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和追求

　　　　　　　　　　　　 我的理想和追求　　　　　　　　　　
　　　　　　　　　　　　　　八五○农场园艺师 杨淑云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初期投入革命怀抱，在北大荒的风风雨雨中，度过了三十多年。虽然境遇坎坷、忍辱负重，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毕竟在我年近花甲的今天，又得到了更多更多，对事业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都历历在目。理想，似乎远在天边，而又近在眼前，严酷的现实解剖着每一个人：你在追求什么?你在怎样追求?都将无情地写下一份忠实的答卷。我的答卷是什么呢?这要由历史去裁判。但是，在我心中，我是要做一名真正的北大荒人，一名合格的女垦荒战士。
　　我是一九五四年铁道兵第一批开发北大荒的一名垦荒战士。那时正是年轻的祖国刚要举步前进的重要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在向一切有志于建设新中国的人们频频招手，我们青年人多么希望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北大荒这片沃野蕴藏着无数宝藏，是祖国未来的大粮仓，我们要开发它，让它为人民造福。我本来是1948年四川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1950年随爱人参军到铁道兵五师，做文化教员。现在部队要办军垦农场，正是我用武之地。可是我又想，我爱人刚从朝鲜战场回国，我又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到农场两地分居，北大荒天气冷、条件差，我自己应付得了吗?家庭和事业这两个砝码在我内心的天平上七上八下，弄得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的爱人刘恒心看出了我的心事。一天晚上，孩子们睡觉了，他傍着我坐下，共同回忆解放前我们在成都四川大学学习、生活的岁月，他说：“我们在事业上可是一贯互相支持啊!”我以为他想留我在部队，便说：“你需要我的支持?”他握着我的手说：“不，虽然我希望我们再不分离，但农垦需要你，部队需要我，我不能分担你的担子。”不用他再说下去，我便高兴得直摇他的手，“你同意我们再做牛郎织女啊。”由于我们共同争取，师首长终于同意我参加农场组建工作。同时，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我爱人主动去做了人工结扎手术。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七日，我随余友清副师长和先遣队的同志从密山出发到虎林，正好赶上东北的大烟泡，大部队徒步行军，年老体弱的和女同志挤在大卡车上，一个个全成了雪人。我带着孩子和余副师长坐着小吉普车在前面开道。漫天大雪拍打着车窗，走不远就得停下来挖雪，中午到杨岗，六个多小时，同志们已冻得迈不开腿了。一路上，我搂着沉睡在怀里的孩子，看着这白茫茫无边无际的原野，我想着未来的路，在心里唱起了学生时代的歌：“不怕担子重，我们要挺胸，不做寄生虫，我们要劳动。新的女性产生在受难之中，新的女性产生在觉醒之中……”余副师长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笑着问我：“小杨子，怎么样?”我说：“老天爷的见面礼挺不错，叫我开开眼界。副师长，你看看，将来这一片小麦大豆多好啊！”副师长幽默地说：“哪有那么现成的！”是的，创业不易啊。王震司令员热情洋溢的话又响在我的耳边，他说：“你们是去打头阵的，是去点火的，得搞出个样子，以后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是的，北大荒未来的蓝图要靠我们的双手去绘制。
　　一到虎林，我们便投入紧张的踏荒布点和运木备耕工作。当时我是六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负责生产筹划工作。我们吃大食堂，住在老乡腾出来的热炕上，孩子小吃不了大米查子，专门给他们拨些大米白面，我在炉子上另外给他们做些饭菜。我外出时由老乡帮助照看孩子，生怕冻着饿着他们。晚上回来我把孩子们安排入睡后再洗衣服或整理踏查资料。
　　这年十月下旬，我去虎林东边清河大石山一带踏查日伪时期扔下的撂荒水稻田。那天，出门时天色灰蒙蒙的，当向导的老乡就劝我们别去，可是时间很紧，不去不行。余副师长要我留在老乡家，由他和警卫员跟老乡去，我坚持要去，向导在前边开路，我和余副师长警卫员拄着柞木棍紧跟着，羊草比人还高，积雪没过膝盖。大家高一脚、低一脚，有时掉进冰窟窿里，鞋和绑腿早已冻成冰棍，我也早已汗流浃背满身凉飕飕的。快到中午时又刮起了大烟泡，几步外什么也看不见，可还不能停，一停下来就有被冻死的可能。我们只好跟着领路的老乡往大路上奔，遇到风口大雪岗我们就连滚带爬翻过去。看到副师长背着双筒猎枪矫健的身影在狂风暴雪中挺进，我象看到了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
　　生活是艰苦的，创业是艰难的。但我的精神上却感到十分充实。我想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能够走到开拓者的行列中，在荒原中第一个踏查，第一个去开路，第一个去规划，第一个去建房，第一个去种菜，第一个升起炊烟……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光荣。因为党信任我，支持我，群众关心我，爱护我，我还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又把丈夫从部队动员来，还把他小妹妹也接了来，在这里安家立业。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官兵奔向北大荒。虽然丈夫曾打算转业后同我们一起到山东济南安家，以便照顾年老的母亲，但他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来到北大荒。刘恒心同志正是如此，他不是把爱人当成单纯的生活伴侣，我们是夫妻，我们更是战友和同志。为了事业我们可以分开，为了事业我们又共同战斗在一起。结婚以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在一起只有两年多，他来了后，每天晚上，我们围在他从部队买来的“幸福牌”收音机前，听广播，学唱歌，或者听他给孩子们讲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的故事。他还在我们房前种上了黄花菜，野百合，山葡萄和李子树，盼着它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全家团聚一起最幸福的三个月。
　　正当我们向往更加美好的未来，晴天霹雳凌空而降。刚来农场三个月的刘恒心因整风时对园艺站指导员的浮夸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说他是“不称职的灶王爷，”“上天奏好事，下地不保平安”而被错划为“右派”。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他是反党右派分子!他完全是出于公心才敢在会上指出个别干部的缺点错误，为的是不让党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解放前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民主进步活动，屡遭国民党特务围攻毒打，被列入黑名单，三次改名换姓才熬到解放，盼来了新中国，是他帮助我接受了马列主义，跟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不是敌人。可是，他——一个忠诚于党的人，却遭到误解，受到了歪曲，失去了信任。在我们纯洁的心灵里，有什么比失去党的信任更令人悲伤的呢?
