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忠诚·奉献

　　　　　　 牡丹江农垦师范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黄沧海
　　在人生的大课堂里，我们时时都在做着自己的答卷，任何一个热爱生活、严肃地对待事业的人都在认真地探讨人生意义的重大课题。今天，我只是以一个垦荒战士的赤诚谨向大家汇报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自己的苦恼和欢乐；自己的昨天。
　　1958年春天，十万转业官兵吹响了向地球开战的号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北大荒。我是被这股浪潮卷到虎林县的，但我又不是一名正常的转业军官，我是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军籍、团籍发配来的，分配在一个被严格监督的右派队里。历史的误会把一个专政对象和光荣的拓荒者紧紧连在一起了。埋怨命运吗?这已无济于事了；申诉辩论吗?那更是不允许的；呼喊上帝吗，这更不是战士的品格。面对异乡的草木、陌生的环境以及被屈辱专政的痛苦，我应当怎么办?我应该怎样迈开脚步走向人生新的途程?　　
　　1951年，我只有14岁的时候，便毅然参军，考入了军事干部学校。
　　在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培养下，我政治上和技术上都进步很快，入了团，十六、七岁就当了军官，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l956年再次送我到另一所通讯学校深造。那时我干什么都积极，什么事都要带个头，因为老同志，革命前辈们就是这么千的。到了党整风的时候，我还是带头提意见，说校长有官僚主义，还举了一、二、三，说有的干部不努力学习甘当外行等等。心想：党有缺点，我们不帮助，能说是爱党吗?母亲的脸上有灰尘，我们不帮着擦干净，那不是损害了母亲的形象吗?一个革命者无事不可对党言。在党的面前每个人都应当是一个胸腔里跳着红心的“玻璃人”。
　　反右派斗争来了，没想到越是坦荡透明越容易被误解被抓小辫子。我被错划为右派。我想不通，检讨自己的过失可以，我有缺点错误，但我决不是主观上要反党。那时学校的政治部对我说：“你才20岁，好好承认自己反党可以从轻，如不承认反党，你的问题虽然不重也要从重。”我问道：“从重怎么办?”他说：“从重就送到北大荒！”。我想，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吗?不实事求是就不是忠于党。因此，我老和人家辩论，越辩论问题就越严重了。于是被开除军籍，剥夺军衔发配到北大荒监督劳动。摘下我的少尉肩章的时候，我象一个被五雷轰顶的人，痛苦得象是心在滴血。
　　接连几个月，我几乎不开口说话了。我在寻找这个答案。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事业是正确的壮丽的事业，是值得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当怎么办?申辩是不允许的，我真的是到敌人那边去报到吗?不!任何力量也不可能把我推过去，我的名籍可以被列在五类分子之中，我的心、我的人格、我的追求、我的人生理想是不变的l是解放军大学校培养了我的人生信念、坚韧的性格，我决心在逆境中奉献忠诚，用长期的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是一个革命者，除此我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初到北大荒，一切都是突变，生活不习惯气候不适应，每天至少要干l4小时的重活，夏天蚊叮蜢咬，冬天日日夜夜要在雪地里经受严寒。l958年整个冬天就住在冰天雪地上，睡在几捆草几根树条子支起来的小草棚里，56天没有洗脸没有脱鞋，比一般的转业官兵要吃更多的苦，劳动定额比任何队都高，条件比其它队更差。有的年纪大体力弱的人累得躺在那里便从此永远起不来了。可以说度过每一天都是对毅力的严峻考验，都是对党的忠诚的考验。有时自己真的感到坚持不了啦，也咬着牙东倒西歪的扑到工地上去。我下了决心，爬也要爬到工地!死也要死在工地!五十六天后，我的脚底板和鞋子分不开了，靠了外科手术刀硬把脚底皮割开，十个脚指头有七个都冻黑了。我擦点油，包上纱布，忍着钻心的疼痛又上工地去了，而且每天的工效是全大队几百人中最高的。
　　到1959年10月1日，我已经连续获得了排水突击手、伐木英雄、基建砌墙能手三个光荣称号，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名字用大号套红字登在《云峰报》的头版头条上，在当时是少见的。
　　1961年10月终于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后来农场又正式任命我为教师。当我得到了“同志”的称号以后大家可以想到我的感情是多么激动啊!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去工作。我想得也很简单，我能得到允许我贡献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的地方去，使我的存在对社会对周围的人多少有一点意义，我就十分满足了。
　　那时我教复式班，五、六、七年级在一个课堂里上，真数不清每周是多少节课了，不但如此，连队的黑板报、宣传工作，成人的夜校扫盲工作我都抓。到了星期天寒暑假就主动和连队职工一起干活，帮助连队制造过土炸药、土雷管，帮画地形图、地号图、连队规划图，创造过节煤灶在全场瓦工会议上介绍。总之，我什么都干，什么都用心钻研，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是老师又不象个老师。我学到了很多本事，农场里几乎没有难住我的活。1965年冬八五○农场搞水利大会战，场长姜振兴叫我一个人办一份《水利快报》，每两天出一张，我白天跑一天材料，累得精疲力尽，晚上又打起精神写稿、编辑。一个月之后体重掉了七斤，熟人见了我都不太敢认了。当时我最大的幸福是人家能忘记或终有一天会忘记我是一个摘帽右派。这一天终于到来了，l966年夏天我们连队党支部副书记副指导员隋景云和指导员袁国亮同志商量后要主动给我介绍对象，介绍的是一位十九岁的女共产党员。
　　见了这位19岁的女共产党员之后，我问：“你知道我划过右派吗?”
