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征历史的变革艰难的探索 司佛 吴永权 王成悟
(一)
1984年，中共中央颁发“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国营农场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从此吹起了全国农垦系统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前锋农场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始在四个生产队试办起职工家庭农场，从此拉开了农场改革的序幕。1985年，又掀起了“大办”、“快办”、“全面兴办”的高潮。至此，农场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
土地到户，机械转让，取消工资制，实行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全场兴办起760个家庭农场。由于当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又没有管理家庭农场的经验，当年亏损200余万元，其中职工家庭农场亏损150户，亏损额是41.6万元。1986年初，部分职工干部出现对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动摇思想”，农场党委做了大量工作和制定了让利于民的优惠政策，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落实了兴办家庭农场“五不动摇”和“六不变”的政策，给全场职工干部吃了定心丸。经过调整和理顺，使兴办家庭农场又掀起高潮，并且强调承包形式“贵在家庭”，要求职工家庭农场以独户为主，“越小越好”。经过二年的实践，农场干部职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适应与不适应这个关键问题上，经过认真痛苦的思考，1987年，承包形式又进行了重大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坚持生产队(管理站)核算职能，保持机械化集群作业优势。具体作法是把适宜于机械化作业的麦豆作物，由机耕队统一承包，当时的水稻、玉米和经济作物由家庭或个人承包，使生产力诸要素得到较合理的配置，形成了“一大带多小”(大指管理站统一指挥机耕队)的格局。实践证明这样做，机械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均得到较好的发挥，干部、职工容易接受。应该说1987年以来，农场的农业经济改革虽然又进行了若干局部理顺、调整，但在管理站的领导下的“一大带多小”的承包格局，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1986～1988年间，曾受到中央有关部委和省领导的赞同，并接待农垦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领导150余次参观，提高了农场在垦区和全国的知名度。
(二)
尽管农场经过16年的改革，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但我们始终认为，农场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突破口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使职工家庭农场越办越好，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1、职工家庭农场打破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冲破了国营农场集中统一经营的僵化模式，打破农场管经营不管盈亏，农场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农场的“大锅饭”的格局。使企业失去的生机和活力，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恢复。职工家庭农场的兴起，瓦解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中的“大帮轰”的劳动方式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初步地建立了国营农场双层次经营格局，增强了企业经营活力。
2、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家庭经营推动了职工群众发展个体经济、庭院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可以说职工家庭农场的兴起，从根本上结束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结构，为促进农场建立起商品经济体系，发展生产，繁荣市场，扩大就业，改善职工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起到催化剂作用。
3、进一步确立了农场主人翁的地位。职工家庭农场的兴起，使农场的职工身份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经营者，使职工家庭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生产消费单位变成生产经营单位，从而使职工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出于对家庭生产经营成果的关心(连心连利)种植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努力发挥自己劳动潜力和智慧，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时间，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这大大地增强了国家主人翁责任感。
