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虎林农垦分局的回忆

　　　　　　　　　　　　　　　　　　 魏壮修
　　虎林农垦分局成立于1963年初，到2003年整40年。当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原牡丹江农垦局与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时，同时批准成立虎林、密山、萝北三个分局。1964年夏又成立了饶河分局。但密山、萝北、饶河三个分局几年后都相继撤销了。惟独虎林分局一直延续到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前后历时七年。是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各分局中，管辖农场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工作最有成效者。然而，在垦区现有的资料丛书及志书中，关于虎林农垦分局的史料却极鲜见。
　　我是1963年春节后调进虎林农垦分局的，直至1969年12月，分局人员彻底解散才离开。亲身经历与目睹了虎林农垦分局七年的全部历程，对其各方面都有较深刻的了解与深厚的感情，至今忆起总会引起深深的怀念。因此，值此虎林农垦分局成立40周年之际，我愿尽可能地把还留存在我记忆中的有关往事叙述出来，也许对垦区发展历史的研究能有所俾益。
　　虎林分局成立之初，主要领导干部是从八五○农场、八五六农场和八五八农场的主管领导干部中抽调的。分局局长余友清是原八五○农场场长。他是位老红军，是最早率铁道兵官兵进军北大荒的老师长。他亲手建立的八五○农场是垦区大规模开发中资格最老的农场之一，密虎地区后建立的不少农场都是以它为依托，甚至是在它的分场、生产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因此，人们曾誉之为垦区的“老母鸡”。余友清同志对八五○农场感情十分深厚，在任命他为虎林农垦分局局长时，他坚持还要兼任八五农○场场长，并坚持要把分局机关设在西岗原八五○农场场部大楼内，而不设在虎林镇。他是王震部长的亲密战友。1962年末王震部长亲自主持在佳木斯宾馆开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大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虎林地区农场的与会领导和随从人员在一个小组讨论，有几天突然不见了余友清场长，听别人说正是因为王震部长不同意他兼任八五○农场场长与分局机关设在西岗，他一气之下中途退会回西岗去了。后来还是王震部长作了妥协，才又把他接回佳木斯继续开会。
　　余友清局长平易近人，对下属十分和蔼可亲。我到分局报到时，刚走进西岗大楼正巧遇见了他。他问我是来干什么的。听了我的回答后，他亲切地说：“听你口音像是湖南长沙人，我们还是同乡咧！”这一下使我感到十分亲近和温暖。以后他见到我还多次主动打招呼说：“小老乡，你好！”他终究年岁大了。身体不大好，咳嗽哮喘十分严重，闻不得一点儿烟味，只好成天戴个口罩。冬天更是出不得门。所以，没隔太久组织上就照顾安排他回湖南长沙离职休养，住进了长沙市近郊的干休所。我后来回老家探亲时曾去看望过他，他那时对垦区的生产建设和一些老同志的情况还十分关切。
　　分局设党组，第一任书记是原八五六农场党委书记付明贤。付书记身材魁伟，不苟言笑。但性情十分温和，极好接近。他是东北抗联的老前辈。我随他去佳木斯参加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大会路过林口等地时，他从火车厢的窗口深情地凝望着不断闪过的山岭对我说：“我当独立营长时，就曾在这一带山里打游击。”他在分局呆的时间也不太长就调到总局视察室当巡视员去了。
　　副局长、副书记有原八五八农场的场长曾柯，书记茆继虞，和其他农场调来的张一千、穆振江等几位。不久，又从密山调来了张振声副局长。他是1958年转复官兵进军垦区、建立牡丹江农垦局时的虎林县县长，为垦区的初创做出过贡献。他比较年轻，年富力强，精明能干。他来之后，曾副局长、茆副书记不久都上调总局去了。余友清局长因身体原因难以正常视事，就把主持分局工作重点委托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实际上主持着分局机关的常务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他也上调去了总局。原密山分局局长高学仁来虎林担任虎林分局局长。后又从原饶河分局调来了老红军王连山任副局长。