　　为了不拖累我们，在临去右派队的前一天晚上，他提出离婚。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留在我耳边的话：“淑云，你最理解我的心，孩子还小，你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事……”我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为了不惊醒孩子们，我紧紧抱着他，让我们无声的泪水交流在一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八月份，我爱人刚进右派队，九月份肃反复查小组又审查我的历史。因我l940年13岁时在初中一年级参加过伪三青团，而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受撤职降级处分，由总场调到五分场四队劳动。难以想象，在旧社会，我象一只迷途的羊羔奔向共产主义这盏指路明灯，盼望新中国的诞生。今天，正当我们要为边疆建设增光添彩而感到无限自豪的时刻，一只无形的手把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到我们身上!一时我悲伤过，迷惘过，失去了组织的信任，我象丢了魂一样，扪心自问：从地方到部队，从部队到农场，我没有对党隐瞒过任何历史问题。面临人生的不幸，我今后的道路该怎样走?我想我不仅是一个垦荒战士，我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不能象丢了魂一样，没有精神支柱。我有事业，北大荒初建，农场的土地上有我的汗水和泪水。我还对北大荒有用，对社会有用，对所有需要吃饭、吃菜、吃瓜果的人们都有用。在这里，我找到了生存的价值，找到了精神支柱。对党我要尽到儿女之心，对孩子要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于是，我把精力更集中到我所追求的事业上，为人们种粮食、种瓜果、种蔬菜，让他们感到我的存在。生产队生活条件差，我们俩人又各降了三级工资，为了不让老人太伤心，我决定把母亲送回四川，同时，让我爱人的妹妹去住校，免得耽误她的学习。
　　我下放到五分场四队，仍做技术工作却不任命。虽然有一层阴影不时掠过我的心头，但同志们关心我，工作配合默契，一年中就栽种五百亩苹果树，引种蔬菜四十多种，仅蔬菜种子一项当年就盈利两万多元，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复转官兵吃上南方的丝瓜和冬瓜，北京四季青的茄子、辣椒、西红柿，我感到最大的安慰，埋下了个人的痛苦，换来了大家的快乐，特别是当我看到复转官兵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用脸盆从冰窟窿端水浇冰道，靠人拉爬犁把一根根红松从马鞍山上拉下来装上火车运往北京去支援首都十大建筑，乐呵呵地啃着一口一个白印的冻窝窝头时，使我感到了生活在这个英雄集体中的力量和意义。
　　1960年11月，我被任命为五分场试验站的技术员。同年l2月我爱人的错划右派也得到甄别，不作右派处理，恢复了名誉。正当我们庆贺党终于给他洗去不白之冤时，他由于过度兴奋再加上浮肿病严重，在元宵节会餐喝酒后摔倒导致脑溢血。抢救月余无效，于l961年4月3日不幸去世。在病床前，他已说不出一句话，只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凝望着我，好象对我说：只要我理解他、信任他，党和人民也理解他、信任他，他就死而无憾了。是的，我的亲密的战友，我的好同志，你和其他为北大荒献出生命的同志一样，我和所有的北大荒人都会永远记着你们，你们的脚印，已经永远留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了。
　　我当时才34岁，失去丈夫，又是在北大荒，未来生活道路有多少艰辛在等着我啊!
