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重灾压顶 l959年下半年起，牡丹江垦区遭受了本地区自1929年以来三十年未曾有过的特大涝灾。
　　1959年全垦区平均降雨量747.6毫米，大多集中在7至10月份。小麦扬花期逢连日阴雨，大面积染上了严重的赤霉病。麦收十分困难，接着又是秋雨连绵，秋收难以进行，秋翻地极少，大部份地号是明水封冻。
　　1960年春播初期，土壤一化冻就形成了水份饱合状态。从4月初到6月底下了52天雨，地表经常积水，严重地阻碍了机械下地播种，只有在未翻整的原茬地里用人工抢播。到6月6日，全区只完成播种任务的50％，大田播种直到7月15日。
　　由于地涝无法中耕，草荒严重。7至9月又连续降雨355毫米，部分地区还遭到大风灾、.雹灾和洪峰袭击，都给作物生长带来极为严重的灾害。
　　各农场农田基本建设还不配套，排水抗灾能力有限。同时，在严重的灾情下，人们还处在“持续大跃进”的不清醒状态中，在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的影响下，不求实际，不讲科学，所谓“人力抢播”，实际上是把种子撒在泥里、水里，甚至撒在根本未加翻整的草地里，粉种、烂种现象普遍发生，浪费了大量种子，严重缺苗。
　　1960年全区平均降水量756.2毫米，播种面积283万亩，涝灾面积268.9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95％。粮豆总产43533吨，平均亩产仅l0公斤。1960年全垦区亏损3571.8万元。
　　在连续两年涝灾之后，l961年又是旱、涝、虫、风灾交替发生。春天少雨干旱，4至6月份平均降雨量为123.5毫米，比历年同期少60～160毫米。加之1至2月降雪甚少，只5.8毫米，垦区西部更少，东部密山几乎无雪。旱情严重影响了麦类作物生长，不少地方小麦出苗不全。入夏虽多雨，但7月上、中旬都是旱象，正值水稻用水期，不能及时灌溉，影响生育，造成减产甚至绝产。
　　1961年夏天多雨，7月份降雨l95.5毫米，比历年同期降雨量都大，而且多集中于7月下旬，致使机械不能下地麦收，几乎全用人力收割，同时严重地影响了大田管理，造成大面积草荒。
　　1961年5至6月气温高于往年，加上去年受涝地荒，给粘虫的发育和产卵造成了良好条件，使得粘虫发生早，数量大，来势凶猛，为害严重。至6月15日，全局各场小麦、谷子、玉米普遍出现一令幼虫，开始每平方米内有7—12头，后来发展到22头之多，成虫的发生比上年多3—5倍。八五三农场3000亩小麦叶子全被吃光，八五○场四分场l0亩玉米，l0 亩谷子和20亩大豆被吃得只剩下光杆儿。
　　1961年3月下旬出现多次7—8级大风，4月上旬连刮3天，下旬又出现3次，刚刚播下的小麦种子大部份被刮走，造成严重缺苗。小麦成熟期又遭大风，麦穗互相摩擦，掉粒相当严重。八五一○农场小麦落粒每亩平均5公斤左右，8月下旬，八五五农场又遭受一场雹灾，有11512亩大田作物被打光。
　　1961年全垦区粮豆总产71913.75吨，平均亩产33.5公斤。
　　农业严重的灾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畜牧业，出现了牲畜瘦弱、疫病流行，死亡剧增的局面。1961年比l959年全局家禽(鸡、鸭、鹅)存栏数下降76.3％，猪存栏数下降77.3％，大牲畜(牛、马)存栏数下降19％。
