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调整中前进
在调整中前进

重要转折从1959年到l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单方面的撕毁协议，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垦区也是一样，“天灾”、“人祸”一起降临，困难重重。
　　l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关于整顿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向全国人民公布；“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垦区在这儿年的实践中有着痛苦的经历，对中央提出的方针感到倍加亲切，如久旱之逢甘露。农垦局党委坚决执行和贯彻这一方针，星区形势随同全国形势都开始有了一个重要转变。
　　企图打破大锅饭，试行“包、定、奖”办法 1960年12月25日，中共牡丹江农垦局虎饶县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三包、三固定、超产分成制度暂行办法(草案)》，并决定1961年开始在全局普遍实行。
　　1961年1月24日，在《农垦报》第一版上，公布了《牡丹江农垦局关于农业生产三包三定超产分成试行办法》。
　　“三包三定超产分成”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包：
　　一包生产任务：根据上级批准与下达的主要生产计划指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地反复讨论，层层落实，包给生产队。做为生产队必须完成的生产任务指标，定为超产分成的依据。
　　二包上交产品：根据上级所规定与分配的农副产品上交任务，层层落实到生产队，做为生产队承包与必须保证完成的上交任务指标。
　　三包直接成本：按定额计算直接成本(工资、油料、种籽、肥料等)包给生产队，使生产队有权自主分配，节余归队不上交(用于发展生产)，超支不补助。
　　二、三固定：
　　一固定土地：把列入生产计划之耕地固定到生产队一年不变，自主安排使用。
　　二固定机具：由总场、分场统一平衡、调整后，把机械、农具设备固定到生产队，坚持一年不变，自主安排使用。
　　三固定人、畜力：由总场、分场统一平衡、调整后，把各类劳力、畜力固定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使用，一年不变。
　　三、超产分成奖励：体现奖励先进，多劳多得、按劳付酬，多奖少罚，奖罚分明，坚决兑现。以超产部份的产值分级分成：
　　(1)生产队分成70％。其中再按百分比30％奖给直接劳动者(包括临时工)；30％用于队内集体福利事业；40％作为队内生产基金。
　　(2)分场分成30％，其中30％用于分场范围内的集体福利事业，70％做为生产基金。
　　《试行办法》还规定：“为使‘三包’指标落实到最基层生产单位，生产队对生产排可实行包任务、包措施、包质量、包责任制度的办法”。
　　《试行办法》中还明确规定：“制定生产计划和‘三包’指标时更须广泛征求广大群众意见，上下结合，经上级批准签订‘三包、三定、超产分成’协议书，以付诸实施”
　　紧接着，l961年1月25日，《农垦报》又公布了《牡丹江农垦局关于畜牧生产二包三定一奖试行办法》。
　　《试行办法》提出：在畜牧生产中，为了鼓励与调动生产积极性，以生产队为一个生产单位，实行“二包三定一奖”办法。“二包为包繁殖成活，包上交产品；三定为定畜群、定工具、定房舍；一奖为施行超产分成奖励”。
　　垦区公布并开始试行“包、定、奖”办法，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广大职工的拥护。在全局落实“三包一奖”出现三种情况：
　　一种是落实较好。领导干部重视政策的宣传教育并做了具体安排，发动群众算超产帐，制订超产奖励分配方案，做到了物资设备到队，责任到人，措施到田，奖励分配早知道。这样，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也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干劲和找措施、学技术的生产积极性。一个“出满勤、超定额、优质量、高工效、低消耗、保安全”的超包产竞赛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八五四农场迎春畜牧场二队贯彻“包、定、奖”以后，由三月份出勤率的70％提高到四月份的100％，成为建队以来的第一个满勤月。
　　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四队女工一组，全是有小孩的妈妈，“包、定、奖”鼓舞着她们，在清除田间障碍时，达到了定额的133％。
　　职工懂得了“农时就是粮食，优质才能高产”，只有千方百计多打粮食，才能兑现“三包一奖”。八五二农场克斯30一81号机车，竞竞业业、分秒必争，实行宽垄、满负荷复式作业，在投入春播的二十三天内，就完成了全季度任务的77.4％。
　　自试行“包、定、奖”办法以后，各农场职工精打细算，勤俭办队，节约成风：有的机务人员自修机车，提高了机车的利用率，节约了修理费；有的驾驶员加强了节油措施，使每标准亩耗油量大大低于国家定额；过去随便丢弃小农具的现象罕见了，不少队还自建了各种小仓库，把易失的工具、零件修好收好。
　　第二种是未全部落实。一些单位没有把政策向群众讲清楚，结合实际宣传不够，群众讨论又粗而不细，对包直接成本顾虑较大，对超包产信心不太足。干部的责任心和群众积极性虽有所加强，生产情况也有所好转，但群众中仍存在不少疑虑，试行工作进展不力。
　　第三种是少数单位落实不好。干部畏难情绪严重，勉强接受任务，只是干部研究、技术员提方案，统计员算帐，职工大会一通过了事，而群众对“三包一奖”心中无数，对超包产不关心或信心不足，生产上不去。
　　各农场在试行“包、定、奖”办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
