盈利四百多万元。当时，全场上下兴高采烈，喜笑颜开。都伸开双手，准备拥抱用心血和汗水所育就的大“金娃娃”。
　　但自进入6月份以后，久雨不停，酿成大灾。从6月1日到8月23日的83天时间里，有63天降雨。进入小麦收割期以后，仅有五个无雨天，总降雨量达538.8毫米。由于青龙山农场地势低洼，水利工程不配套，一般地号积水都在105550公分，个别生产队地块积水达一米以上。全场近36万亩农作物全部遭到水淹，其中绝产面积达19.6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5%。灾情在50%的八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2%。预计有产部分的农作物可收粮豆五千吨左右，仅占年初计划的八分之一，“八、六、七”的奋斗目标随之化为泡影。另外，大水还冲坏房屋11栋，计二千五百多平方米。冲毁桥涵12座和道路32处，致使12个生产队与场部断绝交通。生产日日困难，生活时时告急，全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艰苦卓绝的抗灾抢收战斗在毁灭性的重灾面前，全场广大干部、职工、家属、学生，在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习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思想，鼓舞了斗志，不低头，不畏难，不退缩，不泄气。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泥里、水里，冰上、雪里，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灾抢收战斗。
　　抗灾抢收战斗的环境极其艰苦。水深没膝，行走艰难，稀泥陷脚，苦于自拔。用两台拖拉机牵引一台收割机，对大多数地号仍无济于事。由于气温低，阴雨连绵，蚊虫小咬比比皆是，田间作业时，咬的人满脸是包，再兼之房屋漏雨，严重缺菜等生活上的困难，就更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场党委纵观全局，于八月二十四日，及时将呈报管局党委的《关于继续抗灾夺粮的报告》下发给各队。报告中号召全场人们“紧急行动起来，振奋精神，抗灾夺粮”。与此同时，向各生产队发了“慰问信”。并组织机关有关部门，先后三次下队了解灾情，慰问群众，力所能及地解决各单位及全场职工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党委的号召和关怀，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抗灾夺粮的积极性。全场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学生，以及一千多名前来支援的解放军同志，人手一把镰，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攻克了道道难关，使战局得以好转。
　　修理厂的工人同全场的机务人员密切合作，不辞辛苦，昼夜奋战，先后对203台机车进行了“穿木鞋”、“大轮包胶皮”、“大轮封闭”、“双前轮”等防陷改装。改装后的机械充分发挥了作用。鉴于当时久雨不停；人工割倒的麦子因脱不了谷而泡水烂掉的现象，农场及时推广了十八队创造的利用塑料布或其它物资做成“担架”，两人套在脖子上，边割边往“担架”里放，不使麦穗着水，直接送到康拜因定点脱谷的“两人担架收割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9月中旬以后，雨量逐渐减少，但全场各地号里的明水，平均仍在十公分以上。接着秋收来临，麦收连着秋收，持续地进行着。此时，抗灾抢收战斗进入了炽热化阶段，天气逐渐转冷，作业日益困难。为了提高进度，避免雪捂，全场性的立功竞赛活动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在十四队参加会战的24台收割机，五天割晒小麦19,000亩，有五个车组和一名个人，分别荣立了三等功。　　
　　这场“战斗”直至12月份结束。
　　灾害给农场建设造成严重困难，罕见的涝灾使农场的各行各业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造成了惊人的经济损失，严重也延缓了农场前进的步伐。
　　在农业生产方面，全场近三十六万亩粮豆，平均单产仅38.7斤，比建场以来的平均单，产降低了104.6斤，总产也只完成计划的17.1%。按小麦收前的测产和大豆的估产计算，灾害所造成的减产达8,000多万斤，其经济价值1,700多万元。同时，灾害还造成了作业成本的大幅度提高。仅抗灾抢收时用于机械攻装、排水、修路、油料消耗等几项费用，就比正常年份增加370多万元，平均亩成本提高了十元多。由于粮豆欠收，为保证1982年生产的正常进行，农场不得不从双鸭山、嘉荫农场等地，调进1,910吨种子，增加费用37.9万多元。为解决蔬菜绝产给职工生活带来的困难，全场外购蔬菜40万斤，又补贴了3万多元。
　　在畜牧业方面，灾后由于饲养条件恶化，饲料单一，致使各种疾病相继发生，死亡肥猪、仔猪780多头，价值5,600余元。畜牧业总的经营成果，也比1980年增亏了21.5万元。
　　工副业由于灾害的影响，生产能力明显下降。基建无法进行，运输基本停滞，加上粮油加工和其它副业的亏损额，共净亏73.5万元，比1980年增亏近二倍。
　　涝灾冲毁的道路、桥涵、房屋、损失价值三十多万元。因抗灾抢收而从银行贷460万元贷款，平均每月需支付利息7,000元。
　　在涝灾的影响下，年度全场经营净亏947万元。
