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全国形势促垦区 1958年1月11日至lJ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泽东批评了l956年的“反冒进”，继而提出了“大跃进”。
　　1958年1月30日，农垦部长王震在全国农业水利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鼓足革命干劲，实现国营农牧场生产大跃进》的讲话。提出：“应当争取国营农牧场在全国农业生严大跃进中走在前面，不要落在后面”。
　　《人民日报》在2月2日社论中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紧接着，全国报刊上宣传“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左调门”越来越高，全国“大跃进”的巨浪很快涌向了高潮。
　　做为农垦部直属垦区的牡丹江农垦局，只有冲向“前面”，怎甘心“落在后面”。生产要大跃进，便不顾实际情况，不讲科学，把指标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造成很大恶果。
　　离开荒指标造成大量±地弃耕 1958年前后，农垦部要求牡丹江垦区到1962年未开荒一千万亩。为了达到这一“跃进指标”，农垦局急急忙忙按照“分区布点，全面铺开”的方法在密山、虎林、宝清、饶河、鸡东、勃利六县境内到处布点开荒，事先也不做周密的勘查和规划，见荒地就开。为了完成开荒指标，各农场东撞一头西开一片，八五一○农场开荒队一直闯入林口县境内开出一个容有六个生产队的虎山分场，后来因距离场部太远，管理不便而丢掉，将人马撤回。
　　农场干部反映：“开荒指标高得惊人，报上来的数字吓人，一到播种难为人。”因为所报数字不实，有很大成分的虚夸。八五四农场l959年开荒跃进指标为20万亩，实际上只完成5万亩，而且质量很差，回垡就有6459亩。撂荒地也很多，八五四农场从1957@至1960年累计开荒46万亩，撂荒就有12.6万亩。
　　到1962年末，全局共开荒地6，171，177亩，仅完成计划开荒指标的61％。由于追求脱离实际的离开荒指标，缺少周密的勘查和计划，开荒带有很大盲目性，这些土地中，因勘测规划不周，开荒质量不好和地势低洼，水利工程不配套，开垦后无法利用的有65万亩；因耕作失宜，草荒严重，无法再种或土地过于偏远、过于分散而主动放弃的有62万亩，因l960年严重涝灾被淹，又由于机车技术状态不好，零件奇缺，农机具不配套等原因，无力恢复这些耕地，致使一撂再撂，长期荒芜的有100万亩。全局共弃耕地227万亩。
　　事倍功半，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是高指标的生产大跃进的必然结果。
　　高产量指标根本无法实现 1958年《农垦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中央五个指示、决定给密山、合江农垦局的通知》中指出：“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小麦平均亩产保证250公斤，力争500公斤，其中750公斤亩应占10％；大豆平均亩产l50公斤，力争250公斤，其中500公斤亩应占5％；水稻平均亩产保证750公斤，力争1000公斤，其中1500公斤亩应占10％；薯类平均亩产保证5000公斤，力争10000公斤；甜菜平均亩产保证5000公斤，力争10000公斤，以上各种作物都要放高产卫星”。
　　这样高的产量指标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呢?完全凭领导者们的主观想象，不考虑实际上的土壤肥力、种子优劣、播种质量所能达到的保苗株数，一系列的增产措施能否保证，气候多变的影响等方面条件，用“理论推算”的办法来规定指标。农垦部一位领导人在1958年12月28日给垦区的一封指示信中这样写着：“如果小麦每亩80万株，每株50个麦粒；大豆每亩8万株，每株70个豆子，就能使小麦、大豆达到亩产两千斤以上”。
　　这远远脱离实际情况，严重违背自然规律，“推算”订出的高产指标根本无法实现。