　　这时，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留下还是回南方老家?一个是我自己领着三个孩子过下去还是重建家庭?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每当我下班时看着三个孩子不是下地拾菜叶子回来煮着吃，就是天黑了才把草割回来烧炕，或者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在门口等妈妈回家，我的心受到沉重的谴责：我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我真想接受亲友相劝回到南方老家去。可是看看周围的同志们，想想我自己来北大荒的志愿，总觉得我不应该走，我不能走。千千万万的复转官兵和支边青年不都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吗?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北大荒没有变成塞北江南我不能走!我们的理想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虽然我失去了丈夫，但北大荒的第二代、北大荒的明天会使我生活得更充实，感情上的空虚对于我这三十多岁的妈妈来说，是可以用孩子的爱来填补的。
　　1962年底我列席了八五。农场五分场第五次党代会。1963年初我又被任命为农垦部实验农场生产科农业技术员，农垦事业的飞速发展，党和群众愈来愈多的信任，鼓舞我投入党的怀抱的勇气，想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l965年社教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想正是弄楚清自己问题的好机会，于是向社教工作团递上我第六次申诉书，岂料事与愿违，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罪”，在大会上宣布“监督劳动”。我又从场部下放三队，开始我不任命的技术员工作。
　　紧接着“文化革命”开始，我成了当然“专政对象"，不能乱说乱动，到科研班劳动改造。进了劳改班，造反派找我谈话，警告我不要想用死来威胁组织。我说：“我不会自杀！我死了就由你们说了算啦!我还要活着建设北大荒。”为了不荒废外语而又能学习毛主席语录，想从中寻找这一切的答案。同时，我也在“促生产”中寻找慰籍。我想只要我付出劳动和汗水，就会有所收获，我就尽了一个被监督的公民的责任。为了管好我负责的双交玉米制种田，我一天两次下地去雄，早晨冒着露水，中午顶着烈日，下大雨穿上雨衣赤着脚干，授粉期间从不间断。为了不弄坏玉米苗，我一个妇女亲自牵牛、扶犁趟地，不觉得蚊子小咬叮。在制作菌肥、生物制剂及食用菌中，我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在制作中有所改进和突破，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中，我悟出了人间的真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与自然作斗争是实实在在的干革命。在歧视与冷遇后面，复转官兵、老工人、老贫农在地里休息时让给我坐的半截锄把，在场院留给我喝的半碗开水，对面路过时对我默默的一眼，这些都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这是人民的信任，我感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坚定了我重新回到人民之中去的信心。我们的党在受难，我们的国家在受难，多少老干部在受难，我个人、我家庭的受难又算得了什么?灾难终究会过去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沉冤迟早要昭雪，真理必然要战胜谬误，历史一定要前进，人民始终是世界的主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拨乱反正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不实之词被彻底推倒了；我又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一个不愿意当敌人的人是多么珍惜“公民”这一个身份。我又重新得到了党的信任，恢复了人的尊严，获得了人民的爱。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把它奉献给建设四化的大业，做一个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先锋战士。我向党递上了我二十年来想写而又不敢写的入党申请书。l983年11月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望着支部全体同志举起的手，我两眼饱含热泪，党终于理解我了，同志们终于理解我了。我的一生使我懂得了：等待可以迎来光明；诚实可以消除误解，无私才能赢得信任，胜利的道路属于生活中的强者。
　　在1979年尚未落实政策前，农场中学缺外语教员，我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熟悉教材、提高日语能力，我利用吃饭时间听录音，走路背诵课文。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摸索出“归纳记词法”和“演绎背诵法”。教三个高三毕业班还兼任外语组长，对于我这个五十多岁半途出家的英语老师，不是一副轻担子，从早到晚在学校，星期天也忙着备课改作业。四年寒暑假我总共只休息十天，假期得办师资培训班、高考补习班。可是当我看到全场中小学都开设了英语课，高考外语成绩提高较快，考入重点大学和外语专业的同学一年年增多时，我感到我虽然老了，但党给了我无穷的活力，我还能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这就是我晚年的最大幸福。l983年，因我患冠心病和白内障不能坚持教学，本应退休，但病休三个月后我又投入编写场史和科研工作。1983年一年除写了l3万字的场史初稿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八一农大编写了部分蔬菜讲义帮同志校订了一本黑豆果栽培专业书，常常眼睛看不清楚字迹时才放下笔。平时，有人找我翻译进口的计算机、录音机、照相机说明书或其它技术资料时，我总是尽力完成。这两年负责主持与东北农学院协作的三江开发《黑豆果种、加工、生产体系的研究》课题的实施工作，也圆满完成了任务，通过鉴定，被认为达到同类项目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为了保证组织培养室的光照时间，我经常早上四点多钟，晚上七、八点钟跑去开灯、关灯。去年我们培养的第一批黑豆茎尖组织培养成苗已栽到地里，共有十亩。
　　十年动乱，不仅考验了我，也锻炼了北大荒人的第二代。我的三个孩子在严峻的政治风暴中成长起来了，他们珍惜父辈的事业，正在为养育他们的这块土地出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完全毁掉这一代人。他们也和同龄人一样，正在觉醒，正在崛起，正在用百倍的努力夺回失去的时间和宝贵的青春。两个孩子已取得大学文凭，大儿子在农场一中任副校长兼语文教员，二女儿在大庆教数学，zbJl.子是农场所属林场副场长，正在参加农经管理系函授学习。两个儿媳都被评为好媳妇。作为一个母亲，一个老垦荒战士，看到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正在成长为北大荒可以信赖的第二代，我感到最大的安慰，也看到了垦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