　　1901年全垦区亏损2990.8万元。
　　自然灾害连续三年，左倾路线指引下的各级干部自1958年就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工作上的失误，天灾加“人祸”，使垦区生产：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垦区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低标准、瓜菜代” 特大自然灾害，带来粮食大幅度减产，许多地号连种子也没收回来，库存粮渐渐吃光，人们的口粮紧张起来。自1960年11月起，垦区职工生活开始了“低标降、瓜菜代”，即“降低口粮标准，辅以瓜、菜和代食品”。职工月口粮l2.5公斤，家属月口粮l0公斤。到l2月份，职工月口粮l0公斤，家属月口粮7.5公斤。1961年1月，职工月口粮7.25公斤，家属月口粮5.5公斤，这是降到最低的准标，人们常念叨着每天吃“四两八钱”。
　　所供应的口粮中，一些是大豆榨油后的豆饼，一些是l959年小麦染上赤霉病后磨成的面粉，面粉颜色发红，人吃后头晕，恶心甚至呕吐，大家称之为“迷糊面”，即一吃就迷糊之意。
　　在局党委的号召下，各场纷纷大搞代食品，主要是把豆秸、玉米秸、玉米叶等粉碎后提取一定比例的湿淀粉，掺上少量玉米面蒸窝头，烘烤糕，后来连粉碎的渣子也一起掺了进去。吃在口中粗拉拉的难以下咽，到了腹中难以消化，食者大便干燥，解不出来。
　　所谓“瓜、菜”，由于自然灾害，瓜、菜产量也很少，食堂里很少见着，肉类更是极少见到，每餐多以酱块儿冲一大桶咸汤佐食，汤上面连个油星星也没有，据八五七农场七个分场的调查，有30个队二至十个月没有吃到豆油，5个队三至五个月没有吃到菜：
　　麦麸和稻糠也成了好食物，连稗子也磨来吃了。一些单位糠、稗都吃光了，就组织人上山采柞树和榛条的干叶，有的人到山上剥榆树皮吃，到地里捡冻菜根，烂菜叶吃。
　　各级开会一律通知参加会者自带口粮，不少场领导外出开会因领不到粮票也只好背干粮。饥饿给人们的精神上带来极大的恐慌。
　　工资发不出来，市场供应紧张 重灾之下亏损更为严重，至1960年底，全局13个农场欠发职工工资1545万元。到1961年6月，累计欠发职工工资1800万元，等平均欠发每个职工四个半月的工资。除牡丹江种畜场不欠工资外，一般场都欠二至四个月工资，个别场拖欠十一个月之多。最严重的是八五七农场，有5个生产队还欠着1959年的部份工资。
　　由于职工手中无钱，商店里本已是很少的商品仍造成积压。为了购买一些日用必须品，发给职工购货证，购物记帐。妇女买卫生纸没有钱，甚至一些职工连寄信的8分邮票钱也没有，更谈不上往家寄钱了。
　　商店里货品奇缺，线、肥皂、火柴等实行凭票供应，白糖、毛线、鞋、塘瓷盆、较好的棉布在柜台上见不到。每斤水果糖5至10元，所谓高级奶糖(含奶量极少)每斤要15元。在自由市场上，猪肉每斤卖到15元。
　　吸烟者更为难过，纸烟买不到，最次的“握手”和“一支笔”每月才供应两盒。黄烟每斤卖l0元，高价时卖到30元，吸烟的人们只好将剩茶叶或柞树叶子晒干、捏碎、卷着抽起来，称之“只要冒烟儿就行，过干瘾!
