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附录
第一章：回忆录
一、《开发荒原、创建农场》 (节录) 李在人


　　松江省营第一农场，是黑龙江省动手最早的一个农场。
　　那时自卫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为了胜利后实现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决策，1947年初夏，我和刘岑同志跟随省建设厅孙新仁厅长到冯仲云主席办公室受领任务。开始定了五百垧地的规模，感到领导的气魄就够大了，但经过一个生产过程的实践，就改变了这种看法。通过第一次在太平沟的开荒，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搞更大规模的开荒，才能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要。
　　在总结三个月的开荒工作时，我们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①场址选定和农场规模。农场适宜建立在岗地、坡地上，规模至少不得小于1000垧地；②要争取老的技术人员和培训技术力量，要建立一个拖拉机手训练班；③要建立农场财务分帐，设立会计。上述这些问题，经向孙厅长和冯主席汇报后，都表示赞同。
　　第二次寻找荒原，是刘岑同志带领侦察组去庆阳一带，向群众做了调查，并在荒地上走了两天，观察植被，绘制草图，制定工作计划后，才着手向新的场址转移。
　　开办第一个拖拉机手训练班，省里发了通知，先从呼兰、阿城、双城等县选拔中学生和土改干部，原定60名，后来东北行政委员会知道了，要求为通北农场培养60名，以后又从土改工作队中选拔20多名。从阿城糖厂调进13名，加上滨县、方正、拉林、五常等县保送的一批，一共160多名。从11月开学，只用三个月时间，这批学员就都成了技术骨干。
　　1948年春，在训练班的基础上，经过紧张的机械检修，粮草和燃料的隹备，3月20日全部人马搬到作业现场，当日伐木、打草、建锅灶、搭马架，当日住上、吃上，就这样开始了农场的第一个春天的生活。
　　4月末，道路翻浆，车辆不能行走，油料、食粮运不进去，情况十分紧张，使我们不得不把修路任务作为第一位的工作，遂决定修通庆阳至十八马架这条运输线。当时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其中以汽车司机陷车垫条子的道理最为可取。虽然要在20余里长的道路上铺一层木杆或树条子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当时紧迫的情况下，也只得这样干了。首先在路面横铺一层木条子，然后再斜铺一层，表面复盖伐片、土砂，既防陷，又刹浆，人们称它是“弹簧路”，保证了当时的运输。
　　进入荒原的战斗开始，每人都有一把新式武器大芟刀，主要任务是开荒打草。每天虽吃的是大楂子、“黄金塔”、豆芽汤萝卜条，但大家情绪都很好，早出操晚点名，饭后正队出发，中午在田间吃饭，歌声来，歌声去，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收工回来，每人带一捆烧柴。那时病号很少，大都是感冒和拉肚子，弄点酸辣汤、面条之类的病号饭，白天被迫休息，晚上还要担任更夫，负责烧炉子、烤鞋袜和安全三项任务。因此谁也不愿当病号，但每天总要指定两个人。
　　当年开荒种什么？刘岑是学农业的，由他确定种一部分大豆，其余300多垧都种了甜菜。秋天收获甜菜1800多吨，送到阿城糖厂加工，分得沙糖100多吨。全年除去开支，清理库存后，收入大于支出就算是个不小的胜利。
　　1948年春，宣布公开建党，杜敏同志到农场担任监理（政委），负责党的工作。原只有6名党员，后在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中发展，16名新党员。从此党员公开活动，这些同志都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凡是要求工人做到的，干部和党员必须首先做出样子。
　　1948年，牡丹江省和松江省合并，原牡丹江省主席张静之，合并后任松江省付主席，当听了农场的汇报后，认为庆阳的荒地面积太小施展不开，他指出在宁安、兰岗、东京城、鹿道一带，有一大片荒原可以开好几千垧地，要比庆阳好多了，可以先去侦察一下，开辟新的战场。
　　领导的信任，使我们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使我们眼光更加开阔，立即组成一个侦察队，于7月中旬出发了。侦察的结果认为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现成的荒地就有三千多垧，这些情况向孙厅长和冯、张主席汇报后，表示同意，张付主席还亲自写了两封信给牡丹江市长和宁安县长，请他们给予支持。
　　8月份，紧急进军，开荒队伍迅速组成，抽调8台纳齐，2台80号，分别从庆阳、亚不力、五常调到石头车站。
　　当我们来到牡丹江和宁安县后，受到边市长封书记、安书记和刘县长的接见，他们都对这一新生事物给予大力支持，生活上给予妥善照颐。进入荒原后，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战斗，开了2，300垧地，大多数都耙了一遍，有的耙了两遍，给1949年的播种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这时在十八马架和八号两个作业区，留下部分人员继续经营，撤消中和镇的一个摊子。11月初，我们把场部的人员，石头开荒队和大部分干部集中到牡丹江，进行总结并着手春耕的准备工作。共同的生产实践，形成我们的活动思想基础，那时我们没有主宰这个新生事物的知识和能力，不能在客观上满足它的要求，只能服从它的需要，使它发挥能量。实践使我们增加了知识，通过总结一年的工作，集中起来就是如何前进的问题，不仅要研究田间耕作方法，同时感到农场必须从改善生产生活的需要出发，相应的设置管理机构，建立修理工厂、气象站、物资库和油料库，自己要建粮油加工厂，搞好种菜、养猪、养鸡，建立被服厂、卫生所和小学校等。