　　涝灾不但给农场背上了负债的沉重包袱，而且给1982年的生产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耕地大面积积水，土壤结构遭到破坏，翻地作业无法进行，外调的种子混杂，部分人的思想浮动，所有这些，都迫在眉睫摆到农场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振奋精神，生产自救。鉴于灾害给农场建设所造成的严重困难，9月7日至9月9日，农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党委书记许云成作了题为“全场动员，团结战斗，奋发图强，生产自救，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奋斗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全面地分析了灾后农场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抗灾夺粮，生产自救的措施。会后，这些措施的全面实施，为减轻灾情，生产自救，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农场一改过去那种“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不但保证在灾年对全场职工粮油供应两不减，而且派车到外地购买多种蔬菜，买回后，按原价卖给职工。运费和损耗农场进行补贴，不增加职工个人的负担。为保证不饿死家禽，农场于10月1日，发了《关于家属养禽饲料分配的通知》，决定分给职工每户两袋麦头子。对职工住宅，凡有危险的住房部进行了加固，暂时漏雨的房屋也因陋就简地进行了维修。　　
　　其次，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场除了1982年储备肥料一千多吨外，还外调种子1,910吨，把“抢回”准备留作种子的小麦，一律放到麦台上通风晾晒，以保证种子的质量。为改善生产条件，1981年冬和1982年春全场掀起了排水、修路的热潮。经过一冬春的苦战，全场排出了20多万亩耕地的明水，所有道路和桥涵均得以修复，场部至各从竹路基木畅通。
　　第三，开源节流，增收节支。10月3日，场团委发出《关于开展“两捡一献”活动的通知》。封冻以后，农场又组织闲散劳力和家属学生进行“小秋收”，经过努力，全场共拣回粮食一百多吨。与此同时，农场要求各单位，要压缩一切开支，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不该买均物资坚决不买，不该换的机械零件坚决不换，不该派的公出坚决不派。十九队在贯彻这一精神时，停止了发电，全队点油灯，从点滴做起，减少支出，降低了亏损额。
　　由于农场党委加强了生产自救的工作，使干部，职工很快打消了“伯挨饿，伯开不出工资”的想法和“地难种，工作难抓，翻身仗难打”的畏难情绪，看到了灾后农场的潜力和出路，从而振奋了精神，坚定了信心，为1982年大打“农业翻身仗”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五、解放思想，开拓前进
　　大打农业翻身仗，1982年春播前，由于1981年特大涝灾所带来的后遗症和冬雪太大等因素，全场耕地明水面积占总面积的40%以上，花达水面积占总面积的30%左右，秋翻地几乎没有，十九万六千亩绝产弃收的地块，尚待进行田间清理。面对重重困难，农场党委经过反复的讨论研究，在认真分析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之后，明确地提出了“多种地，种好地。一年恢复，两年翻身”的奋斗目标。3月28日，农场召开了一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各级领导、技术人员和来自全场的职工代表们欢聚一堂，共商大计。会议制定了“1982年经济责任制试行办法”，“1982年劳动竞赛办法和方案”，并做出了“进一步落实生产责任制”等七项决议。会后，根据大会精神，全场共组织了32个粮豆承包组和50个专业承包组，实行了浮动工资和联产计酬的分配办法，提高了集体职工的地位和福利待遇，加强了劳动保护工作，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妥善地解决了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迅速地在全团掀起了备耕和春播的热潮。
　　各生产队都能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清理干渠，保证大量的水能及时排出，挖浅沟排水，解决花达水地块，浅水地块往深水地块里排水等办法，逐渐扩大了播种面积。同时，加速了田间清理、调种、选种、农机具检修等春播的各项准备工作。但由于严重春涝，大部分地号机车无法作业。到5月20日，全场才勉强播上23,290亩小麦。5月下旬进入刹浆期，又赶上连续的晴好天气，党委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组织全场人们，发扬拼搏精神，昼夜进行抢播，共播大豆177,544亩。此后，又连续战胜了夏旱、虫灾等自然灾害，并以短短的20天时间结束了秋收，终于夺得了粮豆总产14,436.4吨的好收成。年终结算，净盈利114.9万元，实现了一年恢复的奋斗目标。跨入了总局的先进行列，受到总局党委的表彰和奖励。