　　少数干部违纪，大量职工外流 在口粮紧张和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少数干部中出现了多吃多占的“特殊风”，有些干部利用职权扣职工口粮自己食用，在家吃大米白面，鱼肉不断。局里的个别领导人腐化堕落，生活作风糜烂影响极坏。
　　全局(县)各单位干部违法乱纪现象比较严重。自1960年初到1961年3月底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局(县)违法乱纪有48起之多。对群众中一些不服从领导、消极怠工、偷粮、打架等落后现象采取了极为错误的做法，即；绑、打、骂、辩论斗争，“现身说法”(当众检讨)、扣押拘留，强迫劳动，扣工资和扣饭，罚工罚款，翻箱倒柜，直至逼死人命。八五七农场成立“集训队”，仅在1960年5至10月份就任意拘留关押、强迫劳动211人，县委责令解散还迟迟不散。八五八农场在1960年春决定挖余粮，伟光分场一、三队挨户搜查翻箱倒柜，两队共有465户被翻，其中25户被连续翻了三次以上。
　　一些单位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职工食堂、宿舍条件极差，尤其保暖条件更差，门窗残缺，四面通风，室内挂满白霜。个别房舍室内温度低到零下20度，职工戴皮帽子睡觉，被头结冰霜，小孩子冻得只能围着被子，白天不敢下炕。食堂炊事员要戴皮帽子、皮手套干活、打菜。有的食堂桌、凳、碗、筷一概皆无，职工只得双手捧盆站着吃饭，等不到吃完就早已凉透。吃不到热饭，喝不到开水，更无温水洗脸、火炕不好烧，一屋生火，儿户冒烟，八五七农场二分场一个职工的小孩，生下后因寒冻、烟呛而死，无人过问。职工们反映说。农场有四冷：“屋冷、饭冷、水冷、干部的心冷”。
　　生活的艰苦，忍饥耐寒，再加上少数干部的恶劣作风，群众怨声载道。各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又一度薄弱，使得垦区职工开始大量外流。从1960年上半年起，据不完全统计，共外流11651名，其中支边青年占31.7％，技工占6.3％，老职工占l.1％，一般职工占60.9％。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影响了生产，同时大大损伤了垦区的声誉。
　　疾病，死亡 灾年里人们食不果腹，加上长时期不注意劳逸结合，劳动强度过大，每日干活11小时以上，节假日不休息，有些单位连十天一休的“大礼拜”也取消了。职工、家属缺食少力，营养不足，浮肿病大量发生。据统计，从1960年12月至l961年3月底，全垦区发病累计23790人。(其中职工20142人，占职工总数的l2.5％，家属3638人。)浮肿病患者占全垦区总人口的7.23％，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职工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使相当一部份人对浮肿病产生了恐慌心理，稍觉不适即疑心患上了浮肿病，真正的患者更是慌恐不安，传言“三肿不消，准备铁锹”(即准备挖坟之意)。
　　除大量浮肿病人外，由于吃代食品而引起的大便秘结症，肠梗阻症时有发生，特别是妇女、婴儿发病率更是大量增加，妇女闭经、产妇无奶，婴儿发育不良已为常见。　 病员大量增加，非正常死亡现象也相当严重。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全垦区职工家属非正常死亡共491人，占全垦区35万人口(劳改犯人在外)总数的0.14％，其中职工死亡364名，占职工总数的0.22％，家属小孩死亡l27名，占家属小孩总数的0.067 ％。非正常死亡者当中因浮肿病致死者68人，浮肿病兼其他病致死者l90人，其他事故，包括冻、饿、乱吃东西腹胀等因致死者133人，案情与违法乱纪致死者23人，原因不明待查者70余人。
　　中央国家机关下放来的“右派分子”三年内死亡61人，占4.3％，仅1960年就死亡42 人，并有30～50％的人患了病。死亡现象比较严重的是八五。农场，达6％。
　　灾年中，劳改罪犯死亡数字更为惊人。自1960年初至1961年11月，全垦区共死亡各种罪犯2517名，其中工伤、自杀及食物中毒以及潜逃被击毙共39名，其余多为饥饿、浮肿病或兼发其他病致死，占在押总数的25.7％。死亡率最高的是八五七农场，竞达44％。犯人死亡率高，自然灾害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管教人员一度不注意政策，不妥善安排犯人食宿生活，不注意安排劳逸结合也是重要因素。
　　中央下放的“右派”死亡问题和垦区大批犯人死亡问题在社会上影响很坏，为此，农垦局向农垦部，农垦部党组向中央并东北局及黑龙江省委都写了检查报告，进行认真的检查，上级予以严厉的批评。
　　安排生活，抗灾自救 黑龙江省委、农垦部党组、牡丹江地委对垦区灾情十分关心，省、地委拨给调剂粮500吨，农垦部安排由合江农垦局调进种子1500吨。由于灾情是全国性的，不可能有更多的外援，必须自力更生。