　　　　　　　　 高指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对照表　　　　　　　　　　 单位：公斤

　　
　　其他作物薯类、甜菜等也是远远没有达到那个高不可攀的指标要求。
　　在畜牧方面搞“速效禽”，不顾垦区实际条件，仅从书本上、技术杂志上找根据，以鸡下蛋、蛋生鸡、鸡再下蛋，蛋再生鸡，打滚儿递增的办法推算繁殖数字，规定出一年繁殖150倍的任务指标，结果无法完成。
　　迎合高指标，浮夸风盛行 跃进指标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下级明知达不到也不敢讲，谁要说“完不成”、“有困难”就会当做“右倾保守”或“反对大跃进”遭到批判斗争，谁要是虚伪地称报“保证完成指标”甚至编造出“超额完成”的数字来，谁就大受赞扬。上面只愿听“报喜”，下面也就顺着“不报忧”，一股“浮夸风”盛行开来。讲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干部常倒霉，挨批斗；吹牛皮，说假话的干部戴红花，上报纸。
　　八五○农场一个水利工地上，有的单位报捷说创造了高工效，放出了“大卫星”，一个人一天完成几百土方，领导上也不深入调查，只看看沟的两头，实际上那人实施爆破后只在两头清除了冰块，中间根本未动，也算了工效。
　　八五○农场四分场四队，弄虚做假欺骗上级被评为分场、总场、局县各级红旗单位，以后被发现撤销先进称号。
　　贪求高速度，水利工程质量低劣 铁道兵农垦局根据农垦部指示，决定在完达山南麓、七虎林河上游兴建云山水库，于1958年5月动工，至11月12日宣告竣工，仅用了194天，以“大跃进的高速度”称耀一时。为求高速度，从一开始就不讲科学，提出“边设计，边施工”的错误方针，结果，直到竣工也没拿出一份完整的设计来。施工中一味抢进度，搞“高工效”，“放卫星”，取土时连草皮子也挑上了大坝，使坝土结合不严，镇压不实，充满了隐患。由于大坝施工时基础处理不符合规范要求，上坝土质不好，至今云山水库还是个病库、险库。以后若干年的历史证明，多次投资续建、加固、多次出现险情，而且从未达到原来设想的效果。
　　1958年到l959年，全局大搞水利、大兴水库，先后动工修建4个大中型水库和17个小型水库，同云山水库施工一样的抢进度，忽视质量，致使后来有19个水库报废，损失达600余万元。
　　采伐竞放卫星，大量木材困在山里 铁道兵农垦局决定，l958年冬至1959年春，组织万人大军开进完达山伐木，要完成采伐300万立方米到400万立方米的高指标。劳动者的“干劲”是可贵的，日以继夜地创造“高工效”竞放“大卫星”，见到哪棵树粗大就赶紧下锯。有的林班被“拔大毛”，有的被“剃光头”，还有的是“放连珠炮”破坏了大量幼林和成林。由于只顾采伐，不管能不能运出来，结果造成大量的困山材。直到l965年5月，经过复查，仪炮手营一地就剩有l0万立方米。有的已困山达六、七年之久，不少已变质、降等、腐烂生虫，严重危及到林区安全。
　　迎门顶子山，虎林北山的次生林基本上被砍光了，由迎春到八五二农场公路两侧一百公尺内，凡有树林的地段均已被砍光，甚至沿乌苏里江边境线上的北塔山、小西山、下水涝，公司亮子、四通、通江、吉祥等地段也都砍光了，小木河地段则被“拔大毛”，严重地影响了边防建设，造成了国土流失。l961年到l962年期间，为了支援关内灾区人民，卖出100万根小木杆子，按规定应该充分利用枝丫，实际上砍伐的都是幼树，群众说是“断子绝孙”的采伐方式。
　　不据实际，不循规律，领导生产瞎指挥 大跃进一跃再跃，计划指标愈订愈高，不切合实际，领导者在指挥生产上胡搞蛮干，不尊重自然规律。l959年，在农垦部的指令下，农垦局错误地提出“以大豆为纲”的口号，为了完成出口大豆20万吨的指标，竞把大豆播种面积的比例提到71％，并要求把大豆全部种在熟地和好地上。“大豆为纲”造成了作物种植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仅出现大量重茬的大豆种植面积，降低了大豆的产量，而且给农场的田间管理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大豆为纲”严重地忽视了粮食作物，给1960年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困难，加重了灾情，影响了职工的生活。