　　付明贤同志调走后，由从农垦部来虎林县任县委书记的王桂林兼任分局党组书记。分局副局长张振声、副书记张一千又都兼任虎林县的副县长、副书记。但高学仁、王连山一直没在县里兼职。
　　虎林分局的领导不仅工作作风扎实，生活作风也十分简朴，要求自己很严。例如1964年秋机关搬到了虎林镇，设在原牡丹江农垦局留下的两座办公大楼的西楼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还住在西岗，两地相距八里。副书记张一千坚持和大家一起坐大卡车上下班，有时甚至步行，不让小车接送。这事当时都上了《农垦报》。老红军王连山副局长调来后，一直没有分到家属房，全家好几口人始终挤在办公楼一楼的两间背阴潮湿的小屋里。局长高学仁家在密山，他单身住在办公室，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领导同志的这种好作风，给全分局机关干部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分局是总局的派出机构。只设三室一部，即行政、生产、经营管理三个办公室和政治部，后期增设了工交基建办公室。政治部主任由副书记张一千兼任，各室主任大都是原三级制农场的分场级领导。每个办公室都只有几名工作人员，政治部也只设几名干事。此外，还设了只有两三个人的工会和一个人的武装部。早期机关干部大多数也都调自八五○、八五六与八五八农场，其中有些人曾在农场甚至原牡丹江农垦局当过正、副科长，但到分局机关都一律按一般干部对待。因此，分局的机关干部素质比较整齐，都能独挡一面地抓起一摊工作。尽管只有三十几个人，工作还是开展得比较好。不但机关精干，直属单位也不多。有一个车队，拥有一辆大卡车，两三辆小吉普车。一个电话班，不仅负责机关话务，还要负责通往各农场电话线路的维修保养。还有一个原牡丹江农垦局遗留下来的主要负责影片发行、设备修理的电影工作站。机关搬到虎林镇后，西岗大楼办了个以机务人员为主的培训班，连教员也只有几个干部。为了解决职工午餐问题，机关自办了小食堂。由于食堂办得好，很多同志后来一日三餐都到食堂吃。
　　机关干部、工人的住房都相当简陋。我刚到西岗时，住的是八五○农场兽医站腾出来的药库，两个摆满药品的大药柜，很长时间还摆在卧室里搬不走。后来住进了一间由仓库改修的房子，算是稍有改善。搬到虎林镇后，住房问题也仍很紧张，不仅住得十分分散，而且房子旧、面积小，每户大多只有一间十米左右的卧室，两三代人挤在一起。有的还得天天晚上利用饭桌和行李箱子打临时床给孩子睡。即便如此，还有职工分不到房。后调来的王连山副局长一家就只好住进办公楼。有一对年轻的畜牧技术员夫妇，竟一直在办公室的一张单人床上挤。
　　当时分局机关干部面临的更大困难是下农场的交通、住宿问题。派出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分局的基本职能是上承下达，调查研究，及时向总局反映下情，向农场传播经验。因此，机关干部大部分时间都要下到基层去。除了靠火车站较近的八五○、八五四、卫星等农场外，其余农场来去都较困难。记得有年冬天我在八五八农场搞调研，遇上了罕见的大雪，农场的运输车都开不出来了，可又到了规定回机关开汇报会的时间，只好踏着厚厚的雪往回走，七十多里路几乎走了一整天。还有一次冬天去云山农场，从辉崔车站农场转运站搭拉物资回场的便车，赶巧来了带孩子的农场职工家属，我捞不着驾驶楼坐，只好扒在货物顶上。到农场之后，冻得全身发僵、手脚麻木，几乎下不来车了。那时，在东北农垦总局党委“抓基层、打基础”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农场把仅有的资金都用于生产队的各方面建设，场部都是因陋就简，条件很差。特别像和平、云山这些刚从原三级制农场的分场部基础上组建的农场，更是啥都没有，甚至办公室都是畜禽舍改的，又矮又小。我们经常在这些农场场部办公室的办公桌或者旧沙发上过夜。好在那时强调下基层要到生产队蹲点，要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机关于部每年都有参加体力劳动的天数要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甚至提出了“不劳动是万恶之源”的口号。我们也就经常带着自己的行李住到生产队去，一边搞调研，一边参加劳动。特别是麦收、秋收这样的农忙季节，机关里几乎看不到几个干部。