　　王震部长在灾荒之年亲临垦区视察并做了重要讲话，讲明全国性灾荒的严重形势和国家的困难；讲了在具体政策上犯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讲到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纠正错误。王震部长鼓励大家“要有志气，咬紧牙关，发奋图强，把农场办好，多打粮食”。
　　局县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省、农垦部关于安排好人民生活问题的指示，把安排好人民生活当做政治任务来抓。
　　1961年3月20日，局县党委提出《关于生活安排的报告》，在局县党委号召下，各总场、分场、生产队层层成立了以主管干部为主的生活指挥部(组)，做到“政治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同时，投入大批职工、家属劳动力，采集干菜叶、蕨菜、榆树叶、玉米皮、豆秸等加工代食品，还组织交流经验，将代食品磨细，试验和推广人造肉，大豆蛋白、小球藻等营养比较丰富的代食品。各单位还组织打猎、打鱼、磨豆浆、专门成立营养灶，优待浮肿病人，给重病号补助细粮和鱼、肉。
　　农垦局组织了ll000人的四级医疗工作队，巡回治疗，分片包干突击，把职工中的病员，首先是浮肿病人治愈，同时加紧对妇女和婴儿疾病的治疗并对全体人员进行一次健康普查。
　　农垦局为使职工充分休息，得以恢复体力，规定：“职工每月休息四天，农忙时农场职工亦要坚持大礼拜休息制度。劳动时间每日不得超过l0小时，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女职工每月休息6天，并根据其生理特点在分配劳动时给予适当照顾”。
　　局县党委和各农场党委皆发出号召，党员、团员和各级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群众战胜灾荒。八五○农场场长老红军余友清坚持和群众一起在大食堂就餐，一起喝豆饼汤，吃代食品，经常给大家讲红军长征的故事，鼓舞大家树立信心战胜灾荒。他的行动影响了机关干部，一些单位的小灶和中灶食堂悄悄散伙，干部职工同甘共苦。
　　不少单位还组织了“灾情和粮食形势宣传队”或访问团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教育，访贫问苦，稳定了职工情绪，鼓舞了职工的斗志。
　　垦区大多数干部、职工在特大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里，虽然饥肠辘辘，也不到公家粮囤里去拿一粒粮，与党同心同德，体谅国家困难，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
　　开小馆，卖高价，搞“货币回笼”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局县党委于1961年2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布署各单位要“开小馆，卖高价饭莱，搞货币回笼”。3月15日，局党委又下发了《关于大搞饮食服务工作活跃垦区经济的指示》，批评一些单位思想抵触，行动迟缓。命令“每个农场、分场(相当总场分场单位同)以及交通要道的饮食网点均一律开业”“价格要适当提高”“即一元钱的本钱收回4至5元”。特别指出“当前各场积欠职工工资数量大，时间长，依靠其他收入，路窄量小，唯有狠抓饮食行业加工销售，货币回笼决，数量大”。
　　在局里三令五申之后，各单位的小饭馆都热闹起来，份饭16至20元不等，要想吃点荤腥就得花上30至50元，其实也就是些狍子肉、野猪肉和泥鳅鱼。一斤油条卖到2元5角。
　　因长期未发工资，口袋空空的干部、职工们，为了解饿、解馋、肚子里加点儿油水儿，不得不将多年存款取出来去吃一顿。“货币”就这样的“回笼”了。
　　有位职工给高价饭馆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姜太公钓鱼”，下联是“周瑜打黄盖”，横批是“一本万利”。
　　补发工资 为了解决职工没钱花的问题，各农场多方寻找副业门路，诸如砍杂木杆，割条子、打禾草、种甜菜，有的单位甚至种植供制药用的鸦片(代称“100号”)，均因多方面原因，收效甚微。八五。农场五分场割草600吨，收入24000元，解决了部份工资。
　　局县党委督促经营管理办公室于l961年春节前拨出l35万元专款，补发职工工资，以便职工过好春节。三月份，又拿出200万元补发八五五、八五六、八五七三个欠发严重的农场。4、5月份又拨款两次，四次一共从本年基建和生产资金中抽出862万元专款补发职工工资。5月18日，农垦局还以“牡财字173号文件”做出《关于补发工资的规定》。这些措施在改善职工生活和稳定职工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给全局上半年财力安排造成很大被动，材料费付不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同时，由于农场欠发工资问题严重，未能彻底还清，一些农场拖到l963年方补发完毕。
　　欠发垦区干部、职工1959年至l961年三年烤火费600万元一直没有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