　　在垦区实行“包、定、奖”，实质上是把生产的基层单位一生产队的经济责任制通过明确的指标规定下来，把经营成果与生产队和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锅饭”，从而促进了农场经济的发展。
　　集体齐种自给田，各户允种自给地 根据农垦部党组和王震部长指示，牡丹江农垦局(虎饶县)于1961年1月24日做出《关于建立自给基地高产试验田的决定》。规定：“各农场，一切机关、工厂、企事业部门(包括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或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都要按人口(包括家属)计算，每人二亩，作为长期的自给基地，也是高产试验田，以解决自己的口粮、蔬菜、饲料之自给”。还规定：“在保证种好商品基地和集体自给地的前提下，允许职工个人经营小块自给地，将职工住地附近小块地零星地划给职工一家一户单独经营，其产品不计产量，不顶口粮，不征购，全部归职工个人处理”。“小块自给地按人口计算，每人一分地，但最多不能超过五分地”。2月3日，又对规定做了修正：“每人一分五，但每户最多不得超过一亩”。
　　1961年9月12日，局县党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又在《关于搞好自给田生产的意见》中提出“每人划给二点四亩土地(集体经营)作为自给生产田”。按照“二亩粮食，二分油料作物，二分菜地”的比例来耕种。
　　这一政策性措施的实行受到广大农场干部、职工、家属的拥护和欢迎。各农场生产队按本单位商品田、饲料田和自给田面积分别组织劳力，将整壮劳力组成队伍包种商品和饲料田，另抽出少数整壮劳力和身体弱的男女职工和家属、半劳力、辅助劳力也组织起来，专门负责种自给田、尝过挨饿滋味的人们，对于集体耕种保障自己口粮的自给田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不少职工连分给自家的小块自给地里也种了不少粮食作物。
　　进行整党，纠正“五风” 1960年12月，局县党委召开了二届一次党代表大会和局、场、分场、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局县党委书记王景坤代表党委做了检查报告，对党委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做了检讨，并号召与会者进行“鸣放”(即提意见)。
　　1961年2月，局县又召开了三级(局、场、分场)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省委扩大会议和王震部长指示精神。王景坤书记在《坚决贯彻党的政策、整顿“五风”，坚定信心迎接春耕，为争取今年农业丰收而努力》的报告中进一步检查了局党委以及全局存在的“五风”问题，布置在全局开展一次以纠正“五风”为重点的整党整风运动。
　　所谓“五风”，即指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各级干部身上存在的“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浮夸风”、“共产风”。
　　运动迅速在各农场展开，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有“五风”的干部进行了揭发和批评，帮助有问题的干部进行检查。问题较严重的单位还由上级派入工作组，对一些违法乱纪事件进行了处理，对强迫没收和“平调”群众的一些财物初步进行了退赔。
　　省、地、县三级组成联合工作组进入问题严重的八五七农场，帮助党委整风，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因搞干部大换班，拔“钉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来不少的“后遗症”。
　　这次整党整风，对全局干部作风的转变起了一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
　　局县分开，场社分家 局县合并初期，干得还很红火，过了一段时间，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了。领导成员终日被烦琐的行政事务、民政事务缠身，不能集中精力去抓生产，抓企业管理。机构臃肿，机关编制庞大，办事效率很低。“政企合一”带来的弊病越发展越严重了。
　　场社合并初期，合进来的社员曾高兴了一阵子，一步登天成了国家职工，拿上了固定工资，抱定了铁饭碗，以为很快就要过上共产主义天堂般的好生活了。但很快社员们便失望了，现实的灾荒年的艰苦生活和工资欠发；农场的条条框框又多，这不许养，那不许卖，太不自由；再加上农场“大锅饭”的分配形式，根本提不起干活的劲头儿。日复一日，随着灾情的加重，种种矛盾的加深，合进来的干部、社员已是怨声载道了。农场干部也是一肚子怨气，感到猛增这么多“职工”吃国家饭是背上了个大包袱，还觉得这些“老百姓”自由散漫，不好管理。
　　1961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视察牡丹江垦区，开了好几个座谈会。9月2日，他在国务院农口会上的讲话中曾谈及局县分开和场社分开问题：“密山垦区现有35万人，其中有7万人是公社转过来的。五九年进场，60年遭了大灾。职工说：转为农场以后，国家舍了本，我们也没有得到好处!有的要求分开”。“省委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与农场没有插花地的公社，可以分开”。“县与局合并起来的问题也值得考虑”。“对这个问题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把局县分开”。