　　工作条件虽然比较艰苦，大家的精神面貌却是奋发上进的，都表现得比较积极。通常总是每隔一段时间，统一组织一次下基层调研蹲点。到规定的时间回机关开汇报会，分局领导亲自主持，大家总能带回下边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于是，选定一些有价值的情况问题，指定专人写材料呈报总局，对一些好的经验则写通报下发农场。休整之后，再统一组织下去。这样的工作方法非常适合派出机构的机关性质，也很见成效。我这时在经营管理办公室当计划员，后来还曾兼管统计和劳资业务。特别是主抓了“扭亏增盈”，贯彻中央关于改善农场经营管理的“五条”“十六条”精神等总局党委的中心工作。从这时开始，我下定了以农场经营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为自己终身事业的决心，确定了自己在垦区一生的发展方向。1963年秋冬，我就在总结农场生产队计划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农垦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共五千多字的业务论文，以后还写了不少工作研究心得资料，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了，没能保存下来。
　　分局一般干部、工人之间，人际关系比较好，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做到团结友爱、相互关怀。例如有一位姓曾的木工，老婆病、孩子小，工资又低，生活十分困难。全机关同志都热情捐赠钱物资助他，帮他家买了头母山羊，好让他老婆、孩子能喝点羊奶补养身体。一天清晨，机关食堂的饭桌上摆了两双鞋，还有一封夹着钱的短信，信封上写着曾木匠的名字，落款署名“雷锋、王杰”。过了很长时间，才弄清这件事是电影工作站的一对青年夫妇干的。当分局撤销、人员解散时，曾木匠也不分昼夜地利用旧木料义务为一些机关干部赶做了行李箱柜。
　　从1966年下半年起，虎林分局机关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逐步深入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共达3年半左右，占了分局总共存在七年时间的一半。因此，在回忆虎林农垦分局的历史时，无法完全回避，不能不稍加记载。
　　虎林分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中层以下干部、职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并没有多大分歧，对分局领导(即所谓“当权派”)的看法与态度也比较一致。尽管在1967年初上海“二月风暴”的影响下，也搞了“夺权”，成立了全机关干部共同选出的“接管委员会”，但仍然一致拥护高学仁局长主持“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只是到了中后期，极少数机关干部联系上了地方“造反派”，才使分局的运动一步步地卷人了地方派性斗争，把打、砸、抄、抓等极“左”的武斗思潮与行为引进了分局内部。机关大楼也一度被钉窗封门，贮备石头、木棒，搞成了阴森的武斗“堡垒”。不但王桂林、张一千等领导同志被长期关押批斗，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在后来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更趁机大搞派性，使极左思潮严重泛滥，任意扩大打击面。在不足五十人的分局干部队伍中，竟有十七八人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长期关进“牛棚”折磨，或在别的地方遭受有组织的残暴殴打。个别同志留下了残疾。我也于1968年4月12日午夜，被一群持虎林县武装部领导下的“整顿治安指挥部”证件的人，抄家扣押。继而交给机关“造反派”关进“牛棚”，强迫劳动一年多。还曾受到法西斯式的批斗和刑讯暴打，造成至今仍轻度耳鸣。这些事情尽管只是极少数人所为，尽管有着个人无力左右的时代背景原因，回忆起来终归不能不让人留下深深的遗憾。
　　40年已经过去了。原分局领导同志几乎都已仙逝，一般干部、职工中也有不少永离了人间。活着的也都像我一样，成了70岁上下的老头子、老太婆。往事已已！愿遗憾永不重现！愿虎林农垦分局的优良作风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作者系总局离休老干部，文章曾登载在《北大荒史志》第十八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