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粉碎“四人帮”生产力得解放
粉碎“四人帮”生产力得解放

牡丹江国营农场管理局的建立 1975年12月27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撤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领导机构，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兵团各团改为农牧场。”“国营农(牧)场的生产、财务、劳动工资、物资供应和产品调拨等纳入计划，以省国营农场总局为主，党政工作以地委为主，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1976年3月26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国营农场管理局正式成立。管辖原兵团四师11个团、一个独立营和原省农场管理局的宁安、海林两个农场，计14个单位。1977年2—4月各农场相继成立。原三十三团改为迎春农场、原三十四团改为安兴农场、原三十五团改为庆丰农场、原三十七团改为青山农场，原三十八团改为卫星农场、原三十九团改为云山农场，原四十团改为完达山农场、原四十一团改为金沙农场、原四十二团改为朝阳农场、原四十三团改为兴凯湖农场、原四十四团改为东海农场、原独立一营改为龙头马场。(原三十六团已于1975 年5月11日撤销)至此，结束了多年来不适应生产经营的管理体制，恢复了农场的管理机构，为垦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1979年3月5日又将卫星、迎春、金沙、青山、朝阳、安兴、东海、完达山等农场分别改名为八五○、八五四、八五五、八五六、八五七、八五八、八五一○、八五一一农场、龙头马场改为龙头农场。
　　1980年12月2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完达山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以后各农场分别成立分公司。
　　开展揭、批、查运动 1976年是我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周恩米、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垦区人民陷入极大悲痛之中。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人们的心头上笼罩着一片乌云，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喜讯传到边疆，垦区广大职工、家属、青年、学生，欣喜若狂、游行庆祝、通宵达旦。随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了“一批、两打、三整顿”。
　　1976年12月管理局召开宣传部长会议，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打响了第一个战役，全局迅速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高潮。继而批判他们鼓吹的“唯意志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等一整套极左路线，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砸碎了“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师”、“物质刺激”、“管、卡、压”、“白专道路”等等精神枷锁，使人们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吃不开了，无政府主义思潮有所收敛。开展了“三讲一评”，肃清了流毒，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工作。
　　1979年8月5日，从“清理打砸抢”入手开展了“两打”运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运动的重点是少数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打砸抢分子和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管理局分别于l978年8月12日和ll月15日两次召开有线广播动员大会，号召全局同志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清理打砸抢、大张旗鼓地开展“两打”运动。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检举。全局共立案l55起，206人，其中打砸抢和“三案”制造者112起，l51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2起，44人，其他案件ll起。最后结案组织处理l89人，其中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61人，犯一般打砸抢错误的81人，其他政治经济案件47人。给予党内处分的35人，行政处分的48人，判刑的5人，劳教l人，免予处分的l00人。通过“两打”运动，深挖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经济犯罪分子，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巩固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两打”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了领导班子、职工队伍、企业管理的整顿，为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两打”对“文革”中的“三案”进行了清理，对部分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
　　昭雪沉冤、申张正义、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动了积极因素。
　　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粉碎“四人帮”后焕发起来的革命热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管理体制的改变，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又相继贯彻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特别是五届人大制定了新时期总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大干快变的斗志。为了尽快恢复垦区经济，管理局于1977年1月、l978年1月分别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和科学大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制订规划、部署任务，掀起了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把领导的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建设上，采取比较得力的增产措施，实行奖励制度，加强经营管理，使l976—1978年的生产经营成果逐年增长，粮豆总产、单产、上交，工农业总产值都超过了1975年的水平。
　　1978年，气候比较适宜，是个高温年，积温比历年高220度，为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农业生产上又采取了许多增产措施，如大量增用化肥，1978年使用化肥4.4万吨，比上年增加3.8倍；狠抓了种、管、收的标准作业，并且在麦收秋收期间农业连队普遍实行定额质量奖，大大提高了收获质量；重视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改进作物栽培方式，多年来实行的深松耕法发挥了效益，使l978年粮豆总产、单产、上交、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总产39万吨，比上年增长30％，比1975年增长53％，比历史上最高的1976年增长29％；单产125.5公斤比上年增长l8％，BLl975年增长27％，比历史上最高的1967年增长2％；上交粮豆18.7万吨，比上年增长37.5％，比1975年增长84％，比历史上最高的1967年增长46％；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比上年(也是历史上的高年)增长21％。全局大豆上《纲要》，单产132.59斤，兴凯湖农场粮豆双上《纲要》，被评为农垦系统先进集体。全局连续两年实现一人一猪，1978年实现一人一亩林，经营盈利660万元，.比1975年增长29％。　　在工业生产上，普遍进行了企业整顿，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以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加强经济核算，1978年工副业总产值达l.17亿元，比上年增长4.7％，比1975年增长28％。
　　“左”的继续干扰 l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左”的错误并没有完全得到纠正。由于“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继续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抓纲治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促大干”等“左”的口号。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快就会出现生产大跃进的新高潮，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制订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如提出1980年实现半数农场建成大寨场，粮、豆、猪、林四超《纲要》，在基本建设上，未能正确处理需要和可能的关系，年年上新项目，由于领导力量薄弱、投资、三材没有保证，致使战线长、工期浪费大，有些项目不得不下马。这些“左”的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建设的发展。
　　1976年至l977年，正是由兵团恢复农场的体制改变时期，管理局、农场领导班子的新旧交替直到l977年10月才结束，不能不对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l975年盈利511.9万元。这两年的产量产值都超过了l975年，但经营成果却出现了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