　　1961年l2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国营农场工作会议。24日，东北农委主任冯纪新作了会议总结。他在总结关于农场管理体制问题时提到要“实行政企分开”。指出“现在，绝大多数农场已经形成一个工农兵学商具备的基层社会，地方行政工作量很大。如果继续实行政企合一，不仅要扩大农场编制，而且极易影响对生产的领导和经济核算，影响政权工作的开展。因此除具有特殊情况的地区外，一般地区应实行政企分开”。
　　1962年2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在《关于国营农场问题给中央、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农场商品率不高，除了劳动生产率低这一重要原因外，还由于：第一，地方政权与企业合一，如牡丹江农垦局同时又是虎饶县人委，把地方行政机构及为社会服务行业人员均列入农场编制，由农场负责粮食与副食品供应。第二、场社合并，这几年有些农场把人民公社一些大队、甚至整个公社合并起来，工资由农场包起来，产品归农场调配，这比之公社单独经营，按征购上交农产品还少，实际上得不偿失。……”
　　邓子恢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规定了几条：(一)农场与地方政权分开；(二)合进来的人民公社除少数插花地外应根据群众意见退出去，独立经营。……”
　　根据中央的精神，牡丹江农垦局与虎饶县于1962年2月28日正式分开。
　　(虎饶县仍用现名，直到l964年10月，虎林、饶河二县才按原建制分开)。
　　1962年3月6日，虎饶县召开了原虎林、饶河公社代表会议，决定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恢复为集体所有制。
　　自1962年3月起，牡丹江农垦局所属各农场开始做“场社分家”工作，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本着“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精神，实行两步走的工作方法：第一步，退赔实物；第二步，结算经济帐目。
　　场社分家和退赔工作一直到l965年7月10日才算全部结束，农场退赔公社折合金额总计为2,343,981.71元。其中包括：马965匹，牛589头，猪3609口的折价和所有生产资料、流动资金，社员工资以及个人的物资等。
　　调整边远分场和生产队 垦区有一批地处边远的分场和生产队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开始建点时对办国营农场缺乏经验，忽视了垦区内的客观条件，对土地资源调查研究的不细，对虎林沿松阿察河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地势低洼面广，沼泽区大，建立排水、交通网络比较困难认识不足。开始布点过宽，战线拉的过长，以致给边远生产队在生产上，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
　　牡丹江农垦局根据中央八字方针于1962年6月17日发出(62)牡垦字第l6号文件，对亏损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便于经营管理的分场、生产队陆续撤除，至l964年底，对八五一、八五六、八五八等农场共撤点79个，其中分场l2个，生产队67个。
　　这一措施对于几个国营农场“甩掉包袱”集中精力办好基础条件较好的分场和生产队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所撤场队在边境线20公里以内的有56个，占撤除单位的70.89％，造成边境线上的空白点，对于国家的边防建设有着不利的影响。
　　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大部份迁出垦区 垦区共有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8563名，其中在押犯3556名，分布在朝阳和八五九两个农场，刑满就业人员5007名分布在八五○、八五七等大、小14个单位。
　　1962年9月，农垦局认为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紧张，这两类人员不宜安置在边境地区，经地委、省委同意，将这一‘批人员转交黑龙江省公安厅集中管教，大部份迁出垦区，异地安置。1500人按中央规定予以清理，约千人已接来家属由垦区自行安置。朝阳农场划归八五七农场，八五九劳改分场划归八五九农场。
　　大批干部、技术工人和机械设备外调，支援全国各地 1957年至l962年的六年问，根据农垦部的指示，垦区本着“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先后共计抽出各类机车576标准台，载重汽车50台，青贮康拜因9台，各种农机具264台，各种油罐总容量258吨支援全国各地。
　　六年来，近4万名经过锻炼的干部和大批技术工人支援了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他们有的支援本省和外省的农垦战线：合江农垦局、黑河农垦局、呼盟农垦局、甘肃农垦局、湛江农垦局、海南农垦局、云南农垦局、广西、四川、河南的农垦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的支援祖国工业战线：富拉尔基、一机部十局、包钢总公司。有的支援祖国大西北、大西南一些边远省份：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等。北大荒人遍及海角天涯。
　　垦区先后支援内蒙呼伦贝尔盟、本省黑河地区ll个总场，55个分场，275个生产队的全套干部l380人和机务人员2565名。
　　垦区以设备比较完善的两个综合医院的全套人员和设备支援了呼盟和海南岛垦区。
　　垦区先后为上海、天津、湖南、湖北、山东、武汉、江西、内蒙等十几个省市开荒共360万亩。
　　全国支援北大荒，北大荒支援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