　　1983年，又遇到了严重的春涝。4—5月份，共降雨近二百毫米，再兼之气温低，化雪晚，秋翻地少等因素，给春播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委正确地将全场的人、机、物力，分成挖沟排水和整地两大战线，并抓住个别晴好天气，发扬拼搏精神，突击抢播，分别用9天和11天时间，抢播小麦：8万亩，大豆103,739亩。6月4日后，天气骤变，连续降雨，到7月4日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就降雨173.7毫米，使22万多亩粮豆作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水淹，其中绝产面积79.784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7.6%。灾害虽然严重，但由于农场认真地推行和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实行了专业承包和联产联利的计酬形式，从而使职工从切身利益上，更加关心其经营成果，都想方设法大搞排水，加强了田间管理和精打细收。经过努力，尽管未能实现两年翻身的奋斗目标，但仍在大灾之年，总产粮豆21,571.45吨，净盈利一百零二万四千元。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出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倡议后，一个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立即在全场掀起了热潮。仅在“文明礼貌月”活动期间，全场就累计做好人好事3,800多件。1982年4月10日，农场党委鉴于1981年“文明月”开展：情况的经验教训和农场气候的特点，作出了“每年四月，为青龙山农场的文明礼貌活动月”的决定。同时要求全场各单位，要把“文明月”的活动发展为制度化的常年活动，制定长远的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常年的竞赛，评比、检查、验收制度。要把侧重于治表的单项活动，发展为治本的综合活动。既要进行“五讲四美”的宣传教育，更要搞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三热爱”教育。不仅要治理“脏、乱、差”，而且要“治愚”，“治穷”。要把单靠政治部门抓发展为各部门齐抓共管，发挥各职人员的积极性，通力协作，综合治理，以促进农场的建设。
　　在落实上述规划时，党委首先从抓端正党风入手，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决定》、《支部书记工作职责》，《农场党风建设规划》等一系列条文规定，明确提出在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干部党员要坚持做到“五不准”。这些规定落实后，基本上煞住了请客送礼、婚事大操大办等歪风，拉关系，走后门，利用职权安插子女亲友，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等不正之风也得到了较好的纠正。1983年5月，经管局纪委检查验收，确认青龙山农场党风已经基本好转，并列为农垦总局党风好转先进行列。
　　为了改变营区面貌，每年3至4月份，场直地区和各生产队，都组织卫生大扫除，清除积雪和垃圾，进而植树种花，修筑道路。仅1982、1983两年，全场就义务植树58,065棵，新建花池花坛150个，将70%的营区道路铺上了沙石，兼之对营区的统一规刘和管理，使营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三热爱”教育时，注重了把教育同创建文明单位结合起来，干部，党员进行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青少年着重学习了《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两本书。在系统的理论教育的同时，先后在全场开展了学雷锋、做好事和“五好家庭”、“模范夫妻”、“好媳妇”、“小红花”等活动，使大公无私、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尊老爱幼、拾金不昧等良好风尚大为发扬、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层出不穷，1982年，十八队被管局树为精神文明标兵单位，十四队被管局评为“五讲四美”先进集体。1983年，场公安分局、场工会、场职工医院、场直学校等单位，又分别被管局，总局、省等有关部门，评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集体。1984年，全场有500个家庭达到“五好家庭”标准，有99%的户被评为遵纪守法光荣户，农场也跨入了省卫生文明场的先进行列。
　　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为了培养一代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文化的新人，场党委始终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去抓。1981年以后，在农场靠贷款过日子的情况下，仍对教育事业所需经费优先投放。为了提高师资水平，这几年间，先后选送28名教师到中专和大专院校进行深造。为了改变教学条件，于1983、1684两年兴建了一栋3,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并不断地新添了部分教学设备。到1984年初，仅场直学校所拥有的教学设备，其价值就达335,944元。全场的中小学校，逐渐发展到二十一所，并办了职业高中。教学质量也有了相应的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小学升初中升学率为79.3%，初中升高中(包括升管局重点高中和农场职业高中)升学率在90%以上。
