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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营方针与指导思想

第三节 经营方针与指导思想


1957年以前外购役畜,解决耕作、运输;饲养猪禽,解决自给性生产。1958年贯彻“以农为主,农牧并举”的方针,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畜牧业开始全面发展。局改建牡丹江种畜场,东风种畜场,农场建畜牧分场和专业畜牧队,大力发展速效养禽业和猪,同时在杨岗兴建年产l.5万吨肉类的完达山食品厂,各场大盖孵化楼、鸡舍,并制定各类畜禽的饲养管理、防疫卫生制度,在八五二、八五八成立畜牧兽医培训班,选送干部进八一农大畜牧系,农垦部也举办畜牧兽医班,经过两年的努力,为垦区畜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建立了阵地,培养了技术队伍,积累了经验,初步摸清了各类畜禽在北大荒的生活饲养规律、品种的适应性以及疾病的防治方法,掌握了发展畜牧业的主动权。
  1959年王震部长亲自率领农垦部工作组在牡丹江种畜场制订年产l000吨鸡肉的鸡场总体规划;年产210吨鸡肉和l20吨蛋的中型鸡场规划;又到八五。场七队(自然屯)制订年产商品肥猪3万头、肉鸡10万支、肥鸭10万支、鸡蛋1000吨的专业畜牧队规划,于1959 年7月29日发到各各场,作为样板。其生产方针是:以畜牧和生产出口大豆并重,保证全体人员粮食和畜禽饲料自给自足。规划内容包括:生产任务、生产布局、畜禽配置及饲养方法、畜牧建设、农业生产及饲料供应,财务收支概算等七项,附有各种饲料分析及各项定额标准。集中了国家级的科技智慧和力量。这种科学的规划设计方法是比较完整的,可惜事与愿违。1959年严重秋涝,l060年1月局党委发出紧急指示:“要大抓饲料,方针是粗料细作,以粗代细”;口号是“饲料要自给,不当伸手派”,措施是:留(按分配数留出),建(建立饲料基地),种(种高产饲料作物),采(采集野生植物和动物),放(放牧),贮(青贮野生植物和贮存干草粉)等八项;对精料实行:专料、专贮、专管、专用的四专原则。
  1960年在严重春涝的情况下,仍想力争全面的、持续的高速度的大跃进,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违反了客观规律,出现了牲畜瘦弱,疫病流行,死亡剧增的局面,l961年比l959 年全局家禽下降76.3%,猪下降77.3%,大牲畜下降19%。
  1962年贯彻八字方针,养猪采取集中繁殖,分散饲养,实行“两包”(包繁殖成活,上交任务)三定(定畜群、工具、房舍)一奖的办法,提高饲养人员的积极性,饲料也稍有好转、畜牧生产开始回升。
  1963年总局成立,认识到畜牧生产受物资、技术力量、管理水平的制约很大,全面铺开是难于成功的。1962年12月畜牧处长张源培提出发展草食动物,减少对农业粮食的依赖,变垦区的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首先在垦区建立奶牛、奶羊、鹅三个畜牧基地的建议,并申请亲自组建。得到总局党委的同意和农垦部党组的批准,选择八五一一农场作为第一个奶牛生产基地,也是农垦部的畜牧实验场,张源培兼任场长、书记。l963年1月1日到任组织生产布局。
  1963年5月王震部长在上海电召张源培去沪,面议畜牧基地建设问题,并当面指示:为使全国人民更健康,子孙后代能长高五公分,就得吃牛奶和肉,就要大力发展奶牛;我国吃肉、奶少,吃粮就多;垦区农业想提高单产,就得多施肥。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援下,六月就引进育成奶牛340头,种公牛5头。十月张源培亲自办班培训人员,亲自编写讲义传授技术,为垦区培训出第一批奶牛饲养骨干力量。l965年又亲自组建奶粉厂,制订农林牧结合的总体规划,为垦区的生态平衡、良性循环作出实际的榜样。
  1969年兵团组建,执行“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把种青贮当作修正主义砍掉,饲养管理制度当做“管、卡、压”被打掉。奶牛受害最深。猪推广中曲发酵饲料,片面降低精料用量,出现了大批“老头猪”。使全局生猪下降,上交减少40%多。
  1971年兵团提出1975年实现“一人一猪”的口号。1972年师召开林牧工作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大力发展养猪业。经过上下齐努力,到1975年平均0.6人一头猪。
  1975年党中央20号文件,发出“全党动手,大养其猪,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的号召。l976年总局又提出“千垧地,千头猪、万吨肥”的口号,全局掀起建千头猪场的高潮,到1977年全局实现一人一猪,并连续三年。六个队实现千头猪,十三个队实现一垧地一头猪。
  1980年粮食提价,超交粮食奖励,饲料价格上涨;加上省里从外地购进肥猪,垦区肥猪压圈,挫伤了养猪积极性。主张“赔钱买卖不干,养猪自给就行了”。出现“砍猪、压马、增牛”的浪潮。结果生猪下降50%多,连续两年食肉不能自给,这也是垦区养猪业最萧条的两年。如果当时把增加黄牛变成增加奶牛,垦区的畜牧业发展速度和效益将会更好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局提出破除“四个单一”的格局,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多种经济。垦区出现了“奶牛热”1985年奶牛头数比l979年增长2.4倍,总产奶量也增加2.02倍。生猪生产由于价格政策的关系,起伏不定。鹿的生产因价格政策的变化有所下降。马、黄牛、羊的生产,由于用途、销路、价格的影响,经济效益低等因素仍处于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