　　1948年11月28日，正当沈阳解放的那天，我们的领导孙新仁厅长与世长辞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在哈市一边处理公务，一边向厅长告别。这时农场有三个领导，我和刘岑外出，杜敏一人在牡主持工作，生孩子第七天就开始工作了。我从哈回来后，看到战友不得休息，深感内疚。（据当时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杜敏虽然是位女同志，但意志坚强，作风扎实，在部队工作生第一个孩子时，是在行军途中，把孩子生在草垛里的，在农场生第二个孩子时，第七天就带领勘测组，踏着没膝盖深的大雪去踏查荒原。——编者注）
　　1949年春，合江省与松江省合并，建设厅改农林厅，李绩成为厅长，田澍为付厅长。3月份东北农业部设公营农场处，张克威任处长，召开了第一次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总结一年来建场工作，参观沈阳农药厂和农具厂，并分配一部份接收国民党遗留的美制轮式拖拉机，我们分得福特、哈利斯各两台，万国拖拉机和1台拖车，还有1台哈利斯康拜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通北、查哈阳、永安、花园等共六个农场。
　　春播时，我因头部负伤（并患有结核病）入院治疗，杜敏同志又调走，沉重的担子压在刘岑同志一人身上，后来我只好私自偷偷跑出医院，回场分担刘岑同志的困难。我们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播上2，200垧地，而庆阳的情况就难以得知了。
　　在总结春耕工作时，我们感到战线太长，因此建议一分为三，石头站为松江省公营宁安机械农场，18马架为庆阳农场，8号为中和农场，报厅批准后我和刘岑就专事宁安农场工作，省政府任命我为监理，刘岑为场长。
　　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十分重视总结经验，先后召开三次场长会议，提出如何克服广种薄收，解决草荒、种子问题，物资供应和资金问匙，以及机械设置，定额管理等问题，提出农场要克服供给制思想，实行专业化民主化问题。由于我场探索较早，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局成立后，十分重视它，对农场发生的问题也不加责备，并主动承担责任，视为“应付的学费”，使我们感到工作上有了方向和依靠。
　　但在省农林厅的作法，则与之相反，把我们总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视为“一团糟”，派工作组下来调查，经过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收集资料，到干部的“民主检查”只用5 天时间就草草结束，后来不明不白地给我和刘岑做了降职处分。（农林厅的报告，当时冯仲云主席外出，李延禄付主席退回末批，结果以行政公报加秘书处批语公布的）。当时我认为这是明显整人，不查清事实真相，不分析功过是非，单凭群众给领导提的意见做为处分的依据，十分不满。
　　1950年冬，中央农业部举办了第一次国营农场场长学习班，系统学习苏联国营农场经济技术活动和全面管理的经验，这对国营农场建设是十分有益的，可惜这些经验并耒被领导机关采纳和应用。
　　1951，农场获得新的机械装备，训练了康拜因手，从整地到收获，全过程都用上机械，产量也高于当地农民，机械化的优越性已初步显示出来。
　　1950年，李延禄付主席到农场视察工作时，我们在汇报农场产品与工业品相比，价格太低，农场的亏损局面难以扭转问题时，提出养五万只鸡（每斤饲料3～5 分钱，每个蛋8～9分钱，蛋与饲料比是 3：1，价值是粮食的4～5倍），利用修复的大片房框子，又有现成的养鸡能手，做到四季都能有收入且可积肥增产的意见。李付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写个计划，写个报告，那知写了报告到省，却被省委书记张军同志批示“小资产阶级的计划，胡思乱想”，也只好作罢。
　　我们想农场的发展，养鸡不行，又想在哈尔滨设立啤酒厂，结果也碰了钉子。这时开荒又无出路，只能务好种好三千垧地了。
　　我在宁安农场毫无知识地渡过了五年时光，回顾历史走过的弯路，深感一事无成。又多次改变领导关系，多次修整它的经营方向，遭受多次波折，最后还是它的后继者离去又复返（指党委书记刘树普同志——编者注），多年的苦心经营，变成目前垦区四个先进农场之一，使我们在农场工作过的人，也分享了这个荣誉。
　　宁安农场是出经验、出干部的地方，它的经验和作风，随着干部的流动，已经在全垦区发挥着作肘，只要“老黑瞎子不再培养小黑瞎子”那就好了。
　　宁安农场生产的发展和管理水平，还没有到顶，要继续发展、提高。希望它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努力攀登农垦事业的高峰，成为永不凋谢的鲜花。
　　　　　　　　　　　　　　1983年7月于农垦科学院
　　　 　(文中标题是编者加的、本文作者：系总局离休干部、建场第一任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