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紧跟中央部署，拉开“文革”序幕从l965年底到1966年初，上海、北京等地报刊先后开始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展开批判，人们已经觉出气候的异常，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966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把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中国大地，历时十年的一场大浩劫开始了。
　　虎林农垦分局和所属各农场紧跟全国形势首先火烧“小五界”(机关、文教、卫生等单位)。群众贴出大字报揭批“小三家村”、“四家店”、把一些平日讲的“牢骚话”无限上纲，对历次政治运动挨过整的人，对历史上、出身上有些疑点的人、甚至在这些方面已做了结论的人全不放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到处可见。八五。农场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揪出几十人站在板凳上挨批斗。
　　8月，各农场中学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年轻的“革命小将”们身穿全套绿军装，臂系红袖标，手里抡着皮带(有不少是父辈在部队用的武装带)，昂首插腰，不可一世，要“造反”，“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30日，和平农场在招待所门前召开破“四旧”大会，焚烧了场工会图书馆的部分书籍。各农场还选举了红卫兵代表和革命教师代表到北京去串联，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各场红卫兵还组织了“长征队”，乘火车或步行到外地去“革命大串联”，“经风雨，见世面”。
　　“炮打司令部”以后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公布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犬革命的决定》。
　　紧接着，虎林县召开了“炮打司令部”万人大会，分局机关和各农场都派出代表参加，农垦系统在社会形势的影响下也开始狂热起来。
　　分局、各场、直到生产队都成立了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造反”、“××战斗队”名目繁多。运动开始时被大字报点名触动的人也高喊“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起来造反了。各级“当权派”一律“靠边站”等待批斗，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l966年底到1967年1月，分局的“文革领导小组”和各农场的“文革筹委会”纷纷被群众的造反组织所冲垮。“文革”成员被批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名是“运动开始把矛头指向了群众，背离了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
　　当初，曾被“文革”成员组织批判过的“牛鬼蛇神”，此时也以“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身份控诉“文革”成员执行“资反路线”对他们的迫害。
　　在运动开始时还在领导运动的“当权派”们，更是“忠实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以保自己”，“罪该万死”了。
　　“夺权”斗争和两大派对立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浪潮波及全国。
　　1967年2月，虎林分局各造反组织联合夺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接着，由于究竟是重点批判分局党组还是批判分局机关党支部执行“资反路线”产生分歧，两种对立的观点各不相让形成两派。少数派不服从“接管委员会”组成“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多数派组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团”(简称“无总”)由分局武装部统一拿总，将“接管委员会”改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红联”并不甘心，但因人少势微便与虎林县“红联”串联起来经常联合行动，“无总”为抵制对方力量也与虎林县“无总”串联一起活动，两派对立情绪愈演愈烈，由大字报、标语、传单对抗，发展到相互叫骂，相互抵制。
　　八五四农场由于对“2.21”夺权事件看法不同，一些人认为“好得很”，一些人认为“不符合大方向”，观点分歧而形成两大派。各农场都发展为两大派，又互相串联分局与虎林县的两派组织，在整个虎林地区形成“无总”与“红联”两大派。
　　虎林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又与全省的两大派组织相串联。墨龙江省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中有坏人，要揪，称“炮轰派”，另一派不准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捍卫“三结合”红色政权，称“捍联总”。虎林的“红联”支持“捍”派，“无总”则倾向于“炮”派。全省两大派胜负之争也决定着虎林地区两派的命运。
　　1967年9月，省“捍”派依仗人多势大和支“左”部队的支持终于压垮了“炮”派。虎林地区的“红联”也发动大规模的武斗攻破了设在虎林运输公司的“无总”最大据点。
　　由于“无总”的人被认为是“炮轰派”，而炮轰省革命委员会被上纲为反革命行动，“炮”派人员纷纷四处逃亡，“无总”的人也曾分散逃往外地躲避了一个时期，直到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捍”、“炮”双方签定了“十二条”协议，承认两派都是造反派之后，“无总，外逃的人才敢回原单位。