　　在水利建设上，不顾垦区地势低洼，沼泽地多的现实情况，盲目照搬关内各地兴建水库的经验，于1958年提出了“以蓄为主”的错误方针大兴水库，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造了一批病库、废库和险库。
　　在机务上，不顾机械寿命，搞“冒雨苦战”，“轻伤不下火线”。使不少农机具受到很大的损伤。
　　在生产指挥上，不顾复杂的气候条件和地区特点，一度在整个垦区范围内要求在同一个时间开始播种，同一个时间中耕，同一个时间完成收割任务。在1960年，为了抢种，不顾北大荒无霜期短的客观规律，强令各场把播种期延长到7月15日，并推广八五八农场“先播种后整地”，“裤播机”等错误做法，不但贻误了生产，也糟踏了大批粮种，使得l960年灾上加灾。
　　工业项目匆匆上马，经济比例失调 “大跃进”的火越烧越旺，1959年，全国又提出“持续跃进”，“特大跃进”的口号。牡丹江农垦局直属工业项目纷纷上马，先后有八一钢厂、虎林电厂、迎春机械厂、杨岗罐头厂(食品厂)、虎林糖厂、和平水泥厂、大型制材厂、东海采炼厂、复兴采矿厂、工业联合厂十个大中型企业开始兴建，投入资金1207万元，占当年总投资的16.5％。
　　此时，垦区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匆匆忙忙上这么多的工业项目便在资金投放、劳力分配等方面与农业“争嘴”，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建日处理甜菜l000吨的糖厂，可甜菜的来源却“八字还没有一撇儿”，兴建年产15000吨罐头的食品厂，畜牧业根本不能提供大量畜、禽。l960年到l962年底，十大企业中，除迎春机械厂和虎林电厂建成投产外，其余各厂先后下马停建。运来的机器设备风吹雨淋损坏了，盖到半截的厂房渐成瓦砾一堆被人们拆光了。
　　杨岗罐头厂一个罐头也没生产出来，只在灾荒年里卖过一阵高价炸黄豆和骨瘦如柴的烧鸡(处理农场病饿而死的鸡群)。
　　一连好几年，在虎林镇郊竖着几幢钢筋水泥房架，路过的人们指指划划，那就是当年的虎林糖厂厂房。老职工们更气愤地谈论着：那就是农垦局扣发全垦区职工三年烤火费600万元造下的“杰作”之一，是为“大跃进”立下的一方“纪念碑”。
　　“第二次反右”、“拔白旗”、“反右倾”为“大跃进”扫除障碍 对于“大跃进”，人们真的那么相信，那么屈从，那么“头脑发热”吗?有的人是真热，有的人是假热，装热，是叫“政治运动”给整怕了，不“热”也得“热”!垦区自1958年生产大跃进以来，政治运动就没有间断过。
　　首先是“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1957年5月开始，铁道兵农垦局和几个先期建立的农场，紧跟全国形势开展了整风运动继而转向了反右派斗争。
　　1958年初，垦区还接纳了中央机关下放来的一大批“右派分子”。
　　1958年6月，铁道兵农垦局党委仅仅根据农垦部个别领导人的口头指示，也未向省委请示报告，就在云山水库开始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当时，许多转业军官刚刚离开城市、营房来到北大荒，对于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缺乏思想准备，一时还适应不了。特别在“大跃进”形势下的云山水库工地，没有休息日，不分黑白天，不分晴雨天，一味的苦干，若干……渐渐的发牢骚讲怪话的多了，怕苦畏难的情绪出现了，消极怠工的现象也出现了，人们对伙食不好和住宿条件太差意见很多，对领导上不关心群众生活意见更大，正好工地上整风，要求整顿领导者的“三三风五气”。一批词句尖刻的大字报对准了工地领导，有些话讲过了头。一名转业军官甚至追着工地副指挥，要把大字报贴到他的背上，这一事件做为“群众闹事”反映到农垦局党委，正在垦区的农垦部领导人立刻指出“这是右派，要抓!对于右派，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抓!哪儿有，在哪儿抓”！农垦局党委马上通知云山：抓右派!