　　在狠抓普通教育的同时，加强了对职工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等工作。农场于1981年成立了“职工教育委员会”和“职工教育办公室”，具体负责对全场职工教育的组织与领导。除了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外，还进行职工守则、场规、场法等教育，并根据农时，分别采取办夜校和脱产轮训等方式，对1,402名职工进行了“双补”。经管局两次考检验收，有797人领取了“双补”合格证，占参加“双补”人数的56.9%，较好地改变了职工队伍的知识结构。
　　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快地发展。到1984年底，共有医院、卫生防疫站各一所，卫生室24个，基本上形成了全场性的医疗网点。逐渐发展起来的场职工医院，设有住院处，门诊部等20个科室，病床31张，各科应急医疗设备和药物基本齐全，对一般病症和小、中型手术能够处置。为了提高医疗水平，每年都送出十名以上医护人员，到外地学习培训。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了贯彻以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搞“两管五改”，狠抓食品卫生。由于预防和防疫工作不断加强，基本上消灭了地方病和各种传染病。从1982年开始，医院又制定了对患者实行“包洗头、洗脚、剪指甲、包打饭，包打开水、包倒痰盂，包病房卫生”的“五包”制度，使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计划生育工作也卓有成效，独生子女办证率达100%，计划生育率年平均在99%以上。由于医疗卫生工作一年比一年好，而且职工享受免费医疗，家属享受半费医疗。1980年以后，又对独生子女实行公费医疗。基本上做到了小病小伤不出队，大病重伤不出场，疑难病症不误诊，保证了广大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979年后的四年问(1981年除外)，光发放奖金一项，平均每个职工就增加收入717.54元。1981、1983两年，农场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给2,949名职工晋升了一级工资，每人每月平均增加工资额6.46元。据1983年7月份统计，全场共有电视机503台，洗衣机216台，银行个人存款累计金额153.7万元。集体福利事业也越办越好，共新建砖瓦结构的家属住房27,131平方米，给工，216户安上了土暖气，为1,427户打了小水井，建成了文化宫一座，职工食堂一栋，还为三个生产队建起了办公楼。职工的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场工会于1981年建立图书阅览室，室内藏书四千多册，订阅了二十多种报刊，一百多种杂志，每周对职工开放四次。1982年，又于文化宫建立了“双老”活动室，供老干部和老职工休息或娱乐。各生产队也相继建立了图书室、阅览室、电视室、广播室和游艺室，修建了排球场和篮球场，成立了业余体育队和业余文艺演唱队。每年“六一”，都召开全场性的田径运动会。每逢“五四”、“元旦”、“春节”等节日，场团委和场工会，也都组织全场性的大型文艺会演，并举行各种类型的扑克、军棋、象棋、乒乓球等比赛。1983年，农场在参加管局举办的摄影、美术、书法三项展览评比中，取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青龙山农场电视差转台，于1983年10月1日，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从此，场内电视不用室外天线，亦能收到清晰的音像效果。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不但使场容场貌、社会风气有了一定的改变，而且使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农场建设的步伐。
　　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的规划和设想1982年，农场制定了《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六五规划”、“七五设想”》。同年11月13日，场召开了历时六天的党委扩大会，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标准达到小康水平的精神，对“六五规划”、“七五设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初步提出了农场经济建设翻两番的设想，后经1983年1月14日党委扩大会的进一步修改完善，逐步趋于成型。1983年7月21日，农场召开了第三届党代会，正式提出了青龙山农场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翻两番的规划和设想，并提出了各个行业的主要经济指标。
　　总的规划是：1980年农场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100万元，到本世纪末要达到4,400万元，平均每年递增7.7%。前十年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5%。后十年是一个大发展速度，每年平均增长9.5%。前十年增长1.6倍，后十年增长2.4倍。
　　在农业生产方面，到1985年，耕地面积要达到40万亩，粮豆单产250斤，总产一亿斤，农业产值2,000万元。到1990年，粮豆单产300斤，总产1.2亿斤，产值2,400万元。到2000年，粮豆单产350斤，总产1.4亿斤，产值3,140万元。