　　1963年3月，虎林分局两派正式联合，各农场的两派也先后联合起来。两派组织虽然不存在了，但“派性”的幽灵仍附在人们身上，一直到若干年后还“阴魂不散”……。
　　清理阶级队伍伤害不少好人 两派联合后，按照中央和省革委的精神，要各自揪本组织内的坏头头和坏人，“文化大革命”也开始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红联”和“无总”为求得本组织的“纯洁”，又惧怕对方抓自己小辫子，谁也不敢“保守”，你也揪，我也揪，各自将本派内的“坏人”一个一个揪出来。
　　各农场也开始“清队”。农场成立治安指挥部，生产队成立治安小组，对揪出来的“清队对象”实行“群众专政”任意关押，搞“逼供、信”，编造种种罪名强加于人，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生产指挥没有断线，生产成果逐年上升 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从分局到农场直到生产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非常自觉的重视生产。虎林分局局长高学仁，在“靠边站”时期就大胆建议派出麦收工作组去农场促生产，机关“造反派”也接受了这一建议。
　　各农场的“指挥部”里，真正“说了算”的还是有生产经验、有威望的场领导干部，这些干部也肯于大胆负责。生产队的队长不少是部队转业的老兵，他们晚上挨批斗，白天仍照常指挥生产。生产队的职工，晚上批斗“当权派”，白天听从“当权派”在生产上的指挥。农业生产按部就班，大家都说：咱农场是种粮食的，这个根本丢不得!
　　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时，哪一派也不敢放松抓生产，有时还争着关心生产，以表明自己的正确。农场始终没有象社会上那样“大乱”，农业生产也较少遭到破坏，加上自1966年起的三年基本上风调雨顺，生产成果出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八五四农场的粮豆总产由1966年的l3390吨，提高到1968年的22440吨；经营盈利由1966年的l7万元增长到1968年的l81万元。
　　部实验农场的粮豆总产由1966年的l2286吨，提高到1967年的l8826吨，经营盈利由1966年的l8.7万元增长到1967年的267.9万元。从l965年到l970年连续六年增产盈利。
　　八五六农场的粮豆亩产由1966年的88公斤，提高到l967年的l30公斤，再提高到1968年的l32.5公斤。
　　“文革”初期的生产发展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文革”初期生产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一、农场经过调整，逐步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没有被打乱；
　　二、一部分领导干部虽然被“罢官”，但是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忍辱负重，率领群众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
　　三、广大群众虽然都卷入“大革命”，但除了少数人热衷于“派性”活动，离开生产岗位以外，大多数职工仍坚守岗位，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他们对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持“保”的态度，认为干部们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绝不是“走资派”不该打倒。所以，尽管不停地批斗干部，但在生产上仍服从干部指挥，表现出农场工人的良好素质。
　　四、虎林地区的几个农场由于刚刚结束了“点上社教”，调整了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周期长，一些新的矛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尚未明显地暴露出来。
　　“文革”初期农业生产虽然得到了～·定的发展，但是这场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又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了的群众运动中，一开始就在广大干部、职工的头脑中灌输了大量“左”的错误思想，从而对敌和我，正确与谬误失去了辩别能力。又由于“造反有理”、“派性第一”所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象毒菌一样浸入人们的肌体，这些隐患在“文革”初期深深地埋下种子，潜伏到几年以后逐渐显露出来。
　　兵团开始筹建，虎林分局被撤销 l968年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筹建领导小组在童德山率领下来到虎林，住在县里，对分局两派群众都不接触，只依靠武装部，分别找有关人员谈括。
　　1968年10月，兵团四师在密山正式成立，又派工作组到虎林宣布分局“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解散，同时宣布撤消虎林分局。
　　分局撤销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机关全体人员参加学习等待分配和处理。另由师组织科批准成立了七人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学习和分局的移交工作，同时还负责“清队对象”问题的查证核实并做结论。
　　1969年11月，新的领导小组宣布移交完毕，原虎林机关工作人员分配到四师所属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