　　她说“知道”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谈?”
　　她说：“我了解过很多人，都说你不是本质坏，人家都说你很有志气。”
　　听到这里，我惭愧了，志气，我的志气在当时只不过是努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一点点算什么志气?
　　在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结合了。接着“文化大革命”席卷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象我这样一个曾经戴过右派帽子的人在十年动乱中的处境，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我在此就不必多说了。“不幸”也是一所大学，能否在这所大学里毕业，不是靠数理化水平，不是靠文化素养，而是要靠对党对事业的坚贞信仰和执着的追求，要靠对人生价值的正确理解?
　　1976年10月四人帮彻底垮台了，ll月我回到了学校，当时还不敢称我为老师，称我为“代课的”。l977年年初一开学，小学一年级因种种原因没人教，分配谁去都不愿意，我对校长说：“没人去我去!”于是我这个广东人晚上向女儿学拼音，学准了白天去上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右派错案得到了彻底纠正，党在政治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结束了22年的屈辱。我恢复了军籍，军委通信部派来干部亲自给我送来了绿军装、鲜红的领章帽徽，我抑止不住自己的泪水，我便以拼命的工作去报答党的关怀，每天争取多干工作，快干工作，天天都忙得忘掉了时间。
　　几十年的逆境终于走过来了。这里借用一位同志的话，他说：“面对痛苦的过去，我笑不出声来，但也没有功夫叹息，我们既不需要笑也不需要哭，需要的是严肃的理解。”支持我在逆境中冒死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继续为党奉献的是我所追求的爱，而产生这个爱的基础便是一个人民子弟兵所应具备的对党对祖国的忠减。
　　三中全会以后我的身份变了，地位变了，这对我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我腰椎多处受伤又得了眩晕症和心脏病，面对祖国百废待兴的局面，自己怎么办?当时有一些一起改正的同志劝我说：“现在一身清白了，吃了几十年的苦也该歇一歇了，况且，现在社会之风还不正，不干事没有事，越干事越有事。”这个劝说，我是不敢苟同的。世界上最公正的是时间，时间老人对乞丐对帝王都一视同仁，只给每个人几十年的光阴。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吸吮着大地母亲的乳汁，受到劳动人民的恩哺和党的培养，我们的一生只是索取么?决不是!凡是有价值的生命都是对人民作贡献。几千年前的《诗经》里就把只会索取的人称作硕鼠，硕鼠养得肥肥大大，那也是卑微可耻的生命，是人人喊打的。
　　于是我认真思考这流逝了的二十二年。有人说你失去了青春；有人说你失去了爱情；有人说你失去了官职地位；有人说你失去了在北京在广州工作的优越环境和条件。这些都只说到了表面现象，最本质的就是失去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条件和机会。因为青春也好，优越的条件也好，若不是用来为人民工作就等于零，那青春便黯然失色，那爱情便会变成琐屑卑微的感情，那条件便可能成为有害于人民的因素。所以，我失去的东西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寻找回来追赶回来的。这便使我每过一天，每过一个小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同时我感到为了开拓我们的事业，需要忠诚，但只有忠诚又绝对不够，我们还需要占有知识，把握事物的规律，我们不是缺乏知识发生过盲目大跃进的重大失误吗?知识对于事业的发展就如同空气和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
　　从1977年到l979年，我一面担任生产队中学和片中学每周多达十八节的课，一面复习自学，大量读书：数理化、心史地、文史哲、外语政治书都读一些，一天当两天、当三天用。
　　当时教育口是重灾区，师资严重不足，生产：队办高中，许多课没有人教，看着一科科空堂，我心里很着急很不忍，于是我这个本来教着语文的人又兼教过数学、化学和英语。英语是我三十六年前读初中学的，多年荒废早忘光了，后来也不允许我学。现在党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我有权利说不行吗?我头一天晚上复习自学，第二天上课堂教学生。这三年我还负责辅导了几名青年考上了大学，又兼任学校教师的业务进修指导工作。每天晚上，到十二点以后才能沾床，人累瘦了，心脏病也加重了，但我心里很高兴，每天含着冠心苏合丸微笑着去上课，我教的班级语文统考成绩得全场第一名，我还考取了黑龙江省函授学院中文专业，成为文革后首批学员。我一边学习一边应聘担任牡丹江管局中文高师函授的辅导教师，经大家共同努力，牡局中文学员毕业率达百分之九十五。