　　工副业的生产，到1985年，产值要达到三百八十五万元。其中林业要争取实现大地林网化，营区绿化，产值60万元。牧业要抓好生猪生产，并大力发展养牛养羊，产值75万元。渔业及其它产值要达到250万元。到二〇〇〇年，工副业总产值要达到1,260万元。其中要实现抚育更新次生林800万株，每年采育二十分之一，产值为200万元。养牛6,000头，出栏肥猪3,000头，禽15万只，产值280万元。养鱼33,000亩，年产鱼825吨，产值80万元。制酒、奶粉、罐头等生产，年产值可达400万元。集体和个体生产产值要达到200万元。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规划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主要措施：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靠党的政策来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发挥优势，大挖潜力，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提高粮豆生产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整顿企业，完善生产、岗位、经济责任制；大力发展科研和教育事业，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合理使用建设投资。
　　这一宏伟规划，突出了向山、水、林业、牧业，副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工副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这样就从根本上摆脱了靠天吃饭、靠单一种植业吃饭的局面，无论丰年还是欠年，农场的经济都不会有大的波动，职工的收入可保持持续增长。到本世纪末，人均收入可望达到3,092元，折合1,217美元，“小康”生活水平即可实现。农场也将以经济结构合理，经济效益较高，农、工、商相结合的现代化谷物农场，呈现在人们面前。
　　农场建设进入新阶段为了实现农场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根据中发(1982)2号和(1983)47号文件的精神，1983年底到1984年初，在管局党委派来的整企巡视组的帮助下，农场进行了企业自行整顿的工作。
　　“整企”中，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方针和原则，按照精减机构，减少层次，紧缩编制，明确职责的要求，对领导体制作了重大调整。减少了科一级的领导层次，把原来带有企业性质的八个科室改制成物资、建筑、劳动、服务、运输、畜牧、种子六大公司的经济实体和教育、卫生、生活服务三个中心，并把原来的生产、行政、管理部门合并成了总农艺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场长、商粮贸五大办公室。通过改革，使机关由原来的三十二个科室缩减为十六个部、办、委，由原编制的一-百三十二人，减少到八十九人。
　　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充实和调整了场、科、队级领导班子。调整前场级领导八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有一人，平均年龄为51.5岁。调整后的场级领导中，大专、初中文化强度各四人，平均年龄下降到46.5岁。有六名年大体弱的科级领导干部主动退居二线，甘当“人梯”，选贤荐能，使七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科一级领导岗位。队级干部除免职十人、退休二人外，也做了必要的调整。从而使场，科、队三级领导班子，在年龄上初步形成了梯形结构，在文化程度上形成了大专、中专、高中、初中的知识结构，出现了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的新局面。
　　为解决场直单位存在的混岗人员多，产品和工程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问题，整企中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推算，将加工厂、工程队、水利队、医院、机关等五个单位的原编制人员，分离出30%，从事其它产业。
　　根据农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上级的有关精神，整企中经过全场上上下下的多次讨论，决定对农场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变革。1984年，在全场推行了以机械作业为主的麦豆生产承包组，统种分管分收到劳组；养殖业和林业等承包到户或个人，分配形式采取包干上交，有限奖赔的责任制形式，并在第六生产队试办了三个联户承包的家庭农场。对家庭农场实行定额上交，盈亏包干，限额奖赔，八百元以内全部分配。超九百元以上七、三分成的分配办法，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个人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
　　这次企业白行整顿，为农场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放宽政策，松绑放权，发挥本场优势，搞活农场经济闯出了新路子。为实现农场的“六五规划”、“七五没想”和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青龙山农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