4、促进了农场产业结构调整。职工家庭农场的兴办，促进了职工去寻求两个剩余(剩余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出路。于是，多种经营就迅速发展起来。最突出表现是：家庭畜牧、养殖业的发展，优化了内部结构。例如奶牛、黄牛以较快的速度增长，1985年存栏数是133头，到1987年，已发展到420头。此外，农场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个体服务性行业覆盖全场，这些都反映了家庭农场经营、庭院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5、逐步实现了农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职工家庭农场的兴起，为农场增添了新的农业投资主体，过去的那种“国家出钱、农工种田”的毫无生气的局面和越来越狭窄的单一投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从1985年起，农场职工就开始自筹资金注入农牧业生产，仅1985年，职工就购买农机具达195台件，价值达90万元。全国最大的开发型家庭农场李长彦家庭农场，自购固定资产就达40余万元。职工自购奶牛148头，黄牛298头，羊117只，貉564只，建住房3707平方米，职工自费订阅报刊杂志1080份，仅报刊杂志费就达7423元。职工开始注重人才投资，自费送子女上大学44人，十站陈红花先后出6000元送两名子女学习财会和水稻种植技术专业。由于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在诸多方面参入投资，这对农场以后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和“两自”的实现都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6、部分农业职工开始富裕起来。1987年职工银行存款增加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由1984年40万元增加到194万元；由1984年户均收入247元，到1987年增加到1142元，户均增加895元。1987年农场商店商品销售总额200万元，比1984年增加130万元，增长185％；电视拥有量782台，其中彩电215台，电视机由1984年的6户1台，到1987年的2、3户1台。据统计，当时全场1698户，有11.2％以上家庭银行存款都在5位数以上。
以上几条都是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标志的农场经济改革后所直接取得或引发的积极成果，这些在当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三)
农场在这次重大历史变革实践中，特别在改革的前几年(1985～1987)，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和挫折，使农场的生产力一度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主要表现：
1、农场的机械化优势受到抑制。具体症状是：农机具配套状况失去相对的平衡。原来农场的农机具虽然不完全配套，但在统一指挥调配下，通过流水作业的办法还能大体适应的，以家庭农场为生产经营单位出现，它要求自己拥有生产全过程所需要的全套农机具，农场1984年底拥有的常规农机具如附表。
家庭农场机械状况表
(1984年)
附录－1
按上表农机具状况组建起来的单机中多机家庭农场，必然是缺东少西，据统计1985年组建的760个家庭农场，有机的203个家庭农场，常规农机具全部配套的不到50％，由于农时集中，农机具在同一个农时季节串用余地很少，有的家庭农场用一台或两台播种机播种，大马拉小车，严重地降低了生产率，加大了成本，大田播种时，有的家庭农场由于受机具短缺的限制，不能形成正常的整地、喷药、拌种、播种、镇压等系列作业程序，延长了整个系统的作业时间，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实施与贯彻，贻误农时，最终影响经济效益。另一个副作用是，家庭农场为了追求万事不求人，小而全的思想，盲目购置农机具，仅1985年，农场13个生产队的(管理站)家庭农场就自筹资金购置拖拉机12台、机引犁7台、播种机16台、重耙16台、轻耙9台、联合耕作机18台、深松犁16台，相对增加了单位面积成本，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益。
(1)机械集群作业优势难以发挥。农时就是命令，就是粮食，就是金钱，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农场由于无霜期短，一般在130天左右，播种收获期集中，在现有耕地面积14.5万亩和农业机械配比的情况下，历来的办法是集中优势机械力量，解决一项或两项农业作业任务，如小麦在丰产期内，在某地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指抢播、抢收)，或者集中更大范围机械力量抢收易涝、易淹、早熟品种等收割任务。实行家庭农场以后，经济责任自负使这种协作松散了，统一指挥力量削弱了，1985年一站、二站、六站，十六站拖拉机分别由16个单机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由于地号适耕情况不一，造成有的机车力量不够用，有的不能耕，机车闲置不动，适耕期十几天，没有播上一亩小麦。第八站，家庭农场自动联合，在管理站安排机械统一使用后，6000亩小麦，6、7天内全部播完。
(2)技术力量失调。家庭农场劳动组合大部分都是由血缘关系组成，很难保证按技术培训程度完成合理的劳动搭配，也不能保证技术工人与机械有效结合，出现了技术力量不平衡状态。有些家庭农场一台机车上聚集了三、四个熟练工人，有的车上则大部分是“白帽子”，造成作业质量达不到标准作业要求。据调查，1985年，全场麦播质量低于往年的占30％(当然还有客观自然涝灾的影响)。
(3)维修、管理措施跟不上新形势。原来农场各类农业机械均有统一管理和维修设施，而分散经营后，旧的维修管理办法不适应了，新的服务体系又未建立和健全。1985年，农场15个农牧单位大部分车库已分给各职工家庭农场，农具场也大部分荒芜了，原来的专业服务行业(如烘炉、电焊等)大部分改为自修自用，机具转让后，对机具的保养维修出现很大差异，有的职工使用精心，保养认真细致(如七站收获机驾驶员王绪礼)而有的人则片面追求既得利益，无视维修和保养，对机械掠夺式使用，造成对农机具不同程度的破坏。