　　1980年我调到牡丹江农垦师范中文科任教。1983年起担任语文教研室主任。我们教研室从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这个前提出发，努力搞好教学、教研和教改。我们北大荒的师范学校不敢和外地比条件、比师资、比资历，但我们有北大荒人的拼博精神，我们爱事业、爱学生，这一点我们又有优势。这三年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努力实践并认真总结，在省级以上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文章二十多篇，我自己发表了十二篇。其中有两篇还被选为省的优秀论文，推荐到全国师范语文教研会得到了好评。黑龙江省师范语文教研会还选举我为常务理事，不久又兼任副秘书长，参加编写出《全国师范生优秀作文选评》和《黑龙江省师范学生优秀作文选评》两本书共三十九万字。当创办黑龙江省师范语文教学杂志时，同行们又一致推荐我担任了该刊的主编，编辑部设在我们北大荒的西岗师范学校，每年出刊3～4期，每期三十余面，发送至全国各师范学校，成为全国最早办起来的研究师范语文教学的学术性交流刊物。我们办刊完全是义务劳动，不仅不领一分钱的编辑费和稿费，而且每期出刊后就发动家里的三个孩子糊邮卷的糊邮卷，填地址的填地址，上千份刊物一份一份寄出去，每次出刊都要忙碌很长时间，全是利用星期天和夜里干，不耽误正常的教学。被大家称为“家庭编辑部”。当省厅师范处没有拨来经费时，我还取出自己的定期存款垫资付印，为的是让全国师范学校早一点得到由北大荒发出去的刊物。
　　1984年，省教育厅师范处根据当前全国师范语文不能突出师范特点这个实际，把全国都在攻关的听、说思维训练的大课题交给了我，委托我编出一本配合文选和写作教材的听说训练教程来。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并组织了六名教师共同攻关，经一年多的奋战，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编写出一本二十万字的《师范语文听、说训练教程》，经省出版局批准发行至全国师范学校，有四百多所师范学校在使用我们北大荒人编写的教材。教育部办的《师范教育》杂志连续两期刊登介绍这本书的消息和文章。全国师范语文教研会理事长，上海的郑洛教授为这本书写了二千字的序言，称赞这本书是全国师范语文教材的基本建设，初版印了一万二千五百册，一个月之内被购一空，两个月之后又接到求订数一万余册，我们已无书可付。这本书按市面价要值一元二角，但我们只定价七角，为此，处处精打细算，.连包装纸都是从商店讨的。我们为全国师范学校做了一次纯粹的义务劳动，做了一点有意义的工作，心里十分高兴。我自己目的十分明确，一定要夺回失去了的时间，让我这一生为党做出尽可能多的工作，做出如果不错划右派，我原来能做出也应当做出的贡献，甚至超过原来可能做出的贡献，那么我就认为我这一生是有意义而无遗憾的了。
　　最近我们又开始对阅读的科学作总体探讨，得到省教育厅师范处和农垦总局的支持，大家期望我们能在北大荒写出一本有科学体系的《阅读学》著作，我们决心以拼博精神不负众望，争取早日让这部著作问世。
　　同志们，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活使我深深感到：学校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教师和学生当然也打上了当今社会各种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的烙印。作为一名教师，要象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那样，不仅仅成为诲人不倦的经师，更要当好为人师表善于育人的人师。我和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们正是时刻牢记着： “学校无小事，处处是教育，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这两句话，向学高身正的方向努力，继承发扬北大荒人优良的思想作风。
　　诗人郭小川有一首诗叫《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其中有一句写道：“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青”这永恒的财产，不仅仅是开发出来了的北大荒的田野、村落、楼房、工厂，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北大荒人的伟大的献身精神和纯正的作风。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隆重的大会，上千位同志在这鼓励我的发言，倾听我的倾诉，使我仿佛投身到了亲人的怀抱之中，我多么想呼唤，我多么想高歌，我多么想和盘托出我的一颗爱党爱国的拳拳之心啊!我感谢你们，我感激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给我帮助，让我们互相点燃心中理想的火焰，扬起理想的风帆，乘风破浪为八十年代祖国的改革事业，为振兴我们的农垦事业，为教育事业做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贡献来。