　　云山水库工地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开始围剿“右派”，围剿“消极怠工份子”。
　　各工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斗“抓”出来的“右派份子”和“消极怠工份子”，宣布戴上帽子，监督劳动。这一来全老实了，谁怕戴帽子，就赶紧去老老实实干活儿。“整风促进了”生产，出勤率立时升到l00％。
　　1958年8月，农垦局党委在云山水库召开现场会，由水库领导介绍“抓右派，促工效”的先进经验，各农场党委书记汇报本场“抓右派”的情况，这次会上交流了经验，狠反了“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布置在全局开展反右斗争，而且更进一步决定：将定右派分子的批准权限下放到总场，有的总场又下放到分场。于是各农场就出现了“宁左勿右”，“限期抓右派”等现象和体罚、逼供、胡整、乱斗等错误作法。有的单位三分钟就打出一个“右派”，(所谓“打”，并非指打人的肉体，实际上就是“抓出来”“揪出来”的意思，为当时搞政治运动的特用语言。)有的同志就因为提了一点意见，甚至说了一句笑话，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
　　在八五八农场火石山分场，一天晚上，党、团员过组织生活，非党群众没事闲聊，一个同志和其他几个人开玩笑说： “咱们组织个农工党吧”!(当时转业军官来农场后都称农工)因为这句玩笑话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各农场将“打”成的“右派”单独编成“右派队”，要他们象劳改犯人那样干苦活，千重活，动不动就扣饭(不给饭吃)，以致造成一些人生病、死亡。中央考察团来垦区时，曾向农垦局党委提出意见：“这些人按中央规定的六条标准审查，不够右派分子条件”，但是农垦局在1959年11月发出的复查甄别指示中，仍不肯彻底承认运动搞错了，一直拖到1962年才平反60％。
　　“第二次反右派运动”之后，从l958年秋到1960年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垦区又连续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是上级党委布置的(上级党委也是执行左倾思想的指导方针)，垦区在执行中更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单位召开千人大会，当场捕人；有的单位“插白旗”逼死了人命。
　　农垦局副局长向俊选同志，是从九三荣军农场特地调来的富有办场经验的领导干部，他来垦区后一直对所谓的“五边方针”持不同意见，主张“建立农场是勘察、没计、施工、基建而后生产，建设农场必须是三、五年”。对“边开荒、边生产”的作法称之为“盲目冒进”而且对农垦部副部长刘培植同志定为右派分子“表示怀疑”。(刘副部长也是对部里的开垦方针有不同看法。)于是，农垦局党委责令向俊选同志进行检查，定调为“对中央开发边疆的垦荒事业，从方针到原则、具体方法上一贯进行激烈的反对”，“是向党中央农垦事业方针进攻的右派分子刘培植在铁道兵农垦局的代言人”。向俊选同志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不服，拒不检讨。铁道兵农垦局第一届党代大会期间，局党委令向俊选同志停职反省，向俊选同志于1958年10月28日下午自缢身亡。一个坚持有益见解的好党员、好干部就这样被迫害致死。
　　八五○农场l958年冬季排水会战中，四分场一队指导员田××，因未完成任务，被分场党委“拔了白旗”，开会回来，把白旗插在队部门口，当晚用脚踏步枪的扳机开枪自杀。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完全是整那些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的各级干部的。
　　铁道兵农垦局党委在1958年11月25日《关于继续深入贯彻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中说：“在干部队伍中拔白旗，插红旗，是鼓足干劲发起更大跃进的关键问题，必须毫不犹豫、毫不姑息地发动群众，发动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
　　在这个指示中明确具体做法：“各级在职干部在今年以来，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未很好触动，而在总场的干部会和党委(支部)扩大会上仍不做检讨交待者，会上应指名检讨，并进行批判辩论。如检讨较好，又表示决心改正者，可回工作岗位在群众中鸣放辩论，如群众通过，过了共产主义关，应当承认他是一名红旗战士。如经指名仍不检讨，坚持错误者，除发动群众坚决拔掉其思想白旗外，应撤销其工作，搬掉前进路上的拌脚石。”　 十分明确，谁要成为“大跃进”的障碍，谁就被当做“拌脚石”搬掉。
　　在上述政治运动中，全垦区累计批判、处分、斗争了一万零一百多名干部(被斗争的工人未计在内)。在“第二次反右”期间，转复官兵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474人，被定反社会主义分子269人，被定“中右”l97人，被定“消极怠工”514人。
　　这些政治运动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扩大成为敌我矛盾问题，给有一般思想认识问题的人戴上了政治大帽子，严重地伤害了这些同志的身心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不幸。有许多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平反，一些同志就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戴着帽子含冤死去了。
　　“大跃进”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劳民、伤财、害党、害国。更给人们心灵中刻下一道难以平复的伤痕。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