(4)现有的机械类型与职工家庭农场经营两者很难统一起来。农场原有装备的动力机械，大部分是大马力，宽负荷的，这种机械合理耕地面积是2000亩以上，而分散后的家庭农场人均经营面积则是有限的。农场现有14.5万亩耕地，全场干部职工2382人，农业第一线职工约1400人，全场职均土地60亩，第一线职均120亩，以农业一线职均耕地面积为基础，一个单机家庭农场必须有17人组成，双机或多机家庭农场，人数按上述比例增加，这样，按最低17人组建起来的生产单位，很难说有多少“家庭”的含义，这种组合是很不稳定的，一旦内部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和纠纷，很快就会解体。1985年组建起来的有机联户家庭农场，半途解体的近50％。
(5)出现了机力、人力浪费现象。机械作业失去统一指挥后，各个职工家庭农场各自安排自己的作业。过去麦播时，一个中型队安排2至3台运输车就够用了，现在各干各的，运输车要全部出动才能应付；过去配合两组播种机拌种，6～8人就够用了，现在各种各的，仅拌种人员要数倍于以往的人力，最大的浪费是机具空运行。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在同一季节，同一农田道上，同一种农机具，一个家庭农场拉来，另一个家庭农场拉走，这种各行其事的做法造成了机力的浪费。
2、农场管理出现失控现象
(1)资金管理失控，由于职工家庭农场在经济上有自由权利，加之当时无有效的监控手段，因此，曾在部分家庭农场发生了搞不合理开支，内部坐收坐支，搞不合理福利等，一边收入归己，另一边赊欠国家大量资金，进一步加剧了农场资金的困境；
(2)劳动管理失控，由于职工家庭农场有自己安排支配劳动力的权力，使平时场队(站)两级要想组织一些突击任务及精神文明建设，显得十分困难。
(3)贯彻生产技术措施失控，有些家庭农场，特别是有机械的联户农场，他们人员多，利益不够直接，科学技术水平较低以及某些小农经济意识，使一些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常规措施也疏于贯彻了；
(4)转让后的固定资产管理失控，生产资料(包括大中型农业机械、生产用房、大牲畜等)实行作价转让并签订资产价款分期偿还合同后，在法律上承认了承包者的所有权，重要的问题，改革以后，对上述资产的管理办法尚未完善，致使部分人通过变卖，又转让，变换等手段将原有的生产资料处理了，部分农机具也有改变了形态和型号，削弱了农场再生产的能力；
(5)粮食产品管理失控，职工家庭农场以外的产品可以由他们自由处理，分散的职工家庭农场是不考虑整体计划是否完成的，结果是完成计划的自由处理，完不成计划的只好欠交，场、站总体计划难以完成，更有甚者，有些家庭农场看到有人处理产品，可以现得利，在未完成计划的情况下，也通过各种渠道自行处理，造成粮豆产品大量流失。作为上交利费税，回收垫支的统一手段，是控制粮豆产品，产品流失，这就使农场垫支不能有效回收，使农场生产资金越来越加剧紧缺。
3、合同规定的利费税难以全部落实
职工家庭农场对大农场的经济责任是通过合同方式确定下来的，在执行中甲方(农场)对乙方(家庭农场)的责任，将得到落实，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如何把乙方纸面上的责任付诸实施，则明显的不具有保障手段，这些职工家庭农场成员基本上都是长期靠固定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特别在起步阶段，是由农场垫钱、物，他们种地，经济上不具备自由能力，这些人在经营有利时，又以产品形式偿还垫支以及利费税，一旦发生亏损，他们就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如果要连年亏损，偿还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对职工家庭农场亏损的处理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所谓“挂账”，这种“挂账”对偿还能力极差的职工家庭农场成员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自负其盈容易实现，自负其亏无法保证的情况，使合同形成一纸空文，查一下账(1985～1987)职工家庭农场历史挂账是363.6万元，就说明这一点。
(四)
16年的改革实践，尽管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历程，从主流上看是主要的，解放了生产力，加速农场各项事业建设步伐。又通过不断地调整和理顺，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两自率”不断扩大，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经营机制框架基本形成，并纳入轨道，正常运行。农场的生产力在稳步发展，改革正在健康地向深层次深入进展，前车之鉴，后车之覆！通过这16年的艰辛的探索，应该吸收什么教益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1、改革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都是长期从事企业经营指导和实践的人，由于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经营的“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都有了充分认识，对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突破口的变革心情是迫切的，行动也是积极热情的，但同时又是没有经验的。在一些理论上也是含糊不清，因此在实践活动中就会引发出判断失误或不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例如：一度曾把双层经营体制误认为是一层经营一层服务，具体为职工家庭农场经营，农场各级服务，从而导致削弱生产队(管理站)经营管理职能。又如：“家庭农场”就是“贵在家庭”、“越小越好”、“越独越好”。从而把土地和机械全部分解开来，使农场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系统解体。如认为要“大办”，必须都是家庭化，从而把全部牲畜、服务设施低价转让给职工个人，一度使畜牧生产和服务系统遭到破坏，如认为职工家庭农场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此，在毫无抵押的情况下，对职工实行机械转让，在分配上实行全赔全奖，结果出现了职工家庭农场负盈不负亏，使农场财政一度蒙受损失。历史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革命的行动，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而理论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有了它，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并由此引出科学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实践不走弯路，少受损失。
2、改革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正确政策的指导。正确的政策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前提，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改去那些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职工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就农垦系统各农场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平衡的，就一个农场来说生产队与生产队也是不一致的。因此，改革的措施也很难有一个能治百病的万能灵药，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逐步积极推进，切忌一刀切，一个令，一阵风。
3、改革要认真考虑到职工实际承受能力。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于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切现象关系，都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和行为来实现的。人们“按不同方式活动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马、恩选集，四卷244页)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是拥护还是反对，极大程度地决定着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现代行为也认为，一项决策能否变为现实，与决策执行者(即广大职工群众)的行为(对待决策的态度、主动性、积极性等)有着密切关系。最好的决策，如果得不到执行者有力支持，也绝不能变为现实。我们认为：职工家庭农场的兴办是在针对国营农场的“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形式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无疑这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何推进实施这一改革方针，是应该取慎重考虑的。一种经济体制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也有着终结的历史过程。依存于这种经济体制的一切附属物，在渐近消亡过程中，必须作崇于人们的旧观念。农场职工同农村农民不一样，长期以来，农场工人同其它企业一样，享受固定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他们较普遍存在着“工资不高月月发，奖金不多年年有”的对现实生活满足感和安全感。“宁可安安稳稳挣点小钱，不愿甘冒风险挣大钱”，这种心态必然会给改革增加阻力与难度。另外，农业工人长期作为一个在别人指挥下从事一项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一旦离开“集体”解除长期赖以生存的“铁饭碗”，让他们一下变成生产经营者，他们会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因此，要有个学习、提高和适应的过程，就是机关干部也要有个说服教育，认识过程。
回顾在兴办家庭农场初期，兴办家庭农场其目的就是让职工尽快脱贫致富起来，并且采取了不少让利于民的措施，但在部分职工中产生了动荡，当然也有些客观因素。如1986年，因1985年遭受自然灾害，部分家庭农场的职工辛辛苦苦干一年亏损了，产生了怕再亏损动摇思想，有的想退职，有的想退场，也有的要返回原籍，这就说明一个好的政策的出台，必须使群众有一个认识和适应过程，否则，再好的东西，他们也不能马上接受和消化。
4、生产队的基础地位千万不能动摇。构成农场经济基础单位是生产队(管理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生产队就是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组建起来的，从它的总体布局、农田规划、水利建设一直到后期设施都是围绕着整体生产经营的目的进行的。因此，它具有生产经营的特殊功能，这是农场地域辽阔等实际情况决定的，可以说农场的事业兴衰，关键之一在于生产队这一级生产经营状况。然而，1985年生产队的经营能力一度被削弱，这是造成各方面失控的重要原因。1986年以后，恢复生产队经营核算功能，恢复它作为一级独立核算单位的作用。家庭农场必须由生产队组建并加以引导，使农场改革走向健康发展轨道。在八站推行大机耕队带多小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其实质就是肯定生产队的经营核算作用。在生产队领导下内部承包形式，它考虑的生产力发展现实情况，把机械作业程度高的作物，以机耕队的形式包下来，把以人工作业为主的作物分下去，形成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双层次经营格局，这样既能发挥机械作业优势，又能发挥人的积极性，较好解决了生产力诸要素合理配置问题。农场的改革逐步走向正轨，是与生产队的作用分不开的。
以上是我们从参与当时农场改革实际工作人员的角度，在当时业务笔记中整理出来的，回顾当时几年的实践，提出一些看法，很难避免以偏概全的缺点和不足，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